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一根本问题的哲学解释

宋淑梅，王 雪

(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成都 610207)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首次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1]72的根本问题，并以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全面总结了党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深刻回答了党的根本问题。党的根本问题“是我们学习研究与理解把握《决议》所有问题的基础和前提，具有本源意义，亦即具有哲学上的本体论和实践论意义”[2]。阐释好党的根本问题，不仅是关系着党的命运的重要现实命题，而且是从思维深处揆诸党之存在意义的哲学课题。因此，从哲学视域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揭示党的根本问题的深刻意涵显得尤为重要。

一、问题缘起：阐释党的根本问题的路径有待深化

自党的根本问题被提出以来，学界对该命题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和回应。通过梳理已有的研究文献，可洞见学者们大都同意《决议》本身便是对“党的根本问题”的深刻回答，《决议》“深刻回答了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3]。基此共识，学界对这一根本问题予以三重视域解读：

第一，重要意义。如果说“党的根本问题”凝练于《决议》，那么学界的研究首先便是追问何以提出党的根本问题，而追问总是从历史和现实发出的。学者们认为命题的提出既源自历史总结和现实需要，且关系着中国共产党前途命运、关系着理解党的百年历史、关系着新征程上党如何继续赢得伟大胜利和荣光[4]，又对理解《决议》具有本源意义，它是理解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历史经验的逻辑起点[2]。

第二，内涵要义。关于党的根本问题的内涵要义，学者们以党的性质、宗旨为元点定标，但外延则十分丰富。一是一元说。以党章为场源，即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5]1。中国共产党自诞生就将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奋斗作为初心使命[6]。二是一元多域说。相关研究将党的性质、宗旨具体化于党的百年历史，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伟大政党、有科学理论依据的正确政党、不忘初心使命的光荣政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伟大政党[4]。三是一元层次说，即对中国共产党根本问题的答案进行层次界划。中国共产党“是什么”第一层要义是党章规定，第二、三、四层含义分别是党的初心、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始终立足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马克思主义谋发展、为世界谋大同、为中国共产党谋强大[2]。

第三，经验总结。命题的回应绝不止步于命题内涵本身，因而，学界或是总结党回答这一根本问题的经验，或是凝练回答原则，以期指导党未来的实践。“十条经验说”指出，《决议》总结的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斗争积累的“十个坚持”即是中国共产党继续正确回答要干什么、怎么干的指明灯[3]。“原则说”认为，继续正确回答党的根本问题须坚持永葆党对人民的赤子之心、自我革命、谦虚谨慎等原则[7]。“具体路径说”提出，新的赶考路上，中国共产党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党的建设，凝聚民族复兴伟力才能回答好党的根本问题[8]。

由此观之，国内学者们大多从《决议》文本、党的历史、经典文献解读党的根本问题这一重大命题。毫无疑问，当下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且有效地回应了命题，为命题展开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基础。申言之，当下已有的研究也呈现出研究内容重回应而轻追问，研究理路重实践指向而轻理论溯源，学科视野重党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轻视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成果聚焦报纸宣传而少见于学术文章的倾向，这造成了对党的根本问题的理解亟待从哲学高度进行解释的实质需要。虽然党的根本问题的哲学之义已微见于个别学术成果，但相关话语形态仍有待于完全彰显。正如西方传统哲学解释学认为解释是用语言揭示事物本质意义一样，对中国共产党根本问题的哲学解释就是以追问的形式勘定命题的内在逻辑，并以哲学话语的外在逻辑将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表征出来。因此，本文尝试从存在论、价值论、方法论层面解读党的根本问题，以期能获得对根本问题的哲学概观。

二、理论回应：准确把握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的三个维度

对党的根本问题进行哲学解释之前，需要对命题给出合理回答。必须承认，学界对党的根本问题的回应均是正确的，即“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既直指党章对党的性质和目标的根本规定，也隐含在党的理论中，更昭彰于党的百年实践。换言之，回答党的根本问题应坚持一体多面，即“两个先锋队”“一个领导核心”“双谋”是“体”，因视角差异而内容丰富多样的表述是“面”。值得指出的是，要从根本上准确把握党的根本问题，需要建立阶级、理论、实践的综合立体维。

