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历史逻辑、实践理路和价值旨归

赵田田，周海娣

(信阳学院，河南信阳 464000)

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1]百年奋斗中，党带领人民探索出解构“历史终结论”和打破“西方中心论”的发展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历史逻辑、实践理路和价值旨归，有助于现代化建设在新的历史起点实现接续发展。

一、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历史逻辑

逻辑作为思维的产物，与历史是相互映证的统一。近代以来，中国在沉沦中饱受屈辱，在屈辱中抗争探索，因为深谙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真实性，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一次次的努力中不断超越，实现从站起来到迎来了富起来和强起来的征程。习近平同志指出：“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1]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借鉴了其他国家走向现代化的经验，克服了西方式现代化对内剥削人民、对外血腥掠夺的弊端，在现代化的发展思想上实现了从“资本逻辑”到“人本逻辑”的跨越。

实现现代化源于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经验总结以及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整体考量。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打破了“西方式=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开辟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新路，以推动现代化的工业、农业、信息及城镇的叠加发展为核心，向世界昭示走自己的路，是可能且可以实现现代化的。整体而言，“现代化”意指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的兴起，落后国家通过技术革命实现经济和技术上的赶超，推动世界从孤立走向联系、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现代化是全部社会生活的深刻变革，推动了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经济变革，促进了民主制度的发展和现代国家的建立。一般而言，现代化起源于资本主义经济，文艺复兴、新航路的开辟以及宗教改革为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工业文明的诞生准备了条件；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束缚资本主义的旧的生产关系，为工业文明的诞生提供了前提；工业革命推动了现代化进程在欧洲、北美和东亚的扩展；法德等欧洲主要国家先后实现了工业化，以殖民主义的方式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现代世界体系。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现代化的理论，但是他在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时提出，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可以区分不同的社会形态，现代化的历史需“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2]533。在马克思看来，机器的使用和工业化的发展密切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推动了工厂制度的建立，推动了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极大变革。“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3]210资本主义的发展使整个社会生产由“自给自足”转变为“以交换为目的”，“利益”成为整个社会的统治者。现代化的发展推动了商品的市场化，当市场经济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时，传统的经济关系随之解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转而被“利益”所取代。马克思指出，在这种情况下“人不能想象有充分而自由的发展”[4]136，因为“当分工一出现之后，每个人都有了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5]37。这意味着劳动者在流水线频繁重复相同的一个动作，逐渐成为“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2]538，异化劳动让人逐渐演变为工厂中的某个零部件。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隐藏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赋予资本家“薅羊毛”的机会，因为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给人带来的是剥削和压迫，并不能真正带来人的自由与解放，而迈向更高层次的社会形态即共产主义的现代化，可以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使劳动人民能够充分享有自身创造的价值。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遵循了从萌芽期、孕育期、探索期、成熟期再到完善期的历史逻辑。鸦片战争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开启了萌芽期，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大门，少数爱国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富国强兵对抵御侵略的重要性，以求民族之独立、人民之解放为目标，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之路。洋务运动以“自强”为口号，推动了军事为主体的工业化发展；以“求富”为口号，推动了民营企业的发展。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为支付巨额赔款，放宽对民间办厂的限制，中国出现了兴办工业的热潮。民国初年和“一战”期间，南京临时政府奖励发展实业的方针政策，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五四运动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迈入了孕育期，土地革命时期，兴办近代企业的地区增多，在一定程度上抵御了列强的经济侵略，为抗日战争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抗战时期，民族工业遭到沉重打击，不少民族工业迁往内地并尽快恢复生产，对大后方经济发展和支持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踏入了探索期，“银元”和“米粮”之战后物价得以稳定，并逐步控制住了通货膨胀的势头，此时的中国要彻底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就必须要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毛泽东曾明确指出，近代中国备受欺辱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强大的工业，不改变经济和科技面临的现状，就难以从根源上摆脱落后就要挨打的命运。毛泽东指出，虽然资本主义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6]299，明确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之路。“三大改造”后，我国照搬“苏联模式”的弊端显现，致使一些遗留问题未得到妥善解决。毛泽东指出，我们要推动“第二次结合”，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鉴于中国社会生产力落后、经济基础薄弱的现状，毛泽东明确了从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现实诉求出发，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为序的方式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随着党对现代化认识的不断深化，“一化”的内容逐渐扩展为“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国防和现代化科学技术”[7]439，明确了“四化”的时间轴。无可否认，正因为“走自己的路”，才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物质和技术基础。改革开放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步入了成熟期，邓小平指出，“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8]163，深化了党关于现代化道路的认识。邓小平认为经济落后和人民生活水平不高不能称之为社会主义，“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9]148，市场经济也可以作为一种资源配置的方式，深圳发展的以“市场为取向”以及“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是其例证。在新时期，党和国家为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物质文化的需要接续回答了“怎样发展”的时代之问，一批又一批的有识之士为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而接力奋斗。新时代以来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进入了完善期，在新的征程上，习近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其实质是以中国现代化的表达方式宣告世界，它异于“国强必霸”、转嫁危机、掠夺资源的西式现代化之老路。概而言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新”体现在“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10]，“特”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百年的奋进历程中走出了一条依据中国国情、独具中国特色、异于西方式的现代化发展之路。

