如何“回到事物本身”
——《棋王》与寻根文学的书写难题

王 都

一、现代化与传统文化：寻根的焦虑

二、《棋王》：日常生活的“还原”

在发表于《上海文学》1984年第7期的《棋王》中，作者一开始便用近乎白描的手法将人们在火车站送知青的经典场景描绘出来：

车站是乱得不能再乱，成千上万的人都在说话。谁也不去注意那条临时挂起来的大红布标语。这标语大约挂了不少次，字纸折得有些坏。喇叭里放着一首又一首的语录歌儿，唱得大家心更慌。

“车站”“人”“大红布标语”“语录歌儿”，这几个名词一出，便勾勒出了知青送别的场景。需要注意的是，作者在这里使用了自由间接引语的形式，故意模糊了主观视角与客观视角的界线，进而将一种嘈杂的(“成千上万的人都在说话”)、慌乱的(“唱得大家心更慌”)氛围以一种相对间接的方式刻画了出来，这样一种氛围由于作者本身文字的素朴以及句子节奏的舒缓，呈现出一种距离感。这种距离感所达到的便是对于嘈杂、慌乱、激烈这一类感受的间离效果。

又比如，小说第二段迅速接入了“我”的第一人称视角，但“我”对于自己悲惨身世的描述在这样一种舒缓的日常话语的节奏与氛围中，被剔除了原本应该有的悲情与残酷的因子，而带有了一种自我戏谑的诡异效果：“我的几个朋友，都已被我送走插队，现在轮到我了，竟没有人来送。我虽无父无母，孤身一人，却算不得独子，不在留城政策之内。父母生前颇有些污点，运动一开始即被打翻死去。”暂且不论文本中的“我”与作者阿城之间的关联，如果仅就文本语言所呈现的效果来看，很明显，历史事件所带来的压迫感与个人遭遇的不幸被有效地压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