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农业产业园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研究*
——基于北京8家园区的实证分析

赵海燕，严 铠，刘仲妮，马 峥，唐 衡※

（1.北京农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2206；2.北京新农村建设研究基地，北京 102206）

0 引言

现代农业产业园是指以规模化种养为基础，通过“生产+加工+科技”，聚集现代生产要素，形成明确的地理界限和一定的区域范围，农业建设水平比较领先的现代农业发展平台。其依托园内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培育规模种养、农产品加工、农业社会化服务等延伸主导产业链，并在此基础上发展物联网等新技术、休闲观光等新业态、电商等新模式，拓展农业多功能和科技创新服务，从而实现园区产业融合发展。由此促进园区农业产业提质增效，发挥其辐射周边、示范带动作用，提高产业经济效益，进而提升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1-3]，图1所示。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将打造“三区三园一体”作为农业现代化的抓手和载体，使其在引领现代农业建设、培育农村发展新动能中发挥“加速器”作用[1,2]。此后的“中央一号文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等文件中均提出要打造现代农业产业园，助力农业现代化及乡村振兴。在突出北京“四个中心”城市定位和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背景下，北京现代农业产业园发挥科技、文化等方面优势，推动园区主导产业高端化、科技化、创新化、联动化融合发展，成为保障首都市民美好生活需求、促进农业“调转节”、激发都市型现代农业活力的重要平台[2,3]。目前北京市共开展9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创建工作，其中1家为2019年开始创建，涉及全市5个区17个（乡）镇，占地面积12.27万hm2(184万亩)，形成蔬菜、果品、种业、畜禽养殖等四大类主导产业，2019年9家产业园总产值达151.73亿元。北京现代农业产业园发展程度如何，融合发展水平怎样，建设中存在哪些问题，为何会产生这些问题等，这些研究将对进一步提升北京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发展意义重大。

图1 现代农业产业园概念

关于现代农业产业园的研究，一些学者主要对其发展特点、运行机制、发展困境等方面进行定性分析。如肖琴等[1]基于62个国家园区的调研，发现当前存在主导产业非粮化同质化、三产融合深度不够等问题。许萍等[2]总结62家批准创建的国家级园区呈现现代生产要素集聚、主导产业优势明显、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和政策扶持措施有力四大特点。李和平等[4]基于农户视角，梳理四川省某市国家级园区的利益联结机制为“市场+农户”“公司+合作社+农户”等5种类型，对比分析得出园区建设应以农村、农户为根基，发展优势先导性产业等。关于产业融合水平的测算，学术界尚未形成一套标准的研究体系。主要是运用熵值法、德尔菲法及层次分析（AHP）等[5-9]方法从产业发展、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等方面建立测度指标体系对区域产业融合水平进行测算。如李芸等[8]利用层次分析方法测算出北京市产业融合发展由起步阶段向成长阶段发展。田聪华等[6]采用德尔菲法、专家打分法、层次分析法和综合指数法，从融合手段（产业链延伸、多功能性、融合发展）和融合发展效果（农民就业增收、农业增效、城乡发展）两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发现新疆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即将步入成长阶段，发展的薄弱环节主要在组织化程度，农业多功能拓展等方面。陈盛伟等[7]利用熵值法和TOPSIS法，从农业产业链延伸、农业多功能性等六个方面构建山东农村三产融合水平评价体系，研究发现其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水平逐年提高。

综上所述，培育和形成农业主导产业是现代农业产业园的本质特点，且主要途径是推动产业融合发展。因而产业融合是现代农业产业园研究的重点，然而目前学术界对其相关研究比较匮乏。因此，文章基于现代农业产业园产业融合发展综合效益视角，以北京现代农业产业园为研究对象，借鉴相关研究，通过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构建现代农业产业园产业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探讨其产业融合发展成效，并为促进其高质量发展提供一定参考依据。

1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该文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2017—2019年课题组对北京8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追踪调研。被观察8家园区的创建时间均达到2～3年（表1），有效避免了样本选择的同质性、区域局限性等问题。通过对园内其相关企业、合作社等进行问卷、访谈等，获取8家园区在主导产业、绿色发展、带农增收等方面的统计数据。此外，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目标值均为现代农业产业园相关政策文件数据，并为保证研究结果的公正性，8家园区名称分别由字母A～H替代，下同。

