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丝绣》看海上丝绸之路织绣文化的互学互鉴

白 静

一、引言

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与东盟国家“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以来，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备受关注。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于 1877年提出了丝绸之路概念，20世纪初，法国学者沙畹（Èdouard Chavannes）细化了“丝路”概念，指出“丝路有陆、海两道。北道出康居，南道为印度诸港之海道”。①关于这条道路的名称国际学界依然莫衷一是，被普遍接受的有海上丝绸之路（the Maritime Silk Roads）、海上丝绸航线（the Maritime Silk Routes）和香料航线（the Spice Routes）。同陆上丝绸之路一样，海上丝绸之路不止一条，大规模的贸易往来自汉朝（公元前206年）开始，中国同日本、朝鲜半岛及东南亚国家互动密切。②以丝绸为主的纺织品不仅是主要的贸易商品，它所承载的文化更是随着丝绸之路传播四海。

二、西方学界有关丝路之绸的研究

西方关于丝绸之路的英文著作寥若晨星，关注丝绸之路沿线纺织品与刺绣的英文专著更是少之又少。1992年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崔瑞德（Denis Twitchett）主编的《剑桥中国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2016年卜正民（Timothy Brook）主编的《哈佛中国史》（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2016年彼得·弗兰科潘（Peter Frankopan）所著《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The Silk Roads)作为西方研究中国的权威通史，虽有一定篇幅涉及丝绸之路，却只是简单介绍历朝各代农业、手工业、边关贸易、宗教，并未论述作为支流文化的丝路之绸。“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中也承认西方的提花织机是由中国传去的,西方使用提花织机的时间至少晚于中国四个世纪。”③

值得注意的是，法国汉学家对丝路之绸的研究的确颇有建树，尤其布尔努瓦夫人（Lucette Boulnois）和雅克·昂克蒂尔（Jacques Anquetil）。布尔努瓦夫人1963 年的专著《丝绸之路》（Route De La Soie）（ 英译本由纪伯伦（Kahlil Gibran）翻译，1966年出版）“是法国出版的第一本真正科学、具有严格限定意义的丝路专著。书中既使用了丰富的波斯—阿拉伯、希腊—罗马、汉文—藏文及印度古代资料,又使用了近现代各国学者成果,特别是对丝绸之路沿途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做了深入探讨,重点研究的是丝路历史概况和丝绸贸易史”。④雅克·昂克蒂尔出身纺织世家，其在1992年出版的《丝绸之路》（Route De La Soie）和1995 年的姊妹篇《丝绸之路资料集》（Route De La Soie Broché），“辑录了丝路上口碑与文字记述、丝路最遥远起源的传说、美索不达米亚织物的残余、丝路之前的中国、养蚕业秘密的泄露、阿契美尼德时代的波斯、柏斯波利斯的粗呢、草原游牧民与丝绸之路、东西方交流的先驱等方面的资料”。⑤这些著作关注的多是河西走廊一带及草原丝绸之路的纺织品贸易与文化交流。加拿大纺织史研究学者柏恩汉（Hatod B. Brnham）的纺织品研究硕果累累，1958年，他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即是探讨织绣的《明代织绒龙袍》（A Ming Dragon Robe Velvet）。1977 年，皇家安大略博物馆为纪念柏恩汉，出版了一本论文集《纺织史研究》（Studies in Textile History）。柏恩汉对于纺织史研究的贡献可见一斑。⑥

总之，丝绸作为丝绸之路的主要贸易商品和文化的主要载体，很久以前就成为西方学界关注的对象，然而罕有西方学者就丝绸工艺、设计纹样尤其是刺绣进行细究，更不必说讨论丝绣对东亚社会的影响、乃至对这一地区文化进程的贡献。

三、郑英阳与丝路的织绣研究

郑英阳博士（Young Yang Chung）是美籍韩裔亚洲纺织史学家、刺绣大师、韩国淑明女子大学郑英阳刺绣博物馆馆长，是最早用英语介绍朝鲜、越南和琉球群岛丝绸历史的先行者，也是西方首位介绍马王堆汉墓丝织品的外国学者。其英文专著Silken Threads: A History of Embroidery of China, Korea,Japan and Vietnam（《丝绣：中国、韩国、日本、越南的刺绣史》，以下简称《丝绣》，笔者译）2005年由美国纽约Harry N. Abrams出版，目前尚未出版中译本。该书结合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方法，从西方学者的视角，追溯中国丝绣起源、发展及工艺、图案、艺术传统在东亚纺织文化圈的传播与影响；并将海上丝绸之路沿途各地的锦绣历史一一梳理呈现给西方读者，可谓丝路之绸这一东学西渐的使者。

