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鸿“梁庄三部曲”的“未完成性”

○许永宁 宋 敏

随着《人民文学》在2010 年推出“非虚构”文学专栏以来，非虚构写作逐渐成为文学界关注和热议的话题。一批作家以文学行动介入现实，通过写作记录社会生活，为时代留下了珍贵的资料，梁鸿便是其中代表性作家之一。从2010 年《中国在梁庄》对农村在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诸多现实问题的揭示，到2013 年《出梁庄记》对进城务工者在外漂泊命运的书写，再到2021 年《梁庄十年》对梁庄十年间农民文化心理演变的关注，变化的是梁庄村容村貌、基础建设的日益完善和个体精神的不断丰富发展，不变的是作者十年如一日的烛照与省视。在这个过程中，“梁庄三部曲”以不断融入新知识与新话题的方式展现了它的丰富性与开放性，与此同时也呈现出一种“未完成”的文学叙事现象。当然，这里的“未完成”“并非仅指文本意义的未完成现象，也不是经典作品在阅读意义上永远处于未完成的状态”[1]，而是以一种开放式的结构、不断发生变化的观察视角以及不间断的文学行动来表达一种立场、一种态度或一种精神向度的文学体验。

一

“梁庄三部曲”中存在着多重“对话”关系，这里的“对话”不仅指人与人之间的语言交流与沟通，还“潜藏着丰富的内在对话性的话语”[2]。对话是作者展示乡村现实，摹写农民生活、心理的主要方式，在作品创作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物经历、乡村故事就是在一次次的交流和对话中逐渐明朗化的。但梁鸿作为归乡的外来者，难以真正融入乡村，浅层次导致了她与梁庄人之间对话的残缺和“未完成”。从更广泛的言语交际的层面来说，“梁庄三部曲”在人物形象、故事情节等方面存在某种内在关联性，作品之间由此构成一种“对话”关系，这种“对话”关系在一部部作品的接续创作中不断得到丰富而始终处于“未完成”状态，作品也因此表现出独特的生长性和延续性。

对话的“未完成”最直接地体现为作者作为访谈者在乡村内部难以获得身份认同，进而难以获取真实的乡村声音。梁鸿对梁庄的书写，选择从最基础的对话与访谈做起，不仅因为对话本身更容易为被访谈者所接受，有利于呈现出更为真实的社会观念与心理活动，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话这一开放式的考察形式，将采访的触角延伸到问题的各个角度，深入且全面。但因乡村所特有的封闭性和排他性，作为归乡者的梁鸿与梁庄人之间有所隔阂，真实的乡村声音往往被有意遮蔽。“我”在与梁庄人的交流过程中因种种阻碍难以获取全面的信息，甚至根本无法进行对话。尽管有父亲和姐姐做“引路人”，大部分村民对“我”的访谈热情配合，但不可否认，长期离乡又返乡的“我”在很长的时间内难以获取村民们心照不宣、避而不谈的内容，难以深入现实背后的真相和村民们的内心。当“我”得知王家少年之事想要找王家人了解情况时，王家婶对“我”的警惕；春梅死后，村里人对此议论纷纷，但当“我”想参与其中时，村民马上停止议论并迅速转移话题的躲闪；巧玉对“我”的来访很高兴，但只是示意丈夫来回答我的询问，自己并不表示进一步热情的回避等等。对梁庄人而言，“我”是陌生的，他们对“我”持保留态度，告知“我”的内容也必然是有所保留的。有时“我”甚至难以建立与梁庄人的对话，比如对王家少年和梁光河，我不忍或根本无从开口，只得从其他人口中了解他们的故事。更不用说，对话还可能受世俗观念的束缚或现实等级观念的影响，比如“我”在和村支书交流的过程中，他总会因乡党委书记的插话等转变话语倾向。显然，“我”的著书行为可能将农村的某些“隐私”暴露于公众之下，因此“我”获取真实的乡村声音是困难的，存在各种明显或潜隐的阻碍，这使“我”与梁庄人的对话呈现出一种“未完成”的局面。

