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对生活的信心
——漫谈长篇小说写作（外一篇）

春树

十几年前，我就开始断断续续地写《乳牙》。我的上一部长篇是2010 年出版的《光年之美国梦》，之后我除了写过几个短篇和一些散文，就是写诗。我在诗上面遇到的问题比较小，自己能够解决，甚至能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突破，但写长篇，我完全没有把握。刚开始我只是写了一些支离破碎的片段、一些情绪的线索，后来我遇到了写作的瓶颈，这让我没有办法继续。

我的写作生活可以分成两个时间段：2012 年之前和2015 年之后。2012 年之前，还算是后青春时代吧，我没有遇到真正的让我怀疑人生的事件，当时我的生活算是自己创造出的理想生活，那时候的生活有太多可能性。2015 年我搬到柏林，新生活与旧的截然不同。我自己的生活处于巨变之中。

在这种巨变之中，我反而产生了强烈的写作欲望。

当时我面临的是三重孤独：一是远离祖国和母语环境，二是对重新写长篇小说的不自信，三是写作本身带来的孤独。

我首先要做的是通过阅读，找回语感，恢复信心，把写作当成更为严肃的事来看待。布罗茨基在他的演讲里曾经说过：“没有任何一个作家，能够接受这样的无足轻重。他渴求赢得承认，这使他焦躁不安。因为一个满足于无足轻重/无人问津/默默无闻的作家非常罕见。这首先是一个语言事件，即他被推离了母语，又向他的母语退却。开始，母语可以说是他的剑，然后却变成了他的盾牌、他的密封舱。”

我把所有在海外用汉语写作的作家都归纳于布罗茨基所说的这一类情况，只要你在海外用母语写作，你就离开了你熟悉的环境、熟悉的写作人物，失去了与你的读者最紧密的联系，远离了评论者们的视野。来自匈牙利的作家雅歌塔，就是写《恶童三部曲》的作家，在她的《不识字的人》里写到一个人流落到异国他乡，失去了自己的阶层和朋友，为了生计需要打工，同时学习另一门语言的艰难过程。这也是她自己的真实人生。

首先我提醒自己，我并非被迫才生活在另一个国度。我是渴望接受新知，了解另一个世界。我要努力减轻悲怆感和悲剧感，我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我不是受害者，不能用受害者心理来写作，我要尽量不再自怨自艾、自我摧残，那只会导致自我毁灭。

我要尽量争取与母语环境的连接。当时我认识了一位山东的青年作家，同龄人，我们俩经常通过微信聊文学，还会彼此把一些新作发邮件给对方，看完以后互相点评。这种鼓励和同行之间的交流，让我坚持了下去。就是你看到另一个人还在很勤奋地创作，你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写呢？

遇到问题，我就要找到解决办法。第一，创造写作时间。对于作家来说，需要大量的时间来思考和创作。没时间就挤时间，我经常会在孩子睡了以后爬起来写，或者在他去托儿所的时候写。有时候特别困，也强迫自己起来。我当时常想的榜样是卡佛，他曾经因为穷，忙于蓝领的工作，写作时间都要精打细算，像亨利 · 米勒在写《北回归线》的时候，他在一间借来的房间里写作，担心随时会有人抽走他屁股下的椅子。女性作家因为家庭负担，私人时间更少。写长篇的时候，我基本是蓬头垢面，重心都放在写作上，这对我来说就是最重要的事。我一门心思写作，这让我充满了激情，生活的阻力全转换成写作的动力。

你是一位作家，你就应该要写出配得上你的经历的作品。除此之外，你的个人生活、你的喜好、你挣的钱、你得的名，都会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唯有作品可以证明自己。止步不前是很容易的，进步是很困难的。我见过很多人满足于日常生活里的小确幸，却忘了自我追寻。还有相反的情况，那就是把所有时间和精力都用于生存了，完全抛弃了自己的理想，但文学要求作者全身心投入。在这里，我还是要强调一下梦想。梦想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对写作这件事情而言。因为写作其实就是在造梦，是一种创造，而这种创造是需要你通过内心的表达来实现的。所以你的内心是最重要的，你内心的世界是否丰富，是否纯粹，是否有深度，这些都会通过文字体现出来，根本没办法掩饰。没有强大的自我，你就不会写出强大的作品。我们都不应该停止探索，不管是生活上还是写作上。当然你会付出代价，因为生活还是很残酷的。但如果停止前进，你只能重复你的生活。在这里推荐一篇文章《为什么从来没有伟大的女性艺术家？》，出自《女性，艺术与权力》一书。

