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中山国书法艺术特征研究*
——以《中山三器》为例

由星 代晴（河北美术学院）

自战国中山国遗址被我国考古界发现之后，出土的文物成为研究中山国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基于此，对于中山国文字的研究也日益增加。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战国时期中山国的历史文化、文字、书法艺术特征等方面的研究较多，对于中山国文字的研究一方面从晋文字研究视角进行，另一方面专注于对中山文字的内涵、历史价值的研究。有关战国中山国书法研究的文章也较多，多为硕博论文，在此不一一列举。经笔者统计发现，对于战国中山国的研究，历史文化和文字方面的最多，其次是商品经济分析，交通等相关的文章，而对于战国中山国书法研究的文章与历史、文化、经济、交通等相比较少。

一、战国时期中山国文字发现与研究

战国中山国由鲜虞族建立，是边疆游牧民族迁徙而来，因此其文字最初带有鲜明的游牧民族的特点。后与中原各国交往过程中，传统的畜牧业和民族风俗都受到中原文化的熏陶，再加上统治者大力提倡中原文化，游牧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在碰撞、融合的过程中成为中山文化的主要基调，也加快了中山国文字的演化。因此，民族文化融合与发展是形成中山国文字的时代背景。从当前的出土文物看，战国中山国文字既与晋系文字有共通之处，又与楚系文字颇有渊源，同时还受到商代的甲骨文、金文的影响，因此中山国文字既有本民族的独创性又有与中原文化融合后的特点，可谓独具一格，变化丰富，挺拔柔美，富有艺术性，同时内涵复杂。1974～1978 年期间，战国中山国遗址经发掘整理，出土了近两万件珍贵文物，这些文物中在书法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为《中山三器》，包含《中山王鼎》《方壶》《圆壶》，共1124 字，目前很多学者将其称作“中山篆”，《中山三器》为中山国官方运用字，代表了中山贵族的审美特征，因三器风格近似，内容完整，字数较多，并且与其他篆书风格差距较大，研究价值较大，战国中山国文物一经出土，便引来大量关注。

二、战国时期中山国书法艺术特征

从出土的文物看，中山文字的书写材料种类颇多，涉及毛笔写的文字、锐器划刻的铭刻文字等。例如，中山国的墨书文字类似于甲骨文，但不同于商代的文字，书写材料是用墨书写在玉器上，记载的内容大致相像，均为祈祷祝福之类的内容。铭刻文类似于金文，刻在器物上，内容主要是记载历史、建筑设计图等。代表作品《中山三器》为小篆，字形匀称修长，潇洒飘逸。还有刻石类，将文字刻在光滑的石头上用来记事，整体风格较为稚拙古朴。战国中山国文字的形成以风云变幻的大背景为基调，思想上百家争鸣、文化上相互融合都赋予了中山国文字独特的审美风尚。书法艺术呈现两种特色，一方面追求庄重肃穆的典雅之美，如《中山三器》这样的国之重器，代表国家的威严，因此字形结构整齐，庄重典雅，深具庙堂之气。中山国民间俗体书法则追求自然朴素之美，墨迹书写作品风格遒劲华美，这使得中山文字整体艺术风格突出典雅中和之美以及对自由的追求，既沉稳大气又深具性情，风格多样的同时又殊途同归，整体变化而和谐。此外，在战国中期，中山国文字深受晋国、楚国、齐国等诸侯国的影响，在保持自身特点的基础之上融入了晋系文字、齐系文字、楚系文字的风格特征，形成了婉约刚劲的美感。

（一）线条简静与活泼并存

中山王三器作品中线条简洁匀称，干净利索，典雅庄重，给人以安定柔美的力量。其线条起笔大多为尖锋入纸，收笔呈提笔之态，因此线条呈现两头尖尖，中段饱满之势。线条几乎全部为中锋用笔，提笔而行，线条虽细，却有韧性，刚劲有力的同时飘逸流畅。线条突出竖画，写得较长，横画较短，转折处方圆并存，有许多“接笔”“搭笔”，如作品中的大多数“之”字，最后一笔横画与上面的笔画皆不相连属，宝盖头的书写也并非一笔而下，而是三笔写成，有明显的“接笔”之意，使整个字更加透气，更赋有节奏感。线条的曲直度因字而异，有许多垂直线，线条较长，几乎无曲度，这类线条将字形拉长，使字变得更为端庄。很多线条曲度较大，甚至用圆形，半圆形，鸟虫等形态加以装饰，体现柔和的美感。

