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的西夏学研究
——东方学研究的精粹①

□［俄］谢德照著 麻晓芳译

一、引言

西夏学的研究史即使在东方学家中也并非人人皆知，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即使到了今天这一研究领域仍然保留了许多所谓“古典东方主义”（Classical Orientalism）的特征，这在东方学很多其他研究领域已经缺失了。甚至现今的西夏学研究也十分接近百年前的东方主义：这里聚集了数十位几乎彼此都相识的研究者，西夏学研究的一般书目仅有数百部，所以与其他领域不同，西夏学者很容易了解到本学科领域内的新成果。俄国的西夏学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它的历史。尽管并不关涉很多学者，但这是一段极具戏剧性的历史，展示了多位著名学者的悲剧性命运。因此我也确信这是一段值得广为人知的历史。

二、俄国西夏学史

唐古特（Tangut）这个名字最早被提到的是在公元735年东突厥汉国统治者毗伽可汗（Bilge Khagan）碑的铭文。显然当时已经存在一种说藏缅语（似乎是羌语支语言）的族群，他们居住在青藏高原东北部以及现今中国甘肃省境内，自称在7世纪下半叶，党项族（“唐古特”与“党项”很可能是某一词音译自突厥语后又音译成了汉语）已经足够强大，这个部族被认为是唐朝最危险强大的附属国之一：从唐宋时期开始，党项族的拓跋氏皇室就被赋予了使用皇姓（“李”，后来是“赵”）的特权。881年拓跋思恭②当定难节度使（今陕西榆林），管理夏州。10世纪末，党项人半依附于宋朝建立了在汉文史籍中被记录为西夏（唐古特文国名可译作“大白高国”）的朝代。党项人足以成功对抗当时毗邻的契丹、回鹘、汉、藏等民族。1038年，党项的统治者李（曾用拓跋、赵等，后改嵬名i）元昊宣布称帝④。当时脱离汉人统治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创制一种新的文字，如契丹文和女真文的创制。

据我们所知，那时文字的创制纯粹是一个政治性的决定。新文字创制后，似乎大部分党项人（特别是社会名流）仍然阅读和讲汉语，还有一部分党项人使用藏文。所以日常生活中的党项人很可能仍然继续使用汉、藏语言文字。党项人的精英阶层几乎都是双语使用者（包括藏语在内，甚至是三语使用者）⑤，党项文化和生活全部是在汉、藏、草原、中亚（丝绸之路）文化的强势影响下形成的。因此，元昊命令大臣野利仁荣指导学者们于1038年创制了西夏文字。在西夏文献中，野利仁荣被称作显然参与创制文字的学者深受汉人文化传统的影响，部分参与者甚至可能是汉人或者熟悉汉文化的人。尽管如此，西夏文字并不仅仅是汉字的仿制品，而是一个强大的对手。它的创制运用了当时所有汉语语文学和词汇学的精妙工具。唐古特学者之所以能够创造出一个非常精妙和成熟的文字书写系统，是基于原创以及非汉字基础上的灵感。⑦当然，党项文字并非强制使用，但是国家层面独创性的文字才是西夏真正独立的标志。

1227年，成吉思汗率领蒙古铁骑攻破西夏，存活下来的党项遗民成为古代最庞大的蒙古帝国的组成部分。《元史》记载的元朝（1260—1368）帝师传记中⑧，我们很容易发现党项人的官员。似乎被征服的党项人成功地联结了蒙古人和藏人，使佛教在蒙古贵族中传播开来。一个有趣的模式就是皇帝与帝师之间的关系。帝师是佛教僧侣的首领，这一称号很可能是蒙古借自西夏的［1］85-111。与此同时，西夏晚期精英阶层与普通百姓并不相同，他们仍然居住在西夏故地（元代西夏中心地区沿用了已有的名称“宁夏”）。知识分子与贵族之外的平民当时更多的情况是毫无选择地融入汉人或者藏人。根据18世纪藏文史料中记载，藏人称党项人为“木雅（或弥药）”（）。一些西藏贵族，例如最著名的锡金国王也声称自己是党项人的后裔。一些党项人（可能大部分）皈依了伊斯兰教。元代的穆斯林被归为色目人，色目人与权力中心关系密切，其中很多人来自中亚。党项人的故地在元朝的地界中，也是穆斯林聚集的地方。

