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壮族民歌传承发展方式研究

娄文杰　康慧

【摘要】壮族民歌和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传承和发展上面临着困境。然而，由于壮族民歌内蕴的敬畏自然、感恩自然、讴歌生命的价值，使得壮族民歌在生态赋值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对壮族民歌进行生态赋值的基本方式是，在坚持以政府为主导、正确价值引领、以民间作为创造主体的原则的基础上，推动传统壮族民歌中的生态元素向生态文明思想转化，推动新时代蕴含生态文明思想的壮族民歌创作。

【关键词】壮族民歌;生态文明;生态赋值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27-0092-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2.27.029

基金项目：桂林理工大学南宁分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项目“以‘壮族三月三新时代文化价值作为我区高校民族团结教育精品内容研究”（GLUTNNSZ202006）。

作为传承悠久的古老优秀传统文化，只有实现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1]18，才能在新时代更好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才能更好地实现在传承和发展。对壮族民歌进行生态赋值，其目的，正是为了推动其社会功能由传统的“乐神择偶”向宣传和培育生态文明思想转化，探索壮族民歌在新时代更好的传承和发展的方案。

一、壮族民歌在传承和发展上的困境

壮族民歌是一种传承逾两千年的民间音乐，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纵观国内外许多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和精神，或多或少都存在与时代、生活相脱节”[2]，这其实是壮族民歌在新时代传承时面临的同样的困境。

“乐神”是壮族民歌在传统上的主体功能[3]。也就是说，在千年的传承过程中，壮族民歌的主要功能是表達对神灵的敬畏和感恩之情，尽管所“乐”之神，因地域不同而有所不同，但总体来说，其基本对焦在“人格化的自然事物或自然现象”上面，是明显带有自然宗教性质的自然崇拜。然而，在自然事物和自然现象已经被科学技术很好解释且已经被人类充分认识的今天，“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4]815，并且自然界本身也已经失去了其神秘的面纱，“自然界，就它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5]55。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把自然当作“人格化的存在”而予以祭祀的自然崇拜，事实上已经在绝大多数科学文化较为发达的文明中消解，从“壮族三月三”期间所集中展示中的壮族民歌艺术中也明显可以看出这种“自然崇拜”内涵的退却，即人们已经不再把祭祀神灵作为生产上五谷丰登、生活上家庭和睦安康的必要条件，故而，这种以“乐神”为目的的民歌也随着“神灵”的消退而式微，这事实上使得壮族民歌的传承与发展遭受极为严重的困境和挑战。

“择偶”是壮族民歌在传统上的另一大主体功能。从汉民族“上巳节”演化而来的“壮族三月三对歌节”，可谓稻作文化在农耕时期重要的“相亲联谊会”，《周礼》中已载的“上巳节”时，“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6]513的习俗，到了壮族先民之里，“民歌对唱”成了“会男女”的主要模式。从南朝时期沈怀远的《南越志》，到南宋时期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再到清代的《庆远府志》的记载，都可以一窥壮民族以“对歌”来“择偶”的传统，如南宋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记载的“歌而抛之，谓之飞駞。男女目成，则女受駞而男婚已定”[7]478的习俗，就是对壮族民歌“择偶”功能的例证。然而，在信息爆炸甚至信息过载的时代，壮民族“择偶”的标准已经不再局限于民歌相和的程度，“择偶”的平台甚至已经从实体空间拓展至互联网空间，因此，“以歌择偶”的习俗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消逝，壮族民歌这种“以歌择偶”的内涵也逐渐失去其服务现实的功能和价值，壮族民歌和“三月三歌圩”已经演变为“仪式大于内容”的“符号”，这对于壮族民歌的传承与发展同样是极为不利的。

但是，上千年的传承，壮族民歌已经融入壮民族的血液里，成为壮民族性格的代表，成为壮民族的“关键符号”，同样也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的见证。因此，在新时代，需要对壮族民歌进行创造性转化并促使其创新性发展，使之不仅仅作为一种“符号”，更关键的是继续作为服务社会的一种文化，作为一种服务社会主义事业的文化，才能在筑牢中华民族共体意识，在民族团结教育中发挥其重要的作用。

