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月刊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历史贡献

郭巧云，曾 艳

（荆楚理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荆门 448000）

《共产党》月刊创刊于1920年11月7日，属半公开的秘密刊物，一般随《新青年》附赠，1921年7月出版第6期后停刊。它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创办的党内机关刊物，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刊物，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刊，李达任主编，陈独秀（TS）、李达（江春）、施存统（CT）、沈雁冰（P.生）、周佛海（无懈）等是主要撰稿人，均使用化名写作。《共产党》月刊是伴随中国共产党的筹建应运而生的，虽历时较短，但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学术界对该月刊进行了一定研究，产生了重要的理论成果。（一）关于《共产党》月刊的历史作用，段启咸认为，《共产党》月刊系统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对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起到了重大的历史推动作用；（二）关于《共产党》月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意义，李伏清等认为，《共产党》月刊的发轫、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筹建息息相关，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阶段的历史价值与时代烙印；（三）关于 《共产党》月刊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传播，李军林等认为，《共产党》月刊对第三国际的成立及其主张、对俄国共产党及其共产主义运动、对世界其他各国共产党及其共产主义运动等都进行了传播。从现有成果来看，其中缺乏《共产党》月刊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中的历史贡献的系统研究。事实上，《共产党》月刊通过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俄国革命的经验，批判无政府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捍卫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关注中国革命、分析中国国情，阐明共产党的组织形式和原则、为筹建中的中国共产党提供理论指导等，生动展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阶段的时代印记，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具有重要的历史贡献。本研究立足百余年来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基于史料，尝试厘清《共产党》月刊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历史贡献，有助于我们认识到《共产党》月刊传播的思想至今都不过时，以期对加强党报党刊在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创新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以及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等有所裨益。

一、宣传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知识，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重要的思想武器

《共产党》月刊在中国首次鲜明地打出“共产党”的旗帜，喊出“共产党万岁”这一铿锵有力的口号，介绍革命理论和党的基本知识，初步回答了为什么建党、建党何以可能、建设怎样的党以及党的任务是什么等基本问题，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彰显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

（一）为什么建党

《共产党》月刊第5号《短言》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使命就是改造政党、改造政治、改造中国；唯有中国共产党才真正有诚意、有能力解决中国政治问题、实现中国政治统一。沈雁冰、李达等都曾撰文对此进行明确论述。沈雁冰在《自治运动与社会革命》一文中论述了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提出“立即举行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要把一切权力归劳工所有，尽灭掠夺制度。李达在《社会革命底商榷》一文中明确提出，改造中国是我们共产党的使命，要通过阶级斗争、无产阶级运动实现社会革命。概括而言，建党是为了改造中国，是中国革命的现实需要。

（二）建党何以可能

李达在《社会革命底商榷》一文中作了明确回答。他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了中国的社会现实和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指出中国“富者田连阡陌，贫者土无立锥”，“贫富两阶级的悬隔”，形成了“劳动资本两阶级的对峙”以及“国际资本阶级和中国劳动阶级的对峙”两大矛盾。中国要仿效1871年法国无产阶级和1917年10月俄国无产阶级，组织起来一个阶级，采取“直接行动”这一“社会革命”的唯一手段。 《共产党》月刊第3号《短言》也明确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智识人格完全配掌握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可见，《共产党》月刊启示我们，中国必须建立俄国布尔什维克式的政党，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中国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和觉悟程度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阶级基础。

（三）建设怎样的党及党的任务是什么

陈独秀、周佛海、施存统等都曾撰文进行了明确回答。陈独秀在发刊词《短言》中就明确提出跟着俄国共产党，要用阶级战争的手段，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无国家，消灭资产阶级。周佛海在《俄国共产政府成立三周年纪念》一文中介绍了苏维埃俄国的政治、经济组织，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并对比了中俄情况，指出共产党适用于中国。施存统在《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一文中指出，中国只有实行共产主义，才有希望；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实现共产主义。《共产党》月刊第5号《短言》明确提出，经济使命和政治使命是中国共产党的两大使命。 此外，《共产党》月刊还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式和组织原则，提出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各级组织机构。

二、批判各种错误思潮，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20世纪的头十年，马克思主义受到国内知识分子重视的同时，各种非社会主义思潮鱼目混珠，大肆攻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尤以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最为突出。《共产党》月刊刊发了系列文章，对这两大社会思潮进行批判，引导先进的知识分子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一）反对基尔特社会主义，准确论述社会主义的相关问题

以张东荪、梁启超为代表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名义上宣扬社会主义，实质上反对马克思主义，妄图阻止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他们认为中国实业不发达、产品贫乏，要增加富力、发展实业，必须发展资本主义，不能实行劳动专政。他们极力鼓吹基尔特（行会）社会主义，认为中国不需要革命，没有必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月刊刊发文章对基尔特社会主义进行了深刻揭露和批判，阐明了社会主义的相关问题，划清了真伪社会主义的界限。

