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角：乡村学校的教育性质及变迁图景
——评《村落中的“国家”：文化变迁中的乡村学校》

熊 冰

（北海艺术设计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北海 536000）

一、引言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李书磊撰写的《村落中的“国家”：文化变迁中的乡村学校》，以教育和文化变迁为研究主题，不失为具有教育民族志特质的经典作品。“虽然作者并不是专门的民族教育或教育人类学的研究者，但是其走进民族社区、亲历教育实践的田野精神与关注教育与文化变迁的研究旨趣与教育人类学无异。”［1］李书磊以丰宁满族自治县希望小学为个案，通过实地调查，把乡村学校教育置于宏观的文化变迁之中进行阐释，书中穿插着文化史视角，以国家、文化、教育为变量，以村校为主要空间单位，以课堂为微观场景，观察思考国家与学校、文化与教育、教师与学生在学校这一特定场域中的互动关系及其深刻的社会意义，透析了乡村学校的教育性质、文化意义、教育模式、教育公平等。他认为“小学就是深入村落的国家机构”［2］5，它与乡村的互动，它在村落中的功能变迁带有明显的国家印记。

二、写作背景

（一）第三部门在中国的发育

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社会领域的主要组织形式对应为政府组织，营利组织，非政府、非营利组织。所谓的第三部门，就是非政府、非营利组织的集合。第三部门的产生同发达国家的两种通行模式危机和两种部门的失灵有关。在第一部门（政府）和第二部门（企业）无法有效运行的情况下，“第三条道路”取向即社会生活领域的第三部门应运而生。换言之，第三部门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减少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负面影响。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期间的“非政府组织论坛”促进了第三部门在中国的发育。中国关于第三部门的研究，指向解决中国第三部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转型

1978 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因社会变迁而发生深刻变革，标志着中国进入新的社会转型阶段。经济领域的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转变，政治领域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进步，社会形态从传统向现代、从农业向工业、从封闭性向开放性转变：“经过20年的努力，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改革方向和蓝图已经比较清晰，而社会领域还相当模糊。”［2］总序1社会领域的变革已经成为制约中国整体改革事业的关键因素。社会领域的状态主要取决于第三部门的状态，我们对第三部门展开研究既有利于推动第三部门的发展，也有利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1998年初，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成立了以康晓光为主任的“基金会发展研究委员会”，设立了“中国第三部门研究项目”［2］总序2。《村落中的“国家”：文化变迁中的乡村学校》即为“中国第三部门研究丛书”系列中一部关注少数族群社区同学校教育互动关系的代表性作品。

（三）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乡村社会

乡村社会随着改革开放进行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乡村基层权力结构重新组合调整，国家权力的触角深入乡村，乡村社会也依仗国家权力来维持基本社会秩序，乡村社区的边界随着市场体制的引入和现代传媒的日渐渗透而变得更加开放。我国教育领域对教育行政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1985年颁布《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后，在国家宏观管理下，开始实行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农村基础教育实行县、乡、村三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在这样的背景下，李书磊的个案研究探讨了转型期中的学校作为深入村落的国家机构、教育功能、教育循环、乡村教育思路等问题。

三、《村落中的“国家”：文化变迁中的乡村学校》的主要内容

《村落中的“国家”：文化变迁中的乡村学校》全书共包括六章。李书磊运用从大到小即开篇点题而后分层叙述，由点及面即从教师、课堂、人才流动到两校比较的写作思路展开讨论。根据文章内容及结构，全书可以划分为五大部分。

（一）学校与国家：学校是深入村落的国家机构

《村落中的“国家”：文化变迁中的乡村学校》的第一部分是第一章即“村落中的‘国家’”。

首先，李书磊在采集第二手资料的基础上，描述了一个20世纪90年代的“国家级贫困县”——丰宁满族自治县。以丰宁满族自治县地理位置之“偏”和县领导、团省委的“跑”来生动描摹了丰宁满族自治县偏于一隅的村落形象。20世纪90年代处于国家工业化进程的显著追赶阶段，丰宁满族自治县作为北京和天津两大北方城市经济发展的补给后方，扮演着提供生态和矿产资源的经济角色，既体现了地方之间发展的不平衡状态，又体现了经济参与过程中自身条件的局限性和相对重要性。