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实践理路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孕育于民族生死危亡、国家内忧外患之际，发展于国民经济恢复、工业化探索之时，形成于内外矛盾凸显、世界格局变化之期，巩固于百年未有大变局之境遇,在实践中取得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两大成就，决定了中国走向现代化之路异于西方现代化道路。习近平同志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11]毋庸置疑，中国在对这一新道路进行不懈探索的同时，始终关注的是人民在现代化发展中所处的位置。在百年实践中，党始终将“人”作为推进现代化的出发点，致力于总结现代化发展的特点与规律，不断地发展生产力，以期达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实践中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是现代化的领导主体；广大人民是现代化的推动主体；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现代化的践行准则；改革开放是现代化的强大推力；传统文化是现代化的精神根基。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实践中指向的是实现人的富裕。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蕴含的重要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由个人的、分散的形式转变为社会的、集中的形式，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变为少数人的大财产，劳动者转变为获取生存资料而出卖劳动力的工人，资本家在付出工资的同时强势侵占了由工人剩余劳动转化而来的剩余价值，资本依据本能不断地实现自我增殖，使得“资产阶级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2]277，实现了人类生产、生活的深刻变革。与此同时，马克思指出：“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就是增殖自身。”[3]269正因为资本无节制地诱使资本家为生产而生产，将邪恶的触角延伸向社会生产、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进而造成生产的无限扩张，产品过剩、市场盈溢、经济危机等威胁人类社会发展的因素逐一显现，出现了“财富的积累与贫困”[13]708并存的现象。在马克思看来，“贫穷是现代社会制度的必然结果”[14]561，在就任《莱茵报》主编之时，他就已经展开关于民众的贫困情况的调查，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从物质利益出发维护贫民的利益，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随着剩余价值学说的日益成熟，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无产阶级贫困的根源，以货币、交换等为基础的社会形态使个体的人具备了一定的独立性，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通过“物”的形式表现出来，我们在此所提到的“物”不仅仅指的是具体物品的交换，更为重要的是社会权力的“物化”。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了个体所从事的劳动不再是为了实现“自给自足”，更重要的是在市场上通过“交换”的方式获取相应的权利。以资本家雇佣劳动为例，其按月付资给工人不是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是以“交换”的形式获得工人的劳动力，进而占有工人超出工资范围的剩余劳动，以此达到榨取工人剩余价值的目的；工人在工厂中从事简单重复式的工作，被“机器”奴役和控制，工人异化为同自身相对立的力量。在这种以“资本逻辑”为特征的生产方式下，工人要么被异化为机器，要么丧失生存资格。为了满足生存需要，工人不得不沦为资本的奴隶，也就造成了工人贫困的恶性循环。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社会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15]290无产阶级的贫困是其反抗剥削与压迫的直接动因，只有铲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以“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16]222为指南，消除两极分化，才能让“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12]243。因此，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认识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实践理路，为我国在发展道路中坚持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作了合理性解释。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遵循了从小康、全面小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理路，落脚于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为实现“人的现代化”奠定物质与实践基础。