其一，批判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唯心史观，揭示社会主义产生的必然性。基尔特社会主义否认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将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归结为人的思想。针对这种唯心史观，李达在《社会革命底商榷》一文中强调，革命不是因人的智力发生，而在于现社会的经济状态的变动，是由生产交换的手段而生。李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驳斥了张东荪、梁启超炮制的“中国无劳动阶级”“欲社会主义之实现，其道无由”等谬论，说明了无产阶级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决定力量，随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的对抗的加剧，社会革命的时机到来了，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出路只能是社会主义。《共产党》月刊第1号《短言》指出，经济改造在人类改造中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必须采取俄国共产党的方法，即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共产党》月刊第2号《短言》进一步强调指出，国际主义是社会主义必然的属性，没有他，社会主义很难实行，世界的和平就不能实现。施存统论述了实行社会主义的两个理由：一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不可能并存的，世界资本主义灭亡，中国资本主义不可能独存；二是中国无产阶级生活悲惨，必须发展产业，增加物质生产品，但用资本主义来发展，会使无产阶级地位更加悲惨，要用共产主义来生产。

其二，揭露基尔特社会主义“用进化代替革命、鼓吹改良主义”的反动性和欺骗性，分析社会主义的实现途径。李达在《社会革命底商榷》一文中分析了议会政策、工会运动和直接行动这三种社会革命的手段，并认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是社会革命的唯一手段，且最有效力。《共产党》月刊第2号《短言》指出，只有利用阶级斗争推翻资本阶级，夺取政权，才能逃出奴隶的境遇。《共产党》月刊第4号《短言》进一步强调，共产党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改造经济制度，即用共产主义的生产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

（二）批判无政府主义，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

无政府主义于20世纪初传入中国，于辛亥革命前后影响日渐扩大。无政府主义的理想目标虽然是共产主义，但却主张通过互助等方式来实现，他们反对一切国家、政府和权力，反对无产阶级专政；鼓吹绝对自由，反对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十月革命前，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主要斗争对象是清政府和北洋军阀等。“五四”时期，其主要斗争目标转向马克思主义。早期，一些知识分子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难以辨清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本质区别。《共产党》月刊刊发文章批判无政府主义的观点，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

其一，批判无政府主义“反对一切国家”的谬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推翻资产阶级国家后，要不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在国家问题上产生分歧的实质所在。《共产党》月刊第1号《短言》明确提出，我们要逃出奴隶的境遇，就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无国家。李达在《无政府主义之解剖》一文中指出，无政府主义各派的共通要素是否认一切国家、一切政府、一切权力，其实质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他在《社会革命底商榷》一文中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指出 “要使无产阶级跑上支配阶级的地位，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成为支配阶级的无产阶级手中，用权力扫除旧生产条件；要推倒有阶级、有特权的旧社会，组织无阶级、无特权的社会，生产机关为社会全体所共有。”监狱、警察和军队都是需要的,因为要对付反对共产主义的人、对抗资本主义的敌国。

其二，揭露无政府主义“绝对自由”的欺骗性，强调必须建立有铁的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绝对自由，反对任何组织及纪律。《共产党》月刊对此进行了尖锐批判，指出，能够成为无政府主义的，只有个人主义，揭露其实质是极端个人主义。李达在《社会革命底商榷》一文中认为，无政府主义的生产组织与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差不多，处于无政府状态，不能使生产力保持平均，供给与需要不能相应，最终陷入混乱状态，因此需要“中央权力去干涉”。在《我们为什么主张共产主义》一文中，周佛海驳斥了“不经过一种阶段就能实现无政府主义”的观点，指出无政府主义百年内无法实现，必须采取见效的方法，共产主义由此成为必要，因为其生产和需要是一致的。《共产党》月刊第1号《短言》指出，劳动专政就是不把政权及自由给资产阶级，否则就是自杀。《共产党》月刊通过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明确提出要以布尔什维克为榜样，实行权力集中，建立统一的有严格组织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

三、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

《共产党》月刊刊发了论述工人运动的系列文章，对于指导工人运动、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一）向工农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报道国内工人运动的发展

当时中国共产党虽并未正式成立，但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已经相继成立。工人运动在先进理论的指导下迅猛发展。《共产党》月刊对中国工人运动进行了重点传播。在《上海劳动组合创办劳动周刊》一文中指出，《劳动周刊》已办四期，可以增进劳动者的智识，是教育训练劳工们的一个“最好的机关报”。当时上海的工人运动不断发展，《共产党》月刊刊发系列文章，深刻地指出，他们的目的虽是增加工资，却成为工人觉悟的开端。《共产党》月刊对其它一些工人运动进行了报道，如唐山洋灰公司工人为生活所迫发动罢工，要求增加工资；上海法租界电车工人举行罢工，要求改善待遇，等等。这些工人运动都取得了胜利。《上海英美烟公司工人罢工记》一文就工人罢工的组织及经过进行了详细报道；《广东土木建筑工人大罢工始末》一文指出，工人罢工取得了最后胜利，这是“广州土木工人有阶级觉悟而团体巩固的效果。还望土木努力向前，谋根本解决才好”。这些报道进一步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从中可以发现，工人运动已经从初始的纯经济要求上升到了政治要求。

