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翻译学视角下陇东红色歌谣英译研究

◎张苏亚

（陇东学院 甘肃 庆阳 745000）

一、引言

近些年，我国高度重视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要求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让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传播好中国文化，让世界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进入新时代，党中央高度重视红色基因传承与弘扬。2019年8月，习总书记在视察甘肃时指出“要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甘肃省委在第十三届十次全会上通过的《决定》，明确提出要传承好甘肃红色基因，传播好甘肃红色文化，讲好革命故事、老区故事、长征故事和红军故事。甘肃省是红色资源大省，这些资源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对外传播甘肃红色文化，提高甘肃红色文化的影响力和国际传播力，对于增强甘肃文化自信和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

二、陇东红色歌谣

陇东红色歌谣指的是1927年到1949年流传于甘肃陇东革命老区，反映战争生活的歌谣，承载着丰富的革命历史、浓厚的红色文化和革命精神，是甘肃省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歌谣取材丰富，内容覆盖广泛，是陇东革命根据地人民革命斗争生活的真实映射，代表歌谣如《军民大生产》《绣金匾》等。陇东红色歌谣真实而又生动地记载了老区人民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同时也映射了工农兵群体的饱满情感及对新生活的渴望和寄托。陇东红色歌谣是蕴含浓郁地方特色和彰显鲜明时代特征的新型文艺形式，具有独特地域特点和社会功能。

文献梳理发现，对陇东红色歌谣的搜集整理工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至今歌谣的整理汇编已经形成规模，先后有学者统计、搜集及注解了四百多首歌谣。对陇东红色歌谣的研究主要关注歌谣本身，如分析歌谣产生的政治背景，从不同理论视角探讨歌谣的主题特点及文化性等。随着2019年陇东红色歌谣英译本的出现，陇东红色歌谣的英译与传播研究才得以展开。陇东红色歌谣的译介能够更好地对外传播中国地方文化，使更多读者深入理解陇东民歌，达到弘扬南梁精神，传播甘肃红色文化的目的。

本文基于陇东红色歌谣翻译实践，从生态翻译学理论出发，以《陇东红色歌谣选译》为研究文本，从“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对《南梁政府成立了》《刘志丹是好汉》《红旗谣》等歌谣英译本进行考量，分析译文的可读性、规范性及地道性，关注歌谣交际目的的实现，以指导、改进陇东民歌翻译质量，为国内民歌翻译工作者提供参考，为域外有效传播和推广中国地方民俗文化提供理论支撑。

三、生态翻译学

生态翻译学于2001年由清华大学教授胡庚申教授提出，他认为本质上讲，翻译过程等同于一个生态系统。翻译生态系统的组成要素主要包括译者、译文和原作等要素，整个生态系统是一个涉及不同语言、文化、交际目标、译者和接受者等元素、各要素之间又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整体。译者在翻译系统中发挥主体作用，对原文进行适应、选择及转化，确保译文适应读者的文化及阅读习惯等，并保证译文呈现最佳整体性与关联度。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翻译的本质则是译者基于“读者的反应，为了不断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而进行的动态选择与转化的过程”。这种选择与转化不仅仅是语言层面的转化，还应包括文化、社会和交际层面的多层次、多维度选择和转化，因此较高质量的译文应是多维度的整合、适应及转化度最高的翻译。所以，译者应综合考虑多维度信息，以此为出发点，既要保留原语内涵又要做到语言层面上的信息适应和转化，同时还不能忽略文化、社会和交际目的的“适应”和“选择”，确保译文符合译入语环境，保证译文准确、易接受和具有实际应用价值，从而更好地实现交际目的，使译文对读者产生的反应和影响尽可能等同原文受众的影响。生态翻译学的研究范式紧扣全球生态思潮，在充分吸收东方生态观和东方智慧的基础之上，结合“关联序链”的认知机制以及生态思维的指导，在目前翻译学的研究中呈现出方兴未艾态势，较多研究成果、相关理论和一系列术语不断涌现。

生态翻译学理论给陇东红色歌谣的解读提供了新的视角，能更好地指导陇东红色歌谣的外宣翻译实践。陇东红色歌谣的英译及甘肃红色文化的对外传播与目前我国大力倡导的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相契合，对甘肃民俗文化的对外传播、甘肃红色文化和革命精神的弘扬和甘肃形象及甘肃软实力的提升具有积极意义。