郑英阳以1972年马王堆汉墓和1982年马山楚墓出土的精美纺织品为主要研究对象，致力于研究亚洲纺织文化史，特别是中国丝绣史对邻国刺绣艺术的影响。1976年，她以The Origins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Embroidery of China, Japan and Korea（《中国、日本和朝鲜的刺绣起源及历史发展》）为论文题目获得美国纽约大学博士学位。为获得一手史料，她先后多次深入中国、日本、越南、蒙古等地进行田野考察与织绣工艺见习，与各国刺绣大师、纺织史学家交流。当时美国等西方国家关于丝绸锦绣的英文书籍乏善可陈，不通汉语的郑英阳将在北京琉璃厂搜罗到的中文古籍悉数背回美国，请时任南京大学美国校友联合会主席的John Ma为她逐字逐句转译书中相关描述，汲取学养。基于此，郑英阳完成了一系列著作。The Art of Oriental Embroidery（《东方刺绣艺术》）于1978年由纽约出版专业教材的Chrles Scribnner出版社出版，被指定为乔治华盛顿大学亚洲研究专业学生的教科书，并被评为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1981年度最佳艺术类图书。2003年，另一著作Painting with a Needle（《以针作画》）由Harry N. Abrams公司出版，这部详述了刺绣历史、工艺、针法等的著作，被美国各大院校作为刺绣专业教科书。

郑英阳不仅从事理论研究，而且躬身织绣研习，是韩国著名的刺绣大师。如朝鲜李氏王朝宫廷绣房的前辈一样，她用针线表情达意，描绘时政。她认为研究绣品实例，不仅应在社会和历史背景下探讨，还应从绣品创造者，刺绣师的角度分析工艺、选材、时代主题、个人热望与审美。20世纪60年代末，郑英阳受韩国政府委托为青瓦台绣制了两件屏风：一件十扇折叠屏风以韩国国花木槿为主题纹样，左边白花代表韩国，右边红花象征朝鲜，整体布局呈朝鲜半岛轮廓，寓意韩国人民渴望半岛统一，也象征朝鲜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另一件屏风以象征富足与坚毅的鱼为主题纹样，分别代表韩国与朝鲜的灰、红两色鱼群向同一方向游动，表达了和平统一的愿景。

四、《丝绣》所折射出的织绣文化的互学互鉴

《丝绣》以国别为经，历史为纬，将古老的海上丝路沿岸各国的丝绸、纺织、刺绣故事娓娓道来，加上精选的三百余幅图照，构成了海丝之路波澜壮阔的锦绣画卷，依次详述东亚丝绣发展史、东亚龙袍、官补、韩服与韩国纺织、日本和服与纺织。此书除了存世织绣文物、文书佐证，作者还旁求博考，所列参考书目有210本之多，文中所引既有各国历代正史、地方志，又有日记、类书、小说等边缘史料，如中国的《礼记》《三才图会》《金瓶梅》《红楼梦》；韩国的《经国大典》《大典会通》《闺阁丛书》《居家杂服考》《闲情录》和《实录》；日本的《古事记》《日本书纪》《延喜式》《源氏物语》《枕草子》《荣花物语》等；研究越南刺绣，郑英阳参考了正史、法国游客见闻录及小说；关于琉球群岛刺绣则参考了当地正史、《日本书纪》和《实录》等，由此可见西方学者甄别史料别具一格的判断与见解。

哈佛艺术博物馆中国艺术馆馆长Robert D. Mowry评论《丝绣》是“综合研究亚洲丝绸织品的第一本著作。关于亚洲丝绸发展史的早期研究缺乏艺术史方面的探究，故而令其更加神秘…… 近来的类似研究多是只聚焦某个国家，某种文化；而郑英阳的新作显然是独树一帜，独辟蹊径，开创了新的方法论。如奠基石一般，带来更多的比较研究。”⑦本书犹如一本织绣百科全书，研究范围涵盖过去两千年间中国、朝鲜半岛、日本、琉球群岛（今日本冲绳）、越南所制造的刺绣服装、宫廷服饰、室内陈设用织绣及宗教用品。数千年来，东亚地区的刺绣师如何创造性地使用一针一线来达到审美目的、表达个人情感、展现社会风云，正是本书要表达的中心思想。作者将中国古代丝绸锦绣史放到整个东亚纺织文化圈进行研究，在环境气候、物质文化、民族迁徙、宗教信仰、生态人文等方面，逐一呈现了中国—朝鲜半岛—日本—越南这一海丝沿途丝绣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既有历时性研究，又有共时性比较。书中颇多值得击节赞叹之处，撷取一二，其创新性与权威性可见一斑。

