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尚往来
——宋、辽、金、西夏之间的遗留礼研究

□戴鹏燕 陈 玮

开宝九年（976），宋太祖崩，“内出遗留物颁赐诸臣亲王，遣使赉赐方镇”［1］2849。以大行皇帝之遗物赐予中央和地方官员，这是前朝未有的现象，亦是宋朝在礼制方面的创新之举。宋太祖后，将大行皇帝或皇太后遗物赉赐宗室朝臣或邻边政权的遗留礼制度在宋朝发展成为定制。起初赉赐的对象主要为诸臣、亲王以及方镇，后来赉赐对象范围逐渐扩大。据《宋会要辑稿·历代大行丧仪》记载，乾兴元年（1022），真宗崩逝，内出遗留物赐“近臣学士以上、军职都虞候以上，袭衣、金带、鞍马、器币有差”［2］1328。治平四年（1067），英宗崩逝，赉赐对象进一步扩大为辅臣、宗室、两制、杂学士、待制、御史知杂、三司副使、修起居注、正刺史、閤门副使以上［2］1347。不仅如此，宋朝还遣使向辽、金、西夏等周边政权赉赐大行皇帝、皇太后遗物，作为回应，辽、金、西夏乃至安南也曾多次遣使向宋朝馈赠大行皇帝、皇太后或国主、国主母遗物，这种你来我往的交聘关系构成了这一时期交聘制度的一大特色。

关于宋、辽、西夏、金之间的遗留礼研究，聂崇岐在《宋辽交聘考》中涉及并对其进行定义：“以本朝大行皇太后或皇帝遗留物馈遗邻邦者曰遗留礼信使，或称遗留国信使，简称遗留使。”“国遭新丧，在位之君必以大行帝后所用衣饰什物，致馈邻邦帝后，是为遗留物。”［3］李辉在《宋金交聘制度研究（1127—1234）》中对南宋与金朝的几次遗留物往来亦有涉及。《中国礼制史·宋辽金夏卷》中提及宋太祖崩逝后“内出遗留物颁赐诸臣亲王，遣使赉赐方镇”，是史料中关于遗留礼的首次记载。然而如果对赠送遗留物进行溯源，根据《册府元龟》记载：后唐庄宗同光二年（924）五月，“故秦王李茂贞遣使王修进遗留礼物水晶鞍、盘龙玉带、玛瑙酒杯、翡翠爵、琉璃瓶、玳瑁唾盂、银莲花座、珊瑚树一株、军器、缯丝锦等”［4］1878，以及根据《辽史》“（会同）六年春二月乙卯，晋遣使进先帝遗物”［5］52的记载，赠送遗留物的最早起源可追溯至五代，只是当时这种行为是偶发事件，并没有像宋代那样形成定制。

一、献礼次数规模

据史料记载，北宋时期宋向辽献遗留物共计8 次，其中献大行皇帝遗物6 次，这六位皇帝分别为宋太祖、宋真宗、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和宋哲宗；献大行皇太后、太皇太后遗物2 次，分别为真宗章献明肃皇后和英宗宣仁圣烈皇后。同一时期辽向宋献遗留物共计6次，其中献大行皇帝遗物3次，这三位皇帝分别为辽圣宗、辽兴宗和辽道宗；献大行皇太后遗物3 次，三位皇太后分别为辽景宗睿智皇后萧氏、辽圣宗钦哀皇后萧氏和辽兴宗仁懿皇后萧氏。南宋时期宋向金献遗留物共计4次，其中献大行皇帝遗物3次，献大行皇太后遗物仅1 次，为显仁皇后韦氏。同一时期金向宋献遗留物共计3次，这三位皇帝分别为金太祖、金世宗和金章宗。李辉在其《宋金交聘制度研究（1127—1234）》中写到，“金向宋献遗留物仅见二例：大定二十九年，致世宗遗留物；嘉定二年致章宗遗留物”［6］。今据史料所载补充一则：金于天会二年（1124）遣高术僕古以金太祖遗留物使宋，由此可将金向宋献遗留物的起始时间推进至金朝初年。

