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京折叠》对传统时空叙事的突破及其局限性

金业焱

（南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河南南阳 473061）

在此称《北京折叠》为“时空叙事”小说，是因为小说的情节安排及主旨表达都建立在特殊的时空设计上，时空是小说结构与内容的统帅。长期以来，叙事学多关注时间叙事，忽视了空间的叙事意义。到了20世纪，随着哲学对空间的重视，空间在文学中的作用及意义不断增强。在此背景下，时间、空间作为叙事的两个基本维度都得到重视，“时空叙事”小说创作兴起。郝景芳的《北京折叠》即属“时空叙事”小说，作品借助时空设计来表达作者对都市中不同阶层生活状况的关切、思考。小说中北京三个阶层享有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从第一阶层到第三阶层，人们占有的时间和空间量依次递减。分配给每个阶层的时空既有量的不同，又有质的差别。文学中的时空大都是“自然”生成的，《北京折叠》中的时空则是人为设置的。作者对时空的精心设置有特殊的叙事目的，它借科技的“外壳”来展现未来都市的生活样态，试图探寻明日之路。

一时间叙事

文学中的时间大体分为两种：尘世时间和异域时间。按尘世时间尺度，异域时间又分为同一时间尺度、不同时间尺度两类，即与尘世时间尺度相同或相异两种。在同一时间尺度下，不同空间时间流逝的速度和昼夜长短一致，如陶潜的《桃花源记》与尘世。尘世的渔人通过山洞进入世外桃源，几日后返回，并未发生洞中一日世间一年的时间错乱现象。在不同时间尺度下，各个空间时间流逝的速度和昼夜长短不一致。譬如王质烂柯故事，王质进山打柴，偶入仙境，观两童子对弈，棋终，斧柄已腐朽；返家，恍若隔世，人间已历数世。《北京折叠》的时间特殊，三个空间终而复始地共享48小时，它们的时间流逝速度一致，但“昼夜”长短不同。上层社会居住的第一空间，生活在清晨6点到第二天清晨6点，共24个小时，然后转入休眠。中产阶级居住的第二空间，生活时间是从次日清晨6点到夜晚10点，之后休眠，共16个小时。下层民众居住的第三空间，生活时间自夜晚10点始，8小时后，即清晨6点，空间转换。通常，文学中时间尺度一致的空间，它们的昼夜长短相同。《北京折叠》打破了前代小说中人们在同一时间流逝速度面前拥有等量“昼夜”的规律。小说空间在时间占有量上的不平等，是人为设定的，它承载着作者特殊的叙事目的。

在文学叙事中，时间即是批判，它与宗教、伦理关系密切。时间尺度及昼夜长短的差异体现着作者对凡圣、善恶的态度。在小说、戏剧中，凡人因行善、守道得长寿和因作恶、背道遭夭折的故事很多。为了增强时间奖惩的力度与效果，古人虚构出天国、地狱。天国、地狱的时间流逝速度皆远小于人世，天人、狱鬼拥有更长的昼夜周期和寿命。但二者境遇不同，天人福报绵远，甚至无穷；狱鬼苦难交加，难有出期：

人能自度，转相拯济，精明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勤苦须臾之间，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欲寿一劫、百劫、千亿万劫，自在随意，皆可得之。

第一犁名曰先就乎而是人言起无死。人居此犁中。相见即欲斗……寿人间三千七百五十岁为一日。三十日为一月。十二月为一岁。万岁为人间百三十五亿岁。

这种来自宗教信仰的异域时间,因具有更强的批评力量而成为文学时间叙事的重要资源。自魏晋南北朝始，天国、地狱时间一直是作家表达道德观念或信仰态度的载体。这种异域时间，是“异己”力量，是神的奖赏或惩罚；人只能遵守，不能逃避。

《北京折叠》中的时间分配，也是奖惩手段，但它与伦理或信仰无关。在休眠之外，第一空间的生活时间为24小时，第二空间减少到16小时，第三空间则只有8小时。第一空间侵占了第二空间的睡眠时间和第三空间的大部分生活时间。第一空间得到时间奖励，第二、第三空间受到时间惩罚。作品未展现不同空间的人在道德或宗教上的差异及这种差异与时间分配的关系。小说中的时间是被人为再分配的尘世时间，在作者看来，不同空间在时间分配上的不平等是生产力进步造成的。一方面，科技进步提高了生产效率，机器成本不断下降，人工成本逐步提高。另一方面，科技带来大规模的自动化生产，工厂逐渐减少工人数量。在此背景下，失业人口超过就业人口，失业成为必须解决的社会问题。小说提到两种促进就业的方法，一是采取减少个人工作时间的方法来增加就业，二是采取减少个人生活时间的方法来解决失业问题。《北京折叠》中的时间分配就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减少下层人的生活时间，把他们塞到夜里。五千万被机器淘汰的人被塞进黑夜里，失去了大部分的生活时间，其中两千万从事垃圾处理工作。

