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论述的逻辑理路

文吉昌，薄海

(1.中共南京市委党校 哲学与文化教研部；南京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南京 210046；2.辽宁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锦州 121001)

塞缪尔·亨廷顿指出：“21世纪是作为文化的世纪开始的……学者、政治家、经济发展官员、士兵和战略家们都转向把文化作为揭示人类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行为最为重要的因素。”对于当代人来说，传统文化指的是民族历史发展保留下来的思想精神和民风习俗以及相关的物质形式，从无形的角度看，传统文化包含了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从有形的角度看，传统文化包含了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习近平在2018年8月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从多个方面分析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比如，他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中华民族健康有序发展的根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古代中国人不仅乐于思考人类生存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同时其生活智慧能够跨越时空，为当代中国人民甚至世界人民提供生存发展所需要的智慧。从这些重要论述中可以看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中国古人在思考生活本质的同时，运用了朴素的辩证逻辑，将天地人的关系巧妙地呈现于各种文献典籍之中，为后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想源泉。

一、文化信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动力

从习近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考察视角来看，比较重要的层面要属信仰层面。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中华民族的文化繁荣，中华民族的文化繁荣则不可缺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引导。习近平认为，一个国家的富强需要文化作为基础，中国梦的实现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实现。中国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满了信仰，这是与生俱来的文化自知和文化自觉，中华民族从古至今都在追求充实无忧的富足生活和世界大同的道德境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共同发展就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追求与梦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涉及的信仰体系是复杂多元的，有待进一步的转化和创新。从文献记载来看，汉语语境中的“信仰”一词最早见于《华严经·卷十四·贤首品第十二》中 “人天等类同信仰”，这句话强调各个领域的人与天神都对佛所说的法充满坚定的信念和尊重的心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诸多学派通过相互学习、整合资源，塑造自己的道德价值信仰体系。其中，儒家学派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比较重要的代表学派之一，儒家思想的转化与创新直接呈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信仰领域转化创新的全过程。冯友兰在解释儒家信仰系统转化创新问题时曾强调，不论是儒家文化还是道家文化抑或是西方文化体系中的某个派别，在构建人类信仰系统时都在塑造一种超越现实世界的存在物，通过道德修养的提升和各种方法的修行，人们最终在彼岸获得救赎和解脱，“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和其他民族的人并无二致”。

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塑造信仰的过程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和有效性。很多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没有宗教，甚至认为中国人没有信仰，这种认识在冯友兰看来并不准确。冯友兰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塑造民族信仰时更加注重发挥哲学意识的重要性，中国古人在哲学领域所进行的理论创作和思想创新已经能够为中华民族勾画超脱世俗的信仰形式，这与西方各大宗教派系所建构的信仰形式在社会效果上几乎有着同等的效用。中国古代哲学发挥了西方古代宗教的社会功能，这也是少数西方学者喜欢将儒学称作“儒教”的原因。儒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内容之一，不仅因为儒家思想对天地人和谐关系的客观表述以及对社会实践道德领域的价值引领，更重要的是，中华民族自身的发展对哲学充满了求知的欲望，从而在哲学意识中获得了身心灵魂的平衡与思想的充分解放。中国人在哲学意识中“找到了超越现实世界的那个存在，也在哲学理解中表达和欣赏了那个超越伦理道德的价值”。

