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咸新学的学术转折与“冲击/反应”模式

文/罗志田

清代学术史以清儒界定的“汉学”著称，这一取向控制学术“话语权势”至少百余年，被梁启超谥为“汉学专制”。然而从19世纪20年代起，治学取向出现逆转，形成全面反乾嘉学风的趋势。在王国维看来，清代学术凡三变，以国初、乾嘉与道咸以降分成三个时段。国初是经世之学，具体治的是经史，但志在经世，意在致用；乾嘉是经史之学，所治仍经史，但“不复视为经世之具”，经史成为专门之业，小学也随之兴起；道咸以降虽“承乾嘉专门之学，然亦逆睹世变，有国初诸老经世之志”。

所谓“道咸新学”，即是从王国维“道咸以降之学新”一语化出。由于时代政治风俗之变和国势不振的大语境促成了道咸以降“变革一切”的愿望，不仅治学不循国初及乾嘉诸老二派之“成法”，更处处反其问学路径而行之。王国维曾以“务为前人所不为”来概括道咸新学的特性，其典范转移的表征是显著的。沿此取向发展下去，学问的范围也进一步扩大到“治一切诸学”（其实是指经史以外此前不受重视的诸学）。“道咸新学”的基本趋向在此时形成，此后更多是延续，直到西学坐大。

道咸新学概说

梁启超已提醒我们，“道、咸、同间，今文学虽兴，而古文学尚不衰，往往有名其家者”。这是讨论道咸新学的一个重要语境。引领风气的汉学大儒阮元在道光朝生活了29年，则其时汉学地位当然不低。但古文经学视为不易之基的考据受到质疑，也直接影响到经学本身。徐仁铸就说，过去“以为考据之外无经学”，因“外患日迫，学者渐知考据之无用，从而弃之，而经学亦因之陵夷衰微”。他要反考据之道而行之，明言“经学当求微言大义，勿为考据、训诂所困”。

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挑战。在此前很长的时间里，考据和训诂的确为学问设立了严谨的标准，任何人提出自己的见解，要以读懂文字为基础，无据不能随便说话。治学不重考据，意味着学问规范的松弛，却也可能因立论和表述标准的转变而成为一种解放，对“务为前人所不为”的取向起到了不小的支持作用，也使经学可以向包括政治在内的各方面开放。

如严复所说，“中国之所以为中国者，以经为之本原”。学术整体图景的变动，很大程度上受中心变化的影响。清代经学的变革，实为学术整体变化之导引。那务不为前人之所为的一面，为各种此前受到汉学压制的学术门类和问学途径大开方便之门。道咸新学的几个重要表征，如经世的回归、治学范围扩大和考据方法在挑战中延续，都受当时经学演变的影响。

“务为前人所不为”虽以反抗为表征，但也有建设的一面。后者特别体现在长约百年的西北战事平定后，在版图上出现了空前的大一统。由于政教所及的范围增大，学人的眼光也自然扩大。道咸经世的回归固然是为应对内外的危机，却也因应着实际治理的需要。龚自珍、魏源对边疆开发、边疆防御的关注，或先源自他们所知的王朝扩张经验，然后才是受西潮冲击的影响。魏源纂辑《海国图志》固然是对西潮冲击的反应，却也是注重边疆思路的延续。

而经学内部治学空间、门类和取向的延伸，也使得“学术增长点”逐渐外移，直至溢出经书的范畴。所谓“一切诸学”，更多是指清代汉学以外的各种既存学问，以及与汉学不同的问学路径，如宋学和今文学都是汉学的直接对立面，诸子学则在很长时间里一直处于学术的边缘。

应当说，道咸新学不必是一个实体，而更多是上述多种取向的集成。各种趋势造成了这一时期的学问有着历代少见的开放性，在经学为体、诸学为用的基础上保持了向外扩展的态势。而且考据本身就充满开放性。清代考据大兴强化了读书尚博的学术风气，考据的扩展逐渐穷尽了各种常见的文本，要想出新就只能开拓新领域，于是士人的阅读对象逐渐从各种类书扩展到过去不怎么读的杂书、集部书和原处异端之书，逐渐溢出经学。重要的是，各学的义理常常是独立的，会反过来挤压经学的价值空间。

如诸子学和西学就有“相因缘而并生”的一面。因国人察西人“所奉之教，行之其国，未尝不治，且其治或大过于吾国。于是恍然于儒教之外复有他教，六经之外复有诸子”，则“一尊之说破”，而诸子之学兴。而当诸子学很快也与其他中国传统学问一样被证明不足以改变中国现状时，国人乃纷纷转趋西学。

