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全人类共同价值五题

贺祥林，邹 捷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全人类共同价值显示的问题域既大且宽又远，大就大在涉及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宽就宽在各自都有其产生的背景与缘出的体系，都有价值原则、价值理想、价值规范三大层次并融入法治建设，远就远在各自价值目标关涉中国梦与世界梦的实现。近年来，对于这个问题的思索学界一直在进行，笔者也就此作些试探性与宏观性的思索。

一、两个问题所示

自党的十八大报告倡导培育和践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来，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2015 年4 月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印发《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行动方案》，2018 年3 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增写了“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重大条文，随之2018年5月中共中央印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立法修法规划》。这些年来，在上列顶层设计引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系统要素上，从观念到行为都取得了长足进步，而且其追求的价值目标都体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此同时，学界也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与实际问题进行了有益探索，比如笔者所在的课题组曾撰文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实质上应将其理解为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还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全面概述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序凝练也做过探讨，并认为前者是最大公约数，后者是最精公约数。现在又面临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即转向立法修法规划进程等，这是有待学者与党员干部思索的新问题。

2015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发表了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好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讲话，首次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须努力。当今世界各国互相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同志在此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特别是将其同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联系起来，认为这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此后，习近平同志多次阐发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重大意义，仅2021年下半年以来在国内国际七次会议讲话、会晤、致辞中，都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地位与意义作出过精辟论述，依据习近平同志先后使用的前缀语——“秉持”“弘扬”“追求”“坚守和弘扬”“大力弘扬”来看，我们认为“全人类共同价值”实质上可理解为“全人类共同核心价值观”。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的背景与其缘出的体系

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背景而言，在我国是20世纪80年代初自关于价值论及价值观的探讨开始的。先有李连科1985 年出版《世界的意义——价值论》，随后他在1991 年又出版《哲学价值论》，提出“价值观参与”时代或社会是一个“哲学的课题”，并论涉“真理观与价值观的关系问题”，还提出了“价值观倾斜与纠正”问题，批评了“人欲横流、金钱至上”“我行我素、个人第一”“崇洋媚外、有失尊严”三种价值观倾斜的表现，并建设性地就“建立正确而开放的价值观”作了探索。

这期间，李德顺于1987年出版了一部较全面系统的专著——《价值论》，其中探讨了价值论与价值观、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等问题，“价值意识的观念水平”一节就是讨论“价值观念”或“价值观”，其不仅厘定了“信念、信仰、理想”这三种最典型、最重要、最普遍的价值观形成的内涵，还将“理想”定位在价值意识的最高范畴，指明“它不仅是从‘信念’到‘信仰’、经过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综合性价值观念，而且是包括了‘欲望—情感—意志’过程的综合性价值意识形式”。李德顺于2007 年在该著第2版“价值观念”一节中增写了“价值观念的基本内容”与“价值观念的特性和功能”两目，他将“价值观念的基本内容”概括为以下五大方面：“（一）首先是主体的定位和自我意识，简称主体意识”；“（二）关于社会结构的秩序的信念、理想，简称理想和信念”；“（三）关于社会规范的立场和选择，简称规范意识”；“（四）关于实践行为的心理模式，简称实践意识”；“（五）关于首位价值或本位价值认定，简称本位意识”。可以说是对一般价值观念体系到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体系的探索性构建。

这里的（一）与（五）值得作引申解读，李德顺指明：“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在为共产党人建立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时候，就是首先从阐述工人阶级的主体意识——正确认识工人阶级的地位和历史使命——开始的。没有这种主体意识就没有工人阶级从‘自在阶级’到‘自由阶级’的觉醒，就没有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价值观念体系。一个政党的价值观念是如此，其他一切个人的、群体的、阶层的、阶级的、民族的、国家的价值观念也无不如此，只不过形式上有明暗显隐之分罢了”。这里说到工人阶级的主体意识即对自我定位或使命担当的正确把握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是内在一致的。其又言“一般说来，在一个成熟的价值观念体系中，必须要形成一种特殊的价值，成为各种不同价值的‘通项’（其他价值都可与它换算），并且当其他价值与之冲突时，最终也要服从于它。这种特殊的价值，即所谓‘首位价值’或‘本位价值’。例如在封建宗法等级制度下以‘官级’为标志的‘权本位’价值，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以商品交换关系为实质的‘钱本位’价值等”。这里说到一个成熟的价值观念体系中有可以成为“通项”或“换算”的“特殊的价值”，实质上就是马克思曾用过的“普照的光”或“特殊的以太”，是一种社会有机体得以成熟运行的制度保障，这就启迪着我们去理解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立法修法规划（也就是以法的形式制度化）”，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保障等价值选择的重要性。