1、从一片官补放眼四裔看中国

“丝绸作为产品传播开始的很早。东面早在商代就有文献记载向今韩国和日本地区传播。”⑧把历史中国放在亚洲背景下研究，是中国史研究的一个趋势。19世纪末以来，随着欧洲和日本学者对“四裔之学”的重视，到20世纪，中国“周边”的历史渐被纳入中国史研究视野。“如果说西域中亚是四大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那么东亚广袤地区构成的交通道路网络状布局，更是将中国大陆、朝鲜半岛和日本诸岛串连在一起，西方有史以来的文明中心诞生地与东方近距离的联系成为了世界性课题开辟的新领域”。⑨郑英阳正是将中国及其周边，尤其是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地区作为治学的空间范围，以英语详尽地论述了朝鲜刺绣的历史发展与艺术贡献，填补了东西学界有关越南古代官补的研究空白。

郑英阳并非简单地“重述各国丝绣发展史，而是通过比较研究，精准地指出各民族与众不同的作品特征。”⑩书中以《三阳开泰》（图1）这幅元代薄纱丝绣壁挂为例，从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刺绣针法、纹样构图进行比较研究：“男孩、山羊、绵羊、岩石等主体纹样均采用席纹绣，这是平绣的一种变体。刺绣师塑造山羊卷毛时，在席纹绣上又增加一排排螺旋状滚针；在男孩袍服和鞍鞯上采用精细的彩线施以铺针绣，令袖口和帽子上的皮毛更具质感。这种通过增加局部细节和质感来强调写实和装饰效果的装饰绣，在18、19世纪朝鲜绣品上常见，可见装饰绣法的地域传播……中国元代刺绣师偏爱山水为背景的写实构图……形式化的岩石构图，即从前面岩石孔洞透见后面的‘Y’形石，以及好似用五颜六色‘积木’搭建的棋盘状岸堤，这些风格鲜明的元素都可视作朝鲜官服补子设计的源泉”。⑪

图1：引自《丝绣》第30页

《三阳开泰》中男孩上衣的装饰胸背为典型的蒙元服饰元素,后来演变为中国“召名分，辨等威”的官服补子，并沿海上丝绸之路传至朝鲜和越南等地。关于补子（胸背）的起源与工艺，学界观点不一。李楠等推测“补子源头可溯至蒙元，明代是官补制度的定型时期，学名沿用元代旧称‘胸背’或‘花样’”。⑫赵丰认为胸背源自金代，流行于蒙元，并向西亚地区传播，当时并无等级象征意义。蒙元时期的胸背制作工艺以妆金（包括妆花）为主，少量采用销金（印金），极少采用刺绣。“明朝统治者融合了中国用鸟兽象征官员等级的传统和蒙元用方形图案装饰胸背的方法，最后产生了象征官员等级的胸背，即后来的补子。”⑬刘瑞璞等认为“胸背文化并非蒙元传统而与早在唐朝贵族服饰中流行的团窠的服章汉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指出：明初，胸背采用先元传统妆金工艺“先织后缝”；明中后期，普遍采用汉族传统的盘金绣工艺“先缝后绣”，此时胸背作为单独的“绣片”与袍服分离，补服制度成为可能；明中晚期，发展为“先缝后补”的补子，工艺包括织锦、刺绣和缂丝。其中，“先缝后绣”工艺是区分元、明胸背的重要依据，在当时藩属国朝鲜也有发现。⑭郑英阳不仅分析了中国明、清两代补子的异同，尤为可贵的是还探讨了中国与朝鲜、越南在补子纹样、制作工艺、对应官阶品级方面的地域差异（表1）。