其次，李书磊认为“从组织与职能来看，小学就是深入村落的国家机构。”［2］5自1996年至1999年，各方为丰宁满族自治县建造或者援建多所希望小学，学校作为县里的直属机构开始嵌入村落。基于此背景，丰宁满族自治县教育网络复制国家组织形式般地展开，学校建制同“人民政府”的三级建制相平行，学校建制即高中、初中、小学三级从属于国家，校长的任免以及“民师转成公办教师”的师资结构变化也愈发凸显教师的国家身份意蕴。

再次，李书磊从文化史的角度，结合现实，于洞察与思考中大致表达了两种观点：第一，一以贯之的“教育中的国家意识与教育的国家性质”［2］11。校园环境的组织感、正规化、目的性、课程与教学的“科学文化—思想品德”二元结构，印证着国家在追求现代化和巩固政权过程中，村小作为人才工厂的国家机器性质。第二，村小的作用从政治动员时期的学校围墙之外转变为作为人才生产机器于校园围墙之内实现。

（二）谋生与求道：“洋派”与“土派”“教师们”之间的张力

《村落中的“国家”：文化变迁中的乡村学校》的第二部分是第二章即“教师们”。第二章主要介绍丰宁满族自治县希望小学教师的生存状态。李书磊按照教师获得公办教师资格的不同途径和具备的相应师性，将丰宁满族自治县希望小学的教师划分为“洋派”和“土派”两类。“洋派”教师和“土派”教师在居处和气象方面的生存差异，集中映现了乡村小学教师特有的身份和尴尬，揭示了教师作为追求思想的知识分子和世俗职业者在“谋生”和“求道”之间的角色扮演和心理转换的状态，概括为“教师们的双重人格”：面对学生时维护自我备受尊崇的师者形象、面对同事和社会时转变为荒唐性而又被合理化的困顿境况。

（三）本土与外来：课堂内的文化传承

《村落中的“国家”：文化变迁中的乡村学校》的第三部分包括第三章即“课堂上的文化传承（上）”和第四章“课堂上的文化传承（下）”。李书磊在第三章里延续文化史的视角，回顾了丰宁满族自治县的文化和教育的历史背景，展现了丰宁满族自治县的两种不同的文化层次：草昧中发轫的精英文化和不登大雅之堂又蔚然成风的民间文化并存共生的文化生态；改革开放以后，由学校正规途径而传播的精英文化之普及性、覆盖性掩盖了生发于本土的民间文化，与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在《农民社会与文化：人类学对文明的一种诠释》（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An Anthropological Appoach to Civilization）中提出的“大传统”和“小传统”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大传统与小传统”是指复杂社会中两个不同文化层次的传统，“大传统”代表城市中心的文化，“小传统”代表底层群体的文化，二者的地位和传播方式存在差异，农村的“小传统”往往被来自城市的“大传统”同化。

接着，李书磊进入丰宁满族自治县希望小学的课堂，主要旁听语文课。李书磊通过细致的观察，阐释和反思丰宁满族自治县希望小学语文课堂的授课形式：第一，课程内容方面忽视了语文课堂的文学性和精神性感悟；第二，教学法方面频繁使用“问答法”，排斥了文学教育的教学时间；第三，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丧失主观性，导致教师和学生的交流互动刻板而生硬。究其原因，李书磊认为语文课对文学性的排斥源于教育体制对文学性的排斥，即“纯洁—单纯”的指导思想排斥文学教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语文教学的知识化、标准化、单一化否定了文学教育的多义性、模糊性、自由性。

《村落中的“国家”：文化变迁中的乡村学校》的第四章即“课堂上的文化传承（下）”，主要对其余学科的课堂教学过程进行全面的回顾和阐释。可以说，本章是前一章的姊妹篇，延续并且拓展了前一章的内容和观点。