表1 观测样本基本情况

1.2 研究方法

1.2.1 指标选取

如前所述，现代农业产业园以产业融合发展为基础，发挥其在产业增效、带农增收、示范引领等方面功能，进而促进区域经济、社会、生态三方面综合效益的提升[10]。因此，该文结合北京区域特点，从产业融合发展本身和产业融合发展的综合效益两个方面构建现代农业产业园产业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具有3个层次，具体包括4个一级指标（主导产业融合发展、产业融合发展经济效益、产业融合发展社会效益、产业融合发展生态效益）、9个二级指标、23个三级指标，如表2所示。

1.2.2 指标说明

（1）产业融合发展[11-13]。现代农业产业园产业融合发展包括主导产业的纵向融合和产业链间的横向融合，即以农业主导产业链延伸为基础，与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科技示范等体现农业多功能的新产业业态融合发展，并通过科技驱动各环节创新发展。因此，该文从产业链延伸、多功能拓展、科技渗透发展三方面反映产业融合发展，并选取第一产业增加值占产业园区年总产值比重、休闲农业收入与农业总产值比、科研经费投入同比增长等9个指标进行具体衡量。

表2 现代农业产业园产业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2）融合发展的经济效益[11-13]。现代农业产业园产业融合发展的直观结果是产生经济效益，而产业融合是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的有效途径。园区本身产业产值增长、生产效率增效等是基本要求，同时园区农民的收入增长是经济效益水平的有效反映。因此，该文从主导产业经济增效、辐射带动两方面反应融合发展的经济效益，并选择取主导产业产值占产业园区总产值比重、土地产出率、园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5个指标进行具体衡量。

（3）融合发展的社会效益[14,15]。现代农业产业园作为现代农业发展平台，其在促进社会发展效益上主要体现为将现代化发展的功能融入其中，并带动区域发展，如促进现代化经营管理、就业促进等方面。该文以园区组织化水平、就业促进两个要点来体现融合发展的社会效益，选取农户加入合作社比例、市级农民专业合作示范社数量、农业龙头企业职工中农户所占比重等5个指标进行具体衡量。

（4）融合发展的生态效益[16]。遵循绿色高效、生态友好原则是现代农业产业园发展的现实和必然要求。因此，衡量融合发展的生态效益水平主要体现为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即主要从生产环节源头注重生产方式的和谐性和资源消耗投入的适度性两方面来发挥现代农业产业园区产业融合发展的生态效益。该文选取绿色—有机—地理标志农产品—生态原产地保护农产品认证比例、园区品牌数量、节水灌溉面积比重、农作物化肥利用率4个指标进行具体衡量。

1.2.3 指标体系权重确定

德尔菲法是一种专家匿名函询法，可以综合多个专家的意见并做出科学权重决策，有效避免群体决策的独断性。层次分析法基于评价者对评价对象的本质理解，更加注重对象的定性分析和判断，避免唯数据论导致的决策陷阱。因此，该文依据以上两种方法的原则，邀请现代农业产业园研究领域的5名专家，根据指标体系层次及各指标相对重要程度进行打分，并建立判断矩阵确定指标权重，最终得到北京现代农业产业园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如表3所示。

1.2.4 产业融合水平测算

农业产业融合综合发展指数法（Agriculture Convergence Development Indicator，ACDI）从农业产业链、区域差异性等方面设计评价指标体系层次，实现对研究对象的综合评价，避免纯经济发展水平评价对综合发展效果的替代，从而使产业发展更加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该文利用ACDI法计算出现代农业产业园产业融合发展指数。计算公式为：

现代农业产业园产业融合发展指数（ACDI）

式（2）中，W1、W2分别代表一级评价指标体系中的融合行为、融合结果权重，P1、P2分别代表一级评价指标体系中的融合行为指数、融合结果指数。P计算方法为：

式（3）中，ρi代表不同维度中每个指标的实现程度，wi是代表该指标的权重，该文指标均为正指标。

式（3）中，实现度计算公式为：

式（4）中，C是该指标的实际值，G是该项指标的目标值，当指标实现度超过100时，均按照100进行计算。

利用上述模型计算产业园产业融合指数（ACDI），其各级指标指数值用0～100的数值表述，ACDI指数值越高，说明该项内容发展程度越好。该文根据ACDI指数值，将现代农业产业园产业融合划分为起步（10≤ACDI＜60）、成长(60≤ACDI＜80）、基本实现(80≤ACDI＜100)和深度融合（ACDI=100）发展4个程度。