线条直线与曲线交叉并存，直线多呈垂直状，曲线多夸张，很多曲线将S形弧线运用的大胆又彻底，如“臣”“以”“力”等字，有些长线条中不止一条S形弧线，而是连续S 形。圆形线条运用也非常普遍，半圆，整圆均有不少，如《中山王方壶》中的“務”字，左上部分运用了三条半圆的线条，使整个字极尽柔美之意态，如“明”字中的“日”，即化作小圆；“参”字中也有类似祥云样的小圆圈。对于小圆圈的使用频率较高，不仅字中体现许多云纹状的图案，连《方壶》中的图像中也环绕着许多祥云图案，《中山王鼎》结尾处圆圈内亦有许多旋转的半圈，《圆壶》结尾处也有两个较大的圆圈，可见中山国人对于圆的热烈追求。

我们把这些装饰性用笔，也称作为“饰笔”，即在文字中增加一些装饰性用笔。如其中的曲线线条使用频率很高，并且形态变化强烈，如半圆的曲线，组合的半圆曲线，封闭的圆线，S 形曲线，半S 形曲线，多S 形曲线回旋的曲线，直线与曲线相连接的线等等。这些变化的线条丰富了篆书的美感，增加了线条的装饰性特点。除了线条的曲直之外，还借鉴了“鸟虫书”的写法，如很多字的头部有像鸟的尖嘴一样的装饰性笔画，如“於”字，左边上部的组合笔画特别像鸟嘴，如“鸟”字的小短横写作肥点，也突出头的重要作用。“民”字上半部，竖钩部分结尾之时画作一个将圆满的圈，斜钩写作长竖，将整个字的柔美的气息表现得淋漓尽致。直线的装饰性体现在竖画上，其修长的用笔，渐渐提起的收笔都极具美感。中山王三器铭文的刻工亦精细，镌刻技艺细致精熟，运刀如笔，线条刻画生动，线条轻重提按，曲直变化，收放虚实等均表现得很好，这也给铭文的线条带来了强烈的韵律感，使线条简静与活泼并存，线条与线条之间联系紧密，节奏感比较强。

（二）文字形构差异造就不同风格

《中山三器》是中山遗址出土的珍贵文物，以长篇小篆闻名于世，而器物上的中山文字字迹隽美，笔画流畅，因文字结构不同呈现出不同的文字风格，但三器整体风格较为相似，风格变化当中带有稳定性特点。《中山三器》上的文字整体结构上紧密收敛，字形修长极具美感，而大部分文字结构重心偏上，下半部分较为舒朗，体现了修长的美感，如“美女婵娟”一般，腰细腿长，婀娜多姿。字体两边对称，整字端稳，呈现出庄重典雅之美，可感受到庙堂的庄严肃穆之气，顿生敬畏之情。其中，铜壶前22 行文字，文字结构不再紧凑向上而是较为疏朗，这使得文字整体风格仍倾向于庄重典雅，但略带疏朗之风。中山国文字整体字形纵势延伸，呈现出挺拔苍劲、飘逸流美形态，突出自然朴素之美，因此不同于构形差异所造就的庄重典雅之美。中山文字中用以书写“物勒功名”类的文字更能呈现自然朴素之美。例如，文字的结构不再紧凑而是分散，字体间的距离也不再有限制，书写随意，更加自由疏朗，整体布局呈现出自然的节奏感。

《中山三器》是出土的重要中山国文物，文字结构上注重对称，甚至可以说在比例上达到了最佳，同时在章法排列上讲究秩序、留白均匀，这与庙堂的庄严肃穆相呼应，字内空间有序又不被限制，因此整体突出雅典中和之美，书法艺术成就颇高。中山国文字所呈现的中和之美背后蕴涵着是一种理性的节制，对于美好事物不过分追求，这样就不会因庄重肃穆有失疏朗，而真正地突出中山文字的艺术特色。