这期间，还有学者直接就社会主义价值体系问题作过探讨，如李从军于1992 年出版专著，回溯梳理了人类社会价值体系在社会生产方式制约下的始发、演化和发展的三大阶段，阐述了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历史特征，以及非理性的利己主义价值观必将全面崩溃并被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所取代，特别是初步论证了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并将其概述为“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又是由以下四个主要内容或基本原则构成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革命人道主义思想，集体主义互助意识，爱国主义奉献精神，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观念。……它们从本质上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这四个原则，也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合理反映，它是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并同时存在多种经济成分的基础上，是建立在劳动者平等协作的生产关系上，是建立在劳动者按劳分配的原则上”。

正是以学者上述及后续的不断探索为理论背景，又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与时代的要求，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一个重大思想理论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而概括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从体系内容与结构层次上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吸收了学者的相关思想结晶，更显示富有智慧的开拓创新，这一体系内容与结构层次可以一分为五地简称：（一）指导思想即价值原则；（二）共同理想即价值理想或价值目标；（三）民族精神；（四）时代精神；（五）荣辱观。后三个层次可统称为价值规范。此后在2012 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正是依托这个体系内容与结构层次凝练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24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还有一点值得梳理的是，德国制度经济学家柯武刚、史漫飞在20世纪末出版的《制度经济学》中文版序言中讲道，“柯武刚在过去二十五年里曾多次到过中国和亚太地区的许多地方，因而我们确信，本书能有益于渴望超越发达世界的中国公民。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很少有一个国家的国民比中国人更多地遭受艰难、战争、骚乱和困难。但在这一千年的最后几十年里，我们目睹了这一不幸趋势的转向。所有善恶的观察者一定会为此而高兴。”他们作为国外学者敏锐地看到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这有益于我们理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不但如此，这两位国外学者在中文版序言中还对中国人民有关制度变革与价值观念的关系谈了自己的见解，他们指出：“一个社会究竟赋予其制度什么样的内容只能由该社会的成员根据自己的经验和价值观来决定，它只能通过渐进的、演化性的试错过程来发现。中国……已置于这样一种过程之中。而我们，作为外国人和朋友，只能站在一旁观察。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提供建议并指出制度复兴任务的重要性。……我们希望它将对推进中国当前有关制度现代化的讨论有所助益。”这表明他们看到或预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是基于自己的实践经验，又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紧密结合，并且“价值观”又可反过来影响与规范制度复兴或制度现代化。这有助于我们今天理解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于法治建设的立法修法任务，有助于我们今天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有助于理解我们今天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过程中，还有一个覆盖或贯穿其中的“制度复兴”这一重要任务。

三、全人类共同价值产生的背景与其缘出的体系

就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论背景而言，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的探讨比较集中，这里分别从哲学家与经济学家的探讨中各列一例。美国哲学家摩狄曼·J·阿德勒1980 年出版的《六大观念：真、善、美、自由、平等、正义》一书，是在“要重新整理整个西方思想传统中各个思想家对于每一个观念的思考成果，要证明构成大观念内在复杂性的各种含义，要针对那些长期被争论的观念而提出一些问题，以及要以检查和评论后来出现的论证中的对立主张”这个背景下，又在“分别针对102 个大观念各写了一篇论文”的前提下，最后以这部专著的形式，凝练出六大观念即“真、善、美、自由、平等、正义”。作者先将“真、善、美”作为我们人类“用于判断的观念”，后将“自由、平等、正义”用于我们人类“作为行为准则的观念”。他将六大价值观划分出价值原则（乃至价值理想）和价值规范两个层次。依作者所言，他是怀着孔子所说的那种慎终追远的敬意看待本书的材料来源的，并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对这六大观念作了详尽阐发，提出了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同时作者还对“围绕着六大观念展开的问题在两千五百年的西方思想史中一直在不断地争论着”的学术史作了梳理，特别是作者在道出其中的易与难问题时指明：“关于真善美三大观念，主要争议和最重要的问题集中在这三个基本价值的客观性方面。但对于自由、平等和正义这三大观念，情况大不相同。……我们已经看到，其中每个观念的讨论都是以许多不同的方式进行的。我们已经考虑了多种多样的自由、不同方面的平等和不同层次的正义。”这表明，在讨论自由、平等和正义三大观念时，因讨论者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同，对它们在具体的把握上都会有主观性、复杂性、多样性，但这都否认不了这六大观念是作为人类最基本最重要乃至最核心的价值观，而抽象地把握其科学合理且普遍适用的内涵，一直是个慎终追远的课题。