二、壮族民歌生态赋值的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明确指出：“生态文明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要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培育生态道德和行为准则”[1]362-363。可以说，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扭转人民群众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过程中因缺乏必要引导而形成的铺张浪费、“污染等于发展”等等错误的观念，宣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培育人民的生态道德。壮族民歌因其内蕴“朴素的生态理念”、有较大的区域影响力等自身独特优势，在赠予其生态价值的基础上，可以作为生态文明理念宣传教育的载体，在培育人民生态道德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壮族民歌内蕴“朴素的生态理念”，使之在宣传培育生态文明理念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壮族民歌的重要功能就是“乐神”，因其所“乐”之神的自然性质，因此，对大自然的赞美是壮族民歌在内容方面的重要体现，这种基于“乐神”而形成的原始的、朴素的生态理念，集中体现在“敬畏自然、感恩自然”[8]上。在科学技术日益发展的今天，在壮族民歌“自然宗教”的意蕴“自我消逝”后，正是基于其“敬畏自然、感恩自然”的朴素理念和“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的相似性，对其进行生态赋值，可以说是一种“水到渠成”式的选择，而生态赋值后的壮族民歌必将在自然文明理念的培育中发挥作用、贡献力量。

壮族民歌较大的区域影响力，使之在宣传培育生态文明理念方面具有时代优势。壮人自古至今皆嗜歌，那坡壮族民歌、刘三姐歌谣、“壮族嘹歌”等民歌文化，布洛陀、密洛陀等唱出来的壮民族“史诗”，因纪念刘三姐而形成的民歌展示舞台[9] —— “壮族三月三”等先后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都是壮人“嗜歌”民族特质的现代证明。而这种“嗜歌”，使得壮族民歌在壮民族聚居区域具有无与伦比的影响力。特别是从2014年开始，广西把“壮族三月三”作为少数民族习惯节日，并且从自治区层面着力打造“壮族三月三·八桂嘉年华”，从而使古老的壮族民歌借助“八桂嘉年华”这个现代化的展示平台，通过新时代多元化的媒体手段实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其区域影响力更加彰显。因此，对古老的民歌艺术进行生态赋值，把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古老的民歌艺术中，借助具有较强的区域影响力的壮族民歌文化平台，可以有效拓展生态文明理念培育渠道，并且在促使民间特别是广大乡村地区养成新时代生态道德方面，也可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生态赋值时应注意的几个原则

（一）以政府为主导的原则

在新时代，对壮族民歌进行现代生态赋值，实现壮族民歌这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必须坚持党和政府的主导地位，在党和政府的有序引领下，根据社会发展实际进行有效的生态赋值。

当前，壮族民歌自觉生态赋值的案例极少。因此，对壮族民歌生态赋值，使其承担起宣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任，实现壮族民歌创新性发展，需要党和政府的积极引导和鼓励。从这些年自治区所着力打造的“壮族三月三·八桂嘉年华”这一“文旅融合”的活动来看，壮族民歌作为“文旅融合”的“文”的重要一环，在其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两者相得益彰，共同发展。“八桂嘉年华”是壮族民歌对外集中展示的平台，壮族民歌是“八桂嘉年华”的精神、文化纽带，因此，党和政府作为“壮族三月三”这个节日的供给侧，可以不必“局限于民族传统节日的传统价值定位”[10]，在对“壮族三月三”这个对全自治区有重大影响的节日进行现代赋值时，可以通过注重生态文明价值的赋予，以举办“生态文明民歌大赛”等形式，实现对壮族民歌间接的价值引领，并以此为契机，构建壮族民歌生态赋值的政策机制，从而启蒙、鼓励和规范壮族民歌传承者，使其自覺把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壮族民歌，在唱响民歌的同时宣传生态文明理念。

（二）正确价值引领的原则

在新时代，对壮族民歌进行生态赋值，是基于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是基于宣传和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需要，因此，所“赋”之“值”应当符合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需要，应当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相契合。