习近平从信仰的视角论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与中华民族的社会主义信仰相融合，倡导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同时，能够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目标中寻找到个人存在、发展的价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为广大党员领导干部提供源源不断的内驱力，能够激发中国人民的本质力量，推动全体党员和人民群众凝心聚力，挖掘自身的潜能、塑造民族的形象、传播国家的软实力。在习近平的重要论述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塑造的民族信仰与马克思主义为中华民族塑造的民族信仰不仅不矛盾，而且具有相得益彰的效果。马克思主义为当代人提供了重要的信仰观，比如马克思与恩格斯都强调人民群众的“在场”，强调哲学思想的发展就是解放宗教思想奴役下的人，让人可以从思想束缚中真正解放出来，实现从“宗教的人”向“现实的人”的转变。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以科学的理论为最终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会指明了方向。”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始终关注现实个人的成长过程，“为仁由己”的自由观，“寿、福、康宁、好德、考命”的幸福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道德观，“为家长者，必秉公执直”的廉政观等，都渗透于中国人从年幼到年长的教育过程。除了这些思想观念上的趋同外，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信仰都发挥了“精神指引”的作用。这两种理论并非单纯的说教，也非一般性的法律、道德的规训，而是可以为文化受众带来思想上的提升和精神上的引导，只是二者在推进人类思想进化和精神提升的过程中维度不同。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现实资本主义剥削手段的批判，揭露了资本循环给工人阶级造成的沉重灾难，同时也揭露了资本全球化的非均衡发展对人类生态文明的损害。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这种“解放全人类”的信仰体系，不仅强调全人类作为解放事业的重要对象，同时还强调“个人的解放是全人类解放的前提”。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信仰体系更加突出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在社会发展过程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体系为中华民族的信仰观念的塑造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质力量。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人类提供了一种新的信仰系统，强调了精神力量的重要性。在论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习近平多次提到了“思想精华”“民族精神”“核心价值”“思想源泉”等词语，以此表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具有的精神特质。习近平指出：“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提供的精神力量存在于个人、社会、国家、世界等多个层面，为个人的成长提供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信仰观念，为社会发展提供了“亲亲”“尊尊”“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信仰观念，为国家发展提供了“爱民”“敬民”“养民”“为民”等信仰观念，为认知世界提供了“协和万邦”“天下大同”“亲仁善邻”的信仰观念。习近平也正是在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信仰体系的物质力量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力量的基础上将二者的信仰体系融合于中华民族的理论建设和道路建设的过程中，构建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拓展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范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建设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形成了相得益彰的效果，中国共产党人也在不断引导这些信仰观念和价值体系融入中华民族的全民教育和全过程教育中，让“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劳育”能够从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更多的营养，以教育塑造思想，从而塑造当代中国特色的爱国主义信仰体系。

二、文化形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传统文化的文化形态在广义上指的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在当今社会的表现形式和存在状态。多数情况下，传统文化在当今的文化演化与发展中均占据一定的空间，这种空间可能是物质世界的实体空间，也可能是精神空间，只是传统文化在当今的表现形式各具特色且具有深厚的历史感。从文化形态的角度来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质上就是采用一种系统论的逻辑来分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形式变迁及其背后的价值意蕴。当今保存的每一种传统文化形式都经历了上千年的历史演化进程，对这些文化形式的综合分析、挖掘整合，构成了传统文化的文化形态体系。它首先包含了文化空间，涉及不同文化形式在相类似文化空间中产生的交互作用，及其通过形式的转化创新而创生出新的文化空间模式。其次，文化形态体系还涉及文化空间中人的价值观念的演变，是通过文化交互活动，中华民族所形成的人格气象与精神特质。这个文化形态系统既可以通过文化哲学的思辨理论来进行论述，同时更重要的是，文化形态系统突出鲜明的实践特色，符合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所强调的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基本战略要求。最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形态理论还涉及传统文化叙述的书写形态问题，在文化传播实践中，这种书写形态的创新发展推动了传统文化的话语创新与话语体系的繁荣。从这些方面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形态构成包含了文化形式、文化系统两个方面。

习近平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式的论述，首要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和人文精神。习近平强调，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产生了不胜枚举的伟大思想家和理论家，从先秦的孔孟老庄到清代的黄宗羲、顾炎武，这些重要的思想家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思想与道德观念，同时也为全世界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牢牢地屹立于世界之林，正是因为中华民族的祖先原创性地提供了理解世界、描述宇宙运转规律的逻辑方法和话语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绵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根植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从表面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形式直接影响了教育接受者的思维模式。对此，在许多文献中都间接地记载过。如早在夏朝，君王和老百姓都在学习射箭的技术和宗教膜拜的形式；到了商朝和周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教育内容已经涵盖了“礼、乐、射、御、书、数”等相关领域；到了春秋时期，官学逐渐衰落、私学又逐渐兴起，文化繁荣、百家争鸣。再比如，儒家形成了有教无类、因材施教、走向大同的教育理念；道家形成了返璞归真、虚静空明、遵道守德、无为而治的教育特色；墨家形成了兼爱、节用、非命、实干的教育思想等。这些基本的教育理念伴随历史的发展不断延续，影响了后代子孙从启蒙到成人教育的全过程。在汉代、隋唐直到晚清，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中华文明教育体系的内容。以这些学派、宗派、教派的基本理论为基础，形成四书五经等基本教材，这些古代教材既为古人提供了充分的学习资源，同时这些学习资源又决定了传统文化的教育方法论，是传统哲学与教育学的融合。经过长期的发展，这些传统教育模式塑造了中华民族本土的思维结构和话语方式，构成了中国教育的“文化基因”。古人不论是在继承传统观念还是在反思传统观念，抑或是批判传统观念时，其思想都没有跳脱出传统文化为其规定的思维逻辑和言语范畴。但这并没有影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我创新，先秦子学原创性地构建了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观念；两汉经学扩大了古代知识分子对儒家思想的研究范围，儒家的哲学、政治、伦理、宗教、文学等观念形成了最初的理论形式；魏晋玄学发挥了由儒转道的过渡作用，让中华民族的哲学思想在儒家“仁”“礼”思想的基础上增添了道家和佛家的朴素的辩证法思维。在教育思想上，传统文化为古人的生存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与正当性。隋唐佛学为中华民族增添了更多戏剧性的色彩，隋朝时期完成了南北佛教的融合，唐代佛教与当时的朝廷产生了复杂又微妙的政治关系，这些文化现象都为后来中国哲学的创新发展提供了理论前提和基本的发展空间。到了宋明时期，宋明理学成为中国古代思想发展的最后一个理论形态，朱熹和王阳明等人通过对佛、道两家思想的批判与吸收，构建了各自的“格物致知”“理一分殊”和“知行合一”“致良知”等思想。后来清代朴学又对这些传统经典进行校对和保存。可以看出，中华民族的不同时代都有各自的思想家进行理论创作与教育实践，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思想文化都具有各自原创性的话语风格和思维逻辑。正是这些自我创新、有序发展的能力让中华民族各个阶层对传统文化产生了坚定的信仰与热情，这种自我创新的能力也成为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动力。