表1：中国、朝鲜、越南官职补服对应表（引自《丝绣》第191页）

朝鲜王室用补为圆形，称作“补”，意为“补充”“补全”，其它补子叫做“胸背”。同是从自然界汲取图案，作为藩属国的朝鲜补子纹样比中国“二等递降”。与中国文武官员九品以上皆服补子不同，儒教治国的朝鲜王朝尚俭，采纳补服制度之初，仅限三品以上官员佩补。18世纪朝鲜王英祖（1724～1776年在位）即位后，颁行九个品级官员均需佩戴补子，官级低者胸背禽兽纹样为单只，高品级官员可用一对。19世纪朝鲜高宗（1864～1907年在位）即位后，明确颁行高官穿用双禽兽纹补，并作为服制典法沿袭许久。据史料记载，燕山君（1494～1506年在位）曾试图用朝鲜本地动物猪、鹅、鹿替换中国补子上的禽鸟神兽，因是时宫斗激烈未能遂愿。⑮总体来看，朝鲜补子（胸背）的特征如下：多用朝鲜本地产绿色暗花缎为绣地；强捻丝作绣线，绣品不易毛糙磨损，间或使用中国流行的金银丝；常用绣法包括平绣、打籽绣、编绣、盘金绣；绣地上褙衬宣纸以增加绣品耐用性。⑯越南刺绣师增添了许多中国补子罕有的设计图案，如三品文官的公鸡，八品文官的鹳（越南泽国常见水鸟），以及莲花、象征文学的宝塔、柳树、日月盘（通常要靠汉字绣文来辨别日月）等。越南王室也穿戴补子，国王用龙，王后用凤，王室继承人用麒麟。⑰从细节上来看，仙鹤翅膀和羽毛尖端常用黑线精心绣饰（图2），这是中、朝补子刺绣纹样罕见的特征。总体看来，越南补子常以色彩明艳的纱罗为绣地；绣地上面铺垫一层烫金纸，透过刺绣图案闪闪发光（图3）；整体布局简单、少饰，散布于较宽的回纹饰框架内。中国补子和朝鲜胸背皆因刺绣纹样复杂遮盖绣底，而越南补子可见大面积明亮的留白。

图2：引自《丝绣》第187页

图3：引自《丝绣》第186页

2、儒释道的交叠与丝绣

（1）宗教

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道教则是中国的本土产物，来源不同的两种信仰在中国的实践中交叠借用，发展出可观的常用词汇，尤其是末世论与轮回信念极大地影响了雕塑、壁画、织绣等各种艺术的发展。2019年河南荥阳汪沟仰韶文化遗址发现了距今5300至5500年的瓮棺葬丝织物，再次印证了古人天人合一的信仰以及“作茧自缚”“破茧升天”的丧葬观。在绣制佛幡和叙事经幡的过程中，刺绣师开始将五代绘画艺术的创新元素应用于装饰针法，由此开启了东亚刺绣新纪元，并于宋代达到顶峰。尽管公元初几个世纪壁画艺术得到长足发展，然而织绣依旧是备受推崇的艺术形式，许愿绣品包含的人力、物力、财力似乎更能给制作者和捐赠者的往生祈福。郑英阳认为,三国时期佛教传入，刺激了朝鲜精细绣品的生产与消费，一时奢靡之风盛行；据《三国史记》，高丽颁布禁奢令，禁止绣师制作奢华的刺绣屏风、家用织绣、马饰、轿饰等，而经幡和许愿绣品则不在禁令之列。⑱

朝鲜是中国文化传入日本的代理人。“佛教于384年由高僧摩罗骓陀传入百济,继而百济使者又将佛教连同中国书籍、养蚕工艺等传至日本。”⑲东瀛岛国在历史上一直扮演着谦逊的好学生的角色：5世纪制陶技术和汉字传入，6世纪儒教与佛教兴起，7、8世纪大批遣唐使西渡东海求学。伴随佛教的传播，大批中国和朝鲜半岛的染织工人为日本的佛教寺院增添了锦绣色彩。奈良时代（710～794年），鉴真和尚七次东渡终获成功，带去了许多绣师和功德绣《普集变》、阿弥陀如来像、绣千手像等绣品，对日本佛教的发展和中国文化的传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郑英阳对日本现存最早的绣佛实物“天寿国曼陀罗绣帐”进行了详细解析。她指出，从构图上看，寺庙、尼姑、宫女、恶魔、和尚、海龟和玉兔等色彩斑斓的图案，展现了圣德太子死后所前往的佛教极乐世界。据《上宫圣德法王帝说》，画稿由东汉末贤、高丽加西溢、汉奴加己利三名中韩归化人绘制。另据绣帐铭文，此三人负责绘制绣样，宫女负责绣制，事实上大多数刺绣工作由居住在飞鸟城的中国、百济、高句丽的绣师共同完成。绣线采用朝鲜特色的强捻丝，纹样施以螺旋状滚针，日语称作“返し縫い” 或者“纏り縫い”。不同针迹走向表明绣帐由诸多绣工围坐绣布不同位置同时绣制而成。中国和中亚地区同一时期的存世绣像多为锁线绣，而此绣帐多采用“返缝”或者“缠缝”等简单绣法，仅在局部如莲花瓣上发现“鎖縫い”（锁线绣），说明锁绣当时虽未在日本流行，但至少有一名绣工已掌握锁绣针法。⑳绣帐上除“纏縫”和“鎖縫”，还有“返缝”“継針縫”“相良繍”（打籽绣），这些均为日本早期刺绣师常用技法。

