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岸花开

温州大学 裘佳晨

在十九岁生日那天，我从图书馆借了一本书——《我想做一个能在你的葬礼上描述你一生的人》。看完了第一篇，视网膜上轻轻落了一层霜。翻开第二篇，徐志摩先生的《我的祖母之死》，就看到这个题目，霜便化成雪花落了下来。蔡澜先生说，中国人对死的禁忌是根深蒂固的。但徐志摩先生将死亡，将无法改变的、一定会发生在每个人生命里的生死离别摆上了台面：曾经有祖母陪伴的欢愉童年，赶去见病危祖母的马不停蹄，祖母生病时光的一点一滴，以及最后心电图上安静的横线。

徐志摩先生书写未见最后一面的忏悔，书写人已不在的悼念，书写祖母在天的敬畏，书写割裂灵魂的悲痛，他对祖母的爱、悔恨、悲痛，让我一下子理解了沈从文先生在落笔湘西爷孙情时的热泪盈眶，有些事、有些文字，出现就带着泪光，品读就是往心上扎刀。

至亲的离开，永远是每个人生命中最无奈的疼痛。这种不用挥手的告别，本以为离我很远，却又仓促而至，逼我无法逃避，逼我没有选择。

记得那是个极为普通的傍晚四点半。放学后，我没有和往常一样回家，而是被大人们接上了一辆银灰色的面包车。坐上车后，母亲告诉我要去郭巨，阿太去世了。当时我还在读小学，脑子里对逝世并没有什么概念，觉得这只是一个陌生、遥远的词儿，于是竟冒出“今晚可以出去玩、不用写作业了”这样的想法。

到了郭巨天已经黑了，一下车，冷冷的夜风迎接了我，头上的蝴蝶结被其肆意玩弄着，我还来不及整理就被母亲牵走，急匆匆赶往了小舅公家。踏进米色的门槛，抬头，小舅公家的院子里缀满了纯洁的亚麻布做成的花，米白的丝带缠绕于屋梁，梁下是擦眼泪的人、抽泣的人、哭倒在地的人，梁下是哭声吹起的号角、眼泪掀起的波涛。视觉与听觉的双重冲击压抑得让我有些害怕，我渐渐知道了这不是一次应该快乐的“聚会”。站在院子里恍惚了一会儿，还没等我缓过来，母亲又把我赶上了二楼，硬生生与一楼大厅分隔。

二楼都是小孩子，以及看管他们的母亲们。我趴在阳台的栏杆上，那是花岗岩制作的栏杆，冷冷的，仿佛刚从冰窖里取出的艺术品。我抬头看天，天是藏青的，偶尔几颗星星，但没有流星划过，按这天象，今晚应该没有人离去。过了一阵子，我被喊下了楼，和另一个比我大一岁的姐姐一起，被大人们带着。我到现在还记得，一楼正大厅门口左侧的椅子上，坐着另一个比我大很多的姐姐，她一抽一抽地，努力让自己在痛哭的间隙接上气。我被带进了大厅，四周是白色亚麻的帘子，夜风轻轻地吹着，在晃动的布帘后，我看到了棺材。那是个长方体的棺材，四个角，我站在左下角，以我当时的身高望去，我看到了死神遗留的寂寥。外婆哭得没有了嗓子，似乎还被恶狠狠地剥夺了声带，母亲靠在通往侧厅的门框上，她靠在右边，双手紧握着放在身前，眼泪无声地流。那一刻，阿太与我之间少有的记忆被翻新，我渐渐开始明白，我再也见不到这位与我有血缘之亲的慈祥老妇人。眼泪不知什么时候湿了校服的衣领。

此后的几年，阿太在我的世界彻底远去，消失了，似乎从未来过，然而，也是一个夜晚，突然一个梦把那个夜晚的月牙儿点亮，记忆碎片拼凑着拼凑着，阿太又在我的海马体里有了完整的模样。梦里，蝉鸣的夏夜，仿佛有人指引一样，我走过了木质的拱形小桥，桥旁边拴着亮晶晶的小灯，桥下流水澄清，映着完美的月亮。我走过桥，走过无人的街道，走过一排排柳树，看到了一栋房子，卡通的黄色的，屋顶是海绵宝宝。我没有进去，但房子似乎主动为我打开了门，墙壁都透明起来，我看到阿太，坐在棕色藤椅上，戴着眼镜织着毛衣，一件天蓝色的毛衣。可阿太是不戴眼镜的，我正想询问，她倒先开口了：“你来啦？”

话音刚落，我忽地醒了。梦里的凉爽与阿太编织的温暖，模糊却又清晰的身影，仿佛又把我带到了她逝世的那个夜晚。小舅公家的屋顶不见了，我看到了那晚黑白交织的全景，我看到了里三圈外三圈的白袍子，亚麻的袍子，头上还有帽子或布带。我看到了记忆中栏杆冰冷的夜，黑夜，安静得没有一颗星星。我看到幼小的我正大声地哭着，手里攥着一块白色的橡皮，一个僧人站在大厅里念着一本册子上的名字，人们逐个应答着“uo”,就是在场的意思。但是，僧人并没有叫到我，册子上没有我的名字。