表3 北京现代农业产业园产业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2 实证结果与分析

2.1 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分析

园区自身产业融合发展及其综合效益整体比较协调。在观察期内，有7家园区产业融合发展指数与产业融合综合效益指数之间的差距较小，基本处于同等水平，仅1家（C园区）两方面指数存在较大差距，主要因为其农业加工业发展有限，加之科技推广转化不足，致使产业融合发展指数较低。具体而言，A、B、D、E和G，5家园区的产业融合发展及综合效益指数上均实现稳定协调增长。其中A、B、D、G,4家在产业融合发展及综合效益指数上均达到基本实现融合发展程度，而E园区两方面指数则均处于成长发展程度，这与其主导产业主要为畜禽养殖的特殊性相关。此外，C、F、H，3家产业融合发展与综合效益指数呈现下降状态，其中C园区融合发展指数由基本实现融合发展下滑至融合成长发展程度，主要是休闲观光等业态受限导致融合发展指数倒退情况，但其综合效益指数始终保持基本实现融合发展程度。F园区虽有下滑但两方面指数仍处于基本实现融合发展程度，H园区则一直处于成长发展程度，因H园区以现代种业为主导产业，其在产业融合发展及综合效益上相对其他园区发展进程较缓。

表4 2017—2019年8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产业融合情况

2.2 产业融合发展程度指数分析

通过上述对现代农业产业园产业融合发展指数分析可以看出，观察期内大部分园区产业融合发展指数呈上升趋势，个别园区该指数达到98.33，表明其产业融合发展接近深度融合程度。由此，下面对各园区产业融合发展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

从表5可见，各园区农业产业链延伸、农业多功能拓展发展相对均衡，但技术渗透发展差异较大。从农业产业链延伸发展指数来看，8家园区指数值相差较小。其中，6家园区在农业产业链延伸上处于基本实现融合发展程度，仅E和H两家处于成长发展程度，其主要原因在于E和H主导产业的延伸在北京存在资源环境约束。从农业多功能拓展发展指数来看，8家园区指数值相差较小。其中，5家园区在农业多功能拓展上处于基本实现融合发展程度，仅D、F、H，3家处于成长发展程度，其主要原因在于3家分别以航食、禽业、种业为主导产业，多功能拓展的局限性较大。从技术渗透发展指数来看，8家园区指数值相差较大。其中，A、F、G，3家达到深度融合程度，科技渗透对融合发展助力较大，B、D两家处于基本实现融合发展程度，C、E、H则处于起步发展程度。

从具体指标的指数值来看，首先，部分指标过低影响整体水平。E和H两家主要是农产品加工、主导产业覆盖、科研经费投入、农业物联网信息技术应用等指标指数值偏低，导致其产业融合发展指数仍处于起步程度。此种情况比较符合E园区以畜禽种业、H以现代种业为主导产业，其产业链延伸难以突破、休闲农业发展条件不足、科技优势无法凸显的情况。其次，休闲农业接待人次、科研经费投入同比增长及农业物联网信息技术应用比例3项是影响各园区产业融合发展指数水平的主要指标。受休闲农业游客吸引力不足、产业发展科技落地水平的相对滞后影响，园区在农业多功能拓展、技术渗透发展方面的水平较落后。

总体来看，北京现代农业产业园基本实现产业融合发展，但深度融合动力不足。剔除北京发展农业加工产业的区域特殊性，主要是农业第三产业的创新能力、科技支撑能力相对较弱，产业业态同质化、单一化等导致消费吸引力不足，农业新技术转化推广应用滞后制约创新驱动力提升，产业深度融合基础条件建设不充分。

2.3 产业融合综合效益指数分析

通过上述对现代农业产业园产业融合综合效益指数分析可以看出，观察期内大部分园区产业融合的综合效益指数呈上升趋势，个别园区融合发展的综合效益指数达到95.89，表明其接近深度融合发展程度。下面对产业融合的综合效益进行具体分析。