（二）强调必须深入工人群众，与工人群众相结合

《共产党》月刊指出，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有较高觉悟、较易感受社会主义，但他们自身力量欠缺，如果加入无产阶级队伍，就会更有力量。并强调“没有他们，社会主义就不能实行”。工场劳动者是无产阶级中最有力量做社会革命的，因为他们“在经济上占重要的位置”。但中国的无产阶级还不成熟，多为“无自觉、无训练、无组织的人”，不懂社会主义。如果站在外围谈论劳动运动，是不会成功的。因此，我们需要投身工场，与他们亲近，必须“亲身跑到劳动者群里去”。这就明确指出，我们必须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与工农运动相结合。

（三）报道工会活动，强调要帮助工人群众组织革命工会、开展罢工斗争

为更好地开展阶级斗争，必须组织好工会。《共产党》月刊指出，工人中的封建帮会是组织工会的严重障碍。这些帮会相互排挤，忘了资本阶级这个敌人。工人必须脱离帮会。因此，要不分行业、不分地方、不分男女，“为阶级的结合”组织工会。 《共产党》月刊还强调，工会具有“谋劳动者生活底向上，与资本阶级作斗争”和“训练劳动者，预备将来管理生产事业”这两种作用；存在“改良的、社会政策的”和“革命的、社会主义的”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工会和工会路线，共产主义者要帮助工人建立团结全体工人的革命工会。《共产党》月刊报道了广东工界欲筹办一个总工会，并指出广东不仅筹办总工会，还出现了“劳农互助团”；报道了上海烟草公司工人也发起组织烟草工人会的相关情况。它高度赞扬了工人的斗争精神，但同时告知工人群众，不能仅以增加工资为罢工运动的目的，而要“努力向前谋根本解决”，即“打倒资本主义”。

四、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原则的初步确立奠定坚实的基础

《共产党》月刊并非单纯地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运用这一理论分析中国国情，探讨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开始了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的初步探索，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原则的初步确立奠定坚实的基础，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一）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国情

《共产党》月刊初步研究了中国革命的目的、任务、对象等。其中，对中国农民问题的分析和探讨，构成《共产党》月刊极具历史意义的重要内容。如，《告中国的农民》是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农民运动的文献。该文强调农民问题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性，认为中国农民具有强大的革命力量，在革命中占有重要地位，如果农民奋起进行阶级斗争，革命就有十分的可靠性。该文首次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指出中国农村中存在地主、中农、贫家、雇农四种阶级，深刻分析了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号召农民团结起来，自己解放自己，向着共产主义奋斗。又如《告劳兵农》一文指出，官僚、军人和资本家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提出了中国革命的五个步骤，详细考察了中国农村的阶级状况、农民的悲惨命运，深刻分析了解决好农民问题对中国革命的重大意义，号召进步知识分子深入到农民中去进行革命工作。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

在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探索上，《共产党》月刊刊发的系列文章具有不可否认的历史价值。李达在 《社会革命底商榷》一文中论述工会运动时指出，工会运动要以各个国家、地方的经济状态为转移，并认为中国经济不发达，要发展工会运动实属不易，但可以通过成立工会组织，使其与工会以外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待时机成熟时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斗争。《告劳兵农》一文分析了中国工农的现实状况及其特点，指出了中国革命的敌人及革命步骤，字里行间都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紧密结合。陈独秀高度赞扬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号召大家联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来彻底解决自身的困苦。同时也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知识缺乏，存在严重不足，但劳动者团体会逐渐发展起来，变得坚强有力，未来的世界必定属于工人阶级。施存统论述共产主义时，就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又紧密结合中国实际。比如他在《我们要怎样干社会革命?》一文中深刻分析了中国资本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的差别，指出在世界资本主义已经灭亡的情况下，中国的资本主义绝不能独存于世界；而只有实行共产主义，中国无产阶级才得以过“人的生活”。

五、结语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始于五四时期，是近代中国救亡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带领中国人民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就在于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不断进行党的理论创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理论来指导中国各项事业的发展。而考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必须探讨思想传播的主要途径即印刷传媒状况。因为对五四运动以后的知识分子来说，要在中国传播新思潮，必须借助一定的载体即印刷传媒。在早期的传播过程中，主要的传播媒介是报纸和杂志。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立的《共产党》月刊，作为党内机关刊物，首次在国内公开亮出共产党的旗帜，也是五四时期唯一以共产党命名的刊物。该刊物的创刊在中国共产党成立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引导先进的知识分子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原则的初步确立奠定坚实的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