尽管思想观念和人文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与精髓，但从习近平的系列重要论述中可以看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形式不仅只有思想文化，而且还指向蕴含其中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这些经验既包括中华民族5000年发展所积淀的基本经验，也包括几千年历史演进过程中所形成的政治文明与政治智慧，同时还包括中华民族在几千年文明演化进程中所形成的法治文化。同时，习近平强调要学习并延续传统文化中的技术技巧、艺术创作方法、乡土文化特色、中医药文化、敦煌文化、生态文化、体育文化、农业文化、民俗文化、建筑文化、美术艺术和科学技术文化、丝绸之路文化等形式。如此多元庞杂的文化形式构成中华民族的文化系统，在其背后有着中华民族文化运行的机制与动力。很多学者都曾对传统文化系统运行机制进行过详细论述，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系统即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共同体，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有别于西方传统文化思想所呈现出的机械主义，更加突出地表现为中国古人对宇宙发展和人生价值的思考，认为对这两种问题的不懈思考构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的基本动力。可以看出，文化形式的多元化发展构成了文化系统，文化系统与中华民族的价值追求和生活实践相融合，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形态。文化形态既以一定的文化形式为基础又能彰显整个民族的文化价值取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论的基本要素与核心内容之一。

三、文化价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使命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离不开对其文化价值的思考。习近平在2021年中国文联十一大开幕式讲话中提出：“中国文化历来推崇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要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把艺术创造力和中华文化价值融合起来，把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激活中华文化生命力。”习近平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论述不仅关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而且十分重视其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强调要通过大历史观的视野来理解中华民族文化的时代魅力，指出要能够突破历史发展的时间来感知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乃至全世界塑造的文艺空间。从文化价值论角度来理解习近平的重要论述可以看出，传统文化在当今社会的延续与国家政治发展紧密相关，文化的形态直接反映了中国当代现有的政治活动影响、政治组织架构的科学性以及政治制度和政治理论的合理性等。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发展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一样都符合广义上的价值规律，都是人类按照内心审美评价标准进行的日常生活实践。文化发展的价值规律让文化自身的发展与社会政治活动紧密相连，文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深刻影响了中国历朝历代管理阶层对社会控制系统的建设。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长久延续又确保了各个朝代社会控制系统的有效发展，社会经济资源的分配也按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伦理道德的基本要求进行分配，表面上的分配无序背后都有深刻的道德伦理作为依据。习近平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目的是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在保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价值属性的基础上返本开新，推动中华文明的大发展和大繁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在文化价值论角度来看必定不是为当代社会提供复杂无序的社会关系，更不可能是用复杂的伦理道德来制约民主法制的全面开展。梁漱溟在研究中华民族文化的时代价值时曾提到“意欲”和“路向”等关键词，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当代人的社会发展提供选择与评价的标准。贺麟在分析儒家思想的时代价值时，认为儒家的“仁教”思想已经成为传统文化中的核心理念与重要的价值导向。后来的东方美和唐君毅等学者也都提出了中华文明的精神价值和人类文明形态等思想，认为传统文化的道德指向能够影响全人类的文化提升与思想觉醒。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从文化价值论角度分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功能与特质，提出了诸如“中国价值”“历史价值”“核心价值”“世界文化遗产价值”“人生价值”“价值引导力”“艺术价值”等关键术语。习近平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隶属于中华文明的文化本体，通过文化原型和基本的文化发展模式的发展演变，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论。在习近平的相关论述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论首先包含了时代价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有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化的政治要求，很多专家学者都提出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进行融合、用马克思主义来解释中国问题的设想，但是从具体历史经验来看，理论设想与实践成果并未完全匹配。在后来的探索中，陈先达等学者提出了要从文化视角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精神的融合问题，强调学术界要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内涵”。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发展有两个鲜明的特征，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边缘发展到了主流的地位，另一个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精神上的共鸣，形成了精神会通的境界。习近平多次强调“两个结合”，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指出要能够深入理解当今时代百年变局为中华民族发展带来的挑战和机遇，也要能够在融合、推动中西方文明的过程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构出能够反映中国智慧的知识体系，要“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从时代价值的视角来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具有历史必然性，马克思的革命性和斗争性是中华民族需要汲取的力量，在思辨和批判的过程中，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华民族不断自我革命、自我革新，对传统文化的糟粕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大众性也是晚清时期饱经战乱的中国人亟待获得的理论体系，通过科学的思想和大众的路线，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走出一盘散沙的境地，形成了有组织、有规矩、有力量的团体。与此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广阔的思想空间，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道德哲学、价值哲学、生命哲学等各种思想形式都能够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找到与之相契合的价值观念与理论体系。习近平曾多次提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兼容并蓄的品格，也是凭借这种包容性，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文化氛围中，中华民族借鉴了外来的多种文化形式。