（四）乡村与城市：课堂外的教育循环

《村落中的“国家”：文化变迁中的乡村学校》的第四部分是第五章即“教育循环”，李书磊在这一部分主要阐述两大问题。

首先，教育培养和选拔的双重功能和教育质量与公平如何兼顾。从骨干教师外流到丰宁满族自治县一中的高考录取名单等皆暗含着城市同乡村之间的分立和互动关系，展现了学校作为教育机器及生产的过程，揭示了来自同一种教育导向下的循环：乡村学校教育旨在为国家、城市、工业化体系输送人才，成功者凭借教育培养和选拔的双重功能实现由乡村到城市的向上流动，落选者留守乡村却无用武之地。

其次，李书磊思考了乡村教育思路和教育体系即“是移植还是催生”的问题。李书磊追溯源头，从中国1905年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校、借鉴欧美、日本等地区的学制谈起，表明过去与今天都存在的乡村教育复制城市教育的“移植”思路。李书磊也讨论了陶行知、毛泽东、《解放日报》、20世纪70年代对十个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实地考察并且著有《第三世界——苦难·曲折·希望》（INSIDE THE THIRD WOLRD——The anatomy of poverty）的英国自由作家兼新闻记者保罗·哈里森（Paul Harrison）关于主流学制弊端的看法。对比探讨之下，李书磊认为从乡村自身文化积累、传承、投资能力等角度来看，乡村教育封闭自我循环的“催生”模式是一种改造乡村的浪漫想象。

（五）共性与个性：文化与教育的一种比较

《村落中的“国家”：文化变迁中的乡村学校》的第五部分是第六章“一种比较”。李书磊在本章中将曲阜市尼山乡夫子洞裕隆小学与丰宁满族自治县希望小学进行比较。书中提到曲阜市和丰宁满族自治县的文化背景大相径庭，但是曲阜市和丰宁满族自治县的教育起点相同，曲阜市和丰宁满族自治县在教育的正规化、体制化等方面相差无几，曲阜市尼山乡夫子洞裕隆小学与丰宁满族自治县希望小学一样，是“村落中的‘国家’”，带有国家机构的性质；教育循环方面，出现了人才要么向上、向外流动、要么重返乡土而无用武之地的相似隐痛，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样的乡村教育图景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意义。不过，曲阜市尼山乡夫子洞裕隆小学的校园环境更贴近乡土自然，在亲族关系的影响下，学校教育同村落社会的疏离感有所弥合、课堂气氛亲切而活跃、“文语系统”和“口语系统”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互动与融合。

四、写作特色

（一）对乡村教育中的“文化权力空间”进行深度阐释：在教育空间与“非教育空间”中剖析乡村教育性质

《村落中的“国家”：文化变迁中的乡村学校》最具创造性之处是提出“学校是深入村落中的国家”这一观点。李书磊多次提及学校作为人才工厂的国家机器性质，或者可以理解为小学在村落中的设置是政治权力的一种结果。书中呈现了两种主要空间——教育空间和“非教育空间”，分别对应学校和乡土社会、现代社会等。教育空间传播着正规化、知识化、标准化的力量，作用于话语、个体行为、文化意义等，服务于国家现代化、乡村城市化、经济工业化乃至部分全球化。

王铭铭分析教育空间（学校）与“非教育空间”（相对地方化的社区、“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创建和延伸而来的更大的社会空间）两者之间的关系时认为，初等教育空间在村落的设置是两种现代性的政治权力成长（殖民文化统治和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成果之一。王铭铭通过考察闽台三村现代教育空间确立的历史，论证了“现代性建构过程中民间社会力量及文化与超地方的政权构成的互动关系”［3］，引用美国批判教育学代表人物之一亨利·吉鲁（Henry A.Giroux）的观点，坚持这样一种批判教育学的主张：“一是教育空间（学校）不能被当成脱离于特定社会场合的制度来研究；二是教育空间应被视作是话语、意义和人的主题建构和控制的政治性场所；三是指导教育空间的价值观和信仰不是先验的普遍性原则，而是规范和政治性力量的社会建构。”［3］