在晚清趋新大势推动下，带有中西认同紧张的“西学”在甲午后转为更具普世性的“新学”。相应地，“中学”也就转为“旧学”。西学认同的改换，无意中导致两种“新学”的出现，一是更多表述西学的广义“新学”，一是基本留在“中学”范围里的道咸“新学”。因与此前形成的西即新而中为旧的观念抵牾，道咸“新学”颇表现出不“新”反“旧”的意味。其结果，本来相当重要的道咸“新学”，在历史叙述中竟被遮蔽到聊胜于无的程度。

道咸新学与西来新学

在整个清代学术史上，道咸新学是一个带有颠覆性和终结性的转折，但是它也意味着一个新学术时代的开创。在这个新的学术时期，不仅有过去受到重视的新认知、新思路、新取向等众多“新生事物”的出现，晚清形成的新典范也成功地在西学当道的民国继续存在，尽管有时改头换面。作为一种在转折中形成的新传统，在这样的延续中其实充满活力。从这个角度来看，道咸新学带来的转折是别有意义的。

如果道咸之时已出现了典范转移，清代学术可能就此脱离或超越了明清之际开创的风气。那么，始于道咸之际的西潮冲击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也要重新考量。从外在影响看，西潮冲击始于政治军事，西教随之，学术则更晚。而从内在理路看，面对西学的冲击，清学是先已中断还是因冲击而后中断？若先已断，则西潮是起到了促进还是延缓作用？或是无意中导致其进一步转向？这些都是需要仔细深入思索的大问题。

故道咸新学在清代学术史上究竟是个什么地位，其表现的学术转折性和延续性具体何在，成为一个必须思考的问题。道咸以降众多学人在意识层面“务为前人所不为”，是显著的学术典范转移。然而清代学术是否从这时就真正脱离或超越了明清之际开创的风气？道咸新学所造成的转变，究竟是颠覆性的，还是过渡性的？

毕竟学术始终在外界势力影响之下，那些决定性的时势剧变，对学术的影响尤其大。不过，梁启超曾以一种动态的整体眼光把清学延伸到民初，提出晚明已“开清学的先河”，而“民国的十来年，也可以算清学的结束和蜕化”。这一清学整体延伸的思路，又揭示出外在的政治鼎革对学术自身内在理路发展的影响似乎没有那么大。例如经学的中止这一引起学术形式转变的根本要素，当然是因辛亥革命带来整体性的制度转变所致，不过也有学术本身的内在理路可循。

大体言，道咸新学“务为前人所不为”的开放特性减少了西学传入的窒碍，而西学的进入又增强了道咸新学的开放性。两者互为因果，无意中促成某种思想解放，包括重新认识或诠释自己的传统。康有为模式的公羊学就是一个显例。他认为文化竞争全凭“势”之强弱，欲靠“强国”以“卫教”，进而“托素王改制之文，以便其推行新法之实”。其本欲“以夷制夷”，然在戊戌时的湖南“旧派”眼中则是“用夷变夏”。尤其《新学伪经考》使“六经既伪，人不知书”，流传下去必至“毁弃六经”，届时“异教起而乘其虚”，便会发生学不能战的大祸。

康有为是想借西法以抵御西学，但这样重构经学，实际是在拆毁自己的大本营。中学既自乱阵脚，则在最根本处难与西方竞争，必然因文化的混乱导致政治秩序的紊乱，传统中国的大是大非也随之转变。在相互依存的中国政教体系中，若教的一方因剧变而失范，政被放弃也就计日可待。中国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亦良有以也。近代中国人学西方有个从西学为用到中学不能为体的进程，以前西教没能做到的，此时西学做到了。而道咸新学的开放性，或是其中一个重要潜因。

假如可以把表述西学的新学称为“大新学”，而把道咸新学称为“小新学”，这大小新学之间是抵牾多于相合的。道咸新学自身正当风起云涌、蒸蒸日上之时，却遇上了力道更威猛的西来新学，挟西潮之整体力量，以风卷残云之势扫荡一切，称雄天下。仿佛一个上升中的新星，因遇到更耀眼的光芒而失色。一方面，在既存的学术史和思想史叙述中，由于“大新学”广泛影响的荡击，实际相当重要的“小新学”基本被遮蔽了；另一方面，被遮蔽并不意味着自身发展的中止，道咸新学其实仍沿着自己的理路在前进。对这两方面的现象，过去都认识不足。

在近代道出于二的大格局下，一方面中学在学战中全面溃败，作为整体西潮一部分的西学渐成正统，进而出现以中国为战场的西与西战现象；另一方面考据以及道咸新学各取向以新形式的延续，意味着中学仍在沿着内在理路发展。这些多元多歧的悖论现象提示我们应当考量道咸新学与西潮冲击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它们对中国学术的转变各自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在此基础上，进而反思整体性的“冲击/反应”诠释模式。

