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尉迟定州墓”所见《急就篇》刻字考

郝军军

(山西大学考古学院)

〔内容提要〕 山西大同北魏太安三年(457年)“尉迟定州墓”出土一具石椁，椁盖板刻有少量文字，经辨认，知其出自《急就篇》。这可能是目前所见唯一的北魏《急就篇》书迹，应是制作石椁的工匠为了拼对方便所刻。工匠在进行标记时，所采用的应该是最常用的一些文字或符号，他们对《急就篇》必定是了然于胸，才会很自然地刻上这些文字。石椁上所刻的这几个字，透露出《急就篇》在北魏社会广泛流行，证实了《魏书》中的记载，弥足珍贵。

“尉迟定州墓”是北魏文成帝太安三年(457年)的一座墓葬，该墓出土了一具房型石椁，石椁面阔三间，进深三间，单檐悬山顶，前面出廊，由56块石构件拼装而成(图一)。在石椁封门石上有一篇较长的买砖券，已经有学者进行了考证①。此外，在椁盖板上也有少量文字(图二)。盖板东西长2.4、南北宽2.1米，由14块石板拼合而成。文字多刻于两块石板拼接处，简报介绍共计20字，有“前”“三”“四”“日”“急”“甲”“用”“奇”“戟”“东”“豆”等②。

图一 “尉迟定州墓”石椁

图二 “尉迟定州墓”石椁顶板平面图

这些文字似乎是随意书写的，看不出什么规律和含义，所以，没有引起注意，而且简报在个别字的识别上出现了误释，更导致其价值无法彰显。

从简报中发表的石椁顶板平面图，可以看出有三行刻字，分别在前廊、前檐、后檐顶板上。下面按顺序分别讨论各行所刻文字。

前廊顶板共有6块。左起第一、第二块拼接处分别刻“甲”字，左起第四、第五块拼接处分别刻“三”字，左起第五块和最右侧一块拼接处分别刻“亖”字。

前檐顶部共4块石板。左起第一块刻三个字，左侧和中间为一反一正两个“前”字，第一块和第二块拼接处分别刻“用”字，第二块和第三块拼接处分别刻“日”字，第三块和第四块拼接处所刻字相同，但却是在另外一个方向刻的，很明显是“约”字(图三，1)，简报中没有提及，大概是将此字误释为“豆”字。

后檐亦为4块石板，上面的字也是从另一个方向刻的。左起第二块左侧刻“急”字，第二块和第三块拼接处分别刻“就”(图三，2)，简报中称有“戟”字，大概是误释此字的结果，左起第三块和第四块拼接处分别刻“奇”字。

图三 “尉迟定州墓”石椁顶板部分刻字

前廊的“甲”“三”“亖”应该只是用干支和数字来表示拼对顺序，本身无法组成有意义的语句。从刻字的规律看，似乎缺了“一”和“二”，笔者推测左起第二、第三块拼接处应该分别刻“一”，左起第三、第四块拼接处分别刻“二”，这样正好可以和后面的“三”“亖”接上。可能是这几个字刻的不清楚或笔画较少，所以，没有被发掘者看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前檐和后檐上的刻字。“前”应该就是指前檐，用以区分前檐和后檐。前檐上其他三个字按从左向右的顺序组合起来是“用日约”；后檐的三个字，从左向右组合起来则是“急就奇”。

“急就奇”“用日约”，这正是《急就篇》中的内容。《急就篇》开头第一句便是“急就奇觚与众异”，第四句则是“用日约少诚快意”，前檐和后檐顶板刻字分别取这两句中的前三个字，作为石板拼对的标记。

《急就篇》是西汉元帝时期黄门令史游编写的蒙学课本，原书为31章，后人增补为34章。该书内容丰富，编排科学，即所谓“罗列诸物名姓字，分别部居不杂厕”，又用三言、四言和七言的韵语写成，读来朗朗上口，易学易记，儿童可在较短时间内将其掌握，所以，流传非常广泛，影响极大，该书一出，而使之前流行的《史籀篇》《仓颉篇》等字书逐渐被淘汰。东汉魏晋之间，“乡曲之徒，一介之士”，莫不讽诵《急就篇》。由此下及隋唐之际，“蓬门野贱，穷乡幼学，递相承禀，犹竞习之”，流行时间长达六七百年③。

