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等网络社交软件成瘾行为辨析

刘善君

网络社交在给官兵提供便捷交流手段的同时，也在改变着他们的交往方式。合理、适度的网络交际，不仅能够拓宽官兵的交友范围，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他们的工作压力。但是，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两面性，网络交友也不例外。它虽然提供了交友的多种可能性，但同时也带来了多种社交问题产生的可能性！谎言林立、陷阱密布、低级庸俗，甚至骗财、骗色、造谣惑众、窃取军事秘密等，这些在现实社交中为人所不齿的行为，在虚拟社交网络中却大行其道。所以，引导官兵合理用网、适度交际，讲清微信等网络社交软件成瘾的危害与应对措施，是基层管理骨干必须直面并着力解决的重要现实课题。

一、网络社交成瘾行为的界定

通过文献法对以往研究结果综合比较来看，心理学界对网络社交成瘾概念的界定主要有两种倾向：一种认为社交网络过度使用与网络成瘾行为类似，会导致个体消极的心理与行为反应，应按照病理性标准来界定，可称为“网络社交成瘾”；另一种认为社交网络过度使用不应完全以网络成瘾的精神病学标准为主，尽管社交网络的过度使用会产生一定的消极后果，但多数症状还只是轻度或中度的心理与生理症状（如焦虑、抑郁等），而很少发展成为认知、情感或人格障碍，所以应将其界定为“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经调查了解，在社交网络使用频次、功能需求和用后体验等方面的反馈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基层官兵的网络社交行为没有达到行为成瘾的判断标准，但却普遍产生过心神不宁、精力分散、渴求增强等程度较轻的社交软件戒断症状。所以，在基层官兵群体中的网络社交成瘾行为应界定为“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这也表明，基层管理骨干可以利用思想教育、心理疏导、行为转化等方式，对出现成瘾征兆的官兵进行有效教育引导。

二、网络社交成瘾行为的危害

（一）个人信息外泄。保护个人隐私是社会基本伦理要求，更是军人涉网行为的一道红线。在网络交友活动中，官兵的姓名、性别、身体、家庭、财产、职业背景等都变成了网络符号，而网络的开放性与符号的通用性使得这些信息出现了外泄危机。加之，一些别有用心的“黑客”会利用网络监管技防漏洞，以破译、破坏、截获、窃取等方式，致使个人信息在网上被出售、贩卖、利用。部分官兵不加防范的网络社交行为，不仅为不法分子谋取利益提供了可乘之机，同时也对军营网络信息安全造成了极大危害。

（二）价值观念扭曲。脱离了现实社交环境的行为框架和道德法治约束，网络社交空间成了一个多元价值观念的“聚集地”。年轻官兵正处于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念的定型期，少数沉溺社交网络的官兵易受外界信息影响。在面对不良“亚文化”的冲击时，他们的主体价值选择容易发生偏颇，致使自身处于相互冲突的道德选择中。此外，由于虚拟性和匿名性特点，网络社交群体缺乏建立在价值共识基础上的内在张力，也会使得个别官兵容易忘掉自己的社会角色和社会责任，致使本已扭曲的价值观念被进一步放大，进而引发“一夜情”“色情交易”等违法行为。

（三）现实社交障碍。由于人类文明的发展是相互交流、相互扶携、相互作用的过程，所以人在本质上属于社会性动物。由此可知，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培养是需要亲身交往才能实现的。如果长期与电脑或手机打交道，缺乏面对面的人际交往实践，势必导致个体情感淡化萎缩，进而影响官兵的思维、表达及社交能力。个别官兵长期沉溺于虚幻的网络社交“成就”之中，导致现实社交能力逐渐下降，也更容易在线下交往中遭受“挫折”。于是，少数人会将更多的时间投入网络社交活动中，致使出现现实社交心理障碍。

（四）婚恋观念危机。由于具有虚拟性、随意性、快捷性等特征，网络婚恋与传统婚恋在很多方面存在观念和行为差异。它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和法律问题，也正在引发更多的社会关注。调查发现，网络社交不仅放大了少数官兵对异性的非理性幻想，同时也对其婚恋观念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个别官兵会选择通过网聊、观看网红直播来慰藉空虚的心灵，甚至妄图满足扭曲的性心理需求。“虚拟夫妻”“同性密友”“网络性爱”等危险行为不仅污染了军营网络空间，同时也正侵蚀着官兵的道德观念，是诱发犯罪的重要因素。