综上，宋朝自太祖时就有将大行皇帝、皇太后遗留物赉赐辽朝的先例。在真宗朝及之后的五朝更是不曾间断，直至徽、钦二帝被掳北上才被迫中止。作为回应，辽朝自辽圣宗时起开始向宋朝赉赐大行皇帝、皇太后遗留物，直至天祚帝时才因亡国而终止。到南宋时期，南宋和金延续了北宋和辽在互赐遗留礼上的交聘往来，只是这一时期尤其是在金朝后期这种往来不如北宋与辽那样频繁和固定。

除此之外，宋、辽还向西夏赐大行皇帝、皇太后遗留物。其中，宋朝向西夏赐大行皇帝、皇太后遗留物共计4 次，分别为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和真宗章献明肃皇后；辽朝向西夏赐大行皇帝、皇太后遗物共计2 次，分别是辽兴宗与辽兴宗仁懿皇后萧氏。作为回应，西夏向辽进遗留物共计4次，分别为李继迁、李元昊、李谅祚和李秉常；西夏向金进遗留物1 次，为李仁孝。相对于西夏在遗留礼方面对辽、金的积极回应，两宋期间西夏仅在秉常时期献其母梁太后遗留物和乾顺时期向宋献其父秉常遗留物。宋哲宗元祐年间，反变法派一改神宗时期的积极拓边政策，转向弃地求和。李秉常献其母梁太后遗留物的这一事件受到高太后的重视，诸如范纯仁、吕大防、司马光等人皆受命上言。吕大防认为西夏“今数遣使入朝，而不早布诚款者，盖苟欲观望迁延，不敢先发以示弱”［7］8793。主和派范纯仁认为西夏此举实则是为探听虚实，如果宋朝厚礼以待，西夏便“接续肯来”。范纯仁从道义、国威尊严等方面论证求和的益处，认为应该效法先朝做法，对西夏加以厚礼笼络。最终，宋朝在朝野的一片求和呼声中接受了西夏的这一示好之举。之后乾顺向宋献其父秉常遗留物，宋朝也下诏册封乾顺为夏国主。在这两次时间相距不远的进遗留物后，由于哲宗、徽宗两朝施行积极拓边的政策，宋夏双方在此之后就没有了遗留礼上的交聘往来，其他方面的交聘往来也大大减少。

两宋期间遗留礼已成为定制，所派遗留礼使者和所赐遗留物也形成了一定规模。以南宋初期两次赉赐金朝所派使臣队伍和遗留物为例。根据《宋会要辑稿·奉使》记载，淳熙十四年（1187），宋高宗遗留金国信使师鲁等上言：

“遗留礼信宝物并增添礼物浩瀚，参照得绍兴二十九年遗留例，系差礼物官五员，今来止有礼物官文臣一员，及步军司差到部辖下节军兵正将一员充上节礼物官，委是阙少官属。欲乞吏部更差有出身官一员充上节礼物官，同共相兼掌管。……今来遗留宝物等，除已降指挥增添二只外，续承十月二十五日省札，降金器二千两、银器二万两、匹物二千匹，比之常年例系增一倍。今参照绍兴二十九年遗留差破座船二十二只，乞札下两浙、淮南转运司差拨。”从之。……诏令户部同所属依绍兴二十九年例数目支降。［2］4447

由此可见，按照惯例宋朝派遣的遗留使臣团队共计五人，除见诸史料记载的正使、副使各一人外，依据《辽史·宋使进遗留礼物仪》，笔者推断其余三人应该就是《辽史·宋使进遗留礼物仪》中在遗留使、副及告哀使后觐见的遗留使从人。关于所献遗留物的规模，上所引《宋会要辑稿·职官五二·奉使》中有所涉及。此外，在宋人周所撰《清波杂志》中保存有一份完整的遗留礼物清单，这份清单是宋高宗时期显仁皇后韦氏崩逝后遗赠金朝的礼物清单，清单内容具体如下：