可以看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一样，只要人类活在当下，面向未来，那么这些经典的文化形式与思想理论就不会过时。只要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自身的生命力，在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样都将保持永久的生命力。时代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鲜明特征，但历史经验证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借助马克思主义的引导才能真正发挥它的时代功能。“一百年来，党领导文艺战线不断探索、实践，走出了一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符合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高扬人民性的文艺发展道路，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价值就是为时代发展提供文化空间，提供思想创新的源泉。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的带领下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原则的指导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中华民族应对西方文化挑战的重要源动力，各个阶层的文化创造主体都原创性地构建了符合当地民风习俗的文化形式。结合现代化的数字科技和光影效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新的传播形式传播了中国理念与中国智慧，在促进全球文化普遍交往的同时，塑造中国形象，构建中国表述的话语风格。

四、文化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品格

文化自信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论述的重要视角。在2014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明确指出了“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的重要性，之后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相融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四个自信”。2020年习近平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2021年强调“要增强文化自信，以美为媒，加强国际文化交流”；2022年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更加自信从容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习近平认为，文化自信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固有属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呈现出来的文化自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与中华民族的涵养提升相关，属于中国历朝历代哲学思想家脑海中的“内圣”范畴；另一个则是与中华民族“内圣”相匹配的“外王”范畴。“内圣外王”这一观念首次出现于《庄子·天下篇》，“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梁启超则在《庄子天下篇释义》中指出，“内圣外王”涵盖了中国学术界发展的全部思想，强调了中华民族在发展创造中“内足以资修养而外足以经世”的全部内容。古往今来，不论从道家立场还是从儒家立场来解释“内圣外王”都体现了立德树人的价值诉求。“内圣”是中华民族立足自身发展，自然而然形成的一种文化自信的心态，“内圣”的修养来自于德性的提升，在儒家思想中，表现为仁爱。“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关于“爱人”的方法，孔子给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回答。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始终强调通过改变自身的认知来获得德行的提升与“内圣”境界的升华，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就是比较恰当的表述。 但是，严于律己只是方法和途径，而不是宗旨，中华文化在价值论领域的宗旨可以归纳为“为人”，即建立在“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为人民服务”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具有的文化自信品格就来源于中国人对中华文明的自信，其相信通过对儒释道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可以提升人们的思想境界和道德境界，可以在修身、齐家的过程中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民族梦想。