被访谈者的回避或警惕造成了对话的直接“未完成”，这使得访谈者难以从根本上触及乡村问题的深处，因为无论是被访谈者的话题转移或逃避问题还是迫于世俗压力无法正视现实，都会直接或间接地造成调查研究样本的减少甚至谬误。但是，通过访谈者观念的引导或问题意识的强化，访谈的答案就会产生另外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访谈者力图实现的对问题的呈现强度并未减弱，这也是社会调查样本的另类呈现方式。为促成对话的深入进行，梁鸿以一种问题意识细心鉴别混杂多样的话语，她深刻地认识到“历史从来是淹没在各种话语之中的，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作家特别细心地去甄别，特别细心地去寻找各种资料，慢慢澄清某种接近历史的真相”[3]。如关于韩小海的发财史，梁庄人有不同版本的叙述，对于燕子的情感史，梁庄人也有自成一说的讲述，而这与“我”从他们本人那里听到的回答并不一致。梁鸿正是通过对比和鉴别不同的话语，才得以接近和呈现事实真相。

对话的“未完成”在更进一步的层面上体现为“梁庄三部曲”后期作品对前期作品中人物个体命运的接续书写，人物发展轨迹由此得以更清晰地呈现在文本之中。五奶奶一家由孙子宝儿溺亡到抱养孙女再到儿媳丽婶又生下一儿一女，这个家庭悲欢离合的动态变迁在三部作品中得到充分展现。从《中国在梁庄》到《出梁庄记》再到《梁庄十年》，梁鸿分别从三代人的不同视角出发展开对这个家庭的叙述，不同视角的叙述构成既统一又互补的互文关系，人物个体命运走向逐渐清晰，同时留守老人、在外打工者、留守儿童等问题也透过这个小家庭浮出水面。对人物个体发展的跟踪记录在“梁庄三部曲”中屡见不鲜：刀不离身的“成年闰土”清立再一次砍人后进了监狱；千万富翁李秀中在监工时不幸倒在坍塌的墙体之下；渴望得到认可的栓子选择任职村支书为家乡贡献一己之力，以此找寻实现个人价值的方式……在梁鸿的接续记录中，梁庄人不断变化着的生命轨迹清晰可辨。每个人的生命轨迹都是社会的折射，每个人的挣扎背后都有时代的影子，在此意义上，对人物命运的进一步书写，既能描绘出一个个普通农民艰辛而鲜活的生命，更深入地关切乡村个体的生存发展状况，又有利于接近和把握真实的乡村现实。

此外，“梁庄三部曲”之间未完成的“对话”还体现为对关键情节的“复写”。这种“复写”不是单调的重述，而是通过重述突出和强调作者想要传达的某种问题或乡村特性。其一，梁鸿在作品中多次描写闲话，而闲话中往往蕴含着道德因素甚至利益因素，其背后映射着更为复杂和丰富的农村，从中能够感受到乡村特有的交往模式和行为评判方式。《梁庄十年》第一章第一小节“小字报”围绕一封匿名揭发信展开，七嘴八舌的议论让一位素以道德楷模示人的老人陷入舆论漩涡；《出梁庄记》中，对于兴哥不去认领弟弟的尸体，大家纷纷猜测是因为低保或占地补偿款……诸如此类的闲话描写在“梁庄三部曲”中并非个例。“就村庄里的闲话而言，闲话中包含有村庄所遵从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在闲话中，在村庄里生活的个人及其行为将被道德化。”[4]闲话通过制造舆论来修正、改变村民的行为方式，虽不是法律法规般严正的存在，但能对村民起到威慑作用，从而影响和约束村民的行为。多次的闲话描写在作品之间构成“对话”，不仅有利于强化表达效果，还可以窥见梁庄人面对村庄内部变化所产生的社会心理。其二，梁鸿在作品中多次引用官方资料，以尽力呈现被官方话语遮蔽的乡村现实。《中国在梁庄》中，几乎每一章前面都通过引用《穰县县志》对穰县整体情况、村镇建设以及民政、收入、宗教等各方面进行说明，而具体行文中表现出来的农村真实境况则比官方叙述更为复杂和丰富，甚至构成了对官方叙述的反拨，显露出政府发展规划与乡村各类乱象之间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梁庄三部曲”通过对官方文献资料的运用揭示了乡村建设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使这些问题在对比中更显尖锐，而这种做法的背后是梁鸿敏锐细腻的洞察力和坚守真相的决心。

实际上，“对话”是不可完成的，作者和主人公间的对话在作者的接续创作和读者的阅读中延续下去之外，“梁庄三部曲”也在不断地与当代生活进行着“对话”，与时代构成深刻的“对话”关系，体现在生态、教育等与社会民生息息相关的各个方面。原先被严重污染的“湍水”逐渐清澈，这是河流生态恢复的重要表现，也映射了大时代背景下由追求经济高速发展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的转变；由教育失落到寄希望于教育，农民教育思想的进步有赖于国家就业环境的改善和政府对大学生就业的支持。小小的梁庄中映现出时代生活的各方面，见证着时代的发展进步，在此意义上，“梁庄三部曲”实现了其作品意义的延展性。