显仁上仙，遣使告哀北虏，并致遗留礼物：金器二千两，银器二万两，银丝合十面，各实以玻璃、玉器、香药，青红捻金锦二百匹，玉笛二管，玉觱篥二管，玉箫一攒，象牙柏板一串，象牙笙一攒，缕金琵琶一副，缕金龟筒嵇琴一副，象牙二十株。［8］269

经过比较，两则史料所言及礼物皆包含“金器两千两，银器两万两”，师鲁所言更是直接表明宋高宗遗留物体例是“参照得绍兴二十九年遗留例”，并有所增加。然而即便是如此厚礼，金朝皇帝在宋高宗遗留金国信使朝辞时还是“以所献礼物中玉器五、玻璃器二十，及弓箭之属使还遗宋，曰：‘此皆尔国前主珍玩之物，所宜宝藏，以无忘追慕。今受之，义有不忍，归告尔主，使知朕意也’”［9］200。此话实则是金朝皇帝“怪其礼物薄”，又因大臣规劝“此非常贡，责之近于好利”［9］2050而退还部分所献遗留礼物以示不满，这也从侧面反映了遗留礼物之厚重。可见，宋朝赉赐金朝大行皇帝、皇太后遗物价值不菲且种类丰富。

二、献礼程序形式

关于遗留使进献遗留物的礼仪程序，《辽史·宋使进遗留礼物仪》完整记载了宋朝遗留使向辽朝皇帝进大行皇帝、皇太后遗留物的礼仪程序。其具体如下：

百官昧爽朝服，殿前班立。宋遗留使、告登位使副入内门，馆伴副使引谢登位使就幕次坐。馆伴大使与遗留使副奉书入，至西上閤门外毡位立。閤使受书匣，置殿西阶下案。引进使引遗留物于西上閤门入……遗留使副西上閤门入，面殿立。閤人引使副西阶上殿，附奏起居讫，引西阶下殿，于丹墀东，西面鞠躬，通名奏“圣躬万福”，如告哀使之仪。谢面天颜，谢远接、抚问、汤药。引遗留使从人见亦如之。次引告登位使副奉书匣，于东上閤门入……皆如遗留使之仪。宣赐遗留、登位两使副并从人衣物，如告哀使。应坐臣僚皆上殿就位立，分引两使副等于两廊立。皇帝问使副“冲涉不易”，丹墀内五拜。各引上殿祗候位立。大臣进酒，皇帝饮酒。契丹通，汉人赞，殿上臣僚皆拜，称“万岁”。赞各就坐，行酒殽、茶膳、馒头毕，从人出水饭毕，臣僚皆起。契丹通，汉人赞，皆再拜，称“万岁”。各祗候。独引宋使副下殿谢，五拜。引出。控鹤官门外祗候，报閤门无事，供奉官卷班出。［5］843-844

由上述史料可得，宋朝遗留使向辽朝皇帝进献大行皇帝、皇太后遗留物的大致程序就是：进献遗物当日，辽朝“百官昧爽朝服，殿前班立”，遗留使、告登位使进入内门。首先，由馆伴大使与遗留使副奉国书入至西上閤门，合使领国书并将其置于“殿西阶下案”。接下来由引进使引遗留物自西上閤门入，遗留使副亦从西上閤门入，再经舍人引“自西阶上殿，附奏起居讫，引西阶下殿，于丹墀东，西面鞠躬，通名奏‘圣躬万福’……谢面天颜，谢远接、抚问、汤药”。接下来遗留使从人觐见，礼仪与“遗留使副”相同。接下来“告登位使副奉书匣，于东上閤门入……皆如遗留使之仪”。遗留使、告登位使皆行礼完毕后，辽朝皇帝宣赐使者衣物，进遗物环节结束。进遗物礼毕后，辽朝赐宴招待宋使，宴席上“大臣进酒，皇帝饮酒。契丹通，汉人赞，殿上臣僚皆拜，称‘万岁’。赞各就坐，行酒殽、茶膳、馒头毕，从人出水饭毕，臣僚皆起。契丹通，汉人赞，皆再拜，称‘万岁’。各祗候。独引宋使副下殿谢，五拜。引出”。礼毕。