东汉以来，就有很多人对《急就篇》进行过注解，流传下来的以颜师古《急就篇注》最为通行，宋代大学问家王应麟则为颜本做了补注。

北魏时期，先后有崔浩、刘芳为《急就篇》做过注解。《魏书·崔浩传》载崔浩上表于太武帝，云“太宗即位元年(409年)，敕臣解《急就章》、《孝经》、《论语》、《诗》、《尚书》、《春秋》、《礼记》、《周易》。三年成讫”④。传中又载“浩既工书，人多托写《急就章》，从少至老，初不惮劳。所书盖以百数，必称‘冯代强’，以示不敢犯国，其谨也如此”⑤。

《魏书·刘芳传》提及刘芳很多著作，其中有《急就篇续注音义证》3卷⑥。刘芳卒于宣武帝延昌二年(513年)，终年61岁，则其生于文成帝兴安二年(453年)，成书年代应在孝文帝到宣武帝年间。

颜师古《急就篇注》问世后，崔浩、刘芳及其他早期注解就已经逐渐亡佚了。吐鲁番曾出土过抄写于“延昌八年戊子岁”的《急就篇》注本，周祖谟认为“延昌为北魏宣武帝年号”，并“猜想这可能是北魏时崔浩所作”⑦。但启功指出“延昌八年为陈废帝光大二年，公元五六八年也”⑧。这个注本实属高昌时期，高昌亦采用过“延昌”年号，高昌“延昌八年”的干支正是戊子，即公元568年，而北魏延昌并无八年，且与干支不合，所以，这个注本并不是北魏的。

因此，“尉迟定州墓”石椁上的“急就奇”“用日约”刻字，大概是目前所见唯一的北魏《急就篇》书迹，应是制作石椁的工匠为了拼对方便所刻。工匠在进行标记时，所采用的应该是最常用的一些文字或符号，他们对《急就篇》必定是了然于胸，才会很自然地刻上这些文字⑨。而这些工匠文化水平恐怕不会太高，他们能熟记《急就篇》，应是儿童时期接受蒙学教育的结果，这正是颜师古所说“蓬门野贱，穷乡幼学，递相承禀，犹竞习之”的真实写照。“尉迟定州墓”为北魏文成帝太安三年(457年)建造，当时正是崔浩注解的《急就章》流行的时候，工匠幼时所学的有可能就是这个注本。石椁上所刻的这短短六个字，透露出《急就篇》在北魏社会广泛流行，证实了《魏书》中的记载，实属弥足珍贵。

注 释：

① 殷宪、刘俊喜：《北魏尉迟定州墓石椁封门石铭文》，《文物》2011年第12期。石椁封门石上的文字提到了尉迟定州买砖建墓，发掘者将墓主定为尉迟定州，但笔者已经指出，尉迟定州只是买砖之人，并不是墓中所葬的那名女性，将这座墓称之为尉迟定州墓并不妥当，但绝大多数研究者还是将该墓称之为“尉迟定州墓”，可能是出于称呼上的方便。本文虽然也称“尉迟定州墓”，但加上引号，以示并不认同墓主就是尉迟定州。笔者的辨析见郝军军：《北魏尉迟定州墓墓主身份再考》，《文物》2014年第12期。

②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阳高北魏尉迟定州墓发掘简报》，《文物》2011年第12期。

③ 对《急就篇》的研究，可参见沈元：《〈急就篇〉研究》，《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

④⑤《魏书》卷35《崔浩传》，中华书局1974年，下同，第825页；第826、827页。

⑥ 《魏书》卷55《刘芳传》，第1227页。

⑦ 周祖谟：《记吐鲁番出土急就篇注》，《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78—189页。

⑧ 启功：《〈急就篇〉传本考》，《启功丛稿》，中华书局1981年，第20页。

⑨ 汉魏时期的工匠就已经在墓砖上刻写或者用毛笔书写《急就篇》中的内容，如河北安平逯家庄东汉熹平五年(176年)壁画墓、洛阳孟津曹休墓等，二墓资料分别见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安平东汉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春秋》1989年增刊；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孟津大汉冢曹魏贵族墓》，《文物》2011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