二

如果说对话的“未完成性”呈现为一方地域、一个群体、一段记忆的风景与策略，那么思想深处的“未完成性”更多地表现为一个人的情感、姿态与立场。正如梁鸿毫不回避的表露，“它一开始就是情感的、个人的、文学的‘梁庄’”[5]。从情感角度介入现实的梁鸿自然而然地对故乡人民这一群体的未来产生一种“历史深处的忧虑”，而这种忧虑不单单是情感共鸣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她是选择了将情感作为其思想介入的出发点，进而引入历史的理性，通过对历史理性中平等观念的表达，来展现出独特的姿态与立场。

在乡村凋敝和衰败的挽歌中，梁鸿将情感引入现代文明秩序，使得“梁庄三部曲”在观照物质文明的同时，也烛照出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城与乡的不平等关系。在许多文学作品中，城市作为先进的存在，而农村则是落后闭塞的空间，离开农村走向城市被描述为追求进步、走向未来的行为，城市对农村的经济掠夺被掩埋在现代化进程之中，城乡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也随之消弭。梁鸿怀着对故乡人民的爱，在对梁庄人生存状态的体察之中，意识到了城乡对立格局中掩藏的不平等关系。在《出梁庄记》中，梁鸿目睹了城中村环境的破旧与压抑，将进城务工农民艰辛的生活图景勾勒出来，揭露了城市对农民工的挤兑和掠夺，并对这一现象的根源进行追问和反思。毋庸置疑，对城乡不平等关系的揭示体现了梁鸿平等立场的宏观视野。宏观之外，与农民平等对视的细腻，不仅是一个“梁庄女儿”所具有的天赋，而且是一个学者对现实关注的一种情怀。在“我”与梁庄人的交流之中，立场的平等性宽广而又细致，性情而又理智。梁鸿回到梁庄、深入梁庄，秉持民间立场讲述梁庄故事，三部作品都采用口述实录的方式写作，使得“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一向沉默的农民形象终于摆脱了‘被说’的他者地位，在乡村非虚构叙事中第一次发了声”[6]。作者在与众多梁庄农民交流时，并不是一种知识分子对农民的俯视姿态，而是“站在与农民平等而切近的位置上，保持着对他们的平等和尊重、真诚和亲切，以及充分的关怀态度”[7]。“梁庄三部曲”中，农民自述至少占总篇幅的一半，方言、语气等都被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极具地方色彩。方言叙述在“梁庄三部曲”中随处可见，这不仅仅是对场景、人物对话的原生态再现，更是作者平等立场的直接显现。农民自身获得言说话语权，得以从容地讲述自己的故事，使真实的农村农民呈现在读者的眼前。

在梁鸿看来，“梁庄三部曲”是“一个归乡者对故乡的再次进入，不是一个启蒙者的眼光，而是重回生命之初，重新感受大地，感受那片土地上亲人们的精神与心灵。它是一种展示，而非判断或结论”[8]。然而，作者并没有真正完成这一理想目标，实际上“梁庄三部曲”仍然未完全摆脱“知识分子难以真正代替底层发声”的桎梏，表现出强烈的知识分子色彩。尽管梁鸿对此始终保持警惕态度，但却难以避免，潜意识中的启蒙思想、先验意识等时时刻刻影响着她的创作，这是导致平等叙述“未完成”的主要因素。

作为大学教师的梁鸿，早已长期远离乡村并在城市扎根生活，虽然她努力保持平等立场以归乡者的身份进入梁庄、叙述梁庄，“但老实说，叙述人与村民的地位并不平等，她是矜持、优越而精英化的”[9]。“任何知识的生产者在生产一定的知识时，必然受到其在学术场域与社会空间中所处位置的有意或无意的牵制”[10]，“梁庄三部曲”中潜移默化地融进了一名高级知识分子所带有的精英视角和启蒙姿态。不可避免地，“在‘看到’某个事物之前，作者已经有一整套的概念、核心词语，并且在不自觉中运用这些概念去理解、分析这一事物”[11]。看似客观真实的农民口述，是依循着作者“先验”的采访思路和问题进行叙述的；成文的过程中，口述材料是经过修辞、拿捏、删改和渲染过的，经过语言的“编码”才成为故事。“尽管梁庄人也在发声，但分贝最高、最具感染力的还是作家本人的声音，她的判断、好恶与悲悯情怀都强有力地引导着读者”[12]，梁鸿个人的知识、情感、思想无形中主导着梁庄的书写，也主导着外界对梁庄的评论，更主导着进入人心的路径。