这里也得再提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中文版序言，他们讲道：“中国在赶超中给人印象最深的进步应主要归功于中国人的机敏和勤劳，但也应归功于中国再次向外部世界开放了它的经济。中国经济体制中的这些基本变化将使发展新的、可信赖的制度变得必要。这种制度将适应新一代人的欲望和基本价值观。这是中国现代化的任务之一。”这两位国外学者对于中国的制度变化与价值观念的关系问题，由国内转向了国外，我们今天可以理解为中国将参与国际制度体系建设、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与民主化进程。为论述作为规范化即制度化了的人类基本价值观，该书设立了“基本的人类价值”专门一章，亦称为“共有的、构成基础的价值”，其首先指明“绝大多数人都追求某些普适性基本价值”，“这些都是普遍的、压倒一切的偏好”，“并使自己对其他事物的追求从属于它们”，“因为这些价值巩固着社会结构和制度的根底”，并且表明“我们要论证这样一个观点，只有人类的价值目标才有助于协调人，追求绝对的、与人类共享价值无关的客观目标，有可能削弱自由社会。我们承认，在追求这些基本价值时会出现冲突，但我们也将证明，如果一个人能着眼于长远，依赖规则而不是任意的特殊干预，冲突是可以被缓和的，甚至还能被转化为互补”。这一章分设三节，或称三个层次，其概述语分别是：（一）自由、公正和平等；（二）安全、和平和繁荣；（三）环境保护。这就是作者经过深入思考之后概述出来的人类七项基本价值观，并对其内涵及关系作了详细阐明。譬如在界定第一个层次即自由观时指出：“联合国人权宣言开宗明义即声明，所有人生来自由。自由依赖于共同体在下述问题上的共识，即必须通过一般的、可强制执行的规则来容忍（公民、政府的）某些行为并禁止另一些行为。……保障自由的禁令所针对的是所有会妨碍他人合法追求自身幸福的行为。”这里涵盖了自由不是绝对的主观任意的自由，是通过法律认可或容许，同时又禁止妨碍他人合法自由的行为这些重要内涵。又譬如在界定最后一个层次即第七项的环境保护观时论涉环境保护与广义安全的内在关系，即认为“它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被理解为安全的一个子目标（例如，在未来避免能伤害人类福祉的环境悲剧）。……主张自然保护是一个绝对的客观目标，它应优先于各种人类意愿”。再譬如在界定第一个层次的第二项即公正观时，还同时阐明了前后所有人类七项基本价值观“意味着对同样环境中的人一视同仁，并且应使约束以同样的标准适用于所有人，不问其阶级和身份”。的确，就是在针对“所有人”的“一视同仁”即“不问其阶级和身份”的定位上，才有可能将这七项观念称为人类基本价值观。

针对世情与国际关系广泛而复杂变化的现实背景，特别是随着国际关系的实践而重申要以联合国为核心这个大趋势，习近平同志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这一全人类共同价值观，指明这“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但是他同时认为“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需努力”，并且进一步提出“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进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倡议。这里提到联合国的“崇高目标”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就是全人类共同的价值目标或全人类共同的价值“宗旨和原则”，还可以说这就是全人类共同价值观体系，全人类共同价值就是从这个体系之域凝练而来的。习近平同志于2017 年1 月在瑞士日内瓦联合国总部举办的题为“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上指明：“理念引领行动，方向决定出路。纵观近代以来的历史，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从三百六十多年前《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平等和主权原则，到一百五十多年前日内瓦公约确立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从七十多年前联合国宪章明确的四大宗旨和七项原则，到六十多年前万隆会议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际关系演变积累了一系列公认的原则。这些原则应该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遵循”。可以说这段精要论述道出的是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所在，特别是作为承前启后的联合国宪章的四大宗旨和七项原则，其一是承前和约、公约的原则与精神，其二是启后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后续又转变成两个公约，其三是接纳了中国等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生动反映了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并赋予这些宗旨和原则以可见、可行、可依循的内涵”。