改革开放初期，最为迫切的是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试行于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方式，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解放。从成效来看，1984年我国人均粮食产量约400公斤，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满足了人民的温饱。在此需要明确的是，温饱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中国式现代化的起点，仅仅作为迈向现代化的基础，它与实质意义上的现代化的初始阶段存在很大的不同之处。正如邓小平将“小康”视为现代化的起始层级，在他看来，“小康水平是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初步目标”[8]416，这是当时国情赋予改革开放初期特殊的历史使命。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改革逐步深入到城乡的经济、政治等各个领域，从对内搞活到对外开放，推动着整体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台阶，为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党的十三大前夕，邓小平明确指出我国当前所处的历史阶段：“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9]252在生产力落后的前提下，实现现代化须经历数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就要求有计划、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党的十三大报告擘画了我国实现现代化的路线图，提出了建设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三步走”战略，为我国现代化指明了未来发展的方向。进入1988年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暴露出了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体制弊端，党和国家提出进行价格改革，废除生产资料的“双轨制”，期望在较短时间内实行价格机制的转换，理顺价格体系。然而，价格改革方案一经公布，全国性抢购风潮发生，使价格改革“闯关”受到挫折，在此严峻的形势下，党和国家作出了“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重大决策。总体而言，历时三年的治理整顿，有效地缓解了物价上涨，平稳了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迈向了实现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小康”阶段，这一时期受国内外形势影响，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逐步显现出来。邓小平在南方视察时明确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9]373，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从1994年的财税、金融等领域的改革到1997年前后初步形成的宏观调控体系，实现了我国经济的“软着陆”。20世纪末，“总体小康”如期完成。就其本质而言，“总体小康”仍旧处于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状态。为了使全体人民共享现代化的发展成果，江泽民勾画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规划，细分为三个阶段，即21世纪的头10年和“两个一百年”(建党100年和新中国成立100年)。在此需指明的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分别把“和谐社会”“生态文明”纳入全面小康的建设目标，深化了党对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认识。新时代以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节点有了明确的规划，但需指出的是，从“建设”到“建成”一字之差彰显了党的决心与信心。为了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党坚持人民至上，全力打赢脱贫攻坚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制度保证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等等。经过不间断的努力与探索，习近平同志在建党百年之时指出：“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1]当下，党领导人民成功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第二个百年征程中致力于带领人民实现更实质的富裕。总而言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百年间的实践探索中创造性地实现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有机结合，突破了“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的固化思维；创造性地实现了人的现代化与社会发展的协调推进，促进了现代化理念由“资本”走向“人本”；创造性地解决了国家崛起与和平发展的关系，打破了“国强必霸”的发展逻辑，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对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