以“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11]作为壮族民歌生态赋值的着眼点。广西独特的自然资源优势充分证明了并且还在持续证明“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的生态文明思想，可以说，对壮族民歌赋以此生态价值，完美契合广西自然生态发展实际，更能发挥其宣传生态文明思想的作用。从新中国成立至今，经过一代又一代人民群众的努力耕耘，广西自然环境有了根本性的改善，森林覆盖率从新中国成立初的16.04%，跃升到2019年底的62.45%，居全国前列，这是“人不负青山”的实践和明证;而广西木材产量位居全国第一，林业产业总产值达到7042亿元，不仅如此，杧果、香蕉、龙眼、荔枝、罗汉果等11个农业品牌入选首批中国农业品牌目录，品牌总价值超过 2500 亿，完美的展示和证明了“青山定不负人”生态文明理念。因此，对壮族民歌赋予“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的生态文明思想，更易使人民群众产生认同感，从而提升生态赋值后壮族民歌对生态文明思想的宣传效果。

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壮族民歌生态赋值的价值主体。马克思曾指出：“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12]161，从这个意义上展开，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人的身体”，而自然界这个“人的身体”一旦遭到破坏，最终承受其后果的必将是生物意义上的“人的身体”。恩格斯对此做出了专门的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13]559-560。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进行了继承和发展，“提出绿色发展理念，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14]。而壮族民歌历史上就内蕴“敬畏自然、讴歌生命”[8]的价值，可以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正是对这种价值的现代表达，因此，从传统和现代的“一致”角度对壮族民歌进行生态赋值，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价值主体进行“赋予”，使之成为壮族民歌在新时代的价值追求，基于历史和现实的“继承性”，更容易被人民群众理解和接受，从而提升生态赋值后壮族民歌对生态文明思想的宣传效果。

（三）民间作为创造主体的原则

《太平寰宇记》中记载：“壮人于谷熟之际，择日祭神，男女盛会作歌。”[15]从传统上说，壮族民歌是民间艺术，从南北朝至今的大量文献记载中都体现着壮族民歌的民间艺术性质;其歌词和曲调与自秦以降的韵语言文学如赋、诗、词、元曲等尽管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其差异性更大，这充分说明壮族民歌创作者的区域性、民族性和民间性;乃至壮族民歌的集中展示平台——壮族歌圩，“其属性乃是以唱歌为主要形式乐神择偶的大型群众性活动”[3]。总结来说，从表演形式、创作者和展示平台角度可以明显得出壮族民歌的民间性的结论。

因此，在新时代，对壮族民歌进行生态赋值，其关键点还是民间壮族民歌传承者的创新创造，也即在党和政府的引导向下，使壮族民歌传承者主要是“歌师”和“歌王”等自觉向壮族民歌赋以新时代生态文明价值，把壮族民歌打造成宣传、贯彻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的阵地。

四、新时代壮族民歌生态赋值的方式

（一）推动传统壮族民歌中的生态元素向生态文明思想转化

传统壮族民歌作为壮民族的关键民族符号，可以说代表着壮民族的性格，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员。对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要“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1]314， 并明确指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1]18。由于壮族民歌的“乐自然之神”的特性，壮族民歌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对大自然的赞颂，如“三月咱们壮乡真美好，山也笑啰，水也笑啰” [16] “妹种枇杷树，花落不同时”[17]等等。可以说，“敬畏自然、感恩自然、讴歌生命”[8]，是壮族民歌中最具代表性的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髓”。其“乐神”特性消融后，壮族民歌天然就带有对生态文明思想的表达，天然就是对美好生态生活的向往的体现。因此，创造性地转化“敬畏自然、感恩自然、讴歌生命”的“乐神”内涵为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是壮族民歌新时代生态赋值的重要方式。

首先，以“敬畏自然、感恩自然、讴歌生命”为准则，整理传统壮族民歌中蕴含生态元素的章节，编纂壮族民歌生态类专著。壮族传统民歌种类丰富，分类方法多元化，如以“单声部”和“多声部”进行分类的《壮族民歌100首》 [18]，如以民歌所传唱的地域进行分类的《平果嘹歌》 [19]、《那坡壮族民歌》 [20]等，而《平果嘹歌》本身又是按体裁分为长歌、恋歌、散歌、客歌、时事歌等来编写的，因此，编写壮族民歌生态类专著，在理论上是必要的，而在实践上是具备可行性的。而一部壮族民族生态类专著，不仅是蕴含生态思想的壮族民歌的集大成，更关键的是可以成为宣传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文本，也成为壮族民歌向生态方面赋值的明确例证，从而在事实上成为壮族民歌生态赋值的典范。