进入新时代，2019年颁布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明确提出：“深入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理念，深入挖掘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从古至今，中国人始终坚持传统文化在育德树人工程中所具有的崇高地位，始终坚信中华美德的形成与塑造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导向。不论是唐诗宋词还是曲艺绘画，这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形式所传承的都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只是文化形式不同、叙述方式不同、表现手法不同而已。如果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那么中华传统美德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中华美德流传千年至今依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建设和理论建设起到助推作用。费孝通在分析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带来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的问题时，认为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塑造了一种伦理道德上的优越性，因为中国的人道与古圣先贤所倡导的天道有着紧密的关联，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华民族历来相信自己民族的发展顺应了天意，受到超出人世间的某种力量的祝福与保护。这种文化现象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自信，这种文化心态让中华民族在伦理道德与是非曲直的价值判断上要比西方国家的民族更加具有敏感性。中国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具有“自知之明”，因为中国人清楚自己5000年文化的来历，知道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同时也知道中华文明的发展趋势。宣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本身也是彰显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过程，因为自信本身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种美德。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所蕴含的“德性”首先表现于天人感应的时空观上。从古至今，历朝历代的更迭变换都伴随政治权力、社会制度的发展与变革。中国古人借助不同时空下的“灾异”现象，延伸出天人感应的“以德配天”等思想，《左传·昭公七年》中就有文献记载“国无政，不用善，则自取谪于日月之灾，故政不可不慎也”等观念。说明古代君王的政治德性与宇宙时空中的自然灾象有着共时性的发生逻辑，古人通过这种天人感应来约束君王、教育百姓的同时，给封建的统治者带来一种超自然的监督力量。封建君王治理国家、教化百姓不仅是给列祖列宗做个交代，更是为上天做个交代，这种超自然的监督力量强迫最高的统治者和下级的管理人员，形成一种“人在做、天在看”的自我约束力。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天人感应的先天优势，呈现出中华民族“自天佑之,吉无不利”的生活热情与发展动力。

如上所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身携带的传统美德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和繁荣提供了内生动力与自信的源泉。也正是基于此，习近平指出：“要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提升道德情操、树立良好风尚、增强文化自信。”只要对传统美德充分领悟并在日常生活中知行合一，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就必定对自己的生活、家庭的发展、国家的未来充满期待与热情，这也是传统美德在家国一体化发展中所呈现的爱国主义教育特色。同时，习近平还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广大领导干部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两个角度来理解，要从主动的创新发展的视角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人类文明作出的贡献，及其在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系列挑战中所呈现出的厚重与坚挺。这要求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培养文化自信、塑造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信，要能够接续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习与领悟，也要能够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中发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具有魅力与价值。文化自信不是一种观念或理论，文化自信是党和人民在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过程中形成的自知与自强，是面对新时代、新问题所具有的智慧和定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为文化自信属性的影响而与现时代的具体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紧密相连，与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矛盾冲突、融合发展紧密相连。习近平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这种新的文明形态奠定了鲜明的文化底色，在与马克思主义融合发展的过程中，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可以看出，文化自信的特质不仅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哺育教化了中国人的思想，文化新的基本特质还引导了人类世界朝着文明互鉴、天下大同的方向不断前进。

结语

概而言之，习近平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论述包含了诸多方面。习近平主要从文化信仰、文化形态、文化价值和文化自信四个方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从文化信仰方面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超越了西方宗教性质的说教，用哲学的教化取代了神学的教化，通过思想的提升，在中华民族的信仰体系中增加了爱国主义的元素，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伴随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联结越发紧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世界思想文化的激荡中不断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塑造的同时，构建了中华民族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信仰体系。在文化形态方面，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高度总结概括了中华文化形态的发展机制，中华民族的文化形态是由中华文化的基本形式与中华文化创新发展的机制构成的，文化的生产与创造需要一定的文化空间，这一空间既有实体性的空间也涉及到广泛的精神空间。在文化形态论的视域下，习近平强调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的重要性，以儒释道融合的相关思想为核心的文化形式为世界提供了儒家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和世界大同等美好愿景；道家的返璞归真、虚静空明和无为而治的人生智慧；墨家的兼爱、节用、非命的实干理念。通过思想文化与众多传统文化形式的融合，产生了诸多的文化实践，比如中医药文化实践、农业文化实践、体育文化实践、生态文化实践等。在文化价值方面，习近平的相关论述呈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人类文化个性与共性的关系，呈现了文化价值论视域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的价值规律。中华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一样，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世界，在传统美德与西方科技文化思想的交互发展中，中国人构建了自己的文化“意欲”与文化“路向”，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思想引领。在文化自信方面，习近平的相关论述强调了中华民族“天人感应”“以德配天”的优越性，文化自信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中可以形象地理解成“内圣”与“外王”的关系，传统伦理道德为“内圣”的塑造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想资源，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深化为中华民族带来了更多“外王”的思想理念与价值观念。“内圣”强调中国人朝着君子品性发展，而“外王”强调中华民族以仁爱方式方法带动、引领世界各地区、各民族共同创造人类的文化与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中华民族拥有兼容并蓄的宽广胸怀和自强不息的发展品格，为中华民族屹立世界之林奠定了坚实而深厚的文化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