以上所列，加上在这前后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一系列宣言、公约并包括环境保护法则在内的种种法律规范，就构成为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而且这个体系的内容形成是一个不断增加或补充的过程，这是全人类价值的最大公约数。

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人类共同价值都可再加凝练

在党中央2006 年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包括指导思想、共同理想、民族精神、时代精神、荣辱观五个层次之后，2015 年用加法提出“将生态文明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就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增列第六个层次即“生态文明”的内容，而在党中央2012年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为24 个字之后，2015年也用加法提出“使生态文明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即要在24个字之后增列“生态观”这个内容。此外，依据习近平同志2015年在春节团拜会上讲到要重视家庭的内容精神，“中华民族自古以来都重视家庭、重视亲情。……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我们课题组曾提出用加法，一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增列第七个层次即“重视家庭”的内容，二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个字之后再增列“家庭观”这个内容，并采用四字式表述形式，分别全面应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七个层次的基本内容，有序凝练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56个字的基本内容，这就是：求真务实、以人为本；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爱国敬业、创新争先；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诚信友善、团结互助；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家庭为基、孝老爱亲。如此凝练的依据与理由当初已有详细阐明，这里不再重述。不过在此有必要强调以下四点：

第一是从宏观或整体构建上讲，无论是扩展了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或是扩展了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前者是最大公约数，后者是最精公约数，后者就是从前者那个体系的基本内容中凝练出来的核心要素。

第二是从中观或构成层次上讲，都是一一应对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民族精神、时代精神、荣辱观、生态观、家庭观七个层次的基本内容来加以凝练。因此，面对这些基本内容的建设、培育和践行，不应侧重主体去作国家层次、社会层次、公民层次那种缺学理缺逻辑的机械性三个层次的分割，因为面对这些基本内容的建设、培育和践行的主体是当代中国14亿公民，因而这些基本内容既是国家的又是社会的更是公民的，并且只有全体公民既内化于心又外化于行，才可使这个国家的整个社会生活都体现出这些基本内容。如果面对这些基本内容非要再概说有什么层次，那就只能或最好概说为这三大层次：其一“求真务实、以人为本”，这个指导思想之凝练可称价值原则层次；其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这个共同理想之凝练可称价值理想或价值目标层次；其三从“爱国敬业”直至“孝老爱亲”五个层次之凝练的所有内容可统称为价值规范层次或系列。

第三是从中观或这有那无上讲，无论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指导思想这个构成层次是不可以这里有那里无的。最初提出把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首要构成层次时，都说这是“灵魂”“旗帜”“方向”“本质”或是“最根本的”“最重要的内容”，但是在凝练出来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24个字里，却缺少指导思想或价值原则的构成层次，所以我们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再加凝练的56个字中，首先就以“求真务实、以人为本”8 个字作为对这一重要内容的增补。

第四是从微观或构成要素上讲，前述党中央分别将“生态文明”这一重要内容或“生态观”这一构成要素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列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内，就是将其作为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这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整体布局或整体价值目标来考量的，或者说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之后再用加法增加一个构成要素。众所周知，党的十九大报告以及修正的党章，在党的基本路线最后一句话的最新表述中，就用“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代替了原来的“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党提出的这个基本口号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价值目标。我们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再加凝练的56个字中，无论是用二字式在“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之后加上“美丽”二字，或是用四字式在“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之后加上“生态文明”四字，从形式到内容或从上到下的表达都会有难处或显得不够协调，因而主张维持“生态观”层面“节约资源、保护环境”8 个字的凝练不变。这是因为，我们将作为价值理想之一的“生态文明”或“美丽”中国，转换成价值规范的“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其作为操作规范或行为手段所要达到的目标或目的就是为建设“生态文明”或达到实现“美丽”中国。还因为，我们将共同理想的一个构成要素用上8个字来凝练，是以中国相对自然资源不足，而环保又任重道远来加大权重的。还可说，坚定不移地实行“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这一基本国策，对于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这几个共同理想的构成要素而言，既是一个前提性要求又是一个可持续性保障。