李小敏认为，一个村落内部存在多重空间的互涉和互动，精密复杂的文化场域是由多重文化权力编织的。李小敏从中心到边缘的文化权力空间的分析角度入手，以村落知识资源的分配为切入点，考察国家力量渗入村落社会后，现代化、城市化、全球化等在文化空间中的表现，阐释近现代学校实质是为国家现代化、乡村城市化、教育工具化服务的同质性、外向型的国家教育。同质性、外向型的国家教育介入村落延伸出地方性知识、输入型知识、外向型人才产出等在文化空间碰撞与磨合的过程，继而产生地方性知识资源价值贬低、合法性地位丧失的后果。地方性知识体系并非完全被动，而是凭借主体性的个人行为显现了相应的弹性空间。在中心宰制边缘的文化权力框架下，这样的空间也是有限的［4］。

司洪昌从对华北的一个村落——仁村的历史人类学与教育口述史的研究中得出相似的观点，他认为学校不仅是深入村落之中的国家力量，而且村落中的学校在很多方面延续着传统，显示出一种在地（local）色彩［5］424。司洪昌通过百年间新旧教育更替的历史，铺陈了一个乡村学校徘徊于传统和现代之间的钝滞状态。传统看似被割裂却悄无声息地渗透在校园中；外来的社会生活方式漂浮于课堂传授等表层，没有完全进入教师、儿童深层的无意识领域［5］422。司洪昌理解中的学校作为国家机构的性质同李书磊、李小敏的观点无异，但是没有将“村落中的国家”视为乡村学校教育的全部意义，作为正式教育空间的学校依然夹杂着来自非教育空间的各种因素。

以上关于乡村教育性质的文化权力空间分析，指涉了“学校教育的文化选择”［6］的议题。李小敏在思考陶行知、晏阳初等乡村改造运动先行者的教育思路的基础上，重提建构乡村文化是关键的思路设计，认为我们应当重构乡村文化的主体性地位。李书磊认为，当代地区之间的教育差别同经济实力的高低密切相关，从经济技术格局对人才的需求、教育机会均等、农村人口参与城市生活和国家生活的权利、阶层流动的公平性等角度来考虑，采用城市移植的方式进行乡村教育是更为适当的选择。可见，李书磊探讨的重点不在于来自不同空间的知识资源孰优孰劣、孰强孰弱、伯仲之差的问题，而是肯定现代化知识资源的育人力量。

（二）对文化史与文化符号的精湛书写：在历史梳理、现状深描、符号分析中阐释文化意义

如果说上一部分讨论的是李书磊提出了“学校是深入村落中国家”的创造性观点，那么此部分应当属于解释“学校是深入村落中的国家”的内容。李书磊认为，学校在村落中的功能变迁具有独特的文化史意义，讨论了丰宁满族自治县乡村教育不同时期的文化特征及其影响，例如古代丰宁文化名人稀缺的时期，1905年后与民族国家观念紧密相连的新式学校创建时期，陶行知、晏阳初等乡村教育家的乡村改造运动时期，乡村学校教育参与各种政治运动、集体生产的时期，改革开放后校园围墙之内实现国家文化机器功能的时期，丰宁作为北方游牧民族之故乡、历代屯兵狩猎之所的时期，社区生活中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共生并存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覆盖性文化传播时期等。李书磊从文化史出发，关照政治、经济、文化因素，意图将丰宁满族自治县希望小学这一乡村学校置于宏观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进行综合考察。此外，书中不乏穿梭于历史脉络中的鲜明符号体系，重点探究近百年有关民族国家观念和实体兴起后的“话语”“文本”“叙述”等之间的关联。

自美国人类学家、解释人类学的提出者格尔兹（Clifford Ceertz）之后，象征研究在世界文化理论界中别具一格，传统悠远。文化在象征人类学（symbolic anthropology）的视阈下被视为意涵极其丰富的符号体系。文化符号是同一文化共同体内的成员赖以表达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社会情感的交流媒介［7］74。以格尔兹式的解释人类学和特纳（即英国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Victor Witter Turner）式“符号的实用意义”为代表。前者关注符号如何形塑社会行动者的世界观、感知、思想，后者致力于象征和社会的双向探讨［7］76—77。概言之，象征研究强调从符号体系解释人类行为或者解读符号和社会结构的关系。学校文化空间内蕴含多重文化符码，从符号体系承载的象征意义解释乡村学校，由关注符号到解析“学校作为村落中的国家”，或许可以深入理解其中编织的“意义之网”。