为了鼓励自己，我当时看了很多艺术家的传记和采访。我发现那些女作家和女艺术家，尤其是结了婚生了孩子的，不少后来都离婚了。这就是一位女性艺术家在当下社会环境中要付出的代价，可能写作本身就跟婚姻制度有冲突。尤其是在以前的社会准则下，对女性的要求比较保守，希望女性能够照顾好家庭，成为优秀的家庭主妇，而没有把你当成一个有梦想的人来看待。很多有才华的女性艺术家无法服从这种社会规训，在这种冲突之下无法平衡，走向了毁灭。

比如说苏联天才女诗人尼卡 · 图尔宾娜，她年少成名，后来嫁给一个60 多岁的意大利老头。婚姻失败后她回到了苏联，但由于生活困苦，她进了精神病院，后来就跳楼了，去世的时候年仅27 岁。因为婚姻自杀的女诗人其实有很多，比如南非女诗人Ingrid Jonker（英格丽 · 琼蔻）（1933—1965），她去世后，宝拉 · 范 · 德 · 奥斯特根据她的生平拍了部电影叫《黑蝶漫舞》，这出自她诗集的名字；此外还有日本的女诗人金美铃子、美国自白派女诗人西尔维亚 ·普拉斯等。当然婚姻不是造成她们自杀的唯一原因，但却是加速她们死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算是前车之鉴吧。

也有比较聪明的，就像得过普利策文学奖的写《金翅雀》的作家塔特就没有结婚。“我所认知的地狱，即是拥挤和沉重的家庭生活。有些人喜欢家庭生活。但那对我来说是最恐怖的噩梦。”所以，对于一位创作者而言，尽早搞清楚什么是自己追求的生活至关重要。

第二是从更多的艺术形式里得到启发。我一有时间就会去看展，去看电影，去听音乐会。说到底写作也是一位作家全部审美的体现，不同的艺术形式能给人带来不同的精神力量，或许它没办法直接应用于写作中，但这些养料早晚会用上，比如就可能在塑造一个人物角色上用到一些跟绘画或音乐相关的知识。

也是因为搬到柏林，我从一个对当代艺术不感兴趣的人，变成了一个喜欢去博物馆看展览的人。我就在这种环境里逐渐更新着自己对艺术的理解，也更新着自己的性别意识。

第三，要自律。写长篇是精神和肉体的双重劳动，在写作过程中，要尽量保持身体的健康和情绪的稳定。大家都熟悉的村上春树，就为了写作戒烟、跑马拉松。同时要警惕，有很多反面例子，比如写《冷血》的卡波特和写《了不起的盖茨比》《爵士年代》的菲茨杰拉德，就都掉进了诱惑的陷阱，否则以他们的才华，应该还会创作出更多杰作。写长篇也不能操之过急，这跟跑马拉松一样，要调整好节奏。每天你的工作时间也不能过长，否则第二天就毁了。

天才尚且如此，我们不是天才，就更需要自律，要保护好自己的才能。

在写《乳牙》的这些年中，我最大的困惑是：如何将我自己的素材变成文字，这种形式的转换怎么才能成立。我在写的过程中，逐渐树立这本书讲的是“一个人该如何面对黑暗”以及环境对人的异化这样的主题。这本书其实也是一本女性之书，关于一个女人如何面对母亲和妻子的身份，同时又如何保持自我。这中间肯定包含剧烈的冲突，冲突产生对自我的质疑，人性就流露在这与世界和自我的冲突之中。

在写的过程里，我并没有把所有材料都写进去。小说不需要也不可能像传记作家或历史作家那样所写的全是事实，并且有迹可循。他们追求的必须是真实，是不带任何夸张变形的真实。而作家则不然，他们哪怕使用真实材料，也不需要全部都按真实发生的去写，如何选择材料靠的还是作家的想象力和他/她对这本书的整体调性的追求。小说里也要有作者的个人体验，要有个性之处。写作方法要个人化，要敢于突破陈规。