四、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陇东红色歌谣英译研究

陇东红色歌谣是甘肃庆阳珍贵、灿烂的文化遗产，蕴含着浓厚的甘肃民俗文化，对甘肃庆阳的历史、文化乃至经济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陇东红色歌谣的外宣翻译可以丰富民歌学术研究，有助于甘肃红色文化走出国门，对传播民俗文化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从《陇东红色歌谣选译》实例着手，以生态翻译学的适应选择论为指导，主要分析一些代表性歌谣如《南梁政府成立了》《刘志丹是好汉》《红旗谣》等译本在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上的适应与转换，分析译者的判断和决定、总结译文的“得”与“失”，从而阐释生态翻译学对陇东红色歌谣外宣翻译的指导意义。

（一）语言维

生态翻译学下的语言维的适应性转换指的是译者在翻译时对语言形式，即语言表达方式的选择及适应性转换。从语言层面上看，各语言分属不同语系，语言的历史及发展不同，具体表现在词汇、句式、语法等差异上。因此，译介文学作品时，需要源语向目标语的转换，在此过程中首先需要译者选择正确的句型和词汇，构建目标语语言生态环境的第一步是要注意词汇、句型、词性、结构等方面的选择和转换。受中西方思维方式差异的影响，英汉两种语言表现出很多区别，如英语注重物称，因此较多使用被动句，而汉语注重人称，较多采用主动句。英语属于形合语言，采用句式以复杂句、各种从句和长句为主，句式呈“树形”结构，而汉语属于意合语言，常用简单句和短句去表达思想，句式呈“竹节式”结构。另外，英汉语言生态的差异还表现在中国人重主观感受和直觉，对语言形式的要求不是非常严格，因此汉语使用主观修饰语比较多，而西方人注重客观事实和逻辑思维，因此英语句子规则和约束较多，要求句型符合语法和逻辑规则。所以，在陇东红色歌谣译介中英翻译过程中，除了传递信息这一基本要求外，还要注意不同语言生态下单词、句式、文体等层面的选择和转换，必要时可能需要长短句转换、词性转换、句子倒装等形式实现不同语言生态内各要素的对等，从而达到语义相等、语用等效。如歌谣《南梁政府成立了》：

天黑地黑暗无光，

When gloomy above and dark below,

不分东西南北方。

We got lost for none we could follow.

南梁来了刘志丹，

And yet at Nanliang Liu Zhidan arrived,

志丹宣传共产党。

He got the Communist Party publicized.

南梁政府成立了，

With Nanliang Soviet government founded,

穷人掌权硬邦邦。

The poor people seized power as desired.

志丹领头咱们上，

Zhidan,our guide,took us to be liberated,

分了土地分牛羊。

With cattle distributed and land allocated.

《南梁政府成立了》歌谣主要表现南梁政府的诞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对西北革命史如此，对边区群众更是如此。歌谣原文主要以意合的形式关联起来，第一和第二句使用“天”“地”等意象使“上”“下”的立体方位与“东”“南”“西”“北”的水平方位相建立关联，形容边区群众从上到下、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到处都在经历水深火热的黑暗生活。第三与第四句和第五句与第六句的逻辑关联点类似，主要是第三句“南梁来了刘志丹”是第四句“志丹宣传共产党”的条件和前提，第五句“南梁政府成立了”也是第六句“穷人掌权硬邦邦”的前提条件。七、八句的关联在于第七句描述通过完成两个动作“领头”和“上”从而达到了第八句“分了土地分牛羊”的结果，同时第七句和第八句内也存在并列的逻辑关联。因汉语与英语分属不同语系，汉语不强调演绎和推理，以意合为主的语言相比较而言逻辑论证较少，因此原文句子之间的关联未使用外在逻辑形式的文字，但是译为英语时则需要添加各种连接手段，以形制意，承上启下，因此对应的英译本里添加了如“and”“yet”“with”等连接词、使用“with”复合结构、“when”引导的时间状语、同位语结构做插入语等方式衔接前后逻辑关系、凸显句子之间的内在关联，甚至在最后一句译文中添加“and”一词将“分了土地”和“分牛羊”之间的并列关系外在显现出来。