李书磊的研究在方法论上贴近民族志即田野工作中的参与观察式的体验和对第一手资料的收集，写作方式具有类似符号化文学文本的民族志书写风格。李书磊通过对嵌在校园文化之网中的文化符号的观察、深描、破译，力图深刻阐释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乡村学校的国家机构性质及其动态的社会历史和复杂观念世界的文化意义。

例如，李书磊谈及自1905年以后“中国的学校不仅作为培养现代人才的国家机器而存在，而且还以其鲜明有力的符号系统——统一的校服、肃穆的校园、严谨的校礼、激昂的校歌——成为国家意志与形象的展现。”［2］9丰宁满族自治县希望小学升国旗仪式的全过程既生动呈现了象征国家的“正规格式”同象征村落的“自然乡土”的结合，也更为深刻地反映了“国家—权力”同“学校—知识”合作共生的关系，实践着法国哲学家、社会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言的“规训性”。

再如，李书磊将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前后两篇“孩子与坏人”模式的课文《不上当受骗》和《刘文学》进行对比释读。认为“孩子与坏人”的内容模式包含了“关于人、人与人的关系以及理想人格”的预设，揭示这种预设的转变及其文化意义。“坏人”由老地主到人贩子、“孩子”由神圣化英雄到市民化个人的转变，是教学取材上由“政治性符号向经济性符号”和由“敌对的先天性仇恨向偶然的个体性冲突”的变化，投射到社会大环境，体现的是由“阶级敌人”到“利益冲突”的社会环境变化。李书磊在此基础上探究了学生们对教育体系缓慢而微妙的调整和革新的觉悟和接受程度［2］115—117。由此可见，作者并非仅仅追求对乡村学校生活真实情状的描绘，而是一种看似普遍性的、毫无意义的学校日常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时代变迁等联系起来。

（三）对乡村教育中文化再生产的深刻反思：在获致性因素和先赋性因素中反思教育公平

在过去几十年时间里，西方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领域的不少学者已经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文化背景关涉了学校教育不平等问题。再生产理论是一种关于学校教育不平等的社会学理论，在人类学、社会学和教育学等研究领域具有深刻影响的当代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化资本理论，当代英国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等领域的知名学者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社会再生产，以及与以上再生产理论进行对话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的文化抵制理论，美国社会学家迪马乔（P.DiMaggio）基于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身份群体理论提出的文化流动理论等皆为代表性的理论。以上的理论既是对社会流动和教育平等问题的探究，也是对西方社会工业时代、后工业时代教育领域中弱势群体的关注。

处于现代化进程和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同后工业时代的西方社会存在较大差异，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社会转型与全球化进程的背景之下，同样面临着教育公平的社会问题。李书磊在《村落中的“国家”：文化变迁中的乡村学校》第五章“教育循环”中引申出教育公平的问题，即如何平衡教育培养与选拔的双重功能，兼顾有效和公平的双重原则［2］150。再生产理论是分析教育不平等的有力工具。学校作为村落中的国家机构，再生产既定的社会结构和主流文化。从皮埃尔·布迪厄的“资本”概念理解，家庭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属于个人参与社会阶层流动的先赋性因素，个体后天所获的文化资本属于获致性因素，获致性因素主要是指教育［8］。李书磊对城乡分立造成的社会流动与教育公平问题做出的解释也关涉获致性因素和先赋性因素。

首先，获致性因素——学校教育。

第一，学校教育内容与乡村生活相脱离。

学校和村落处于相对隔离的状态，表现在学生家长的态度上：不了解校园与课堂、从众送孩子上学、对学生上大学朦胧而强烈的期望、家长权威的日渐衰微；在教学内容上，自然科学和语文知识教育指向城市和工业体系生活，对乡村中最渴望的农业科技知识回应甚微。