三、网络社交成瘾行为的成因分析

（一）网络特性因素。网络特性本身并不是网络社交成瘾的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开放性、虚拟性、匿名性、交互性等特征容易使其成为纵容自由主义的温床。一是社交边界的扩大。一方面，官兵在网络中的交友范围和交往空间得到了拓展，满足了其渴望既能广泛交友又能摆脱现实局限的需要；另一方面，少数人也会误将“社交放大”看作是精神上的解放，以致产生“情感依赖”。二是社交成本的降低。网络社交这种无需现实相约、无须周密准备、无须时间对位的交友方式，与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现实状况看似比较合拍，也恰好满足了少数官兵渴望短时间内找到“知心密友”的需求。三是社交负担的降低。虚拟社交不但减轻了交友的心理负担，也给交友双方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少数官兵认为网络交友只要情投意合就能畅所欲言，即使话不投机只要切线换人即可。这种人—机—人的交流方式，虽然弥补了因外貌、性格、身份等因素造成的交友遗憾，但同时也助长了由于过度美化和虚幻构想而产生的非理性期待。

（二）人格特质因素。在应用“大五人格”因子作为预测变量的研究中，发现成瘾性网络社交偏好会受到人格特质的影响。问卷数据分析显示，官兵的人格特质与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行为的相关性较高。举例来说，少数高外向性、高神经质和低责任感的官兵更容易形成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行为，其跟踪测评数据也有效地预测了该行为的发生。此外也有研究表明，高外向性和高神经质人群使用社交网络的频率更高，他们会比高内向性人群拥有更多的在线朋友。从“大五人格”与网络社交成瘾行为的关系来看，除了谨慎性没有发现与成瘾行为存在显著关联外，其余4 种人格特质都能对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作出预测。高外向性的官兵更加活跃、合群、热情，并且具有更多的积极情绪，少数人出现网络社交成瘾行为的情况也验证了“富者更富模型”；高神经质的官兵具有易情绪化、易冲动、易焦虑等特点，少数人出现网络社交成瘾行为的情况也验证了“使用与满足理论”。

（三）人机交互因素。研究发现，网络社交对人的思维与行为模式的改变也与是否出现成瘾行为密切相关，以往具有同一性、连续性和线性特点的传播思维正在被一种新的思维模式取代。在使用网络社交媒体的过程中，官兵的行为“尺度和形态”不可避免地被媒介潜移默化地塑造和控制着。换句话说，构成当今世界运行基础的互联网媒介可能正在改变人们的存在样态，而所谓的“社交网络成瘾”也许只是一种正在显现的新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具体体现：简短、杂乱和爆炸性的信息收发方式，与碎微化、非主题化和无间断性的社交网络运作方式如出一辙。此外，社交网络功能的不断拓展也进一步加强了用户黏性。比如，微信在社交功能以外还加入了充值、打车、购票和支付等一系列生活服务功能，这势必也会使官兵的线下人际交往活动越来越多地集中到社交网络之中，导致他们会在社交平台中居留更长时间、投入更多精力。

（四）社会症候因素。少数官兵理想信念体系不够牢固，在空虚的内心、消极的信念和狭隘的自我的驱使下，他们变得不再渴望与他人、社会和自我精神世界形成有机联系。失去了丰富生命体验的机会，他们逐渐被卷入“无聊性社会症候”。为了摆脱这种如影随形的空虚和无聊感觉，他们会将“寻找即刻满足，努力享受当下”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这会导致他们忽视“空虚源于意义虚无”的事实，将“不够刺激”“毫无新意”当作无聊的发端。由于具备了“真人秀”的全部特征，少数官兵习惯于徜徉在新鲜、琐碎的微信朋友圈，试图在目不暇接的内容中享受暂时的“充盈感”。久而久之，在获取了片段性和境遇性的“须臾快乐”的同时，他们也逐渐形成了对网络社交的依赖。