（二）文化维

翻译的过程就是要使源语文本经过译者进入另一种文化语境，这一过程必然受到目的语文化因素的制约。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对源语的文化内涵进行解读、理解、解释和翻译并使其转换并适应目的语的文化，这就是文化维的适应性转换。生态翻译学视角下文化维的适应性转换指的是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该尤其关注不同语境下文化性质和特点的解读与传递，从而避免曲解和误读原文。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注重译者对源语与目的语文化内涵的转换，防止因过度强调目的语文化而造成原文理解偏差。陇东红色歌谣蕴含浓郁的陇东地方文化色彩，内容涵盖陇东民俗、方言土语、地方典故等特色文化词。要实现陇东红色歌谣跨地域、跨文化的传播，对其的外宣翻译必须注重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意象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源语与目的语环境较大的文化差异要求译者务必时刻具备文化觉悟，有意识地甄选恰当的翻译策略及方法实现文化的等效于融合。因此，译者除了要实现语言维的适应性转换这一目的之外，还需要掌握源语和目的语的文化底蕴与内涵，从而达到不同的语言文化生态效果等同、和谐平衡，避免读者从目的语文化视角出发曲解原文。以陇东红色歌谣《刘志丹是好汉》一歌为例：

刘志丹，是好汉，

Liu Zhidan is a hero brave and bold,

精脚片子打裹缠。

With feet bare,legs half wrapped,

腰里别的手榴弹，

And hand-grenades on the waist belt,

断的白军跑不绊。

His chase the White Army never escaped.

这一歌谣主要反映1930年到1935年期间，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刘志丹率领陇东一带游击队和红军展开的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译文句式较为工整，尾韵基本押韵，但英语受众可能存在因为不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而难以理解“刘志丹”和“白军”等。因此，英译过程中译者应具备一定的文化意识，注重文化维的适应性转换与选择。而增译、脚注、注释等都是这一过程中可行的翻译策略和方法。所以，在该段英译中译者至少需要增加两个注释，需要注明“刘志丹”和“白军”的一些历史背景如“Liu Zhidan was a high-ranking officer of the Chinese Workers’ and Peasants’ Red Amy and the Shaanxi-Gansu Border Region revolutionary base and he led the Nanliang guerillas and Shaaxi-Gansu Red Army to fight brave battles”和“The white Army refers to the military army of Kuomintang during the first Chinese Civil War from 1927 to 1937”。必要时还需添加信息说明“精脚片子打裹缠”和“腰里别的手榴弹”这些典型穿着打扮和人物形象的背景信息。译者需通过一些有效的英译手段添加必要信息便于目的语读者正确解读和了解原语文化，从而实现文化维的适应性转换和选择。

（三）交际维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交际维的适应性转换与选择指的是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实现不同语言交际意图的转换。这就要求译者不仅要传递源语的语言和文化，还应通晓两种语言的交际原则，了解译文的加工是否实现了原文的交际意图，这一交际意图是否被受众所接受。有时翻译过程难以实现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三个维度的适应性转换，当内容和交际效果发生冲突时，要重交际而轻内容，因此，译者要在三维转换中稍微倾向交际维的适应性转换，这种情况常见于广告、标识语等实用文本的翻译过程中，在陇东红色歌谣的英译实践中也有出现，主要体现在翻译具有文化寓意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译者考虑读者的接受能力，减去过多修饰和具体信息，通过减译、摘译等翻译方法，实现言简意赅从而更好地传递交际目的。如陇东红色歌谣《红旗谣》一歌侧重红旗具体描述的句子较多，比如“红旗展，红旗红”“红旗来，红旗去”等，汉语中使用的对偶平行的三字句式在翻译过程中被进行了减译，译为“Red flags are flapping high in the skies”和“Red flags fluttering above in the air”，删去了一部分重复的细节描述如“展”“红”“来”和“去”，避免累赘表述，从而使译文更符合英文句型结构和表达习惯，有利于交际目的的实现。

五、结语

从生态翻译学理论出发，实例分析陇东红色歌谣英译中适应性选择与转换原则，认为陇东红色歌谣译者在翻译实践中综合考量多重要素，如源语与目的语的语言特征、文化差异和原文的交际目的等，结合语言学、翻译学、传播学等理论知识，努力实现译文在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上的最佳契合，体现外宣翻译的语言地道、文化融合、交际等效等特点，对传播陇东民俗文化和甘肃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积极意义。同时证明了生态翻译学的“三维”转换理论不仅为考量翻译质量提供了新的参考和指导，也提高了翻译研究的跨学科融合和创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