因为我这本小说的一个主题是“一个人如何面对黑暗和绝望”，因此写的时候我常思索我需要选择什么材料，如同库切说的“这里面有个邪恶问题，我们需要不需要描写地狱，我们进入地狱到什么程度，以及我们进去之后还能不能毫发无损地出来，我们把地狱的景象展示给人们，有什么意义，会不会让大家觉得人性原来是这么不可信任或者人性里面还有这么多让我们自己都很难接受的东西”。

后来我发现这本作品和五四时期作家的作品有些共同点，主要体现在反封建家庭的思潮和自我认知个性解放的主题上。比如郁达夫的小说《沉沦》。《沉沦》定稿于1921 年，一出版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郁达夫在《自序》中说：“《沉沦》是描写着一个病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说是青年忧郁病（Hypochondria）的解剖，里边也带叙着现代人的苦闷——便是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

故事背景是在日本，作者当年留学的地方。主人公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感到了强烈的苦闷，因为性和爱的求而不得，以及他来自一个当时相对日本而言弱小的国家，这给小说里的主人公带来了强烈的压力和自卑感。结尾的三句话现在看起来略有点让人啼笑皆非，它是这样写的：

祖国啊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

你快富起来吧！强起来吧！

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这种把个体与国家联系起来的感情态度是一种很常见的写作手法，不过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个专有名词来形容它。库切就写过“他不需要想起南非。如果明天大西洋上发生海啸，将非洲大陆冲得无影无踪，他不会流一滴眼泪”。

每个作者都是有来处的，他/她可以超越他的原生国度，寻找另一个在精神和文化意义上更适合他/她的国度，但绝不会是无源之水或无根之木。

在《乳牙》里，我将外部的地理世界设置成北京和柏林，中间还用一章的内容来写山西某小城。

地理距离在书里是重要的，因为地理距离提醒我们，文化需要依附在实体上，大到一片土地、一个大陆、一座城市，小到一个小区、一幢房子、一个房间，总之它不能空无所依。

而从某地到另一地，很有可能就会迷失在不同的文化中，甚至无法辨认出当地文化。因为作为一个外来者、一个入侵者，你一无所知，尚未深入到本地人的生活里，看不出表面之下隐藏的特征，也就是说尚未深入到故事的内核中。

有个好玩的现象，当我再次阅读《沉沦》的时候，发现这篇小说很“洋气”，经常会插入一些英文，还有德文，经常引用华兹华斯、海涅的诗。更有意思的是，可以通过这篇小说，了解到当时世界文学的交流和发展情况。《沉沦》主要还是一篇挖掘内心的小说，偏“私小说”，因此它不过时，即使今天看来，也依然很酷。他创作了一个非常经典的苍白潦倒的形象，这个人物形象一直到现在还很有意义。

挪威作家克瑙斯高给我很大启发，他写的都是真事，但这不影响他的作品依然是小说。这是需要勇气的，也代表了一种文学上的态度。这确实给我一种新的认知，那就是小说不在乎你原材料用的是不是真实材料，而是小说形式本身就已经是一种文学体裁，这是一种写作的方式。它其实是模糊了真实与虚构的边界。

这里有一种反抗的叛逆精神，一种对经典文学定义上的解构。

我认为一本长篇小说，它的内核应该是在故事之外的。我相信海明威的“冰山理论”，冰山下那些看不到的才是重要的，才是一个作者需要下工夫的地方。总有什么隐藏在视线之外，它可能是种气氛，或者是种背景，但不需要作者全部说明。

一个作家会犯的错误是把所有的想法都写出来，还有一个错误是写成道德训诫。那种就蛮像寓言的。文学应该是表现出那些现实生活里不允许存在的模糊境地，它写的其实是失败者的故事。人性是复杂的，小说揭示的是复杂的人性所造成的后果，不能像寓言故事或成功学所写的那种好人得好报、坏人得报应，因果论也不会给你一个如何生活的答案，答案需要读者读完作品后自己去得出。伊沙说，诗不是告诉你真理，而是你在追求真理路上遇到的一条彩虹。我认为小说也是如此。

