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乡的笔墨记忆

郑培凯

绿茶兄是书刊品评的长才，也是好书流通的推手，擅长速写，喜欢摹画读书人藏书的情况。他告诉我，近年画了一批朋友的书房速写，还寄了几张相片给我。我很喜欢他的速写，质朴有趣，淡雅之中表露了爱书的深情，好像他一生的志向就是与书为伍，而朋友的书房到了他笔下，都化作胸中舒展的书生意气，勃发成一天亮丽的云彩，变幻苍狗，俯视着人间万象。看他的书房速写，你感到绿茶呈现了各具特色的书香，把自己融入书籍的千山万壑之中，低首敛眉，谦逊得可爱，像隐姓埋名的侠客，有一种书剑走天涯的侠义之风，仗剑江湖，漂泊得潇洒，偶尔宝剑出鞘，划过长空，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他要画我的书房，正赶上新冠疫情肆虐，没法前来香港，于是，我就对着平时工作的书桌照了张相，把左侧沿墙的一溜书架也照进去，颇有点坐拥书城的架势，寄了给他。他按照图片画了张“书房一瞥”，笔调清丽，用色淡雅，好像我读书写作的地方十分宽敞雅洁似的。

其实，我目前读写作息的地方，并不是我的书房，而是我们家的客厅，是太太迫不得已让出来的空间。十年前刚搬进新居，原本有间书房，有一米长半米宽的书桌，有可以高矮伸缩的弹簧靠背椅、两座高度一米八的榉木书架，临窗还有两米长的窗台，可以望到船湾水库，远眺是吐露港往塔门出海的波澜，十分赏心悦目。曾几何时，画册书刊蜂拥而至，书房早已成了书刊的堆栈，叠床架屋，从书架到书桌到座椅到地板上的每一个角落，堆满了书籍与文房用品，窗台上是一摞一摞的剪报与宣纸，哪里还有书房的雅趣？想进去找本书册，跨一步都困难，简直像进了深山老林一样，四处丛莽，每走一步，都得披荆斩棘，把这批书搬到门外，那批书得叠累起来，像杂技演员在舞台上表演叠加七八张桌椅那样，尺寸不一的书刊成了道具，颤颤巍巍，随时都可能出现山体滑坡的惨剧。生活在香港，起居的空间逼仄，寸土寸金，書多了就成灾。书斋成了书籍的堆填区，书斋的功能完全消失，既不能读书，又不能写作，只是一场书灾。

太太看我连写字的地方都没有，大发慈悲心，让出饭桌让我摆出文房四宝，可以练习书法，又把客厅隔开了一半，置放了两张书台，算是我们两人的工作空间。勉强凑合着用，实在说不上雅洁。倒是书台在客厅摆放的位置很好，正对着落地的长窗，抬头就看到吐露港的一片水域，以及海湾对面的八仙岭与大帽山。山岚共海色相映，朝晖与晚霞作伴，平添了自然野趣的召唤，虽然不一定带来创作的灵感，总能在书桌前眺望良久，让遐思远扬。天气晴和的时候，有人驾着快艇驰过水面，船尾还拖着划水的丽人，溅起两道银白色的水花，映着阳光翻腾，涂绘出油彩斑斓的热带风光。不禁感到，自己坐拥书城，心思却随时可以抽离眼前这张书桌，好像出海度假一般，已经身临蓝天碧海的迈阿密。

朋友问我一共收藏了多少书，我估摸着算了一下，在香港大概有三五万册，堆得满坑满谷的，给我平添许多烦恼。除了客厅之外，两间客房都让给了书架，基本按照主题分类，有辞典书目类、戏剧戏曲类、明清历史类、书画陶瓷类、哲学思想类，以及中外诗歌、茶饮园林，虽然汗牛充栋，却与藏书家的收藏大不相同。我买书的动机比较近似鲁迅，都是因为兴趣所在，买来看的，不是为了收藏，也就不大讲究版本，没有什么值钱的珍本书。以前在纽约书房里有一批英文书，是比较珍稀的，都是美国19 世纪末出版的中国历史文化与旅游作品，基本上都是第一版，而且许多都是传统需要裁边的装订版式。这些书是我在波士顿、纽约，及新英格兰乡间逛旧书店搜罗的，一般都是从当地世家散出，不少连边页都没裁开，看来是世家用来装点门面的。二十多年收了七八十种，离开美国的时候，暂时贮藏在某处地下室，不知怎么就再也不见踪影，也不好去调查，从此断了我收藏珍稀书籍的念头。