白色的宁静，死神赠与的悲痛，生与死的距离。那是死神的盒子，阿太在里面，我在外面。

第二次感受这种不用挥手的再见，与第一次相隔了七八年，那时我正在上初中。即便成长了些，但依旧如上一次一样，突然地被迫接受大舅婆的过世。那是一个冬季的小雨天，一向喜欢卡其色的母亲默默披上了纯黑的大衣，轻轻替我脱掉了过年买的喜庆的新外套，让我找一件黑色的衣服换上，但我只有一件带红帽子的黑色棉袄。我当时情绪很低落，觉得自己没有一身黑，会格格不入，甚至产生了想剪掉红帽子的想法，最后还是父亲说“小孩子没事的”，我才别别扭扭地出了门。

大舅婆的遗体放在外婆家老房子对面那个老宅子里。那个宅子一直是关着门的，这是我第一次走进去，想必也是最后一次。宅子并没有我想得那么容易让人亲近，院子空空荡荡，中间有口被青苔吞噬了的枯井，枯井旁倚着一只没系麻绳的水桶。正厅依旧是白色的亚麻帘子、木制的长方体盒子。宅子整体不大，但那天塞满了好几代人的感伤与回忆。

与第一次送别阿太的场景不同，那天请来了一个舞女，穿着玫红色与翠绿色拼接的修身舞衣，脸颊上打了夸张的腮红，眼睑上贴了夸张的睫毛，带着黑色的正方体的扩音器。她双手捧着大舅婆的遗照，一边跳着一边大声哭泣。亲人们按亲疏与辈分排着队，女人一个一个舞到我们面前，让我们凑近了看她手里的遗像，还用唱腔念着一些哀悼的词。有几个亲人，她们有的是大舅婆的儿媳，有的是孙女，她们面无表情地站在那里，脸上也没有泪痕，对遗像轻瞟了一眼就匆匆离去，玩手机、打电话，或不知所措，甚至厌恶地轻轻悄悄躲避开哭丧舞女的第二次吟唱。生老病死的确是常态，但她们的冷漠让当时的我握紧了小小的拳头。

舞女舞到了我面前，她的脸一下子放大，原来这远看精致的脸上也有细细的皱纹，右眼的假睫毛已经掉了一半，留着另一半孤孤单单颤颤巍巍。她可能觉得我是小朋友，唱了几个字就从我面前走开了。虽然只有几秒，但我静静地看着遗像，看清了大舅婆微笑的样子，眼睛笑弯得如十七八岁的姑娘，眼里也闪烁着欢悦的光。舞女远去了，但大舅婆对我的呼唤似乎还回荡在我的耳边，她的声音有些沙哑，但咬字清晰，慢慢地叫着我的小名。那一刻，我的眼泪滑了下来。如果那天黑色的棉袄是对她的尊重与哀悼，那红色的帽子便是我送亲爱的大舅婆最后的祝福。

时隔多年，阅读徐志摩先生写祖母离世的文章，我又一次感受到这种揪心，也又一次开启了我的那些回忆。原来文字可以有如此大的力量，然而，徐志摩先生并没有将整篇文章的情绪都下调，他赞美祖母的功德，赞美她一生的圆寂，斯人已去，活在世上的，要勇敢地带着死者的灵魂，敬畏着，向阳而生。这些文字似乎都在启发我对逝者、死亡展开新的思考。

我也曾想过“死亡”这个名词，想自己倒在谁的盒子旁边哭泣，或者我就躺在我自己的盒子里，归于长空，归于大地，沉入海洋，化为淤泥。以前我一直觉得，失去至亲的人会忧郁一辈子，不快乐一辈子，不参加任何娱乐活动，脸上不会再有笑容，我会在周围所有人离开后孤独地哭完我的余生，我的儿孙在我死后每一秒都会因想起我而流泪，参加过葬礼的人从此应该常驻于心理咨询室。但慢慢地，随着时间的逝去，我的许多想法都在改变，对生与死的理解，对过去与未知的思考也都在变化：对于生死离别，对于至亲的离开，释然就应与尊重和悲痛并存。

我爱的人会离开，虽不说是宿命，但这也是我无法改变的。思念本就过分沉重，全然压住了疾风，记忆也的确会像焚烧不掉的诗稿，不知疲倦地重复着过往。但人已走远，只是影子还留着，残忍地收割着想念，把眼泪与哭声收藏，去浇灌生死边境的彼岸花。那些跨越了彼岸花的亲人，只是先我一步跳出了时间，他们转而变成宇宙里最原始的组成部分，散落在我的四周。生老病死本就是每个瞬间都在发生的事情，活着的人自有活着的快乐，这快乐有一部分是送给已经离开了自己的所有亡灵，就像徐志摩先生说的，我们活着的，要尽天定的责任，让死去的人冥冥中也永远微笑。在人世的人与在天堂的人，彼此挂念又坚强地存在着，他们之间有着一根细长但坚韧的情感的红线，无畏惧地穿过生死的边境，滴落下欢声笑语的回忆与生死两相望的坦然，于是，彼岸花开。

“我想做一个能在你的葬礼上描述你一生的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心愿，但也是坚定的信念。在无数个晚霞泛滥的黄昏，我总能回想起这本书，它告诉我，每个人走进坟墓的时候，就要像一个上床睡觉的人一样，准备做一夜的美梦。死神只是带领人世间的每一个生命走出了时间，而列车通往的黄泉站，月台上长满了娇艳的彼岸花，站满了来迎人的已故者。终点或许并非悲剧，而标志着新的故事开始，新的生命意义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