小说不应该将“征服”当作写作的目的，作者应该极力避免试图让主人公“战胜”生活的愿望。它不该变成一本旅游手册、心灵鸡汤、爱情小册子，或者时尚导读。在我的理解里，小说并不试图去抚慰你的灵魂。它是一场探险，你说冒险也可以，它带你深入一个人或很多人的内心，这趟心灵之旅并不比爬珠穆朗玛峰更容易，能不能走出这种幽暗的心灵之旅而不受其火焰灼伤，全看读者的脾性和对艺术的理解力。

一本优秀的作品是通过作者和读者一起完成的。

我认为在文学里面，故事人物的命运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但不能强行给主人公安排情节，应该由他/她的性格来体现。主人公的性格和他当下生活的社会环境，共同推动着他/她走入注定的命运，作者需要通过情节来阐述人物的性格。

看似跟故事不相关的一些枝蔓，却是推动情绪发展的必要存在。我想营造一种一个人在荒野里走路的气氛，或者说是一个人在矿井下、在隧道中的气氛，非常紧张的一种气氛。

惊天动地都在内心发生。外部世界一如往常，当然外部世界也会发生一些变化，那都是有逻辑的，内心世界被激起的不是浪花，而是海啸。

《小说鉴赏》里说：“语调就是故事结构中所反映出的作者的态度——对他素材和对他读者的态度。”但语感和语调是不一样的。语感就是你造房子的砖，要是质量不好，这房子早晚得塌。所以要好好地处理你的语言，读诗或者看一些经典著作，比如中国的文言文，对你的语言是有帮助的。找不着语感的时候，我会看《唐诗鉴赏辞典》和《宋词鉴赏辞典》，还有《红楼梦》等经典的文学作品来呼唤我曾经熟悉的汉语氛围。

想到在柏林的孤寒寂寞，就会想到白居易的“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当然这不是说柏林没有音乐，这里的“音乐”是一种比喻。偶尔与能聊文学的人聊天或者有好友来访，都会让我产生“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之感。当然我也同时在写口语诗，在写长篇的过程里，我也没有放弃写诗。

语感也是一种通感，要选择适合你这本书题材的语言，努力把一句话写准确。

最后，我想用马克 · 吐温的话来结束：“正确的词语与几乎正确的词语之间的区别如同闪电与萤火虫之间的区别一样。”

艺术和创作可安慰灵魂

2020 年，在回了北京十天后，我又匆忙地从北京飞回了柏林。那时，没人会想到这场疫情会持续这么久。当时我以为四五月份就好了，大家就会回到疫情前的生活。2020 年中，国内的疫情已有很大好转，人们的生活几乎恢复了正常，而德国的疫情却几次反复，封城、解禁，封城、解禁，封城……以前每年我都会回国，与亲人朋友团聚，同时熟悉汉语和与同行交流。这次因为疫情无法回国，我不得不习惯和适应与疫情共存。

之前我从未经历过没有航班回国的情况，也算是赶上了一次，用齐泽克的话讲，最难以接受的是，以前的生活方式再也无法持续了。

疫情期间，每个人都被迫停留在他所处的地方，难以动弹。旅游不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作家之间的交流也因无法聚会而减少了许多。同样，我们无法再去电影院、音乐厅、咖啡馆、饭馆，而这原本是我们现代文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我们失去了公共空间，当我只能在咖啡馆门口打包的时候，我意识到曾经可以坐在咖啡馆里谈天说地的日子是多么宝贵，而现在只能走在路上喝或者带回家喝。当我在地铁里看到演出或者展览的海报时，想到我曾经可以随心所欲地去欣赏我喜欢的艺术，而现在我们失去了曾经以为理所当然的生活。公共空间是城市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样，艺术需要观众，观众也需要艺术。有些享受必须要在现场，比如，现场音乐会和体育比赛。现场音乐会最重要的就是音乐和现场气氛缺一不可，它是不可复制的。你可以重复观看现场录像，却永远无法与身临其境相提并论。齐泽克在采访中谈到，他感觉自己有点抑郁，因为每天他最开心的时候就是睡觉前，“终于可以睡觉了”。人与人之间缺少了社交，每天重复同样的生活，的确让人变得麻木。我们的身体和精神都需要被唤醒。