三、献礼物类名色

（一）宋遗留物

（乾兴元年）命度支副使户部郎中薛田、东染院使李余懿使契丹，送大行皇帝遗留礼物。礼物有金饰玳瑁饮食灌器、象牙摞车渠注碗、碧车渠琥珀杯、白玉翠石茶器、衣五袭、通犀碾玉带、金饰玳瑁乐器、金饰七宝玛瑙鞍勒马、玉鞭、饮器皿一事、锦彩三千匹、御酒、名果。（《宋会要辑稿·蕃夷二·辽下》）［2］9744

（治平四年正月）十四日，夏国主、交趾郡王、西蕃角厮啰等，各遣使赐银、绢、袍、带、鞍辔马有差。（《宋会要辑稿·礼二九·历代大行丧礼上·英宗》）［2］1347

以上两则史料分别记载的是宋真宗崩逝后遗赐辽朝的遗留物和宋英宗崩逝后遗赐西夏、交趾、角厮啰等邻边政权的遗留物，与上文所引南宋时期宋高宗和显仁皇后韦氏崩逝后赉赠金朝的遗留礼相比，北宋时期遗留物主要以器物为主，更能代表遗留物的本意。南宋时期，遗留礼物在器物的基础上又添加“金器二千两，银器二万两”。由此可见，宋、金之间遗留礼的意义发生了转变，逐渐为经济利益所掩盖。此外，宋朝在赉赐大行皇帝、皇太后遗留物时，将西夏、交趾、角厮啰置于同样的位置，可见即便在西夏建国后，宋人仍旧视其为藩属国，因而所赐的遗留物远不如赉赐辽国的遗留物那样厚重，这点在后文使臣的派遣上也可以得到印证。

（二）辽、夏遗留物

（大中祥符三年）九月十一日，契丹遣临海军节度萧曷领、给事中室程，奉其母（引省注：辽景宗睿智皇后萧绰）遗书及遗物玉钏、琥珀、璎珞、玛瑙瓶盘、犀玉壸、良马等来上。（《宋会要辑稿·蕃夷二·辽下》）［2］9739

（元丰八年十二月）丙寅，夏人以其母遗留物、马、白驼来献。（《宋史·哲宗本纪》）［1］320

以上两则史料记载的分别是辽朝、西夏赠予宋朝的遗留物，关于辽、西夏遗留物的史料记载不多，从这两则史料可以看出辽朝和西夏所进的遗留物也是以器物为主。同时，由于境内畜牧业发达，在遗留物中也有马、白驼等牲畜。但总体来看，辽和西夏所进的遗留物无论是数量上还是种类上都远不及宋朝丰富。

四、献礼派遣使臣

（一）宋遗留使

目前见于史籍记载名字、官职的宋朝遗留使：

（乾兴元年）命度支副使户部郎中薛田、东染院使李余懿使契丹，送大行皇帝遗留礼物。（《宋会要辑稿·蕃夷二·辽下》）［2］9744

（明道二年四月三日）命翰林学士章得象充契丹遗留国信使，崇仪使安继昌副之；……供备库副使李用和持遗物赐西平王赵德明。（《宋会要辑稿·礼三二·后丧二·章献明肃皇后》）［2］1452

（嘉祐八年夏四月癸酉）命引进副使王道恭告哀契丹，左藏库副使任拱之告哀夏国。拱之仍齐赐大行遗诏及遗留物。《续资治通鉴长编·仁宗》［7］4794

（元丰八年四月）十八日，中书舍人王震假龙图阁直学士，充大行皇帝遗留北朝礼信使，内殿承制骞育假供备库使副之。（《宋会要辑稿·礼二九·历代大行丧礼上·神宗》）［2］1354

（元祐八年九月）二十二日，中书舍人吕陶假龙图阁直学士，为大行太皇太后遗留北朝国信使，左蔵库使郝惟立假西上閤门使副之。（《宋会要辑稿·礼三三·后丧三·宣仁圣烈皇后》）［2］1481