三、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价值旨归

人的自由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致力于实现的价值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孕育、发展、形成和巩固的过程中，实现了从为人民服务到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从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再到人民至上的发展理念转变，彰显了中国在实现现代化中以人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习近平同志指出人是能动的人，“注重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明确方向”[17]。这一论述表明，实现现代化的未来征程需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让每一个人在未来社会中共享发展的权利和发展的成果。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孕育期坚持“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现代化发展的政治前提；在发展期为满足人民对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明确了“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在形成期致力于满足人民对物质文化的需要，实现了从中国式现代化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转变；在巩固期坚持人民至上的发展理念，提出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毋庸置疑，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百年历程中呈现出阶段性的发展特征，但这一并联式的发展指向的是人的自由发展。自由人的联合体是马克思的理想社会。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唯物史观阐释的是“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18]295，现代化的历史就是人创造历史的过程，“分工”则成为人的发展的历史中不可忽视的一种社会现象。不可否认，早期的人类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人与人之间除去生理自然的差异，几乎处于“等同状态”，这时也就依据生理作为分工的基础。当人出现相对稳定的居所之后，出现以地理自然作为分工的基础，这一时期人利用自身的经济条件可以生产基本满足自身需要的物品。随着商品和货币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分工的出现及发展推动了工场手工业中个别分工的出现，企业内部出现了以操作工序为划分标准的程序分工和以脑力劳动、体力劳动为划分标准的机能分工。在马克思看来，分工既受生产力水平制约，也能发展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快速发展期，“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与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有关的相互关系”[12]68。换言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分工不仅推动了剩余产品的积聚，同样产生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因而处于支配地位，而无产阶级不占有或占有极少的生产资料，直接参与生产。机器化大生产下，分工使人的发展畸形化，降低了劳动者知识、技能和技巧提升的可能性，衍生了体力劳动者不动脑、脑力劳动者不动手的思维固态，使“人”难以享受到“劳动”乐趣，反而遭受到发达生产力的摧残，从而使“人”成为“受局限”的片面发展的“人”。马克思主张透过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表象看其剥削的本质。他指出：“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19]46这一论述表明，在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进程中，资本家为获得劳动者更多的剩余价值，抹灭了人自由的权利。基于此，实现现代化的其中一个条件应当是从人的主体性角度来考量。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19]78他主张以革命的方式打破资本主义对人施加的无形的枷锁，彻底摧毁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人的自由联合体”。在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构想中，人的全面发展包含实现人的现代化，在还未达到所有人具备管理能力的社会主义社会，由劳动者选举出自己满意的代表来管理联合体，等到每个劳动者具备管理能力的共产主义社会时，管理者与劳动者的差异会随之消失，人的生产和生活可以摆脱无关的束缚，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时间，从事提升自身价值且乐在其中的工作，进而实现人的自由个性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坚持了以“人”为“本”的发展逻辑，是通过认识—实践—认识的螺旋式上升才得以形成和完善的，历经了“走自己的路”到“中国式的现代化”再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转变，接续取得了“温饱”“总体小康”到“全面建成小康”的成就，推动了经济现代化水平的逐步提升，为从人的现代化到人的全面发展的持续探索奠定了坚实基础。习近平同志指出：“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20]150这一论述表明在实现现代化的未来进程中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因为人不仅是现代化成果的享受主体，同样也是现代化的实践主体。面对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人的能动性发挥得淋漓尽致，十四亿人口的大国，水电不停、通讯不断、物价不涨、社会秩序不乱，雷神山、火神山医院十几天建成投入使用，全国兄弟省市区火速驰援湖北，体现了国人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精神，彰显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价值。尤为显著的是，中国在疫情防控中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正是因为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十四亿人民的鼎力支持，中华民族才能取得一系列抗疫斗争的重大胜利。反观国外，疫情在不断地爆炸式增长，有些人眼里的“天堂国家”如美国、英国、意大利等都出现了大规模感染者，医疗系统濒临崩溃，疫情无法得到有效控制，民众和市场都无法回归正常秩序。正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价值旨归，充分发挥了举国体制的组织动员能力，使我们做到短时间内在全国各个地区、各个领域，紧急动员起来，创造了疫情防控期间一个又一个难以置信的奇迹。截至现今，人类历史上还未有超10亿人口的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先例，更遑论中国要实现的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难能可贵的是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中致力于逐步解决经济建设中的难点问题、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关键问题、高质量发展中的核心问题以及切合人民利益的根本问题，始终将“人”置于现代化发展的首要位置。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现实国情明确了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和步骤，划分了两个十五年的奋斗目标；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勾画了中国实现“由富变强”的现代化路径：以创新带动科技自立自强；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做强国内市场；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提高社会建设水平等等。人类在认识和改造世界过程中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是社会发展的历史呈现，也是文明演进的重要标志。不容置喙，内含着“人民至上”理念的、以“人本逻辑”为特征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实现了对“资本逻辑”下西方式现代化道路的超越，打破了西方式现代化道路的垄断，呈现出以和平为内核的现代化模式，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总而言之，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正因始终将人民置于各项发展工作的最高位置，团结带领人民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加强教育和医疗体制改革，不断提升人民对教育和健康的幸福感；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以制度保证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等等。正因如此，中国才能办成了许多西方国家无法做成的大事，用几十年的时间取得了西方式现代化道路几百年的成果，充分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进步性与优越性。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实践的经验总结，继承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有力回击了西方“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促进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有机融合，推动了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与国家现代化奋斗目标的紧密结合，彰显了党和人民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自信。在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中国共产党将带领中国人民始终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开辟出独具中国特色的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为发展中国家探索走现代化道路作出中国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