《北京折叠》的时间叙事体现了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它旨在解决未来社会可能出现的严重失业问题。小说的时间叙事是作者强烈忧患意识的表达，具有进步意义。但以剥夺大部分人的生活时间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做法显然有失公平、正义。

二、空间叙事

叙事学认为，叙事的完成依赖于叙事时间，时间优先于空间，小说空间的形成建立在时间逻辑的基础上。这是基于语言和视觉的时间性而得出的合理论断，但文学叙事或阅读一旦完成，空间便具有独立性。相对于时间的“隐形”存在，文学中的空间是显性的，它能更细致、精确地传达意义。《北京折叠》中的空间以鲜明的特征来表达是作者对未来城市格局的想象与批评。

小说中的三个空间与文学中常见的异域同中有异：相同之处是空间的差异性，不同之处是空间的成因。传统文学中的空间，宏观而言，可分为尘世、异域两类；尘世包括都、邑、乡、野，异域又分天国、洞府、地狱等。不但尘世与异域迥异，而且异域之中，天国、地狱都包含多层不同的空间。一般而言，文学中的尘世是悲欣交集之地，善恶、荣辱、得失、悲喜同在。而异域则不同，天国、洞府是神祇或善人修行、享乐的福地，地狱是罪人受罚的冥间：

常见玄猿献果，麋鹿衔花；青鸾舞，彩凤鸣；灵龟捧寿，仙鹤噙芝。安享净土祇园，受用龙宫法界。日日花开，时时果熟。习静归真，参禅果正。不灭不生，不增不减。烟霞缥缈随来往，寒暑无侵不记年。

铁成高峻，莽荡连云。剑戟森立，刀枪重叠……铁耙踔眼，赤血西流；铜叉剉腰，白膏东引。于是刀山入炭炉，骷髅碎，骨肉烂，筋皮折，手胆断……生号叫天，岌岌汗汗……

传统的异域大都是宗教文化的产物，如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彼岸世界。此类异域作为神灵意志的体现，以享乐和受罚为奖惩手段，向世人宣告教义。与异域时间相似，异域本身作为奖惩手段也是宗教时空设置的基本特点，但各教派对异域成因的认识不尽相同。异域或是由神创造出来的，如《圣经》中美好、宽敞、流着奶和蜜的迦南；或是由心造出来的：

彼心恒不住，无量难思议，示现一切色，各各不相知……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

佛教认为，佛国、人世、地狱都是心的产物，心生五蕴生，心灭色相灭。道教认为，异域是自然生成、客观存在的，有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及丰都、泰山鬼城。

《北京折叠》中的空间具有传统异域的差异性，三个空间犹如三个不同的世界。空间环境和人们的生活质量差别很大，且空间之间基本是隔绝的。从第一空间到第三空间，犹如自都市中心到贫民窟。城市精英生活的第一空间，他们人数最少，却占有最多的社会资源，人均公共空间和住宅面积富裕，交通便捷，环境幽美，物质富饶：

八车道的宽阔道路上行驶着零星车辆……食物包装精致，小块糕点和水果用诱人的方式排在盘里，等人自取。

中产阶层生活的第二空间，人数居中，人均公共空间和住宅面积充足，交通便利，食物丰富，环境整洁，生活富足：

步行街的两侧……商铺顶端闪烁的小灯打出新疆大枣、东北拉皮、上海烤麸和湖南腊肉。

垃圾工生活的第三空间人口数量庞大，拥挤不堪、住宅破败，环境脏、乱、差，生活贫穷。第三空间的人几乎没有改变命运而晋升第一、第二空间的机会，这个空间的绝大多数人终生生活在胶囊中，若有人私自偷渡到高层空间，将面临法律制裁。

在成因上，《北京折叠》中的空间与传统的异域不同，它们既不是神意的体现，又非因善恶感应而来。三个空间的形成是人借助科技力量对不同阶层的生活区域进行划分的结果。在科技的力量下空间彼此隔离、交替出现，“转换开始了……高楼收拢合并，折叠成立方体”。先进的科技将空间模块化，模块化的空间如同可以精密折叠的机械一样，被分割，为人所操纵。概言之，与时间分配一样，小说中空间的分割是科技进步的产物，发达的科技保证空间在合拢、转换、展开时精确无误。一般来说，时间尺度不同，异域不同。《北京折叠》中时间尺度一致，空间之间却似异域，这突出了人的意志在空间形成中的作用。或者说，人借助科技实现了空间分配。

《北京折叠》中的空间叙事主要体现出作者的人文关怀精神和批判意识。总体上，小说中空间的差异主要表现为生活质量的差别，但只有第三空间处于破败、拥挤、贫穷中。事实上，第三空间的垃圾处理是城市绿色经济和循环经济的支柱产业，有力地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因此，第三空间的现状及其存在是不合理、不体面的，这里的人们未能享受到城市发展的成果，被隐藏在黑夜里。作者对生活在该空间的民众给予同情，在表现他们勤劳、善良的同时，批判了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现象，这具有人文精神。但作品难以解释人的意志在空间分配上的“合法性”，但在某种意义上，作者甚至认为这种空间分配是有效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这使得空间设置与作者的人文情怀之间存在张力，小说的批判意识被削弱。