蒙古的统治覆灭后，党项人的情况进一步恶化。党项人的领地经过一些残酷的战争后由明朝（1368—1644）统治。明朝统治者尽最大努力防止蒙古人的入侵，其中一个政策就是镇压元朝时期是蒙古人盟友的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西夏故地被认为是可疑地区：其边界与草原毗邻，所以党项人显然是“通敌者”之一。因此，明朝军队摧毁了党项人的城市，人民流离失所。西夏语言和文字虽然在一些寺院又继续流传了几代人（至少一直流传到16世纪初），最终也难免消亡。这就是党项文明的终结：人民被驱逐乃至被汉、蒙古和藏人同化⑨；城市被烧毁、被汉人重建或变为了沙漠。

但是，这并不是终点：书有自行。⑩

正如前文所述，唐古特人早在八世纪就为人所知。但是这并不是他们真正的名字，他们自称Мi-ndzi^wо（）。第二个字是“人”，第一个字“弥”是一个精心设计的用来指西夏语（和藏语）“人”的符号。［2］I133很可能“唐古特”（Tangut）是一个突厥语词，很早被蒙古语借用，并持续使用至西夏灭亡直至党项人及其文化衰落消亡。我们知道19世纪蒙古人把西藏东北部好战的游牧部落（青海湖地区，历史上安多北部地区）称之为唐古特。这些游牧部落中一些是藏人，如沟楼（Goloks），但也有一些是被藏人同化的蒙古人。部分阿拉善的瓦剌人在19世纪末皈依了伊斯兰教，这些人被称作黑唐古特人（Black Tanguts）。巧合的是，正是这些人控制着黑水城遗址，也是黑唐古特人参与了科兹洛夫的发掘工作。

在欧洲，“唐古特”一词很早就为人所知。从吕布鲁克特别是马可波罗的描述中，这一地区（）的城市是蒙古帝国的一部分，但是却没有提及这一地区的人民有什么鲜明特征。他主要描述了这片土地上的自然资源，例如大黄（rhubarb）以及在麝上采集到的麝香等，这些在当时及后来的西方都非常珍贵。拉穆西奥（Giovanni Battista Ramusio，1485—1557）以及著名百科全书作家阿塔纳斯?珂雪（Athanasiusvon Kircher，1602—1680）都曾提到过唐古特并将唐古特描述为盛产大黄的地方。珂雪的著作对于理解“唐古特”这一名称的意义十分重要，其部分资料来源于奥地利传教士白乃心（Johann Grueber，1623—1680）的描述。受到满语的影响。白乃心在提到西藏（Tebet）时使用了西夏（Tangut）一词。我们必须指出：尽管据我们所知使用满语的人没有任何可能性会遇到当时的西夏人，但Tаnggūt仍然是表达与西藏有关事物和西藏人的唯一术语。这不能用蒙古语的影响来解释。蒙古人对西藏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词，这个词也见于17世纪中叶罗布桑丹津的《黄金史》（Altantovč）。当然，满语对几代汉学家都有重要影响，当时的汉学家往往选择满语作为了解中国的工具。很可能是在那个时候，汉语中出现了“唐古忒”或“唐古特”这样的术语，这个词就像在蒙古语里一样，用来指西藏东北部和东部边境的藏族或藏地人民。因此，当时西方的著作中多次出现的“唐古特作品”，很遗憾并非真正的“唐古特”，他们所说的都是藏文作品（至少是藏文字母书写的作品）。⑪