内心中那“历史深处的忧虑”让梁鸿这一“梁庄女儿”天然地对梁庄人产生情感共振，使得她不自觉地生发出对梁庄发展状况的看法与评价，这导致她无法以完全冷静、客观、平等的姿态进行叙述。因此，文本中除了梁庄人自述和对梁庄人生活的描述之外，还存在着“我”的大篇幅议论。“我”始终带着问题意识进一步思考各种复杂现象背后的时代或现实因素：《中国在梁庄》中，对于村庄内部结构由以姓氏为中心向以经济为中心的转变，“我”思考的是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博弈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结构的变化；《出梁庄记》中，对于假货横行而屡禁不止的现象，“我”认识到这并非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因市场经济发展而滋生的社会问题；《梁庄十年》中，对于女性出嫁后不再使用自己的名字，“我”意识到这个司空见惯、不足为奇的现象之下是女性少女时代主体身份的丧失。梁鸿曾“一度想放弃‘我’，用一种完全客观的方式重写梁庄”[13]，但反复衡量之后，仍然选择了以人物自述为主、以“我”的议论为辅的写作方法，希望“把‘我’和‘梁庄内部’之间真正弥合，并创作一种新的文体”[14]。虽未真正实现叙述立场的平等性，但“我”的议论与农民自述之间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增强了文本的内在张力。尽管“梁庄三部曲”对乡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只是浅尝辄止，并未提供解决问题的思路或途径，并且“作者的一些困惑和判断有时还缺乏足够的说服力”[15]，但梁鸿对乡村的探索和发掘展现出了现实的复杂性和精神的多维度，农民自述后的理性思考使“梁庄三部曲”对乡村的描写更有深度、更具启发性。

三

如果说访谈的难以深入以及作品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决定了“梁庄三部曲”对话的“未完成性”，知识分子所带有的精英意识和启蒙姿态决定了其平等叙述的“未完成性”，那么它正在发生、不断生成的创作特点则决定了作者行动的“未完成性”。行动的“未完成性”指向的是更具可操作性的持续行动，这不仅指持续时间的长度，更是非虚构意义上的一种“‘行走’的文学。它需要作家身体力行，置身于各种书写对象的深处，全程参与故事的每个环节”[16]。

梁鸿用眼睛观察、用心灵感受，不断地调查、分析和审视，以“行动写作”的方式描绘出了广阔的乡村现实生活图景。她认为进行非虚构写作“首先是行动，从书斋中，从我们逐渐中产阶级化的生活中走出来，走进你所书写对象的‘日常生活’”[17]。2008 年至2009 年，梁鸿利用寒暑假回到梁庄住了将近五个月，她每天和村庄里的人们一起吃饭、聊天，用心倾听农民故事，体会梁庄人的痛苦与幸福，感受梁庄的衰败和变迁，创作出了《中国在梁庄》。为了书写梁庄中另一生命群体——进城农民的生活状态，梁鸿又开始着手《出梁庄记》的写作。梁庄的打工者在中国哪些城市、做什么工作？他们的工作环境和生存状况如何？他们与城市以什么样的关系存在？带着一系列的疑问，梁鸿在2011 年和2012 年相继前往西安、内蒙古、广州、青岛、深圳等十余个城市，采访了近四百人，创作了《出梁庄记》，生动地描绘出进城打工农民的众生相。此后的近十年间，梁鸿还是每年都回到梁庄，关注着梁庄人的生活动向和精神状态。她又重新站到湍水河边，在河坡地漫步，在亲人家中围坐闲聊，也在北京家中与旧识好友相聚，坚持“在场”以捕捉最真实的情感，亲身感受着梁庄的变迁和梁庄人的变化，写就了《梁庄十年》。梁鸿通过踏实、有序的“行动”打开梁庄之门，进入了梁庄人的生活，一次次的调研采访、吃饭聊天帮助她获取大量写作素材，这为她成功地呈现出丰富而复杂的中国农村气象奠定了坚实基础。换言之，没有持续的“行动”就没有“梁庄三部曲”。