关于全人类共同价值观再加凝练，这得从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系基本内容的文献检索说起。从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到建立国联到建立联合国的一系列文件，特别是1945年《联合国宪章》这一承前启后的文件，再到后续由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一系列宣言、公约、决议、行动计划、发展议程、方案，包括由中国等国倡导在20 世纪70 年代写入联合国有关宣言等文件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由中国倡导在2017 年3 月写入联合国安理会第2344号决议等文件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所有这些丰富博大的文献，构成全人类共同价值观体系的基本内容。此外，还可补充进这个体系之中的重要一点就是国际红十字运动精神，这一精神由四大宗旨和七项基本原则构成。其四大宗旨是：保护人类的生命和健康，保障人类尊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了解、友谊和合作，促进持久和平；其七项基本原则是：人道、公正、中立、独立、志愿服务、统一、普遍。对此，习近平同志指明：“红十字成为一种精神、一面旗帜。面对频发的人道主义危机，我们应该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为身陷困境的无辜百姓送去关爱，送去希望；应该秉承中立、公正、独立的基本原则，避免人道主义问题政治化，坚持人道主义援助非军事化。”所有这些作为全人类共同价值观体系的基本内容，各国官员、学者乃至各国公民当常阅常识，因为这是全人类的最大公约数。但是，把握这个丰富博大的体系并非易事，仅仅《联合国宪章》的十九章计一百一十一条，其中许多条下又设多款，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小的体系，各国政府应作梳理、宣介。从体系到宪章，其中都分有不同层次与分属领域以及许许多多的方面，但是从价值观取向作梳理再归纳，从体系到宪章甚至仅从四大宗旨和七项原则，都可从这个大中小里面分辨出价值原则、价值理想、价值规范三大层次。

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运行表明，我们需要从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之中概述或凝练出简明扼要、便于全人类共同弘扬与践行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观，而习近平同志首次把“和平、发展、公平、正义、自由、民主”作为全人类共同价值观，就是为此工作开了一个好头，我们将此凝练称为全人类价值的最精公约数。不过，这一最精公约数如同前述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系一样，都是应该与时俱进的，而且这个体系的基本内容中蕴含着许多现成的概述语。我们在此对全人类共同价值也采用四字式56 个字的凝练就是：一、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二、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三、主权平等、协商合作、人道援助；四、一个体系、一个秩序、一套规则。如同从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到联合国宪章，都可从中分辨出价值观的三大层次一样，这里的其“一”就是全人类共同价值原则，其“二”就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理想，其“三”与“四”都是全人类共同价值规范，这是对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个最精公约数的扩展，但是仍应称为最精公约数。这些凝练，我们从近处而言，其“一”是出自习近平同志2015 年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发表讲话时的凝练，其“二”与其“三”是凝练自习近平同志2017 年在瑞士日内瓦联合国总部发表讲话的内容，其“四”是出自习近平同志2021 年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视频出席）的内容凝练。习近平同志这三次讲话既忠实地依据全人类共同价值观体系的基本内容的前述文本，又是对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的精辟总结，还深刻体现了国际关系发展的现实趋势。

譬如其“一”中的12个字，除“公平”一词之外，“和平”“发展”“正义”“民主”“自由”几个概述语，在联合国宪章第一条即宗旨中的前三款里都已载入或有其内涵，而“公平”一词则是后续文本及现实需要的总结。

譬如其“二”中的“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两个概述语，前者是出自1941 年6 月12 日由12 国政府和流亡政府的代表以及法国戴高乐将军的代表，在伦敦签署的联盟国宣言，提出把“持久和平”作为“目的”，抑或价值目标之一，后者先是出自1941 年8 月14 日由罗斯福和丘吉尔签署的一项联合宣言中提出待纳粹暴政最后毁灭后，希望世界终将建立一个“广泛而永久的普遍安全制度”，后又出自1943年10月30日由中苏美英四国代表在莫斯科签署的《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宣言名称中就有“普遍安全”这个价值目标之一，而“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三个概述语即三项价值目标则是后续文本及现实需要的总结。

譬如其“三”中的“主权平等”这个概述语亦即价值规范之首，就是直接出自联合国宪章第二条即原则中的第一款“本组织系基于各会员国主权平等之原则”，而“协商合作”与“人道援助”两个概述语亦即两项价值规范则是后续文本及现实需要的总结。

譬如其“四”的“一个体系、一个秩序、一套规则”从近处而言，就是习近平同志2021 年9 月21 日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中指出“世界只有一个体系，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只有一个秩序，就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只有一套规则，就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从远处而言就是分别出自联合国宪章第一条即宗旨中的第四款，对联合国的定位是“构成协调各国行动之中心，以达成上述共同目的”，其实质就是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一个体系”；第一条即宗旨中的第一款里最后一句“以和平方法且在正义及国际法之原则，调整或解决足以破坏和平之国际争端或情势”，其实质就是维护以联合国主持制定的《国际法院规约》为基础的“一个秩序”；那么，宪章第一条的四款即四大宗旨和第二条的七款即七项原则的全部内容，其实质就是以这个总纲为处理国际关系的“一套规则”。