除此之外，出土的刻石文字相对于《中山三器》上的文字结构相对松散，笔画在粗犷和细浅间转化，字形飘逸洒脱，不甚规矩，呈现出自由疏朗之风。这一类刻石作品可作为战国中山国民间俗体的代表。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文化高度繁荣，中山国的文化也深受中原文化影响，民族文化的融合发展也推动了中山文字的演变，造就中山国文字在结构和字形上的差异，呈现出多种文字风格，进而使中山国文字具有不同的美感。

（三）整体章法追求自由、抒情

战国中山国书法在章法上比较规整，形成横有列纵有行的布局，上字与下字之间，左字与右字之间字的大小，正斜，收放等差别不是很大，可以看出中山国文字以整齐为美，字与字之间在努力保持大小相等，高低齐平。整体章法在规矩之余并不死板，字与字之间无格式束缚，因此有些字可能稍显长，有些字稍显圆，有些字稍显扁，具体变化则根据字的形态而定。总之，整体章法小有变化，整体规矩和谐。《方壶》青铜器为酒器，四面刻字，每面均为10 列，12 行，共450 字。其中两面上半部有类似于头部的装饰性图画，因四面书写形状截取的都为长方形，上下之间较为光滑平整，左右之间对称，因此，整体章法变化相对最小。《中山王鼎》文字分为两部分，上部两行，下部四行，共469 字，是三器中字数最多的一部。《圆壶》中腹与圈足都有文字，腹部文字59 行，182 字，因在圆形器物上镌刻，章法随形附势，整体呈长弧形。

如果《中山三器》是庄严肃穆的代表，那么刻石一类的民间书法则是自由率真的代表，如中山国文字中的“石刻鼻祖”，其文字尽管有些单字刻的不合规律，但其书法艺术价值颇高，线条松动不死板，字形结构方正稍长，字的大小不一，横势与纵势相结合，字形稍歪曲，极具动感，上字与下字相呼应，左右亦相呼应，有舒朗之处，亦有“合文”现象，如“公乘”两字即合文，“得”与“守”之间留大白，可见疏密相见，章法颇为灵动，最能体现书法创作的性情，体现对于自由的无限追求。兵器上的书法则是古质朴茂的代表，墨迹文字则是细腻活泼的代表，另外青铜器文字中亦有与《中山三器》风格迥然不同的风格，如将字的纵势化为横势，结体松散浪漫。由此可见，战国中山国书法风格较多，艺术创作手段较为丰富，整体追求自由抒情。

中山国由游牧民族鲜虞族创立，而追求自由、释放生命活力是游牧民族的传统，即便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中山国学习中原的文化制度，但在其融合后形成的民族文化中仍然渴望并追求自由。书法是文化的载体，中山国书法从整体形态上飘逸自由，蕴含了自由的文化意蕴。另外，中山国在与中原各国融合的过程中承袭了中原的文化，这也使得中山国文字从庄严肃穆的风貌中解放出来，追求自由，也预示中山国人民开始追求自我，从而形成精神层面的抒情。

中山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深受楚国、晋国等中原大国的影响，因此中山文字在艺术风格上与晋系文字、齐系文字、楚系文字有共通之处，又有自身的独特之处。例如，《中山三器》的文字具有楚系文字特点，不仅在文字装饰上体现“鸟”“虫”的特点，也在字体形态上追求婉约之美，如笔画的尾部有卷曲的云纹装饰，单字的头部有鸟嘴状的装饰等，虽然装饰性笔画有诸多相似之处，但中山国文字相比楚系文字更加简单明了，刚柔并济，整体又体现晋系文字的平和之美。中山国文字与晋系文字在结构上有相似之处，用笔也以圆劲的细线为主，中山国在地缘上离三晋最近，而晋国强大，因此中山国在文化艺术上很难不受到影响。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特别是中原思想文化影响了很多国家，中山国也与晋国、齐国、楚国这类大国一样将文化融入国家文化。因此，中山国书法风格不仅承袭了齐系文字的刚劲笔直又借鉴了楚系文字的婉约柔美，这使得中山国书法隽美挺秀，在刚劲笔直中颇具阴柔之美。