作为一名女性，在疫情期间感受到了比平时更大的压力。当幼儿园关门的时候，孩子占据了自己的时间和注意力。家里也总是在争吵，几乎没有一时安宁。有数据表明，疫情期间全球女性的自杀率和被家暴的比例显著提高，而低收入女性和有孩子的妇女更是受到了很大冲击。

当未来晦暗不明时，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活在当下。这个时候，我非常希望能继续创作。作为一个身处海外的汉语写作者，其实是有些焦虑的。这里有一个非常矛盾的情况，长时间在家与孩子相处，没有社交，让我的生活苍白而缺乏灵感，我是一个需要与人交流、需要精神火花的人，就连卡夫卡也不可能每天坐在家里幻想一篇小说，而写作又可以说是目前唯一能让我解放和有成就感的事。这时候，我想到了阅读。阅读是一面镜子和一道桥梁，它打开了现实与我渴望的生活、与他人生活之间的通道，在阅读中，我得到了精神上的力量。阅读也需要时间和空间，非常幸运，我受朋友之邀，得以在2020 年11 月和12 月，于柏林天鹅岛上的工作室里安静而独立地写作和读书。这是一座舒适而美丽的小房子，出门就是湖，周边风景优美。我阅读了从柏林国家图书馆借阅的《夏志清论中国文学》《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美国女作家奥康纳的短篇小说《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短篇小说集《两全其美》以及《九故事》等。我国内的诗人朋友从遥远的江西小城给我寄了《曹操集》和《水浒传》，当地的邮递员没有见过德语，他们一直为了德语字母Ü 感到为难，打字机也打不出来，我告诉他们写英文字母U 就好了。我一直很喜欢曹操的诗。

我还在闲暇中看了香港的黑帮电影，还有苏联的老电影《母亲》。我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和一些诗。让我最有感触的是，20 世纪也并不太平，当时的年轻人面临着对前途的生死抉择，伟大的作品并非全部出于和平时期。中国人说，读史令人明智。那么通过阅读，了解到20 世纪上半叶人们的经历，对比我们现在的处境，我们该对人类的未来有信心。

疫情对我们每个人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不仅是健康方面，还有心理层面。我们每个人都深受影响。面对每天的死亡和求救新闻，面对不知道何时结束的疫情，我痛感无力，继而开始思考权力、金钱和生活的关系。我发现自己在重大灾难面前手足无措，昔日稳固的一切似乎都已分崩离析，而对未来也感到怀疑和迷茫。与此同时，我看到许多人在行动，在互相帮助、网络捐款，在呼吁改变。作为一个诗人和作家，我能做什么呢？我感觉很难消化疫情给我带来的冲击。作为诗人，我知道一首诗不仅是病例或者事实的呈现，还应该有其美学和作家个性的声音。而这就是难处所在。迅速写出正在发生的事，是记者的工作，诗人和作家需要一些时间来反刍，我们无法代表也不该代表某一类人的声音，我们只能写个体化的作品，当许许多多个体像拼图一样汇集在一起，才得见时代的全貌。

现实是冰冷和残酷的，诗和小说有何作用？其实它们并没有实质上的作用。它们无法让人起死回生，也无法与病毒抗衡。然而正因为人类面临着危机，文学才变得更为重要。

文学有何意义呢？读一本书的意义何在？它并不能在实际意义上改变你的生活。它不能解决你实际生活上的问题，不能帮你交房租，不能带给你一份更好的工作，不会让你的孩子变得更听话。

文学无用。文学不能救一个人的性命，因为它并不是疫苗，也不是药。

文学有用。因为文学充满了力量和魔力。

鲁迅曾于1902 年在日本留学，他当时学的是医科。他想通过学医来救中国人，他认为只要人的身体强壮了，国家就会强大起来。而在留学期间，课间放映了一段录像，“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藤野先生》)。他受到了深深的刺激，他意识到，一个国家的强大，需要国民开启民智，从精神上强大起来。1906 年，25 岁的鲁迅决心弃医从文。他写杂文，写小说，翻译文章，帮助年轻作家，出版文学期刊。他的作品没有随着时代而亡。我重新阅读了他的作品，我看到了一位作家如何在黑暗的时代里奋力前行，不被恐惧和失望打败，用文字来刺穿迷雾与黑暗，“肩起黑暗的闸门”从而令其他人得到力量。