(一)党的阶级性和群众性是理解党的根本问题的阶级维度

中国共产党的“两个先锋队”“一个领导核心”的性质和“双谋”使命既展露了党的阶级性与群众性相统一，也是理解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一根本问题的阶级维度。

第一，政党的本质属性是阶级性，群众性是党的必然要求。政党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产物，中国共产党是先进生产力和工人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因而是先进政党。党的根本宗旨和奋斗目标不仅是党的价值源泉，还集中体现了党的群众性。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阶级性与群众性相统一的建党原则。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明确了中国共产党与无产阶级并肩战斗的基本任务，明示了组织工农群众消灭阶级、进行社会革命的根本使命。虽然党的一大提出了“鉴于我们的党至今几乎完全由知识分子组成，所以代表大会决定要特别注意组织工人，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他们”[9]24的工作要求，但一年后党的二大便提出把党建设成为一个“群众党”的任务。1935年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提出党既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10]549，这是党“两个先锋队”性质的初始表达，标志着党对自身性质的认识发生了质的飞跃。党的阶级性和群众性决定了党既是工人阶级的先进组织，又是为人民利益奋斗的政党。

第二，思想建党是永葆党的性质的重要途径。“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11]152，党要始终成为此在，必须关注党员的思想意识。19世纪，当大量非无产阶级代表的知识分子等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并对党的性质造成实质性的分裂影响时，马克思、恩格斯严厉要求其他阶级出身的人加入党必须“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12]362，这无疑成为建设共产党的重要原则。1921年，来自全国五十余名几乎全是知识分子的成员组成中国共产党，1930年周恩来《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的组织报告》中担忧农民党员占全党成员近77%，而工人不足12%会破坏党的纯洁性[13]440。因而，如何将一个成分极其复杂的政党建设成先进政党，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无法回避的现实难题，这一难题随着无政府主义、机会主义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潮涌入而变得更为棘手。1928年，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强调：“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14]77紧接着，1929年《古田会议决议》重申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对党执行正确路线的担忧，并分析党内错误思想的来源和成因，总结肃清党内错误思想的基本方法，确立了从思想上建党的基本原则。可以肯定，从思想上建党有效解决了部分党员“组织上入党，思想脱离党”的现象，保证了党的先进性质。

(二)党的章程是理解党的根本问题的理论维度

章程，是组织的根本性规章制度。中国共产党章程，是党的根本大法，从最高原则明确规定了党的性质和宗旨，理解党章，是通达“党是什么、要干什么”的根本问题的理论路径。

第一，中国共产党的章程涵括了对党是什么的理论回答。就党章是党对自身性质和指导思想的认识而言，这一认识显然历经了曲折过程，且“群众”的内涵、外延随着社会发展和结构变迁不断深化、拓展。1922年，党的第一部完整党章初辟了我们党非知识界组织亦非少数派组织，而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急先锋”[9]162和“群众党”。1982年《中国共产党章程》开始将中国工人阶级、中国各族人民、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纳入党的性质域，扭转了党的九大、十大对党的性质的极端认识。2002年党的十六大第一次将“两个先锋队”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党是什么”有了最高理论表述。另外，党章还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性质。1945年《中国共产党党章》不仅规定马克思主义的党的世界观内涵，还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最新指导思想。从此，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作为指导思想更新至党章。

第二，中国共产党章程阐明了党要干什么的伟大使命。党的纲领是党对奋斗目标和行动策略的深刻认识，携领式地表达了实现民族复兴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显然，历史规律运动和社会矛盾变化赋予党时代性使命，赋予党具体化的、阶段化的奋斗目标。实质上具有党章性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第一次以纲领形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任务——消灭阶级、消除私有制、实现社会公有。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1956年，党的八大修正《中国共产党章程》，将党的奋斗目标更新为坚持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总目标下努力消除私有制、消灭剥削，发展国营经济，将中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化的工业和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章将新时代党的奋斗目标概括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1]4。