略早于一些中国学者开始关注党项历史之前，已有吴广成（1796—1850）开创性的著作《西夏书事》面世。这本书从汉籍中搜集了西夏有趣的史事，因其看起来更像是野史而非正史，并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但西夏的语言文字当时仍然无人知晓。从世界范围来看，直至19世纪末西方学者才发现并开始研究一些西夏文文献。1870年，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的同事，英国传教士与中国文学专家伟烈（Alexander Wylie，1815—1887）发表了一篇关于北京近郊居庸关云台券洞中六体石刻的文章［4］14-44。居庸关石刻铭文可以追溯至1345年，由梵文、藏文、八思巴文、回鹘文、西夏文和汉字书写，部分铭文的内容完全一致。伟烈对于石刻内容的判断是正确的，这是一段梵文陀罗尼的转写。但是关于西夏文部分，他误判断作女真文。1882年，法国外交家、历史学家以及语言学家戴维理亚（Gabriel Devéria1844—1899）发表了关于宴台女真进士题名碑的文章［5］173-186。文中戴维理亚提出居庸关券洞中的铭文一定不是女真文，很可能是西夏文。1895年，在罗兰?波拿巴王子（Rоlаnd Nароléоn Bоnараrtе，1858—1924）委托下，居庸关石刻的全部铭文得以刊布，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先生（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分析了全部西夏文陀罗尼部分。即使在沙畹的分析中，西夏语的来源仍然是非常不确定的假设。［6］直至1898年，这一问题才最终被解决。戴维理亚发表了关于凉州大云寺夏汉对照感通塔碑的文章，碑文中的一种文字与居庸关铭文使用的文字相同［7］［8］53-74。感通塔碑汉字部分记录了该碑文1094年使用西夏文字刻写。尽管这是何种文字这一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是陀罗尼显然并不是真正分析研究西夏文字的好材料，这些字的主要功能仅仅是为了转写梵文字母。

此前，最初尝试破解西夏文字的是医生兼东方学家卜士礼（Stephen Wootton Bushell，1844—1908），他在关于西夏钱币的论文中谈到了对37个西夏文字的解读，这些文字主要与历法和数字相关［9］142-160。但是这些语料的运用也十分有限。

1904年，法国大使馆的翻译毛利瑟（George Morisse，？—1910）发表了西夏文《妙法莲华经》相关文章［10］。1900年八月，他与法国驻上海领事馆的翻译费尔南?贝尔多（Fern and Berteaux，?—1928）和年轻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一起在北海被盗劫破坏后的白塔寺附近发现了这部佛经⑫。如所周知，白塔寺是1651年为接待五世达赖喇嘛修建而成，在修建过程中很可能收集了北京周边寺院的佛经来为新塔装藏，其中就有西夏文佛经。但是不幸的是，其他一些文章（包括本文的早期版本）都犯了一个错误，误认为白塔寺是距离北海2.5公里元代中期的妙应寺（1279）。根据伯希和作为亲历者的描述，我们发现了这个错误，并很高兴能够纠正过来。

这六卷本的佛经后来被毛利瑟与贝尔多瓜分。毛利瑟拿到第一卷后，发现上面附了一张写有汉字的纸条，上面注明这部西夏佛经为《妙法莲华经》⑬。显然这张纸条应该是之前或者当时佛塔装藏时被不知名的某人写好后夹入佛经。这张带有注释的纸条对毛利瑟帮助非常大，他将西夏本与汉文佛经相对照，最终辨识出141个（根据索夫洛诺夫的计算）西夏字（另有14字存疑）以及75个用于转写梵文字音的西夏对音字。这些对音字中有些也见于居庸关券洞的陀罗尼对音字。此外，他还合理地假设西夏语一定是一种藏缅语。

毛利瑟最初使用的与汉文本佛经逐字对译的西夏文字解读方法后来成为了破译西夏语言文字最有力的方法之一。为了解释这种方法，毛利瑟在他的论文中插入了他分析的第一个经文残片的图版，同时附上了对应的汉文本。但是聂历山（，1892—1937）显然并未认真阅读毛利瑟的文章，他在《西夏研究小史》［11］以及《西夏语文学》［2］I19-32中写道：在毛利瑟发现之前，文献的第一页就曾被某位不知名的汉人全部解读过。但这一说法很快就被佛经发现者之一的伯希和明确否定［12］227。受聂历山文章的影响，很多研究成果中（包括本文的英文版）仍提及在毛利瑟之前就有无名的中国人解读过这部佛经，但这一观点显然是错误的⑭。