我们需要担当的勇气。记录下这个时代，就是一种道义。文学并非凭空产生的。在“文学改变社会”和“文学只是文学”这两派观点中，我认为可以选择第三条路。那就是我手写我心，真实而诚挚地写自己的所见所闻与感受，而不必改变我们的文学观念。如果需要改变，那也必须是自发的改变。哪怕把疫情当作背景，都是有意义的，至少以后的读者读到我们的作品，有机会看到经历疫情的人们的所思所想，以及疫情是如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及思维，还有我们为了维持安全和文明的生活做出的努力。作为作家和艺术家，我们的责任就是创作出超越生命长度的作品。我们应该继续思考，在困难的环境中依然做到目光长远，思考我们人类的明天。作为人类的一员，应该活出生命的潜力，活出生命的深度和复杂性。诗人沈浩波说过：“写诗让我成为更好的人。”写诗让我更了解生活和其背后广阔的天地，诗歌让我的感官变得敏锐，让我了解细节，更关注美，当然也包括阴影，以及关注我内心那些微妙的难以被归纳的感受。

对美和语言的思考，带出对生与死的思考。202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一位诗人，来自美国的路易丝 · 格吕克。这是继鲍勃·迪伦得奖后21 世纪内第二位美国诗人获此殊荣。诗歌让我明白生与死之间还有一大片值得探索的地带，诗歌让我明白首先要回归内心。生活是复杂的、具体的、不得不面对的，文学和内心世界则更为一致，它们有自己的逻辑。面对巨变，我应该回归内心。

爱同样重要。我们需要人与人之间的连接，需要感情。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悲剧象征着发生在所有人身上的悲剧。我们应该做到互相安慰、互相帮助，这是可以做到的。

2021 年新年的第二天，我问一位在北京玩摇滚乐的朋友，有什么值得一听的华语音乐新专辑，他给我推荐了几支乐队。其中一支是云南的“塑料”乐队，歌词我也很喜欢，写出了年轻人迷茫的情绪。摇滚乐确实让人神清气爽，疫情太过沉重，更需要摇滚乐的饱满情绪和激情化的音乐表达。我朋友在北京的乐队属于后朋克风格，我顺便也听了他们以前的作品，虽然这并不是写给疫情的，但也奇异地贴切。音乐给了我很大的抚慰，它写出了我没有写出的话，直达我的心灵。

过了几天，我又跟他联系，向他要一些让人开心的音乐。他发来Bee Gees（比吉斯）的（《爱上一个人》），Supergrass（超级草）的（《没问题》），还有披头士的（《在我的一生中》）。披头士真是支神奇的乐队，什么时候听都能让人放松，感觉到阳光和开阔。那几天我沉浸在音乐带给我的抚慰中，就像蒸桑拿或者在游泳池游泳一样爽。那时我无法蒸桑拿或游泳，音乐却唾手可得。音乐比文学更直接，能瞬间让你的血液燃烧或回到过去的某个时空。它就像水和空气，具有巨大的情绪转换力量。只有一种文学形式可以与之媲美，那就是诗歌。我们安慰一个人的时候，有时候会发他一首歌，或者一首诗。艺术的享受就在于心灵之间的连接，无论这首诗或者这首歌是否出于你同时代人之手。情感超越时间，在当下的环境中，我需要这些超越时空的作品，也需要创作一些新的作品，用创作来对抗虚无。

波伏娃曾在传记里写她会想起康德的鸽子：空气对鸽子形成阻力，但并没阻碍它飞行，而是承载了它。这是康德的乐观主义。乐观主义是一种态度。正如我曾在小说《乳牙》中引用过的美国诗人William Stanley Merwin（威廉 · 斯坦利 · 默温）《蜜蜂河》里的句子：We were not born to survive/ Only to live（我们生来就不是为了幸存/只是为了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