道咸新学与“冲击/反应”模式

在西教、西学大规模进来之前，中学已经有过一次大转向。咸同时期冲击中国的西方是多元的，而中方的反应也是多向度的。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湖南士人那时对西教极警惕，但对西学较为开放，工具性地选择了一面援西（学）一面排西（教）的应对方式。稍近于王国维所说宋儒对中印思想之“调和”，在受动中尚存能动。

然而光绪朝的新学家在继承中却有不小的突破。梁启超认为晚清新思想由龚、魏开启，“语近世思想自由之向导，必数定庵”。光绪朝“能为现今思想界放光明者”，最初率皆“崇拜定庵”，其“脑识未有不受定庵言说之激刺者”。这些光绪思想家虽深受道咸新学的刺激，却在西潮大规模冲击之后始放光明，提示出光绪朝新思想的形成，或许是西潮和道咸新学相互加持的结果。

光绪朝的康、梁更多“受动”于传教士等在中国生成的“西学”，并被改变了思维方式。他们渐以“中教”言中学，导致对中国文化的认知整体化。这一点被民初的新文化人反向接受，又被费正清等中性地接受，逐渐产生一个将中西都一体化的“冲击/反应”诠释模式，从而遮蔽了不在此轨道之中的道咸新学之别样实践，也难以解释这类在不断受动中仍保持能动的现象。

这就要求我们重新评估西潮冲击的影响，并进一步思考和认识西潮冲击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学问的样态。“冲击/反应”模式的前提是各自整体化，抹杀了“过去”的丰富性，也就减少了“未来”的可能性。而道咸新学对冲击中国的西教和西学做出了不同的反应，在不断受动中仍保持了能动。这既体现了中国传统学术的多元性和开放性，也提示我们，很多改变（以及不变）恐怕是多元结构中的各个部分。

我们过去或许太看重对冲击的显著“回应”，其实还有一条相对沉默的延续之线，有时不一定是不回应，而是沿着惯性继续走自己的路。这样一种不以受动为表征的持续能动，其实也是一种不直接的“回应”。当然，这种内在延续之路的“可持续性”有多强，在社会制度的转变步步深入时，它是否能置身事外而独立发展，还可以进一步斟酌。

在西潮冲击日益显著并逐渐深入到文化之后，道咸新学也日渐向因应西潮倾斜。此时道咸新学与西学的关系，既在一定程度上互补，也充满紧张。中国读书人是在中西竞争的过程中被西方改变了思想方式，逐步认识到“学战”的重要。一方面，当中学和西学实际成为对峙的范畴时，中学需要作为一个整体与西学进行竞争；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学问在西潮冲击前已开始出现很大的转变，因而充满开放性，这就使它不太容易凝聚为一个整体，以与其他学术体（或文化体）对峙和竞争。

由于西学进入中国是以炮舰为后盾的，本带有霸道的色彩，且西学进来之后就试图一己独尊，基本不允许有“化外之学”的存在。而中学既要作为一个凝聚的整体去和外来的学术体系竞争，还要沿着自己过去的内在理路发展，这是一个非常艰难却又不得不践履的任务。然而从辛亥后的情形看，尽管面临西学独大的格局，道咸新学虽艰难却也成功地沿着自己的脉络延续和发展，余波及于民国。学术传统以看似默默无闻的方式继续传承，表现得相当坚韧有力。

中国本有治、道两分的传统，然若学问是澄清天下的基础，其内因和外缘也很难分离。王国维在后来追述学术转变时，并未涉及那“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或许是表述求精炼所致，却未必不是故意回避。道咸新学不待西潮冲击先已出现的转折，及冲击过后以不同方式的延续，表现出中国学术因自具能动之力而可以不那么受动。故即使在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中，学术实践仍然呈现出相当强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后之研究者固不能忽视更宏阔的时局变动，却也要了解学术自身的发展理路。

进而言之，如果中国学术在西潮冲击前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至少从学术角度言，西潮冲击的并非一个整齐而静止的中国，而是一个多元且正在发生变化——在某些方面甚至是颠覆性变化——的中国。由于西潮冲击带来更大的转变，且西学稍后占据“新学”之名，致使道咸“新学”在学术史上呈失语状态。它挑战既存学术权势的面相在历史记忆中几乎被抹去，故其在整个清代学术史上的地位也未得到充分的认识。梳理学术史上这一重大转折，探究这一不待西潮冲击先已出现的自身变动与稍后席卷中国之西学的关联互动，对理解西潮冲击的实际影响，认识将中西各自整体化的“冲击/反应”解释模式，都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