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钦廉地区城市公园兴建考辑

2022-11-16 07:11庞宇雁
广西地方志 2022年3期
关键词:中山公园公园

庞宇雁

(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6)

清末民初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期,除了来自欧美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等方面的影响,西方的思想文化包括生活方式等也在影响我国,我国的城市面貌不断发生变化。作为新型休闲娱乐空间,公园的兴建成为民国时期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顾名思义,公园就是供公众游览休息的园林。公园“是以美观及实用为目的供人类公共享乐或使用而设施之地”[1]。有别于传统的名胜景观、茶亭、茶馆等单一功能的社交场所,公园是集多种娱乐于一身的公共休闲空间。史学界关于近代广东公园的研究多集中于开埠较早、受西方文化影响较大的城市,例如广州、汕头等。民国时期,几度易名的钦廉地区紧跟时代潮流,在广东省政府的管理之下开展市政建设,积极修建公园,修复了城镇内的一些名胜古迹。但是迄今为止相关研究成果较少。为此,本文从民国时期钦廉地区公园兴建的视角,考察人们休闲生活空间的近代化过程。

一、民国时期钦廉地区公园的兴建背景

辛亥革命以后,传统的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三民主义成为民国政府的执政纲领。城市规划、市政建设作为西方现代文明的象征,逐渐被精英阶层引入中国,包含民主、平等、开放等现代性内涵的公园建设也得到广泛宣传,公园具有的改良都市、教育教化、娱乐卫生的重要功能逐渐引起公众的关注。[2]学界普遍认为中国近代公园始于1868年上海租界的“外滩公园”。清末新政时,端方、戴鸿慈上奏请求设立公园等四大公共文化设施,由此引发各大城市兴建公园之风。孙中山于1923年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在主政广州之时,他首先将造林绿化、防止城市环境恶化提到建国方略的高度,提出了“花园城市”的概念,对广州公共园林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孙中山在广州的倡议引起其他城市纷纷效仿,地方当局相继将兴建城市公园纳入市政建设规划,公园建设在全国渐次铺开,并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高潮。1925年,孙中山逝世,各地纷纷兴建中山公园,或是将已有的公共园林改称中山公园,以示纪念。为此,近代中国各城市公园的名称,最常见的即是中山公园。

二、民国时期钦廉地区公园兴建情况

钦廉地区即今钦州市、北海市、防城港市,在民国时期隶属广东省。1912年改廉州府为钦廉军政府绥靖处,1914年改为钦廉道,隶属广东省,驻地在合浦县,管辖合浦、灵山、防城、钦县四县。北海为合浦县辖市。1920年裁撤钦廉道,合浦、灵山、防城、钦县直隶广东省管辖。与粤东地区相比,广东省政府对于钦廉地区的市政建设虽然没有那么重视,但是仍给予了一定支持。钦廉地区的公园建设,亦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一)钦县中山公园

钦县城内原有濠池,昔日称为五湖,宋代钦州知州陶弼曾于东岸上建五湖亭,年久失修,直至1906年才疏浚濠池,养殖鱼类,并于鱼塘上植桑、花木、瓜果等,此举奠定了钦县中山公园之基础。

孙中山去世后,各地大量兴建中山公园,以资纪念。据民国《钦县志》记载,1926年钦县设立中山公园,将濠池浚深,在湖之两岸植以嘉木,并在湖边兴建中山图书馆,馆前设纪念塔三座,馆右侧建打波场。此处的“波”是英文“ball”的音译,打波场即打球场。此举是为了响应早在1915年教育部就曾提出的各地筹设公共体育场的号召。

钦县中山公园在建设时注意营造亭台等公共休息空间。早在1923年,在八属联军副总指挥申葆藩的倡议下,已建成供游人玩耍休憩的南湖水榭。在南湖的西南岸重建五湖亭,意在恢复陶弼所修建的五湖亭。在距离五湖亭不远处修建野香亭,于亭北岸水体中央垒建长石山,增植良木。1934年,将天涯亭移到此处。以五湖为中心,岸边错落有致地布置亭台,在水中假山处移建天涯亭,天涯亭为六角形,石柱、木梁、琉璃瓦,宽四米,高五米,古香古色,独具一格,成为后人探古寻幽的好去处。广东民政厅长林翼中特赠“宋迹三迁”匾额,悬于天涯亭内。在打波场的西南方向,设立钓鱼台。中山公园的修建,将原先单纯的传统园林转变为风景名胜公园,布置园景,栽培花木,“公园建设,虽则范围稍狭,而台榭碑塔、树林湖水相点缀,相辉映,颇具雅观。朝景日出,树头若挂铜证,夜景月升,湖面如照明镜,登楼临榭时,自有一番乐趣也”[3],既满足了游人休闲游玩的需求,同时也提供了精神层面上的享受。