毛利瑟的工作也带动了后来两部重要的研究成果问世，即西夏研究的经典之作：罗福成的《西夏译莲华经考释》以及本哈第和查赫的《西夏语文评注》［13］232-238。这是西夏语研究的重大突破，但是进一步推进西夏学研究似乎举步维艰。因为佛经文献并不能够提供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相关材料，并且遗憾的是，可以作为语言研究的文本语料仅限于几种佛经。简而言之，学者缺少用于破译西夏语的工具，并且几乎也没有什么文献可供研究。

但是上帝对党项人还是仁慈的。在1907年，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学生彼得?科兹洛夫（，1863—1935）组织了一个名为蒙古—四川探险队，他们来到中国西部边境地区考察，其中一个目的地就是黑水城遗址⑮。1908年和1909年两年时间里，科兹洛夫在这座遗址发现了数百件绘画、雕塑（今藏于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14］。最重要的是他还发现了数百种不同类型的西夏文献⑯。唐古特人的语言文字重现世间，是沙漠将这些承载着语言文字的文献材料保存了下来。

科兹洛夫的考古发现不仅仅对于西夏文化研究非常有价值，俄国由此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西夏学研究。西夏文献收藏地被转移至圣彼得堡的亚洲博物馆⑰。当然，俄国学者最先能够研究这些十分有挑战性的新材料。我们认为科兹洛夫的发现不仅仅决定了西夏学的繁荣（特别是在俄国），而且开拓了东方学研究一个新的领域。在黑水城考古发现之前，西方学者较少使用“唐古特”这个术语，他们更喜欢用汉语“西夏”称呼这种新发现的语言文字。使用汉语术语的原因很明确，在科兹洛夫发现之前，学者们一直误认为西夏语言部分源自汉语。蒙古—突厥术语中的“唐古特”在俄国学者中相对更流行一些（可能是由于上文提及的普尔热瓦尔斯基的著作，这本书在科兹洛夫发现黑水城之前就已经出版），我们认为这很可能是俄国学者（受益于科兹洛夫的考古发现）的优势，他们真正赋予了这门学科“唐古特学”这个名称。⑱

黑水城的重大发现迅速引起了俄国学界注意。圣彼得堡大学年轻的汉学家伊凤阁（，1878—1937）在刚运抵圣彼得堡的西夏文献中发现了西夏—汉双语词典《番汉合时掌中珠》（）⑲。这本1190年由党项学者（，骨勒茂才）创制的字书才是西夏文字破译的“罗塞塔石碑”。1909年，伊凤阁发表了关于《番汉合时掌中珠》的一些研究成果［15］1221-1233。这篇小文（由于作者急于公布解读西夏语言文字的新进展，所以文中错误较多）极大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的西夏研究。1916年，著名德裔美国人类学家劳费尔（Bеrthоld Lаufеr，1874—1934）发表了重要研究成果，其中关于西夏语的很多结论都是正确的［16］1-126。