当前，已加入联合国的会员国达到193个，依联合国宪章第二条即原则中的第五款、第六款分别载明“各国会员对于联合国依本宪章规定而采取之行动，应尽力予以协助”，“本组织在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必要范围内，应保证非联合国会员国遵行上述原则”。因此，无论是联合国会员国或非会员国，在当代世界必须强调的是：世界“只有一个体系”“只有一个秩序”“只有一套规则”，这既有联合国宪章作为依据，又是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强烈要求，这既是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正面经验的深刻总结，又有针对某一大国牵带着少数盟国或是背离“一个体系”搞小圈子与零和博弈，或是背离“一个秩序”而提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或是背离“一套规则”要“从实力出发”而行丛林法则的霸权主义等负面态势的有力回应。

上述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凝练，是我们的一个初步探索。在这56个字里“和平”一词出现了两次，在此特作一个解释。我们的凝练首次使用“和平”一词是在作为价值原则之首的“和平发展”这个概述语之中，这是从联合国宪章第一条即宗旨的第一款与第二款中分析梳理凝练出来的，仅第一款“和平”一词就出现5次，第二款出现1次，在第二条即原则中“和平”一词在第三款出现2次，第六款出现1次，若小计宪章第一条即宗旨四款和第二条即原则七款，“和平”一词出现9次之多，之所以在这个需要文字简明的国际宪章中反复叠加使用“和平”一词，是因为这是价值原则之首，这是主题、灵魂、旗帜、方向、本质或最根本最重要的内容，对其他内容作表述时又往往离不开“和平”一词，因为这是当今乃至未来世界一直蕴藏在人类心中的最强之音。所以我们的凝练再次使用了“和平”一词，这就是在作为价值理想或价值目标之首的“持久和平”这个概述语中二次出现“和平”一词，前述的价值原则与此述的价值理想是难以分割分离“和平”一词的，作为价值理想之首的“持久和平”，这里是以“持久”二字来强化和平目标，“持久”一词既是一个时间上的长期要求，又是一个空间上的广阔要求，这是仅以两次世界大战及后续的大大小小战争中生灵涂炭、血流成河的惨烈史迹中凝练出来的。正如联合国宪章在序言开头一句所言：“我联合国人民同慈决心，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

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关系

从总体上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辩证关系，应成本文的一个重要部分，必得尽力作溯本清源的阐明。

就二者的区别而言，在空间时间及主体内容上的区别有三点。其一是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空间与主体上只限于中国，以当代中国14亿多公民为主体，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向其他国家输出；而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在空间与主体上则涵盖各国，以当代全人类作为主体，涵盖不同发展道路、社会制度、文明类型与意识形态，是当代世界70多亿民众都应具有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观。

其二是较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人类共同价值产生的背景与缘出的体系在内容上更宽、层次上更多，虽然二者本身及背景与体系都有价值原则、价值理想、价值规范三大层次，但是后者无论是价值原则或是价值理想特别是价值规范的内容要素，都比前者要宽要多要复杂而且多变，且针对正面价值而伴生的负面价值有时影响颇大。

其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原则、价值理想、价值规范三大层次的产生背景与体系演进以及不断选择与凝练，其总的时间起点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的觉醒；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价值原则、价值理想、价值规范三大层次的共生背景与体系演进以及不断选择与凝练，其总的时间起点是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人类的反思。后者在时间起点上比前者要早远得多，但是从二者以各自价值原则引领价值规范，助推实现各自价值理想或达到价值目标上，前者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确定的时间表即21世纪中叶，后者是为实现推动各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梦，当前还难以确定时间表。