(三)党的百年实践是理解党的根本问题的实践维度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11]134如果说党的章程从认识论层面昭彰了党的根本问题答案，那么党的百年实践则是党对根本问题的行动回应。一方面，党始终坚持以实践回答根本问题。面对党幼年时期部分党员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复刻到解决中国问题，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4]112。新时代，党中央多次强调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绝非吹拉弹唱便可实现，需要广大党员带领人民脚踏实地、艰苦奋斗。另一方面，党的百年实践伟大成就确证了党对根本问题回答的正确性。1921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新中国，实现政治制度从半殖民地半封建向人民民主的飞跃；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实现国家从一穷二白的东方大国向社会主义社会的飞跃；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重大成就，实现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飞跃；取得如期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胜利，实现中华民族向强起来的飞跃。伟大成就是党带领中国人民共同奋斗取得的，它既是党的百年行动的生动历史图景，又是党始终正确回答根本问题的有力明证。

三、三重视域：根本问题的哲学解释

(一)存在论：追问中国共产党原初本质和意义

存在论，是关于存在的理论，是对存在最初本质的追问。基于存在论的中国共产党根本问题，就是探源中国共产党原初本质，揭示党诞生的历史、实践、理论逻辑。

第一，20世纪初的中国境遇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逻辑。1911年，辛亥革命虽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但由于条件限制，它并未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北洋政府勾结清朝废帝，逐年增加税收，外国势力加紧勒索赔偿，中国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民濒临破产、苦不堪言。辛亥革命的失败宣告了资产阶级救国方案在中国的破产，宣告了旧式的救国道路在中国的完全失败，宣告了过去的主体力量无法完成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使命。因而，近代中国亟需一个能拯救中国人民、民族、国家于危亡之中的先进力量，这一使命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身上。

第二，近代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实践逻辑。如果说20世纪初的中国历史昭示了中国革命对先进力量的客观需要，那么20世纪初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则为力量诞生奠定了坚实的主观条件。据史料记载，1919年前后，中国产业工人已达200万人，但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剥削的中国工人毫无尊严可言。陷入绝境的工人阶级奋起反抗，1912年至1919年，中国工人罢工达130余次，仅1919年头5个月便罢工19次[15]459。工人罢工推动了中国的工人运动不断走向高潮，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主观条件和阶级基础。

第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理论逻辑。自1899年《万国公报》出现“马克思”后，便陆续有文章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然而，这时的马克思主义还未被作为救国之策。马克思主义成为救国方案考量源自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将目光从欧洲转向俄国，开始用马克思主义观世界，“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16]1516。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自觉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组建共产主义小组，以觉醒工人阶级和指导工人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思想基础。

总之，1921年前后时空坐标明示了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前所未有之磨难的晦暗历史背景，诞生于中国人民和仁人志士奋起反抗却均以失败告终的惨痛历史场域，诞生于世界格局西方资本主义独占鳌头并肆意掠夺全世界的霸道跋扈之国际关系域，诞生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一批先进知识分子觉醒的思想空间。复杂幽暗的时代境遇造就了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便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利益代表，肩负着为中国人民、民族命运奋斗的初心和使命，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原初本质。

(二)价值论：把握中国共产党根本问题的价值旨归

对百年大党根本问题的价值阐释并非孤立且绝对地判定中国共产党创业历程的是非、好坏、善恶，因为这种“简单性和绝对性是常识价值观念的显著特性”[17]。因而，我们在提出这一问题时，实际上是试图从哲学高度上澄明中国共产党根本问题价值意义的判断前提、标准、尺度。

价值主体作为价值论的主体本质，它是物还是人、个体还是群体、少数群体还是多数群体，这隐含了存在的价值性质、价值内容和价值大小多重含义。毫无疑义，党的根本问题的价值主体必然是人，因为“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11]01。又因价值关系本质上是客体之于主体的特定关系，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11]413，这从原点上界划了共产党的价值目标是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并实质性地界定了中国共产党根本问题的价值主体只能是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的根本问题彰显了价值主体的人民向度。

第一，中国共产党根本问题彰显了价值实现过程的人民向度。存在向度决定了实践向度，“‘是什么’决定‘干什么’和‘怎么干’”[2]。无产阶级的运动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1]411。无论是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三座大山压迫，结束中国几千年的剥削制度，还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或是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改变中国贫穷命运，抑或是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变中国落后面貌。一切的奋斗、牺牲、创造都是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深刻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回答根本问题实践中的始终以人民为旨归。