还有一批是我从哈佛燕京图书馆买的复本，有洪业过世之后捐赠的藏书，有赖肖尔捐赠的《哈佛亚洲研究集刊》，从创刊号开始的二十多册，以及台湾《传记文学》前十几年的合订本，也是从创刊号开始。离开美国到香港教书的时候，走得匆忙，都一并交给舍弟清理，捐给纽约皇后区的法拉盛公立图书馆了。此外，我以前喜欢读推理小说，因此购买了所有阿加莎·克里斯蒂与乔治·西默农的探案小说，大概总有一百多种，也都随手散去了。

由此得到一个感悟，对于藏书而言，在安土重迁的农耕时代，水火兵燹最是可怕，而到了工业科技时代频繁迁徙流动的社会，像“鲲鹏一飞九万里”的越洋搬家，恐怕就是藏书的最大灾难。也有些书，因为研究所需，我一直随身携带，半个世纪下来，也就成了珍稀之物了。如阿瑟·韦利的《敦煌歌谣与故事》（George Allen & Unwin，1960 第一版），潘承弼、顾廷龙的《明代版本图录初编》（上海开明书店，1941），顾苓的《顾云美卜居集手迹》（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影印版）。这一类的书，手边实在不少，都是平常使用的，在藏书家的眼里，不过是砖石瓦砾，连古籍都算不上。倒是《明代版本图录初编》有所不同，因为扉页有顾廷龙先生亲笔的题识，详细叙述了他看到这套书的经历：他在 1986 年访美，住在我纽约的家中，看到这四册他在抗战期间于上海孤岛环境中编印的图录，回顾前尘往事，一晃已是四十多年。他感慨自己手边都没有这套书了，而且铜版已毁，在访美之时见到旧识，就提笔留下了珍贵的墨迹，工整的小楷写满了扉页书名之后的衬页。

绿茶画的当代书房，范围相当惊人，包罗了文人的二十二间、学人的二十七间、书人的二十四间、友人的三十二间、故人的十五间，总共画了一百二十幅，其数多于《水浒》一百零八将，比陈老莲画的《水浒叶子》要多得多了，可谓壮举。许多人的书房都有别致的名号，如钟叔河的念楼、陈子善的梅川书舍、李辉的看云斋等等。他还请每位书房主人列举几本推荐或珍藏的图书，让人看得心痒难挠。

虽然我的书房已经成了堆栈，从来没能挂上书斋的匾额，我却曾经有过假想的斋名，还有名人为我题署。事缘二十年前，王己千（季迁）先生来香港看画，到访城大中国文化中心，我请他为中心大门题写楹联，用朱熹的“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涵养转深沉”联语。他问我要不要再题写什么，我就随口说，帮我题个斋名吧。王先生很客气，问我书斋雅号是什么，其实我那时在香港还没有买房，没有自己的书斋，临时想到了《礼记·学记》的句子，“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然后能自强也”，就说“知不足轩”很适合我。王先生回酒店休息，第二天请朋友送来了一尺半的大字条幅“知不足轩”，墨浓笔重，气韵生动。我请师傅装裱加框，足有二尺来宽，因为体积偏大，一直收着。有了书房之后，想挂出来，却找不到适合的空间，这么一拖，书房成了堆栈，书斋之梦不再，斋名题匾也就淹没在书灾之中了。

绿茶图绘了百多间现代读书人的书房，有极为珍贵的善本收藏室，有琳琅满目的高雅书房，也有我家这种书籍的堆栈，显示了当代藏书与堆书的真实情况，反映了21世纪中国读书人孜孜矻矻、念兹在兹的环境，在中国图书史上，为私人藏书与书房记下了珍贵的笔墨。

（本文为《所幸藏书房》一书序言，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