在本质特征与体现规律和法治上的区别有两点。其一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独特的本质特征，而全人类共同价值则有共同的本质特征。譬如在价值原则上，前者以“求真务实、以人为本”的概述语鲜明体现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哲学要义，既是科学的世界观、真理观与价值观的统一，又是科学的历史观、人本观与民本观的统一，而后者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概述语体现的则是政治的伦理要义，是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最强之音与最高道义。又譬如在价值理想上，前者若用二字式概述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这个“五位一体”，全都是实实在在的价值追求及其获得，这是全体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向往的五大基本方面，而后者概述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这个“五位一体”，并非全都是实实在在的价值追求及其获得，如“持久和平、普遍安全”这两项还只是需要大力构建的价值前提，是为后三项的价值追求及其获得创造价值条件，这是全人类各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向往的五大基本方面。再譬如在价值规范上，前者“爱国敬业、创新争先”“诚信友善、团结互助”“家庭为基、孝老爱亲”是具体规范到了民族国家、社会荣辱、千家万户，这是忠实传承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特质内容，而后者“主权平等、协商合作、人道援助”“一个体系、一个秩序、一套规则”等具体规范则是反映与体现世界各国的共同观念，这是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带有普遍的同质内容。

其二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侧重反映与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而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侧重反映与体现的则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法治化制度化与全人类共同价值观法治化制度化相比，前者则比后者晚得多。从中共中央印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立法修法规划》来看，其明确提出与全面规划这个重要问题的时间起始点是2018年5月，其总体要求是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着力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律法规的立改废释全过程，确保各项立法导向更加鲜明、要求更加明确、措施更加有力，力争用5到10年时间，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筑牢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供坚实制度保障”。就此看来，这是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价值原则、价值理想和价值规范三大层次及各构成要素的内容一一融入相应的法律法规之中，即都要制度化。这在目前而言还存在不小差距，一些领域还存在空白，一些立法还相对滞后，因而在当今中国是个十分重要而又紧迫的问题，是一个关涉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问题。而从全人类共同价值来看，其基本内容框架要素的法治化制度化早在1945年6月就已经载入《联合国宪章》，特别是四大宗旨和七项原则就比较集中地反映和体现了这个重要问题。换句话说，从全人类共同价值观体系到全人类共同价值观，从其价值原则、价值理想到价值规范三大层次及各构成要素内容，早已融于《联合国宪章》及联合国后续文件以及其他重要国际性文件之中。因而在当今中国着力点在于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律法规的立改废释这些环节，而各国政府与各国人民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观，则是要共同着力于遵循其价值原则、追求其价值理想，特别是恪守“一个体系、一个秩序、一套规则”等等，这些在当今世界远未达成一致，国家之间差别明显，可谓任重而道远。

就二者的联系而言，在空间时间及主体内容上的联系有两点。其一是在宏观所持的价值原则、价值规范上的时空及主体都是并行不悖且相互关联的。虽然二者都是以各自价值原则引领与价值规范助推实现各自价值理想，但是中国人民在一国之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实现中国梦的同时，又完全可以同各国人民一道在全球之域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一宏观上的联系路径很多、形式不少，这都清晰可见，不必多述。

其二是在中观层次与微观要素上的时空及主体也是可以相互理解并能互动践行的。譬如，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原则层次上的“求真务实、以人为本”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价值原则层次上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这个层次就可以互相理解，并且能够互动践行。前者8个字虽说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凝练而出，却又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求真务实”是世纪之交由中国共产党人与中华儿女对“实事求是”这一中华智慧不断地解读，并在导向务实、践行过程中凝练出的一个全新命题，而“以人为本”这个命题早就出自先秦的《管子》一书。“求真务实、以人为本”既是从最抽象的哲学层次阐明其科学的世界观、真理观与价值观的统一，科学的历史观、人本观与民本观的统一，又是站在人类主体至高点上坚持正确义利观、坚持正确人本观与强调人民至上观的统一。后者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12 个字虽说是从全球政治的伦理要求中凝练而出，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都是能够完全理解与切实践行的。又譬如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规范层次上概述的“诚信友善、团结互助”与全人类共同价值观的价值规范层次上概述的“协商合作、人道援助”，也可以互相理解并能良性互动。前者8个字虽说是从民族个性或一国特色的观念来践行，而其向外延伸则完全可以理解并能与后者8个字相接，而且这可以集中体现在突发的自然灾害或人道灾难之际，一国之内的团结互助与各国之间的人道援助，无论在政党间、政府间、非政府间还是个体间，都有长久不懈的表现。这里从个体到一国再到各国至我们全人类，就是从个别到特殊到普遍地弘扬和践行人道主义的正面价值。