（2）儒教礼制与服制

提到朝鲜对中国社会政治体制的借鉴，最重要的举措当属儒教治国和科举。朝鲜科举始于958年，及第者构成统治阶级，即称“两班”的文武官员。种种变革带来的社会等级结构及“学而优则仕”的思想，都是朝鲜官补制度的原动力。960年朝鲜王光宗（949～975年在位）颁行文官服制颜色等级——从高到低依次为紫、丹、绯。服色这种可视化符号一直沿用至李氏王朝颁行补服制度。恪守儒家礼制的朝鲜两班日常佩戴一种叫做“黑笠”的马毛编织帽子：士大夫阶层戴宽帽檐黑笠，地位低些的只能戴窄帽檐。士大夫居家或者非政务场合，多会避免穿用中式官服，而是选择朝鲜本族的赤古里—巴基—周衣组合；科举及第者荣归故里也多选择素色道袍。㉑

越南科举从1075年持续至1919年。1845年服制规定，三品以上官员穿“四灵”袍，除补服外，服色、帽子样式也对应官品。官员佩戴两翼长达25厘米的乌纱帽，文官圆幞头，武官方幞头；高级文官帽饰金花串珠，高级武官帽子呈“虎头”状饰金片；四品以下官员佩戴方形帽，文官“东山”帽，武官“春秋”帽。㉒

15世纪初，中山王国以冲绳岛为中心统一琉球群岛，开始向明朝进贡马匹、硫磺等特产，换回瓷器、铁器和昂贵的丝绸。据清代徐葆光所撰琉球国史书 《中山传信录》载，中山王是最早获得明朝赐袍的外国首领。受明朝影响，琉球国也有自己的冠服制度（表2）。

表2：琉球国的官阶与冠服（引自《丝绣》，第169页）

3、民俗与丝绣

“褓”（보자기，朝鲜族包袱布）可谓朝鲜民俗文化的通俗代表。用来盖食物的褓叫“상보”，通常绣有“寿”字，代表妻子对丈夫健康长寿的祈盼。红蓝相间的褓“사주보”颇具仪式感，用以包裹婚契媒约送到准新娘家。日本的“袱紗”也具有类似功用，常绣有贝壳纹样，寓意“贝合”，即忠贞不变的爱情。

新娘嫁衣则是民俗与丝绣的奢华代表，郑英阳对韩日两国新娘嫁衣，即“阔衣”与“打掛”，进行了对比研究。因儒教尚简，朝鲜的普通服装不会缝缀太多绣饰，而铺满彩色丝绣的阔衣堪称朝鲜刺绣艺术的集大成者。阔衣,又称花衣,由露衣发展而来。露衣同圆衫一样，是继翟衣之后李氏朝鲜宫中女性最正式的着装，由7世纪中叶的遣唐使金春秋带回新罗，作为朝服使用直至20世纪。阔衣与露衣的区别在于，前者多用凤凰、鸡等祥瑞符号寓意多子多福，而后者只在接袖处有些长寿纹。存世的王室阔衣有时肩部饰有家纹，如象征李氏皇族的形式化的五瓣梨花。据郑英阳考证，福建福州13世纪黄昇墓出土的袍服与阔衣剪裁颇似，夸张的阔袖上有接袖，腋下开衩，可见阔衣很可能源自中国。㉓日本打掛肩部有时也饰家纹，如南部藩的家纹（向鹤菱纹）等。图4为19世纪的一件日本“打掛”，银色“縫箔”作背景；草、叶、岩石图案采用“型染”；龟、鹤、局部松针和树叶、花朵采用平针绣；岩石结构和龟背轮廓以盘金绣勾勒。“縫箔”为室町时代和桃山时代最普遍的纺织工艺，将刺绣与“摺箔”结合，可谓舶来品“唐織”的经济实用的替代品。如今，能剧女角的上装仍会用到“唐織”，㉔其它能剧戏服用“縫箔”，其它服装上则难觅“唐織”与“縫箔”的影子，而以便利的彩金绘取而代之。㉕始于奈良时代的“型染”，具有“絞染”效果，无需等待漫长的防染染色过程。总之，从韩日两国传统嫁衣上，既可以看到对中国传统服饰与织绣文化的传承，又可以看到他们本土化的解读及与本民族文化的融合。