四、网络社交成瘾行为的防范对策

（一）端正思想认识。思想问题通常是导致衍生为官兵心理和行为问题的“原生性”因素，防范网络社交成瘾问题必须着力在思想层面正本清源，才更可能使其得到彻底解决。应引导官兵认识到科学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它的积极或消极影响是使用科学技术的主体选择或控制的结果，正确认识并合理利用社交网络才是防范问题的关键。所以，应通过组织警示教育授课和专项实践活动，引导官兵认清网络社交的核心属性。既要有效利用网络社交的便捷性，满足自身社交需求，又要充分认清网络中存在的道德缺失、交往欺骗、信息垃圾等问题，提高自我约束、自我防范以及信息处理能力。要通过加强婚恋关系、亲密关系、性心理等方面的教育引导，有效组织线下互动，使他们在实践中锻炼人际交往技能，学会理解、接纳他人，以减少不良网络交际在社交关系中的比重。

（二）明确主体责任。网络并不是法外之地，网上交友和现实交友一样，都必须遵守社会道德规范，维护社会公共秩序。要通过开展法治安全教育、伦理道德教育和公民社会责任教育，引导官兵遵守网络交友规则，维护网络安全秩序，履行“网民”的责任和义务。要教育官兵在交友时以诚信为先，时刻保持“慎独”之心，不能因为空间的变换而放松自我约束，主动承担起净化网络交友空间的职责，在行动中有效激发他们的社交责任意识。要引导官兵认识到正因为社交网络只是一种实现人与社会群体关联的弱连接，每个“网民”才更要做好行为表率，以避免“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发生。要鼓励官兵合理利用“微信”“微博”等社交网络平台，在通过上传心得、分享经验、时时互动等行为展现自我、获取社会支持的同时，也要严格遵守保密纪律，切实守住网络安全底线。

（三）建立自我认同。寻求社会依赖与归属是人际交往的主要动机，归属需要与担心拒绝是社交网络过度使用的重要预测指标。归属需要越强烈的人，其社交网络的使用强度也越高；与之相反，担心拒绝心态越强的人，社交网络使用强度则越低。基于使用与满足理论视角，部分出现网络社交过度使用问题的官兵，其主要社交动机是自我满足感的提升。调查发现，不少年轻官兵会通过网络社交行为来满足某些缺失的心理需要，比如，获得归属感、提高自尊水平、缓解焦虑情绪等。所以，应鼓励官兵通过网络社交以外的方式来达成自我展示，建立自我认同，获得人际归属感，并实现行为修正。比如，通过自主分析驱动成瘾行为的自动化思维，建立“一人一案”式的个人成长计划，定期组织会心团体互助体验等，增强官兵现实交互活动成效，逐步降低其社交网络使用意向。

（四）合理认知辅导。根据“认知—行为”模型，官兵对网络社交的错误认知也是诱发过度使用行为的重要因素。因此，可以尝试“合理情绪疗法”，以消除负面认知与成瘾行为之间的关联。首先，要使官兵了解诱发自身出现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行为的不合理认知。比如，分析自己是否会在应激状态下产生自我怀疑，或自我效能感降低的情况；自己是否会用以偏概全的思维，对原本孤立的事件作出过度联想；自己是否形成了“只有在网络中才能获得他人认可”的负面认知。找到这些自动发挥作用的非理性认知后，还要帮助官兵挑战自己的错误认知，使其了解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自我怀疑、自我贬低或是孤独感，而是认知偏差。辅助官兵勇于直面内心负面认知，设置成瘾行为预警机制，尝试转换社交思维方式，逐步改变现实社交习惯，重新建立社交信心。

（五）丰富资源配套。在技能防范方面，应加强军营网络安全技防基础建设，试点推行手机应用安全防范系统，从源头上杜绝不良社交软件的下载和安装。在实践引导方面，要不断补充文娱活动器材和升级活动场所的功能设置，增强军营文体活动中心的时代感。通过开设军营网吧，创建实战化网络游戏活动小组，搭建社交障碍互助团体等形式，使军营内部的软硬件服务项目更加贴近官兵需求；通过定期组织问题性网络社交行为问卷调查，摸清基层官兵社交心理的动态变化规律，掌握重点关注人员的社交心理特点；通过定期组织“人际交往技巧辅导”“网络安全专家进军营”“网络社交安全大家谈”等活动，提升官兵网络社交安全防范意识，端正网络社交态度；通过组织“军体运动会”“趣味竞技比赛”“军营鹊桥会”等军营内外集体活动，激发官兵与人交往的主动性，帮助他们拓宽异性交往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