其次，鼓励壮族民歌传承者从生态文明角度对传统民歌进行新时代演绎。“壮族三月三”作为壮族民歌集中展示的平台，可以在传统民歌生态演绎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事实上，在“三月三”期间，通过举办生态民歌专场、生态民歌大赛等方式，可以很好带动壮族民歌传承者在传统民歌中挖掘生态元素，从生态文明角度对传统壮族民歌赋值，从而起到创造性地转化传统民歌价值的作用。

最后，号召民俗学者从生态文明角度对传统壮族民歌进行新时代诠释。只有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才能真正实现传统壮族民歌与生态文明相融合，使壯族民歌和生态文明建设相向而行。因此，为实现新时代壮族民歌生态赋值，使壮族民歌在新时代焕发生态文明之光，应切实地鼓励民俗学者对传统壮族民歌的生态赋值进行科学研究，从而为壮族民歌生态赋值提供理论支撑。

（二）推动新时代蕴含生态文明思想的壮族民歌创作

在新时代创作新的壮族民歌时，把生态文明思想融入其中，是推动壮族民歌创新发展的重要方式，也是壮族民歌新时代生态赋值的核心。尽管如前文所述，壮族民歌中词曲固定的作品流传颇广，也已编订成书，但不可否认的是，南宋地理学家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对壮族先民在民歌对唱中“皆临机自撰，不肯蹈袭”[7]的记叙，体现了壮族民歌的另一大传统——依据音调随兴编唱的传统，这是壮族民歌创作的重要形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先烈韦拔群就亲自创编《帝国军阀罪恶大》《四面农军齐出动》等勒脚山歌，并使之成为宣传革命思想的武器。同样，在随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及新时代，又有《跟着拔哥闹革命》《壮锦献给毛主席》《党的恩情永不忘》等壮族民歌的创作，这事实上表现着壮族民歌创作的基本机制，也是壮族民歌紧跟时代脉搏的表征。新时代，推动壮族生态民歌创新、创作，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第一，发挥当代音乐家在生态民歌创新方面的关键作用。壮族民歌起源于社会分工较为简单的时代，“士农工商”的简单分工，使得壮族民歌主要是直接来源于生活的音乐，并未形成职业的创作主体和科学的创作理论。但是，在社会主义新时代，在社会分工和学科体系已经异常先进的背景下，在艺术创作有其明确的理论指导和创作主体的情况下，在壮族生态民歌现代创作中，应发挥当代音乐家的关键作用。如壮族民歌中，特别是桂北民歌中以纪念“刘三姐”为主题的歌谣极多，很多已经传唱千年，然而刘三姐成为家喻户晓的文化形象、成为享誉全球的广西文化品牌，离不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量艺术家的编选加工、提炼创作，特别是词作家乔羽、作曲家雷振邦创作的《山歌好比春江水》更成为“刘三姐”的核心代表。因此，在新时代，对壮族民歌进行现代赋值，着重应当放在发挥当代音乐家在生态民歌创新方面的关键作用上。

第二，发挥民间“歌师”“歌王”的示范作用。在壮族民歌的传承过程中，“歌师”和“歌王”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歌师”在壮族民歌传承过程中扮演着“传道授业解惑”的角色，因此，对壮族民歌进行生态赋值，离不开“歌师”在“授业”过程中的引导，只有激活“歌师”在“授业”方面的生态文明意识，才能使得壮族民歌在宣传生态文明思想成为重要的载体和平台。“歌王”是在民歌演唱方面出类拔萃者，是壮族民歌传承、创新方面的实际践行者，甚至有些本身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为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而创作的壮族民歌《党的恩情永不忘》，就凝结着“广西歌王”们的辛勤和汗水。因此，在壮族民歌新时代生态赋值中，应当注重发挥“歌王”在创新、创作方面的先锋示范作用。

五、结语

壮族民歌有着悠久的历史，作为传承两千余年的文化，在每一个世代都有其独特的时代价值。“提炼”“挖掘”壮族民歌的新时代价值，实现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确保壮族民歌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地继承和发展的重要举措。而由于壮族民歌天然内蕴的“朴素的生态思想”，从而使得对壮族民歌进行新时代的生态赋值，把壮族民歌打造成生态文明思想的宣传阵地，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十分适宜的，对于宣传和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于继承和发展壮族民歌文化都可以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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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娄文杰，男，河南叶县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康慧，女，山西太原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