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敏
中国近代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自20世纪30年代建立迄今已有90余年的历史。历经几代史家的建设,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已趋于成熟,既有别于1840年以前的古代史,也有别于1949年以后的当代史。但无可否认的是,因本门学科毕竟诞生于20世纪“西学东渐”的大潮之中,因此,在理论范式、问题意识、研究方法乃至话语体系方面,均深受西方史学的影响,至今尚未完全实现本土化转型。
对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模式中所带有的“西方”特征,部分西方学者也有所反思。典型者如美国史学家柯文的名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在他看来,20世纪70年代以前,西方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基本上是“西方中心”论占据主导。为此,他提出应建立基于“中国中心观”的研究模式。但是,针对柯文的新思考,也有中国学者质疑:“《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出版后,曾唤起国内读者对‘中国中心’说的误读与追捧,冷静想想,用西方概念与知识体系叙述的‘中国’真的是‘中国中心化’的中国吗?”
正是基于以上问题意识,为了从根源上建立近代中国本土化“知识体系”,最近20年来,中国史学界在词汇史、概念史、观念史、知识转型史等领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学术探讨。如冯天瑜、沈国威等对来自日本的近代汉字术语、词汇进行的文化探源研究;方维规、李宏图、孙江、黄兴涛等的概念史研究;金观涛、刘青峰夫妇通过关键词梳理进行的观念史研究;桑兵、章清、杨念群等的近代知识转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