表5 2019年产业融合发展指数（三级指标）

由表6可见，各园区产业融合发展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结果指数差异较大，发展协调性不足，但指标数值基本呈现增长且差距逐渐缩小趋势。该现象主要表现为经济效益的指数值基本高于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指数值。其中，G、H两家园区的指数值差距尤其突出，经济效益指数值已达到基本实现融合发展程度，而社会及生态效益指数值则处于成长甚至起步发展程度。近3年来，G、H两家园区在社会效益指数值上实现大幅提升且达到基本实现融合发展程度，生态效益则成为影响结果指数水平的主要方面。总体而言，经过3年的发展，各园区的经济效益均达到基本实现融合发展程度，仅A、B两家在社会效益上处于成长发展程度，B、G、H，3家在生态效益上处于成长发展程度，C、D、E、F，4家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指数值均达到基本实现融合发展程度，三方面的效益比较均衡。由此表明，北京现代农业产业园产业融合的综合效益水平整体较好，其中经济效益最好，社会及生态效益均有较大程度提升，但部分园区在社会、生态两方面的效益表现仍存在较大改善空间。

表6 2017—2019年产业融合发展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

基于以上对现代农业产业园融合发展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分析，8家园区三方面效益均有较大提升，但各园区效益优势存在差异。以2019年数据为例，从融合发展的效益二级指标雷达图来分析各园区差异所在，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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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导产业效益方面。8家园区中仅E指标指数为72.05，其他7家该指标指数均在80以上。说明除E园区主导产业效益尚处于成长发展程度外，其他园区主导产业融合发展效益较好。E园区首先需要注重主导产业链的纵向融合，即在符合北京城市发展功能定位要求的前提下，适当拓展主导产业链为基础的加工、服务等二三产业，提升主导产业产值及带动产业园区综合产值增长。

（2）辐射带动方面。8家园区中仅B指标指数为68.41，其他7家该指标指数均在80以上，其中F、G两家该指标指数达到100。说明除B园区辐射带动尚处于成长发展外，其他园区融合发展的辐射带动效益较好。B园区在建设发展中需要注意通过引导农户加入合作社、探索创新利益分配机制、积极推进科技推广示范等途径，提升产业园区辐射带动成效。

（3）组织化水平方面。8家园区中仅B指标指数为42.57，其他7家该指标指数均在80以上，其中除E以外其他园区该指标指数均为100。说明除B园区组织化尚处于成长发展程度外，其他园区融合发展的组织化水平较高。B园区需要通过加大高质量合作社建设、培育引进企业及专业人才等途径，提升组织化发展水平。

（4）就业促进方面。8家园区中A、B、G，3家指标指数分别为57.2、66.67、76.67，其他5家该指标指数均在80以上，其中C、D、F，3家为100。说明除A、B、G，3家外，其他园区融合发展在促进就业上作用较大，而A园区在促进就业上的作用最小，B、G两家在促进就业上的作用相对较小。A、B、G，3家需要更加注重在给农户提供职业培训、就业岗位等方面社会责任的履行，提升农民的就地就业水平及再就业能力，从而更好发挥园区在促进就业方面的作用。

（5）绿色发展方面。8家园区中B、E、G、H，4家指标指数分别为68.39、75.00、67.86、44.64，其他4家该指标指数均在80以上，其中C园区为100。说明除B、E、G、H，4家在绿色发展上存在突出短板外，其他园区绿色发展成效较好。B、E、G、H，4家需要更加注重全产业链绿色生产体系的建设，特别是注重绿色品牌培育和认证等绿色发展标准化的建设。

（6）环境发展方面。8家园区中仅C指标指数为85.18，其他园区该指标指数均在90以上。说明8家园区在产业融合发展中都注重对农业环境的保护，比较吻合北京城市发展对于环境保护的要求，如在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农业化肥减量化、节水农业等发展水平较高，农业环境保护成效显著。

综上，8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产业融合发展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指数存在较大差异，但大部分园区整体综合效益较好。其中仅B在辐射带动、组织化水平、就业促进、绿色发展四方面均发展相对不足，其他园区则多在某一方面存在短板，如A园区促进就业发展相对不足，但其产业园融合发展综合效益较好。

由表7可见，北京现代农业产业园产业融合发展的效益指数水平主要受就业促进及绿色发展两方面影响，其他方面指标结果指数基本均衡发展且达到基本实现融合发展程度。具体来看，A、B、G，3家园区在就业促进方面处于起步或成长发展程度，B、E、G、H，4家在绿色发展方面处于起步或成长发展程度，而以上几家其他方面指标均达到基本实现融合发展程度，这说明就业促进、绿色发展是主要影响社会效益及生态效益结果指数水平的主要方面。从单个园区看，8家园区中仅B在主导产业增效、环境发展两方面发展处于基本实现融合发展程度，其他方面指标则处于起步或成长发展程度，其产业融合发展的效益水平整体较低。除E、G、H，3家外，其他7家园区发展相对均衡，均达到基本实现融合发展或深度融合发展程度。