在追求价值理想与体现规律和法治上的联系有两点。其一是在宏观所追求的各自五位一体的价值理想都有着大同共通的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理想或价值目标就是要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通过“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达到“美丽”，这就是中国梦的基本内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价值理想或价值目标就是要实现“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这也就是世界梦的基本内容。这两个梦想联系起来的共同前提就是“持久和平、普遍安全”，这8个字既是实现中国梦的外部环境与条件，也是实现世界梦的内在环境与条件。中国梦中的“富强”与世界梦中的“共同繁荣”，在本质上都是要实现共同富裕，一个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富裕，一个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富裕，而且这两个视域的共同富裕可以互通互动、协商合作、共建共享。而且在实现中国梦的每一个要素内容、项目环节或脱贫致富、发展繁荣的征程上，都同时是在为实现世界梦创造环境与条件，甚至是直接在作贡献。譬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向高度一致，都是向全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对世界减贫贡献率超过70%，同时还向世界提供脱贫经验。中国以只占全球9%的耕地养活了世界近20%的人口，同时还向世界提供农业科技创新创高产经验。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直接投资1300 多亿美元，世界银行报告认为这将使全球贸易额和全球收入分别增长1.7%至6.2%和0.7%至2.9%。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位居世界第一。中国14亿多人口是个巨大市场，中国人民正在追求高质量发展与高质量生活，这都能为世界各国人民提供新的机会与新的利好。中国在气候变化挑战面前，主动克服巨大困难做出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庄严承诺。中国在两年来全球抗疫进程中第一时间开展紧急人道主义行动，截至2020年12月，中国已向150多个国家和10个国际组织提供抗疫物资援助，向34 个国家派出36 支医疗专家组，向各国提供2200 多亿只口罩、22.5亿件防护服、10.2亿份检测试剂盒。截至2021年12月，中国已向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20亿剂新冠疫苗，有力支持了世界各国疫情防控。总的来说，占世界人口近五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国梦的价值理想每走一大步，就意味着推动70 多亿世界人民为实现世界梦的价值理想迈出了一小步。

其二是当人们认识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侧重反映与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同时，也认识到其中同样反映与体现着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而当人们认识到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侧重反映与体现的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同时，也认识到其中同样反映与体现着各国执政党在各地执政规律和各社会形态建设在各地建设规律。这是因为现象是分类的、本质是分级的、规律是分层的，个别规律与特殊规律互相联系、互相体现，二者又同普遍规律或一般规律互相联系、互相体现，共同规律又寓于特殊规律与个别规律之中，人类社会规律体系各层次在人类世界范围总体上是不可分割、紧密相连的。与此相关的是，人们认识到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法治化制度化与全人类共同价值观法治化制度化在时空上有早晚大小之分，内容也有别，因此要求大同、存小异。这里的“求大同”就是要遵守“一个体系、一个秩序、一套规则”，“存小异”就是前面所指在本国时空与内容上尽可以求特色显个性的东西，但是必须与“求大同”相适应，即与“一个体系、一个秩序、一套规则”同向发力而不相违。

上述对于二者关系的分辨，真可谓处在一种谈二者区别难回避联系、谈二者联系也难回避区别的思想境况之中，若再作深思，可以整合运用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和恩格斯社会历史合力理论来作辩证阐明。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指出，社会是由前提性、基础性、上层性、观念性等层次有机构成的，每个层次又由不同领域、不同因素构成，其同时存在又相互依存，这些层次、领域、因素又形成不同环节，社会基本矛盾就存在其间并由此造就成为经常变化过程中的社会有机体；恩格斯社会历史合力理论指出，社会是由各种因素构成与许多力量相互作用的过程，其中主要体现为经济因素与主体因素或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历史发展就是由各种因素融合为一个总的合力推动的结果，又可看作一个整体力量的产物，其中各种因素、每个意志都起着作用。这就可把中国看作一个巨大社会有机合力体系，把整个人类世界看作最大社会有机合力体系，后者又包括前者。当其分别从观念性层次的核心价值观与共同价值观来反映并反作用其前提性、基础性、上层性的各层次、领域、因素时，就是各种因素互相依存又经常变化的过程，就是由许多力量相互作用的过程，其中各种因素、每个意志都起着作用。不过，对这两个有机合力体系不能简单地把前者看作部分、把后者看作整体，二者作为观念性层次的价值观虽有区别，但是从二者都有反映并反作用其前提性、基础性、上层性的各层次、领域、因素的功能而言，它们彼此是既可以和平共处又经常交流互动，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全人类共同价值各自的法治化制度化并和平共处地良性相接互动，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一定会从价值观层面直到行为规则之中，去推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的中国社会有机合力体系和全人类社会有机合力体系的稳健运行，为实现中国梦与世界梦的美美与共而共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