（元符三年二月）二十九日，命尚书工部侍郎杜常假龙图阁直学士，为大行皇帝遗留辽国礼信使，閤门通事舍人朱孝孙假西上閤门使副之。三月……九日，河北路计（定）［度］转运副使吴安宪假宝文阁待制，充大行皇帝遗留北朝礼信使，以杜常至澶州称疾而回故也。（《宋会要辑稿·礼二九·历代大行丧礼上·哲宗》）［2］1361

（绍兴二十九年）十［一］月七日，诏左太中大夫、参知政事贺允中充皇太后遗留使，保信军节度使、领閤门事、兼客省四方馆事、提点皇城司郑藻副之。（《宋会要辑稿·职官五一·国信使》）［2］4444

（淳熙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诏：权礼部侍郎颜师鲁假户部尚书，充太上皇帝遗留金国信使；武翼郎、前权发遣盱眙军高震假福州观察使、知閤门事、兼客省四方馆事副之。（《宋会要辑稿·职官五二·奉使》）［2］4447

（绍熙五年六月）二十八日，诏朝请大夫、试司农卿林湜假朝请大夫、试吏部尚书、宜春县开国侯、食邑一千户、食实（俸）［封］一百户、赐紫金鱼袋，充遗留礼信使；武经郎、閤门宣赞舍人游恭，假泉州观察使、右卫上将军、仁和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副之。（《宋会要辑稿·礼三十·历代大行丧仪下·孝宗》）［2］1373

（庆元六年）十月一日，诏朝散大夫、吏部郎中、兼删修敕令官丁常任假朝议大夫、工部尚书、清化郡开国侯、食邑一千户、食实封一百户、赐紫金鱼袋，差充太上皇帝遗留礼信使；武翼郎、左骁卫中郎将郭掞假严州观察使、知閤门事、兼客省四方馆事、安仁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副之。（《宋会要辑稿·礼三十·历代大行丧仪下·光宗》）［2］1401

从以上史料可知：第一，负责进献或赉赐大行皇帝、皇太后遗留物的使臣称“遗留国信使”“遗留北朝国信使”“遗留礼信使”“遗留辽国礼信使”，皆可简称遗留使。第二，遗留使的人员构成一般为一正、一副、三从人。第三，从官品上看，使辽的正使中有正三品翰林学士、从三品尚书工部侍郎、正四品中书舍人及左太中大夫、从六品朝请、朝散大夫；副使有从二品节度使、正七品武翼大夫、从七品武翼郎、閤门宣赞舍人，而出使西夏的使臣官品为从七品武翼郎。由此可见，在使臣的派遣上辽朝的地位要远高于西夏。使者乃一国门面，在完成出使任务期间，一旦国威受损，后果不堪设想。在那时，使者出使是一次冒险，时常需要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从危机中斡旋。绍兴二十九年（1159），贺允中为韦后遗留使使金，席间金故意以宋叛将孔彦舟押宴并按例赐花，贺允中以国丧辞，金人不满，贺允中最终以命相抗才得以幸运脱险。因而这次出使回宋后，贺允中便上言金人“势必败盟，宜为之备”。

（二）辽遗留使

目前见于史籍记载名字、官职的辽朝遗留使：

（统和）十八年，北院枢密使韩德让举合卓为中丞，以太后遗物使宋。（《辽史·萧合卓传》）［5］1286

（大中祥符三年）九月十一日，契丹遣临海军节度萧曷领、给事中室程，奉其母遗书及遗物玉钏、琥珀、璎珞、玛瑙瓶盘、犀玉壸、良马等来上。（《宋会要辑稿·蕃夷二·辽下》）［2］9739

（天圣九年冬十月）己酉，契丹遣工部尚书萧德顺、崇禄卿李可封以隆绪遗留物来献。（《续资治通鉴长编·仁宗》）［7］2569

（至和元年）十二月，契丹遣左宣徽使、左金吾卫上将军萧运，翰林学士、给事中、史馆修撰韩运，来献遗留物。（《宋会要辑稿·蕃夷二·辽下》）［2］9748

（嘉祐三年五月）甲午，契丹遣林牙归德节度使耶律嗣臣、右谏议大夫刘伸，来献其国母遗留物。（《续资治通鉴长编·仁宗》）［7］4511

（熙宁九年）八月九日，北朝遣林牙、怀化军节度使萧质，副使翰林侍读学士、谏议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成尧锡，为遗留使。（《宋会要辑稿·蕃夷二·辽下》）［2］9753