图2 综合效益雷达图（二级指标）

表7 2019年产业融合发展效益指数（三级指标）

影响产业融合发展综合效益整体水平的指标比较集中。影响经济效益指数的主要是园区年总产值指标，B～F，5家园区的年总产值指数均处于起步程度。影响社会效益指数的主要是市级专业合作社数量，A、B、E、G、H，5家的该指数均处于起步程度。影响生态效益指数的主要是园区生态品牌数量，B、E、G，H，4家该指数均处于起步程度。从单个园区来看，A、B、E、H，4家有3个以上指标的指数处于起步程度，与其他观察指标的指数存在极大差距，表明4家园区产业融合发展的综合效益上存在内部不均衡情况。

总体来看，北京现代农业产业园在经济、社会、生态三方面的效益水平存在一定差异，但其产业融合发展的综合效益整体较好。其中，经济效益水平在指数值上最大，且社会和生态效益水平指数值存在一定差距，发展协调性提升空间较大。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通过建立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计量分析和对比分析，发现建设期内（即3年观察周期内）北京现代农业产业园整体基本达到实现产业融合发展，农业主导产业链、休闲农业等产业纵横融合框架基本构建，并获得较好产业经济增效和一定社会、生态效益。但就园区长期发展来看，产业融合深度不够和综合效益结构失衡是其主要短板，具体如下。

（1）科技渗透发展对产业融合水平提升贡献不足。观察期内，园区达到基本实现产业融合水平的主要动力来源是农业产业链延伸、农业多功能拓展，而科技渗透发展的动力贡献则相对不足。鉴于北京土地、环境等方面资源限制性，未来实现产业深度融合将主要依靠发挥科技渗透发展的强劲驱动力，并主要是利用科技缓解资源短缺对一产规模、三产多样性的限制，如立体种养、农业物联网等技术的应用等。

（2）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增长幅度相对不高。观察期内，在政策扶持引导下，园区聚焦培育其产业和保护环境，短期内组织化、品牌化、绿色化等相对发展不足，导致园区生态、社会效益相对增长较慢。结合北京农业存在的“三不”现象等实际，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园区建设主体，应发挥其在组织管理、绿色品牌、联农带农等方面的作用是后期推动社会和生态效益提升的主要力量，如推动农民建立高效合作社、生产绿色产品、创新利益联结等。

3.2 建议

（1）提升科技创新应用水平，破解资源要素稀缺等对产业深度融合发展的制约。基于园区互联网、大数据平台，整合各方优势，推动园区内数字化建设有序进行，延伸产业链、价值链。产业园应进一步与科研机构、大学建立紧密的产学研联盟，形成技术研发、试验示范、成果转化为一体的融合平台，提高技术成果的产业适用性和匹配性；着力应用农业前沿新科技，提高产业园科技创新能力；加快园区农业现代化、智能化和信息化发展，重点在于通过构建产业需求导向的科技支撑体系，如立体种养技术、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术等。

（2）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激发主体推动产业融合协调发展的持续动力。发挥产业园平台支撑作用，鼓励支持有条件的种植大户升级为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申报示范社、农业企业申报农业龙头企业，提升新型经营主体的发展和带动能力。并在发挥配套政策支持较好引导园区先期建设功能基础上，联合地区政府、高校、企业等组织，积极推进社会化服务中心建设，完善土地托管、农机服务、统防统治、科技服务、农民培训等功能，提升园区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此外，加强园区主体培训引导，激发其责任意识和带农积极性，鼓励园内集体经济组织与企业合作，建立企业、村集体及农民多方利益联结模式[17]，与农户在组织、利益等方面建立有效的联动机制，保障农民获得合理的产业链增值收益。

最后需要说明该文存在的局限。农业资源和农业产业存在区域差异性，受样本量限制，该文并未就此进行区分，并以建设周期可能存在差异的样本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存在一定制约。随着园区建设的推进，样本数量和数据周期均可得到较大提升，从而可以分产业、区域进行更加准确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