图4：引自《丝绣》第425页

五、思考

自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von Richthofen）提出丝绸之路概念，近一个半世纪以来，关于丝绸之路主要载体丝织锦绣研究的互学互鉴从未间断，一直在“拿来主义”与“送去主义”之间徘徊。美籍韩裔学者郑英阳的《丝绣》（Silken Threads）一书于2005年在纽约出版，目标读者是英语世界对东亚丝绸织绣感兴趣的研究者，这在一定程度上向世界弘扬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织绣文化。然而囿于语言不通，郑英阳在研究过程中对于中文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研读均要借助翻译，故有误读误解的可能。作为外国学者，她对中国刺绣技艺和纹样的研究也不如国内学者那般深入。加之本书成书时间较早，近些年中国纺织考古发现有许多资料都已更新，书中未能体现，可谓缺憾。然而瑕不掩瑜，“透过海外中国学家对‘中国历史’的叙述，我们不仅能看到‘异域之眼’中的‘中国史’，而且能看到塑造‘中国史’背后的理论变化，也看到重写‘中国史’背后的世界史背景。其实，当他们用流行于西方的历史观念和叙述方法来重新撰写中国史的时候，另一个‘世界中的中国史’就产生了”。㉖我们既要求同存异，又应互学互鉴。中华传统服饰文化进行海外传播时，如何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也许西方学者的视角和研究范式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

注释：

① 赵云、燕海鸣：《海上丝绸之路：一个文化遗产概念的知识生产》，《故宫博物院院刊》，2021年第11期，第21-29页。

② Tim Williams,Maritime Silk Routes:Discussion Paper for UNESCO Expert Meeting, London(30-31st May,2017)，2018-06-30，https://discovery.ucl.ac.uk/id/eprint/10114094/1/Maritime%20Silk%20Routes_meeting%20report_final.pdf，2022-01-16.

③ 王翔：《论中国丝绸的外传》，《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第110-118页。

④ 耿昇：《法国汉学界对丝绸之路的研究》，《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第8页。

⑤ 同注④，第9页。

⑥ 赵丰：《中国丝绸在加拿大》，《丝绸》，1996年第4期，第47-49页。

⑦ Chung Young Yang,Silken Threads: a history of embroidery in China, Korea, Japan, and Vietnam, Harry N. Abrams,2005, p.7.

⑧ 赵丰：《丝路之绸：起源、传播与交流》，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1页。

⑨ 葛承雍：《丝绸之路的世界回响》，《艺术设计研究》,2019年第1期，第9-15页。

⑩ Chung Young Yang,Silken Threads, p.6.

⑪ Chung Young Yang,Silken Threads，p.33.

⑫ 李楠、张毅：《清代官补纹样艺术特征及其创新设计应用》，《服装学报》，2020年第1期，第47-53页。

⑬ 赵丰、沙舟、金琳：《“丝绸之路与元代艺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点摘编》，《东方博物》，2006年第1期，第104-111页。

⑭ 刘瑞璞、刘畅：《明代官服从“胸背”到“补子”的蒙俗汉制》，《艺术设计研究》，2020年第4期，第59-62页。

⑮ Chung Young Yang,Silken Threads，p.235.

⑯ Chung Young Yang,Silken Threads，p.243.

⑰ Chung Young Yang,Silken Threads，p.266.

⑱ Chung Young Yang,Silken Threads，p.303.

⑲ Chung Young Yang,Silken Threads，p.288.

⑳ Chung Young Yang,Silken Threads，p.406.

㉑ Chung Young Yang,Silken Threads，p.329.

㉒ Chung Young Yang,Silken Threads，p.269.

㉓ Chung Young Yang,Silken Threads，p.356.

㉔ 美帆：《诚实的手艺》，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6年，第158页。

㉕ Chung Young Yang, Silken Threads，p.424.

㉖ 葛兆光：《侧看成峰？—“哈佛帝制中国史”书系读后感》，2016-10-23，https://www.guancha.cn/GeZhaoGuang/2016_10_23_378074_2. shtml，2022-6-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