1912年，罗振玉（1866—1940）曾于日本在伊凤阁教授处见到《番汉合时掌中珠》一页，发现这本小字典对于西夏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次年他从伊凤阁处又借得九页并影印流传。1922年，伊凤阁在苏联驻北京大使馆担任翻译，罗振玉与他重逢后借到全部《番汉合时掌中珠》照片并令其子罗福成（1885—1960）抄写，1924年由天津贻安堂影印出版。这就是罗抄本的《掌中珠》［17］，也是中国最早的西夏学成果。伊凤阁在担任首席翻译这段时间里仍在继续西夏学的研究⑳。当时他曾经在20世纪初指导过的学生，日本学家聂历山来拜访他㉑。聂历山也是汉学家阿列克谢耶 夫（，1881—1951）的学生，他自1915年圣彼得堡大学毕业后赴日本深造，1917年俄国革命后他决定留在日本继续工作，从事日本人、阿伊努人和琉球人的语言、宗教和民俗的研究。1927年，聂历山还到台湾研究当地土著人使用的邹语。［18］［19］［20］［21］［22］255-488自1923—1924年（可能更早），他开始从事西夏学研究㉒。由于远离俄国，所以他的研究开展起来十分困难。1925年，伊凤阁给了他一些曾经带到北京的西夏文献和字典影印件，可能从那时候开始聂历山就决定转向西夏学研究。1926年，他在大阪发表了一篇藏语转写西夏词语的文章（在很多西夏文献中能够找到藏文手写注释，似乎一些党项人日常生活中还在使用藏文字母。这些注音可能由当时的藏地僧人所写，他们能说西夏语但并不识字）。［23］但是愈发清楚的是，如果想要进行深入的西夏学研究就必须回到列宁格勒直接处理西夏文献原件。因此，1929年秋天聂历山回到了列宁格勒。他的妻子万谷磯子（1901—1937）和他的女儿埃琳娜（Елена Николаевна Невская，1928—2017）直到1933年也回到了他身边。

在列宁格勒最初的几年，聂历山的梦想似乎实现了。他曾在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1930年取代了亚洲博物馆）、大学和冬宫博物馆工作。在这些地方他可以随意研究西夏文抄本和刻本文献㉓，在中国和苏联发表了多篇西夏学论文㉔。1935年，他获得了荣誉科学博士称号。马克西姆?高尔基主编的著名绘本《世界的一日》选择了1935年9月27日这一天整个世界各个地方不同生活的缩影，我们也能够看到聂历山教授的简要信息，他正在破译西夏语［24］584。谁还能要求更多？

但是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1937年夏天，苏联开始了可怕的大清洗运动，近百万人在这场运动中因叛国罪被处决或死在集中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调查人员通过揭露间谍和叛徒的阴谋以扩大在斯大林等领导人中的影响。东方所中都是精通各种奇怪语言的研究人员，很多学者即使在国外也成为了怀疑对象。聂历山当时被怀疑为组织和运作了一个日本地下“间谍组织”，甚至研究所所长、著名的突厥语言文字学家亚历山大?萨摩伊洛维奇院士（，1880—1938）也被当成“聂历山组织”成员而被捕。［25］7-20聂历山1937年10月3日至4日晚被捕，几天后他的妻子也一同被捕㉕。1937年11月24日，聂历山夫妻被定罪并被处决。10月8日，伊凤阁被当成日本间谍处决。甚至我们也不知道这几位学者埋骨于何处。㉖

苏联的西夏学就这样被消灭了㉗。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之后情况才发生改变，但是西夏学的研究传承已被破坏。1955年，年轻的汉学家克恰诺夫（，1932—2013）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毕业。毕业后他来到东方学研究所（1956年后为列宁格勒分所）东方文献部做研究生，并开始了西夏学研究。这个研究所的专家中再没有西夏学家，所以他并没有合适的导师。当时还有很多关于聂历山还活着的流言，就像20世纪50年代关押在监狱被平反释放的人一样有可能会回到研究所。所以当时也有同事对克恰诺夫说：“不用担心，聂历山可以当你的导师。”但最终这些只是流言。克恰诺夫等学者完全靠自己成为了西夏学专家是十分不容易的。

到了1960年，也许是因为害怕有人偷盗聂历山的手稿或挪用他的成果，也因为没有专家能够从事这方面工作，所以西夏文献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见到㉘。只有聂历山去世之后负责保管这批文献的戈尔巴乔娃（，1907—1979）可以见到这批材料㉙。1960年，对西夏研究影响深远的是这个学科获得了康拉德院士（，1891—1970）的支持。他是聂历山的同窗好友，经历了大清洗并活了下来。康拉德想尽办法出版了聂历山编写的两卷本西夏语词典。这本书还包括了聂历山很多重要的西夏研究成果。㉚这本字典仅仅是聂历山为自己研究书写的草稿，虽然并未完成，也未经润色，但这本词典仍然是世界上第一本西夏语词典㉛。词典囊括了几乎所有已知的西夏文字，并标注了翻译、用例以及一些标音㉜。西夏文献最终能够释读出来得益于这本字典。尽管它在聂历山去世后才问世，但仍然在1962年荣获列宁勋章。㉝

