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亦多
(武汉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自最高人民检察院推动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以来,“刑事合规”已成为学界的热词,各项研究成果层出,但从研究范式来看,刑法教义学、刑事诉讼法学的方法仍占据主流,鲜有从犯罪学理论出发阐述企业刑事合规问题的文章。事实上,企业合规改革作为一项有着深刻影响的重大刑事司法改革,对整个刑事法体系都具有变革性意义。在“重整性羞耻”理论这一全新的视角下,对我国以往处理企业犯罪的刑事司法模式进行制度性犯罪学反思,重新审视企业合规试点改革,梳理企业刑事合规背后的犯罪学支撑,可为合规出罪的正当性问题找到一种新的解释路径,并为企业合规制度的构建提供启示。
1983年西方著名犯罪学家约翰·布雷恩韦特(John·Braithwaite)在其著作《犯罪、羞耻与重整》(Grime Shame and Reintegration)中提出了“重整性羞耻”理论(reintegrative shaming),该理论一经提出就引起了西方犯罪学界的极大震动。布雷恩韦特将羞耻分为烙印化羞耻(stigmatization)与重整性羞耻(reintegration),重整性羞耻理论的核心在于论证重整性羞耻的有效性以及烙印化羞耻的负面效果。布雷恩韦特将标签理论与“烙印性羞耻”联系,认为犯罪人因“越轨行为”被标记后其参与犯罪亚文化的概率就大大上升。而去除标签效应,表示“宽恕与融入”的重整性羞耻将“保证越轨的标签适用于越轨行为而非越轨行为人。”[1]犯罪人最终会被社群重新接纳而融入社会,从而磨平犯罪所造成的社会关系的割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