三、时空设置的自我颠覆

时空“与客观事实的全体力量一同运作”，故时空建构要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不可过于主观。精致的时空建构是《北京折叠》叙事成功的关键，作品期望在时空分配中调和科技与人文之间的矛盾。作者借助对科技的想象，设计出未来城市空间的分层与转换，为可能出现的失业问题找到解决的办法。作品因此富有科幻想象力与人文关怀精神，这为该小说赢得了声誉。但因作者自身认识的不足，小说的时空模式未能顾及“客观事实的全体力量”，与作品的主旨及作者的意图之间存在自我解构现象。

一方面，作者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不足，导致小说叙事以大量失业人口为出发点，这有违常识及现状。作者认为，科技进步会导致大规模失业、经济长期停滞、第三阶层超过人口数量一半的状况出现。《北京折叠》中的时空划分，正是基于作者的这种预测而提出的应对措施。但作者的预测与社会发展规律和现实经验不符，在理论上不够严谨。首先，理论上，关于科技进步与失业之间的关系，学界没得出一致结论。但在现实层面上，三次科技革命已证明：科技进步及自动化生产在淘汰落后产业、造成失业的同时，也会促进新产业的兴起，增加就业。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就业人数总量一直在增加，而不是减少。其次，经济危机爆发、经济停滞不是常态。虽经历几次世界经济危机，但人类总能找到克服危机的方法。经济危机是暂时的，全球经济整体上一直在发展。再者，现代社会中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第一阶层、第三阶层人口相对较少。预防两极分化、消除贫困是各国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的基本策略，因此很少出现金字塔式的阶层人口分布状况。所以，小说中未来社会面临严重的长期的就业压力和将超过半数的人塞进黑夜的场景只是一种直观的设想。这一过于感性的设想侵蚀了小说时空结构的理论基础。

另一方面，作者解决问题的方法有违道德伦理，它消解了作品的人文精神。受宗教观念影响，文学中的时空作为奖惩手法通常以道德或宗教批判为其合法性基础。《北京折叠》中不同阶层在时间、空间分配上的不平等体现出明显的奖惩特征，但小说的“时空”奖惩与道德判断、宗教信仰无关。这种模式将时空分配的合法性排除在外，是对中国古代文学时空叙事方式的内在突破，具有“去遮蔽、求真相”的叙事功能。小说中的第三阶层并无原罪，也不是道德败坏群体，他们在道德上甚至比第一、第二阶层具有优势。譬如主人公老刀，他为给养女糖糖积攒上幼儿园的费用，不吃早餐，甚至冒险到其他空间送信。得到报酬后，他又能慷慨资助邻居，却一生在嘈杂的环境中贫穷度日。生活在优质环境中的第一、第二阶层，以社会掌控者自居，但也有道德上的瑕疵:虚伪、自私、冷酷。因此，第三空间的设置，在道德伦理上是“非法”的，它是对无罪之人的惩罚。作者虽认为小说的时空分配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很多人的就业问题，能够避免饥饿与战争。但对无罪之人实施惩罚毕竟与伦理相悖，这极大地削弱了作品的进步性，冲淡了作者的悲悯情怀与小说的人文价值。

再一方面，作者对未来城市的时空设想与我国社会发展的理念及目标不一致，是一种过于主观的预判。小说以未来的北京为故事发生地，它未必与今天的北京相关。但从小说的环境描写推断，它应是未来中国的某个地方。这体现了作者对当下的关注及对未来的思考，具有一定现实意义。在现实层面，西方大都市中贫民区长期存，激起阶层矛盾，引起人们对下层市民生活现状的关注和对城市空间分配的批判。在国内，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出现了城中村现象，一些城中村和城乡接合部的生活环境相对差。《北京折叠》的空间设计正是基于这一事实，在科幻中寄托了文学现实主义精神。但作者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前提，即我国的国家性质和发展目标。宏观而言，社会主义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在初期阶段，会出现阶层分化现象，但最终要消灭阶层分化，实现公正、公平及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微观而言，现阶段城中村改造和新农村建设已经取得很大成绩，精准扶贫正在有效实施中，全国人民的生活环境得到较大改善。据此可预测，未来中国不会出现“北京折叠”现象。小说以未来中国城市为背景，忽视了中国的发展现状，未能正确了解中国的发展前景。

概言之，因作者认识上的不足，小说的时空设计与城市发展趋势不符。现代城市的发展“是更广大的以利用平等和正义为形象建构起来的社会空间，来取代阶层与纯粹金钱权利之地景”。封建社会城市时空的惩罚性、阶级性、权利化在现代及未来城市中终将隐退，“北京折叠”不是未来之路。但这种设计不失新颖、精致，为科幻小说的时空架构提供了有益的尝试和可借鉴的经验。

①(曹魏)康僧铠译.无量寿经[M].《大正藏》本.

②(后汉)安世高译.佛说十八泥犁经[M].《大正藏》本.

③(于阗)实叉难陀译.大方广佛华严经[M].《大正藏》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