对梁鸿的书写作更为远景的观察的话，从她选择20 世纪河南作家作为其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即可看出她寄希望于通过自己的体察为河南写一部自己的文学史。可以说，她对梁庄的书写同样如此，梁庄书写是她学术理念一以贯之的行动结果。正如梁鸿所说，“从更深远的层面来看，我把梁庄的行走和书写看作一种学术行为。或者说，是学术生活的拓展和延伸，虽然它不是以学术的面目出现”[18]。作为一个学者，梁鸿对“生活实践”生发出别样的理解，“即与正在进行中的历史相结合的能力，从正在行进中的生活场域寻找理论的起点和依据，最终达到一种及物的思考和结论”[19]。梁鸿的梁庄书写便是其生活实践的具体表现，在这里，梁庄书写不仅意味着对个体情感的追寻和缅怀，还体现出一个学者所具有的历史感。虽然生活于斯的人们并没有对他们正在参与的历史活动有所感触，但是这并不妨碍作家以历史见证者的姿态对他们进行书写，其间既是理论对现实关照的结果，也是行动深刻改变现实、创造生活的另类回响。

“梁庄三部曲”昭示着一名学者、作家深入乡村的勇气，也表现出梁鸿“以行动的方式介入到现实内部去”[20]的决心。不断的走访、调研，使梁鸿触摸到了那些平时不被关注、被现代性宏大话语遮蔽了的乡村现实，她对中国农村存在的普遍性问题的揭示和剖析使真实乡村呈现在大众眼前。“梁庄三部曲”并不是封闭的文本，而是开放的“行动”，它以其客观性、真实性对现实产生着持续作用，“梁庄三部曲”的“未完成性”正在于此。“梁庄三部曲”揭示了市场经济背景下发财致富的合法性问题，在《出梁庄记》中，“无论是传销，蹬三轮，卖食品，校油泵，卖珠宝，卖名牌服装，开制衣厂，几乎所有的行业里能够挣到钱的经济行为，无不存在合法性问题”[21]。送礼、找关系、坑蒙拐骗、依靠黑恶势力、恶性竞争等现象层出不穷，此类现象仍然是当下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未有效解决的问题。同时，还有对乡村文化萎缩和精神危机问题的忧虑：“文化茶馆”工程难以真正发挥提高农民文化素质的作用；私人书店以营销影像碟片为主，所卖书籍主要是武侠小说，中外名著甚少；患难信教、精神需要信教者为数众多；算命、风水等封建迷信依然活跃；大量进城务工人员缺乏精神归属……这些现象反映出当下农村文化的衰退和农民精神的迷失。此外，农村发展方式问题亦有涉及：如将土地出租给公司却难以及时收缴租金，农民紧跟形势种植经济作物却赔得倾家荡产，政府实施宏观调控却适得其反。如此种种，农村存在的诸多问题在梁鸿笔下一一显露。梁庄的问题是中国农村的共性问题，梁鸿的真实调查促使政府和大众直视乡村发展困境，进行深刻反思的同时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改善乡村生态，“梁庄三部曲”便是这一结果的动力源和助力器。

法国哲学家、解释学家保罗·利科认为，一个重要的行动“可以在与此行动得以产生的处境不同的其他处境里得到表达或者得到填充”[22]。换言之，行动的重要性在于它可持续的恰当性。如果将“梁庄三部曲”看作一个整体“行动”，那么它“可持续的恰当性”便是作为非虚构文学的“排头兵”所产生的持续影响。2010 年初，《人民文学》杂志开设“非虚构”专栏并陆续刊发非虚构文学作品，《中国在梁庄》最初就是以《梁庄》为名刊发于《人民文学》2010 年第9期上的。“第九期的《梁庄》发表后，编者接到很多热情的短信和电话，认为读这样的作品比读很多小说过瘾，甚至有作家表示，也要收拾行装，回到家乡去，深入地看看记忆中的家乡变成了什么样子。”[23]同年10 月，《人民文学》启动了名为“人民大地·行动者”非虚构写作计划，呼吁作家和写作者们走出书斋，走向现场，以行动介入生活，以写作见证时代。不敢说是《梁庄》的发表所引发的热烈反响推动了这一计划的实施，但可以确定的是，《梁庄》的发表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并且点燃了一批作家的创作热情，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非虚构文学创作的热潮。《中国在梁庄》之后，文坛上陆续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非虚构文学，如乔叶的《盖楼记》（2011）、《拆楼记》（2012），郑小琼的《女工记》（2012），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2013）等等，非虚构文学的写作自此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梁庄三部曲”的未完成性，不仅仅是梁鸿个体文学观念与实际行动的“未完成”，也不仅仅是“非虚构文学”思潮与观念流布而呈现出一种“未完成”的情态，还是对于当下现实与问题永无止境的关注，以及作家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热土和生活其间的人们的爱与希望。在此意义上，才实现了行动的不断发展与持续，才有了“未完成性”的探讨与延展。