三、战国中山国书法艺术的价值与影响

（一）书写材料：精美且易于流传

战国时期中山国书法见证了中山国铸造业、手工业等制造业的辉煌，见证了中山国历史的发展。文字是人类文明的载体，而文字所用的书写材料从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一定历史时期内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发展程度。从出土的中山国文物中可以看出，中山国文字书写材料以铜、玉、陶、青铜为主，并配以装饰手工工艺。例如，珍贵的文物《中山三器》是青铜器，三个青铜器上铭刻着体现中山国成长的文字，同时刻有装饰文字的图案，雕刻有复杂的装饰物，整体上看承载中山国青铜器铸造的辉煌，书写材质的价值较高，在当时无论从制造技术还是装饰艺术都堪称顶尖水平，书写材质的优异无疑为后世书法的传承做出了巨大贡献，正是这些青铜器的书写材质才得以将文字保存得如此清晰完好。

对于三器文字的形成过程，历来研究者有不同的看法，有些学者认为是铸刻，有些学者则认为是契刻。两派都坚持己见，甚至互相攻击。持契刻者认为铸刻工艺经高温，线条会变圆变壮，有圆融之态，断不会如此细劲。反之，持铸刻观点的学者认为契刻的问题在于，青铜器坚硬，在战国时期几乎没有更加坚硬的东西能在青铜器上刻成文字，两种说法都有道理。后人又有提出“錾刻”观点的。笔者认为中山国文字的形成是铸刻加錾刻形成，即浅铸之后再加以錾刻，这种可能性较大，个人观点，也希望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中山国所处的战国时期，在与各国交流碰撞的过程中深受中原文化、经济的影响，促进了本国铸造业、手工业的发展，因此通过研究中山国书写材料可以见证战国时期我国铸造业、手工业领先于世界的发展。此外，《中山三器》的内容是对中山国历史的再现，研究中山文字的过程中可以获得宝贵的历史信息，加深我们对中山国历史发展和文化的了解。

（二）价值与影响：促进书法艺术的发展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文化繁荣，绘画书法等艺术领域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受时代影响，中山国的艺术特别是书法艺术颇具特色，深受当代书法家青睐。《中山三器》刻有的文字更是代表了中山国的书法艺术特色，典雅洒脱，笔画纤细挺秀，字形修长优美。此外，《方壶》《中山王鼎》，铭文字数都较多，为后世书家学习提供了非常多的范字，为书法创作提供了可能。所镌刻的文字是难得的书法佳作，文字排列整齐，布局匀称，整体摇曳多姿，具有美感。随着中山国文物的出土，中山文字以及中山国的书法艺术成为世人关注的热点，引得当代书法家争相临摹“中山王体”，并有一些临摹、创作作品在全国各大书法展览中荣获奖项。用中山国书法风格创作的书法作品，无论是作品的章法，还是笔画，抑或是字体形态都既体现了中山国的审美风尚也彰显了战国时期的飘逸灵动，隽美修长的书法艺术风格，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给当今书坛注入了活力，影响着当今书法艺术的发展，诸多书法家从中山国篆书中学习书法的章法、笔法、字法等，同时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之上进行创新，形成自己独特的书法风格。

四、结语

《中山三器》为战国中山国国家重器，是国家的象征，代表着中山国书法创作的最高水平。三器粗细变化不大，起收笔较细，中段饱满，中锋用笔，虽细但圆厚，线条细劲，直线与曲线的运用使线条既稳定端庄又灵动飘逸，装饰性笔画也增加了线条的丰富性，凸显浪漫的书写氛围。结体纵长，左右对称，重心上移，字内空间较大，字字透气，使单字潇洒飘逸，端庄柔美，极具抒情色彩。章法上总体呈现沉稳大气、规矩严谨的艺术特征，同时并不沉闷，而是刚劲柔美，追求自由，这体现中山国人不俗的审美追求。

一个民族要想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是离不开文化的，因此要增强文化自信，而文化自信根源于对我国民族文化的高度认同和传承。中山国是由我国古代游牧民族鲜虞创立的，中山国在其历史发展中逐渐与中原文化融合，承载民族文化的中山国文字体现了民族文化的融合与发展，具有很高的民族价值和文化价值。因此，对中山国文字进行研究，探究其背后的文化意蕴有助于传承我国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中山三器》上的文字从内容上也传承了中原倡导的治国之道、立法之道，这与中原文化基调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