聂历山的词典就像1909年伊凤阁关于《番汉合时掌中珠》的文章一样极大推动了世界范围内，当然也包括苏联在内的西夏学研究。当时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还组成了西夏学研究团队。除了著名汉学家科洛科洛夫（，1896—1979）之外，其他成员都非常年轻，包括克恰诺夫、索夫洛诺夫（，1929—）、克平（，1937—2002）、卡坦斯基（，1934—1998）㉞。这个高质量的研究团队在有限时间内探索了西夏学中诸多重要问题。

1963年，索夫洛诺夫和克恰诺夫联名发表了《西夏语音研究》，书中首次尝试了对西夏语语音进行构拟［26］。1968年，克恰诺夫编辑了《西夏史纲》，首次详细介绍了党项人的历史［27］。同年索夫洛诺夫两卷本的《西夏语语法》面世，这是第一本科学的西夏语语法专著，也是西夏语拟音研究的重要成果［28］。1969年，在科洛科洛夫、克平、克恰诺夫和卡坦斯基共同努力下西夏文字典《文海》及其译文出版［29］。这是一本字源词典，对于理解西夏文字的创制规则至关重要。

作为俄国西夏学研究历史上最强大的研究团队，这些学者无论是个人还是团队的成果都非常丰富且影响深远。在他们的努力下西夏文字才最终得以破译出来，西夏学在材料分析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㉟

20世纪60年代后，团队成员尽管各自从事自己的研究，但仍然取得了诸多成果㊱。克平主要研究一些重要的汉译西夏文典籍，更多关注的是语言学问题㊲。卡坦斯基率先出版了一些关于党项文明的成果㊳，并翻译了一本重要的西夏文字书《杂字》（这一工作最终由索夫洛诺夫完成）。㊴克恰诺夫被认为是这批学者中的元老，不仅仅是由于他著作等身，更是因为他对西夏学研究的重要影响㊵。在近350份已出版成果中，我们必须强调他对12世纪西夏“天盛律令”的译文和研究㊶以及西夏—俄—英—汉词典［27］，这些成果很大程度上已经超过了聂历山的研究。

不幸的是，这一代优秀的学者几乎都没有学生。自20世纪80年代，在政治和经济动荡的苏联并不适合基础学科，特别是人文类学科的研究。直到现今，俄国的西夏学领域仍然无人问津，没有人能够传承上一代学者的辉煌。㊷

三、结语

俄国西夏学研究经历的所有重要阶段都继承了所谓的古典东方主义。第一代俄国西夏学家更像是勇敢的旅行家与探险家，是游戏的参与者而不是坐冷板凳的学者。我们很容易将彼得?科兹洛夫与斯坦因或者斯文?赫定相提并论。随后，下一阶段的研究者中也不乏最优秀、最具智慧的学者，就像保罗?伯希和和王国维一样。他们有敏锐的头脑，即使在非常艰难的环境中仍然能在学术之路上勇往前行。

大清洗时期俄国的西夏学不仅是俄国东方学研究的一部分，也是俄国历史的一部分。才华横溢的人变成了烈士，刽子手的子弹让这门学科停滞多年。由于西夏研究涉及的学者人数不多，每个人又都是极有分量的学者，所以这一领域在大清洗时期明显呈现出更加恐怖的画面。大清洗之后的一代学者，就像俄国的汉学研究一样，不仅人数众多且富有才华。两代学者之间的差距与汉语研究相比更加明显：前一代学者全部与世长辞，年轻一代的学者只有自学成才才能继承这门学科。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这些前辈们仍然在世的话，西夏学将成为怎样兴盛的学科。