第二，中国共产党根本问题彰显了价值评价主体的人民向度。“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1]71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又是历史的评判者。无产阶级如果不消灭阶级差别，使整个社会摆脱剥削，“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11]385。这宣告了无产阶级及无产阶级政党的责任目标，也阐明了一切被剥削、被压迫阶级的价值评价主体原则。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人民在价值评价中的主体作用，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阐明了作为人民的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下，有自己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的权利。在开创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邓小平说：“我们现在的路子走对了，人民高兴。”[18]29江泽民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我们工作价值的最高裁决者。”[19]181胡锦涛说：“衡量发展成效由人民群众评判。”[20]579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同志提出了“人民中心论”“人民至上论”，将人民升至价值评价的最高地位，“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21]178。

第三，中国共产党根本问题彰显了价值评价标准的人民向度。价值标准是中国共产党百年赶考的“标准答案”，它蕴含于评价主体的内心，外显于主体的生活风貌。中国共产党是否让中国人民摆脱了被奴役、被压迫、被剥削的命运？是否改变了中国人民一穷二白的现状？是否让中国人民实现了全面小康并大踏步实现共同富裕走向民族复兴？实际上，人民幸福、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是中国人民评价中国共产党百年赶考成绩的根本标准。

(三)方法论：中国共产党认识和回答根本问题的实践遵循

追问“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一根本问题的方法论，实际上隐含着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对根本问题认识和回答的实践选择。毫无疑问，这一方法论意蕴必然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便在自己的党旗上写下了“马克思主义”，这从哲学原则上决定了党在行动上以贯彻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旨归。从整体上看，中国共产党对根本问题的回答显现出两方面的方法意蕴。

第一，始终坚持根本问题和根本方法的具体化。对根本问题和根本方法的追问并非抽象地说明它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便可终结，因为如此抽象将导致根本问题无法实际解决的空想主义，而作为根本方法的“辩证法，就其性质来说，决不是任何一种意义上的形式方法”[22]。中国共产党正是在经历失败后，逐步认识到，不仅马克思主义要具体化，对党是什么、要干什么的认识也要阶段化。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根据当时的主要矛盾将党的根本问题具体化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回答这一根本问题，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方法论，寻找到革命正确道路，通过顽强的奋斗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时期，党的根本问题阶段化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以推动新中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并建设社会主义。为回答这一问题，党和人民建立人民民主国家政权，确立社会主义制度，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国家建设目标。改革开放时期，探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并使人民尽快富裕起来是这一时期的根本任务。党恢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将工作中心转向经济建设，实行改革开放，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迈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是党的根本问题。为回答根本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取得一系列历史性成就。

第二，坚持方法继承与方法创新的统一。方法不是公式，马克思向来反对将方法公式化和外化为通用的“逻各斯”，“公式除了公式便什么也没有”[23]22，“专靠一些公式是办不了什么事的”[24]166。将马克思主义当作灵丹妙药并不加区分地随意引用和套用恰恰是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最大的降级和亵渎。然而是否方法就毫无求解作用或者应用意义了呢？马克思并不反对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用以指导实践，他所反对的只是教条式的任意套用。如果完全否认社会学科方法的指导意义，那恰好是将这种方法连同其价值一起丢掉了。回溯历史，可体验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始终贯穿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并在中国实践中不断创新。这主要体现在坚持历史规律论、社会形态论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分析论的统一，且凸显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的人民性；体现在坚持生产力决定论与丰富生产力要素和改革生产关系相统一；体现在坚持历史规律论与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统一；体现在坚持群众创造历史论与创造性提出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理论的统一；体现在坚持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力量论与中国共产党不断自我革命论的统一。

四、结语

党的根本问题的存在本质、价值旨趣、方法遵循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为其自身存在提供多重释义。一百年来，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然而，党仍然面临着四大考验和四大风险。从哲学意义上看，中国共产党面临的考验和风险既是威胁中国共产党能否正确回答根本问题的关键因素，又是中国共产党遭遇的“存在危机”和“意义危机”。部分党员内心出现了“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与“我是谁、我要干什么”的矛盾和冲突。这种矛盾冲突无疑会影响党员个体的认知倾向和行为选择。因而，将中国共产党根本问题以哲学概观形式内化为个体党员对党存在的身份认同和价值认同，是解决党的存在危机的有益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