结语

梁庄和梁庄人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仍然正在进行而处于未完成状态。可以推测，梁鸿的下一部作品将仍然是对“未完成”的进一步书写，届时梁鸿将对那时梁庄面貌的变化和梁庄人的生存状态做出全新的记录，也将对中国农村发展情况和存在问题做出全新的观察和诠释。如同作者在《梁庄十年》后记中所言：“我也期待着，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2030 年，2040 年，再写梁庄，那时候会是什么样子。”[24]

“梁庄三部曲”的“未完成性”在梁鸿的接续记录中、在作品与时代之间的“对话”中不断延展，散发出强大的生命活力。也因叙事立场平等性的“未完成”，使得活力与高度、消解与建构共同出现在“梁庄三部曲”中，形成统一和互补相缠绕的叙事风景。对此，与其说是梁鸿的知识分子身份影响了叙述立场的平等性，不如说是梁鸿独特的知识分子人文关怀和“铁肩担道义”的使命感使她自然而然地对复杂现象生发出思考和议论，对人的生命和社会现象提出自己的见解，以期用文学的方式干预现实，发人深省。尽管梁鸿并没有对“梁庄三部曲”中乡村社会现实问题给出解决思路或方案，但她的思考和行走，已经使“梁庄三部曲”成为非虚构文学中的一面旗帜，为当下的文学创作注入了新活力。

[1] 刘江凯《当代文学的未完成性与不确定性——以莫言小说新作为例》[J]，《文学评论》，2020 年第5 期。

[2] 文浩《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和阐释的公共性》[J]，《中国文学研究》，2019 年第1 期。

[3] 《南阳籍作家梁鸿对话诺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EB/OL]，南都在线，http://www.nytv.com.cn/ny/2016-9-2/1472781587214.shtml，2016 年9 月2 日。

[4] 薛亚利《村庄里的闲话：意义、功能和权力》[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年版，第138 页。

[5][8][11][13][14]梁鸿《中国在梁庄》[M]，北京：台海出版社，2016 年版，第318 页，第4 页，第309 页，第319页，第320 页。

[6] 孙元元《在“坦白”与“沉默”之间——关于乡村非虚构叙事中的两重虚构》[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 年第11 期。

[7] 贺仲明《如何让乡村说出自己的声音——读梁鸿〈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有感》[J]，《文艺争鸣》，2013年第7 期。

[9] 李丹梦《“非虚构”之“非”》[J]，《小说评论》，2013 年第3 期。

[10]陶东风《80 年代中国文艺学主流话语的反思》[J]，《学习与探索》，1999 年第2 期。

[12]张莉《非虚构写作与想象乡土中国的方法——以〈妇女闲聊录〉、〈中国在梁庄〉为例》[J]，《文艺研究》，2016年第6 期。

[15]《梁庄》讨论会纪要[J]，《南方文坛》，2011 年第1 期。

[16]洪治纲《论非虚构写作》[J]，《文学评论》，2016 年第3 期。

[17]梁鸿《一种谦卑的行动写作》[J]，《中国图书评论》，2012 年第12 期。

[18]梁鸿《书斋与行走》[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 年第10 期。

[19]梁鸿《历史与我的瞬间》[M]，广州：花城出版社，2020 年版，第32 页。

[20]周展安《行动的文学：以鲁迅杂文为坐标重思中国现当代文学》[J]，《文艺理论与批评》，2020 年第5期。

[21]师力斌《打开一座村庄呈现中国——读梁鸿〈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J]，《当代作家评论》，2015 年第6 期。

[22][法]保罗·利科《从文本到行动》[M]，夏小燕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214 页。

[23]《走向人民大地，开启非虚构风潮——〈人民文学〉启动非虚构写作计划》[EB/OL]，中国作家网，http://www.chinawriter. com. cn /news/2010/2010-10-22/90662.html，2010 年10 月22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