今天，就像其他俄罗斯东方学研究领域，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不同时代学者之间的代沟，但迄今没有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俄罗斯西夏学研究的前景如何？它还会保留现代科学研究中罕见的传统特征吗？这种令人着迷的古代语言本身难道不是学科真正的巨大挑战？西夏文字会再次沉寂吗？我们将拭目以待。

最后，我要解释一下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因。当然，任何事情的历史都是有趣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有用的。但为什么一些非西夏学研究者会关心俄国的西夏学？可能这个话题过于具体，但是我不这么认为。首先，如上文所述，西夏学是理解全部20世纪俄国东方学研究史曲折历程的一个非常好的例证。其次，我认为让新一代的研究者了解每个学科传统，特别是人文学科领域，是至关重要的。不了解本学科前辈的故事，我们就没法走得更远。最后，同样重要的是，我认为现今我们这个时代学者遇到的问题大多是低收入，或者很难获得新的资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应该记住那些真正奉献了自己生命的前辈们。他们为了一个特别的、没有任何私利的新研究领域献出了生命，我们亏欠他们良多。

注释：

①本文原载于Tangut（Xi Xia）Studies in the Soviet Union：The Quinta Essentia of Russian Oriental Studies.—Sinology in Post-Communist States.Views from the Czech Republic，Mongolia，Poland，and Russia./Ed.by Shih Chihyu.Hong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2016.277p.p.233—252。本文译后经原作者谢德照研究员重新审校并增补了部分内容。对于原文中多次出现的Tangut这一术语的翻译，作者认为唐古特人、唐古特国比党项人、西夏更加准确，因为“西夏”“党项”都引自汉文典籍。不过，唐古特也不是党项人的自称，是引用自突厥、蒙古语，所以区別不大。其实最好的选择是使用党项人的自称“弥药”。译者按：本文该词在早期史籍中出现译作“唐古特”，指西夏建立前的民族译作“党项”，党项人建立政权后指称国家、语言、文字和人民译作“西夏”。

②这是他的中文名字，我们并不知道国王的西夏语名字。

③本文西夏文字的拟音使用索夫洛诺夫构拟的系统（1968）［28］69-144。

④详见克恰诺夫（1968）《西夏史纲》［27］、李范文等（2005）《西夏通史》［30］。

⑤据文献记载，西夏境内人口多是汉人，在不同级别的政府机构中汉人数量也比较多。

⑥根据史料记载当时西夏有多元文化和多民族的特征。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野利”很可能源自西夏文转写“耶律”。耶律是契丹统治的辽代（916—1125）的皇帝姓氏。我们并不知道西夏文字的创制者是否借鉴了契丹的语言和文化，也不清楚他的家庭是否已经被党项人同化。关于西夏文字的论述，详见聂历山（1960）《西夏文字及其典藏》［31］74-94，汉译文见马忠建（2005）［32］222-246。

⑧元朝是蒙古族统治的国家，也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元朝皇帝是当时中原所有民族的统治者，自13世纪下半叶以来形成了自俄罗斯诸国、巴尔干半岛、叙利亚到南西伯利亚、朝鲜和缅甸的庞大帝国。元朝皇帝主要统治中原及其毗连的地区，当然也包括西夏。

⑨在今四川、云南、西藏等边境地区仍然存在一些羌语支语言，其中一些语言（特别是嘉戎语）看起来与西夏语部分相似。详见马提索夫（2004）［34］327-352，向柏霖（2008）［35］。

⑩译者注：此句原文为拉丁文名言“habentsuafatalibeli”，意为“书本自有其命运”。这里是说西夏语言文字的流传也有自己的命运。

⑪这个词在西方植物学家之间也较为流行，常被用来创造一些植物的标准名称，例如Rheum tanguticum，Aconitum tanguticum，Clematistangutica，等等。

⑫其发现史可以从伯希和处了解到很多细节。参见伯希和（1932）。［12］226-229

⑬有趣的是，所标注的是阇那崛多所译法藏部的《添品妙法莲华经》，其西夏译本却明确标注依据鸠摩罗什汉文本译成。

⑭更多细节详见谢德照《评〈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所藏西夏文妙法莲花经写真版、文本及语言学研究〉》，2020年。［36］265-288