第二，从乡村向城市的人才流动。

李书磊在《村落中的“国家”：文化变迁中的乡村学校》中通过丰宁满族自治县初中至高中的升学率、《1997年高中录取名单》为我们展现了丰宁满族自治县人才流向的事实——从乡村到城市的地域流动，底层人口的向上流动；村落中的学校作为培养现代人才的国家机器，主要产出城市精英、城乡之间游离的人群、乡村里“多余的人”，相应产生了大城市和发达地区人才过剩、从乡村走出去的精英人才寥寥无几、人才回归乡土却没有用武之地的困窘。

第三，学校教育对乡村的回馈。

李书磊认为，学校教育对学生和家庭而言是有益的，但是对乡村的回报甚微。现行学校教育的城市指向性导致学校课程对乡村生活的改变和发展仅仅带来了附带产生的结果：提高了学生的科学文化水平和文化消费能力；教育体系和乡村之间的疏离，无法为乡村生活和生产带来实质性的改变，乡村社会遵循旧的传统、惯例、技能。

其次，先赋性因素——社会资本和家庭文化资本。

乡村作为经济和文化资源的贫困地区同拥有雄厚资源的城市地区竞争，难免付出一定的代价。

一方面，学生家长将教育视为一种产业，出于对“读书改变命运”的期待，即使是在“分配难”的情况下，家长依然保持教育投资的积极性，但是素质教育对乡村学生和家长来说是一种奢侈。

另一方面，与城市学生相比，乡村学生在文化资本继承方面不具备优势，不仅体现在学习“城市—工业”体系知识方面，而且体现在家庭教育方面。《村落中的“国家”：文化变迁中的乡村学校》有这样一段描述：“教师的孩子学习成绩好大概是乡村区域中的一种常见现象，因为乡村地方没有普遍的社会文化积累，教师所拥有的一点知识私有的优势就极为明显了。”［2］150—151

在城乡分立格局下，乡村学生在获致性因素——学校教育与先赋性因素——社会资本和家庭文化资本两方面均不具备优势。李书磊对此并非抱着绝对的消极态度，他认为，对乡村学生而言，凭借学校教育的选拔和培养双重功能实现向上流动是较为适切的选择。丁月牙也强调学校教育积极能动性的一面，结合皮埃尔·布迪厄和安东尼·吉登斯的实践理论，从行动者视角看到的社会变迁中的甲左水族村寨具有不一样的教育空间，认为学校教育为乡村学生“走出去”提供了必要的流动资本和流动路径；具有自由意志和实践能力的个体行动者给村寨回馈了或有形或无形的资本，推动了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革新，促进了社会资源分配方式和社会关系结构的变化［9］。

总体来看，现代乡村学校教育对社会流动、教育公平具有两面性，我们需要根据特定的历史阶段、具体的现实情境、动态的社会发展等进行检验和解释。

五、结语

《村落中的“国家”：文化变迁中的乡村学校》是推动我国民族教育学、教育人类学、教育社会学等学科领域研究进一步发展的重要著作。李书磊于1999年6月23日初到丰宁满族自治县，从调研到成书历时四个月，以敏捷、精深、扎实的写作功底为读者生动描摹了一个“村落中的国家”，字里行间流露着对处于文化变迁中的乡村学校深深的悲悯情怀和气质。“村落中的国家”为民族教育学、教育人类学、教育社会学开展关于“教育与文化变迁”的研究提供了富有创造性的观点和视角，此观点被不少学者继续拓展和深化。《村落中的“国家”：文化变迁中的乡村学校》对文化史和文化符号体系的意义阐释，解读着历史过程和符号世界中的乡村学校教育、个体社会实践、心理与国家之间极为复杂关联的文化意义。李书磊基于“课堂观察”“教育循环”“两校比较”，着重反思城乡二元分立格局下的社会流动和教育公平问题。此项研究距今虽然已经二十多年，但是对思考社区文化和乡村教育、当代教育模式、教育公平等问题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