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画记忆

□丰子恺

赏月图

我七八岁入私塾，先读《三字经》，后读《千家诗》。《千家诗》每页上端都有一幅木版画，记得第一幅画的是一只大象和一个人在耕田，后来得知这是二十四孝中的大舜耕田图。我当时并不知此画之意，只觉得看上端的画比读下面的“云淡风轻近午天”有趣。那时家里开着染坊店，我向染匠司务讨些颜料溶化在小盅子里，用笔蘸了为书上的单色画着色，涂一只红象，一个蓝人，一片紫地，自以为得意。但书的纸是很薄的中国纸，颜色涂在上面会渗透下面好几层。我的颜料笔又吸得饱，透得更深。着好色后翻开书一看，下面七八页都有一只红象、一个蓝人和一片紫地，好像以三色版套印而出。

第二天，父亲要打我手心，幸好被母亲劝住，我吓得把颜料盅子藏在扶梯底下。晚上，我再取出颜料，偷几张煤头纸在扶梯底下伴着洋油灯描色彩画，画一个红人，一只蓝狗，一间紫房子……后来，画被母亲和诸姐姐看到，她们都说好。

父亲晒书的时候，我看到一部人物画谱，里面花样很多，便偷偷地取出藏在自己抽斗里，待晚上偷偷拿到扶梯底下看。这回，我不想再在书上着色，而是照样描几幅，但一幅也描不像。亏得红英（管我的侍人）有想法，教我从习字簿上撕下一张纸印着描。记得最初描的是人物谱上的柳柳州（柳宗元）像。第一次印描没有经验，笔上墨水吸得太饱，习字簿的纸又太薄，虽说描成了，但原本却渗了墨水。这本书至今仍在，我每每晒旧书时都翻出当时所描的柳柳州像来看：穿着长袍子，两臂高高地向左右伸起，仰起头作大笑状。周身斑斓的墨点，便是我当时印上去的。

回想当时印这幅画的原因，大概是高举两臂作大笑状的样子像极了父亲打呵欠时的模样，故而感兴趣吧。后来，我的“印画”技术渐渐进步。十二三岁时，我已把这本人物谱印全。所用的纸是雪白的连史纸，而且所印画作都着色。所用颜料仍旧来自染坊，但不复用原色。我已能配出各种间色，在画上施以复杂华丽的色彩，同学看了都很喜欢，认为“比原本上的好看得多”。大家向我讨画，拿去当作灶君菩萨或者新年里的“花纸儿”。

那时候，我们在私塾中画画是不敢公开的。先生在馆时，我把画具和画都藏好，跟大家一摇一摆地读《幼学》。等到下午，先生出去吃茶，我便拿出来画。我先一幅幅地印出来，然后再一幅幅地涂颜料。最后，同学们像看病挂号一样，依次认领自己所欲得的画。当然，领到画的人需对我回以“报酬”。有一次，两位同学因交换一张画起了冲突，被先生得知。先生审问之后，得知冲突的原因，追溯到我身上。我料想戒尺是吃定了的，便低头不睬，只觉手心火热。先生走到我旁边时，我早已吓得魂不附体。他拉开我的抽斗，画谱、颜料、印好未着色的画暴露眼前。我以为这些东西会被没收，不承想他却拿起画谱坐在椅子上一张张地翻看下去，直到看完。

第二天早上，先生翻出画谱中的孔子像，对我说：“你能照这样子画一幅大的吗？”没想到先生竟也要我画起画来，顿感受宠若惊，支吾地回答“能”。其实我只会“印”，不会“放大”。这个“能”字也是被先生的威严吓出来的。先生继续说：“我去买张纸来，你给我放大画一幅，也要着色的。”同学们见先生要我画画，都流露出惊奇和羡慕的眼神。而我却装着一肚子心事，直到放假。

放假后，我带着先生交给我的纸找大姐“求救”。大姐教我用一张方格子纸套在画谱的书页中间，孔子像就在经纬格子范围之内了。大姐又拿缝纫用的尺和粉线袋在先生交给我的大纸上弹出大方格子，并从自己镜箱中取出画眉毛用的柳条枝，教我依方格子放大的画法。那时家里没有铅笔和三角板、米突尺，现在回想大姐教我的画法，其聪明实在值得佩服。我依其指导，竟用柳条枝把孔子像的底稿描成了——同画谱上的完全一样，不过大得多，同我自己的身体差不多大。我先用毛笔勾出线条，又用大盆调好颜料。着色后，鲜明华丽的孔子像便跃然纸上。店里的伙计，作坊里的司务，见了这幅孔子像都说“出色”。我在大家的盛赞声中俨然成了一个画家。先生看了画作后亦点头称赞，次日便粘贴在堂名匾下的板壁上。学生们每天早上到塾，两手捧着书包向其拜一下；晚上散学，再拜一下。

自从我的“大作”在塾中的堂前发表后，同学们便称我为“画家”。有一天，先生拿出一本书和一大块黄布，和蔼地对我说：“你给我在黄布上画一条龙，”又翻开书来，继续说：“照这条龙一样。”原来这是体操时用的旗。我接受任务后，又用老法子把龙放大，然后描线、涂色。但这回用的颜料是由先生买来的铅粉、牛皮胶，以及红、黄、蓝各种颜色。我把牛皮胶煮溶后加入铅粉，调制出各种不透明的颜料涂到黄布上，这同西方中世纪的壁画画法颇为相似。龙旗画成后被高高地张在竹竿上，引导学生到野外去体操。

19岁时，我学了木炭写生画，读了美术论著，方才走上绘画正途。假如早点接触这些，我的学画也许就不会走这条崎岖小径了。

品茶观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