(二)合浦县中山公园与东坡公园

合浦县中山公园始于1926年陈铭枢将军捐资倡修。由于战争的影响,直至1928年,合浦县中山公园也只是把一块地圈起来,并没有进行系统性的修建。蒋光鼐将军担任南区行署主任之后,开始将合浦县中山公园的修建工程提上日程。蒋光鼐将军组建了“中山公园募款委员会”,并担任名誉委员。他电陈广东省政府,申请拨款修建中山公园,电文说:“廉城湫溢,市尘比栉,风气锢蔽,人狃数常。原有中山公园基地宏敞,惟瓦砾、荆榛,荒芜满目。拟从事经营,辟町畦,莳花木,设备通俗教育,俾教人士游息其间,一新耳目……”[4]时任广东省主席陈铭枢收到蒋光鼐的电报和中山公园的修建方案之后,大力支持,决定拨款修建公园。此外,陈铭枢还以个人名义,于公园内捐款建造一座民众教育馆,以供民众游览与读书看报,合浦县城中山公园得以初具规模。公园建成后,陈铭枢还在抗日战争时期捐资修建了“民族亭”。

合浦县东坡亭四周莲池环绕,夏日花开,清雅悠然。1929年当地曾计划将此地扩建为公园,但缺乏经费,未能如愿。不久张之英驻守合浦城,于是“乃请其于防务保护费项下月拨一百五拾元,积为该园建筑费”[5],并积极筹划建园,并在中山公园内的图书馆举行筹建东坡公园委员会的成立会。1933年正式将东坡亭扩建为公园,门额“东坡公园”,乃是广州六榕寺主持铁禅所题。不久,县长廖乃器又召开会议,决定在东坡公园内修建中山图书馆,“中山图书馆地址定在东坡公园内音公祠旧址,另筑音公亭,以存古迹”[6]。

(三)防城中山公园和伯南公园

防城县最早建设的公园是中山公园,县长邓邦谟于1927年3月依托城内梅岭修建,占地10余亩,“梅岭榕荫”曾是防城古八景之一。公园建成后,园内榕荫石奇,树木繁茂,鸟语花香,环境清新优雅,并与另一景“碧江长岛”隔江相望,交相映衬。随后又增添园内建筑,修建图书馆,拨款数千元以丰富图书馆藏书,所谓“县立中山公园内经前任邓县长邦谟筹建图书馆,惟未完工,即行离任。职视事后,复募捐建筑完成,并购置图书数千元”。除此之外,园内设陟古亭、校友池以及濬塘,并“增植花木,添置园椅,以备游人休息”[7],由此公园粗具规模。花木陈设,井然可观,足以助力民众的康健娱乐。防城县中山公园在民国后期被驻军占领,亦曾为国民党防城县党部所在,随后几次更迭,原中山公园旧址已经不复存在。

防城县伯南公园由20世纪30年代陈济棠集资委托防城县长张敏修建,因陈济棠字伯南,故被命名为伯南公园。1926年,陈济棠率军接管防城、钦州、北海沿海港口,积极发展当地经济和交通,推动社会事业的发展,对其出生地的防城县尤为重视。当时的报纸为此报道:“粤省自陈济棠以总司令而总领党政后,对生长于斯之防城县时施恩惠,视同汤沐。计此数年中,用省款在防城所造之公路及市政建筑,数达千万……防城人歌功颂德,爱戴无间,近为纪念此种恩德起见,特集资若干发起建造伯南公园,且遍简全省机关公园,请予助款。”[8]伯南公园位于四面环水的长洲岛上,面积达五万平方米,山清水秀,亭台楼阁颇为壮观,花果树木郁郁葱葱,还有钓鱼台、游泳馆、迷津园等。该公园在当时享有“古城桃园”之称,游人络绎不绝,到此休闲消遣。

(四)北海市中山公园

北海是钦廉四属的商埠之一,地理位置优越,港口经济发达,车水马龙,外商云集。民国以来,发达的都市无不纷纷修建马路,建设图书馆,这些北海都已实现。“惟关于市民卫生、公众娱乐之公园,尚付阙如,诚为美中不足”[9]。当时公园的建设被认为是市政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项。对公共事业的投入,一方面可以展现政府对民众精神文明养成的重视,另一方面也能展现良好的城市面貌,“国家体面攸关,是公园之建,岂容再缓”[10]。1929年秋,驻防北海的旅长何荦投入公款3000元,将其作为北海公园的建筑费,并向广大群众劝捐4000余元,随后“拟择娱园附近空地着手建筑”,将公园定名为中山公园。但由于该地属于私人地产,因此一拖再拖,直至20世纪30年代才正式修建。

北海市中山公园初建时面积为3.3公顷,正门外种植少量花木如鸡冠花、指甲花等作为摆设。在正门正对面的草坪上,种植一株吊丝榕。园内种有少量风景树,如榕树、小叶榕、白玉兰等,并请三四名农民护理花木。除此之外,园内还修砌石凳,方便游人休憩。适逢战争年代,公园的管理难以进行,至八年抗战时完全荒废。在抗战胜利后,1946年重新整饬园景,安设石台、石凳,并增设了一座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碑。[11]

除了上述公园,灵山县以及东兴等地也积极开展公园的兴建工作。1926年,灵山县计划修建公园,县长宁可风拆除了燕子岭的关岳庙以及镇龙楼,在文庙前修筑中山公园,园内修筑亭台,种植花草树木,以供游人游览,并于公园内辟设图书馆。东兴公园的建设被纳入防城县政建设之中,但公园建设比较缓慢。由于“东兴公园设备亦未完全”,防城县政府计划“筹备养园工役经费,以期维持于永久”[12],由此可见,当时防城县政府对东兴公园的建设已具有长远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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