从以上史料可知：辽朝派遣遗留使通常为二人同行，其中一人为契丹贵族如萧曷领、萧德顺、萧运、耶律嗣臣和萧质，而使臣团队的另一人多由汉人文臣担任，其中现有史可查的李可封和刘伸皆是南京贡院科举进士出身，可见辽朝派遣使臣的这种搭配应该是在充分考虑语言沟通基础上进行选择的。

（三）金遗留使

关于金朝派遣遗留使臣的记载不多：

（天会二年四月），以高术僕古（《宋史》写作富谟弼）等充遗留国信使，高兴辅、刘兴嗣充告即位国信使如宋。（《金史·交聘表上》）［9］1391

（淳熙十六年三月）戊午，金遣张万公等来致遗留物。（《宋史·光宗本纪》）［1］695

（嘉定二年，春正月）庚申，金遣蒲察知刚来献遗留物。（《宋史·宁宗本纪》）［1］752

在以上三条史料记载的使臣中，高术僕古、蒲察知刚在《金史》等史料中无传，因而其生平无从知晓。除此之外，淳熙十六年（1189）以金世宗遗物使宋的张万公为金东平府东阿（今山东东阿县南27 里渔山乡旧城村）人，正隆二年（1157）张万公由进士及第入仕，淳熙十六年（1189）以金世宗遗物使宋，泰和七年（1207）年薨，谥曰文贞，大安元年（1209）得以配享金章宗庙庭，是金章宗时期的一位重臣。

（四）夏遗留使

西夏派遣的遗留使臣见于史籍记载的仅一次。《金史·交聘表下》记载：“（明昌四年）十二月甲午朔，夏殿前太尉咩铭友直、副使枢密直学士李昌辅奉遗进礼物。”［9］1461其正使为殿前太尉，副使为枢密直学士。通过《金史·交聘表》不难发现，在金朝时期西夏派遣的使臣中正使大多为殿前太尉，副使中以枢密直学士担任者也不在少数，由此可见在选派使者方面西夏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经验和标准，礼制也逐渐完备。

结语

自唐代以来，在中国周围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到了宋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更加精致成熟，有着强大的辐射力与汇聚力。遗留礼就是这样的一个力证，在宋的带动下，辽、金、西夏乃至交趾、角厮啰都被纳入到这一交聘体系中。中国古语有云：“礼尚往来，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10］2665法国马塞尔·莫斯社会学著作《礼物》中亦有同样的论述，即“人们之所以要送礼、回礼，是为了相互致以和报以‘尊敬’（respects）——正如我们如今所谓的‘礼节’”［11］81。而从社会心理方面来讲，“拒绝赠予、不做邀请，就像拒绝接受一样，无异于是宣战：因为这便是拒绝联盟与共享（communion）”［11］21。与此同时，马塞尔·莫斯还提出回礼是义务性的，是被期待的，而且要和收的礼物相当。从一定意义上讲，赠予者送出的礼物并没有消失，相反这些礼物在另一个地方进行再生产，假以时日赠予者将会得到增值后的“礼物”。北宋时期宋、辽之间稳定的遗留礼往来就完美地履行了赠礼和回礼的义务。当然，“被期待”的回礼并不一定都会如期而至，那么不进行回礼就意味着拒绝回报，“不想做回报就是害怕被‘压倒’。事实上，这就已经被‘压倒’了，这会使他的名字‘失去分量’；这或者是在要事先就自认卑下，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是要宣称无敌”［11］66-67。因此基于国力，宋朝对辽、西夏在遗留礼上就一直保持着主动地位，而对金朝就更多是处于弱势地位。遗留礼上的往来既是政权间和平关系的表现，反过来又能促进和维护政权间的友好交流互动，然而一旦这种平衡关系发生变化，背后隐藏的必然是政治局面的动荡或政权的更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