⑮坐落在内蒙古西部的哈拉浩特（Khаrа-Khоtо）在蒙古语中意思是“黑城”，西夏名为黑水”。名字来自附近的河流，甚至在现代蒙古语中也保留了西夏的音译Еdzingоl（额济纳河）。黑水城始建于1032年，是西夏北部地区的中心城市，也是游牧部落的要塞之一。1372年，这座城市被明朝军队包围占领。在明朝军队围攻时期，明军拦截河流迫使河水改道。所以很短时间内这座城市就遭到致命打击，城市被沙漠掩埋，人民流离失所。详见科兹洛夫（1947）［37］80-82，聂历山（1960）［31］40。我们知道，这座城市的位置最早由布里亚特的一个旅行家СоgtоBаdmаjароv（，1879—1937）辨识出来，也是他把这一重要信息告诉给了即将出发探险的科兹洛夫。

⑯关于出土文物文献，参见科兹洛夫（1947）［37］75-87。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的西夏文献库藏主要为科兹洛夫发掘的文献，包括8000多个编号。参见戈尔巴乔娃和克恰诺夫（1963）［38］17。

⑰除了科兹洛夫的发现之外，其他国家的科研机构也藏有一定数量的西夏文献，而且西夏文献仍然陆续被发现发掘。但圣彼得堡收藏的文献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是无与伦比的。俄藏西夏文献的历史与内容详见谢?维?德米特里耶夫（2020）［39］52-58。

⑱的确，“唐古特学”（Tangutology）作为术语来说并不比“西夏学”（Xi Xia studies）更好，两者都是用非本土语言的称呼党项人。如果称作“弥学”（Mistudies，Milogy）可能会更加准确。但科学研究并非总是符合逻辑性。

⑲俄国西夏学研究初始阶段，伊凤阁与波兰的蒙古学家和突厥语言文字学家科特维奇（z，1872—1944）一起尝试研究科兹洛夫的探险发现。科特维奇1891年来到圣彼得堡，在大学的东方系学习。毕业后他留在了首都，在财政部工作。直到1917年，他将部里的工作与大学的研究工作相结合。他自1900年担任蒙古学系系主任后多次参加卡尔梅克和蒙古北部地区的探险（1894，1896，1910，1917），此外他还学习了突厥语。1917年之后，科特维奇试着在彼得格勒组织了一个东方语言研究所，1920至1922年担任所长。1923年，他当选为科学院的教授及通讯委员。1923年他决定回归波兰，自1924年他担任利沃夫大学远东系主任，这是战前波兰最好的科研中心之一。1927年他担任新成立的波兰东方社会（Polskie Towarzystwo Orientalistyczne）主席，也是《东方学年刊》（Rocznik Orientalistyczny）的主编。参见科特维奇（1944）［40］。

⑳除了前文提及《掌中珠》相关文章，伊凤阁还发表了一系列非常好的，甚至是开创性的成果：《黑城的西夏写本》［41］463-470，汉译文见马忠建（2005）［42］134-141；《西夏史一页》［43］831-836，汉译文见聂鸿音（2005）［44］161-164；《黑水城出土文书——14世纪的中国私人书信》［45］831-836、《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夏汉对照）［46］；《西夏文文献》［47］799-800，汉译文见聂鸿音（2005）［48］149-151，法译文见伯希和（1921）［49］107-109；《西夏国书说》［50］675-686。

㉑详见聂历山（1935）［18］。更多成果是在他去世后多年才得以出版。一些聂历山的遗作还收集在《圣彼得堡东方学通报》第八辑中［22］255-488。

㉒1937年，聂历山一同入狱的V.Titianov（В.Титянов）回忆说，聂历山非常早就对西夏语感兴趣，早在科兹洛夫探险之后就已经开始了。他甚至告诉我他1915年去日本的目的之一就是去那里找到能够帮助他破译西夏文字的专家。［22］516随后他找到了石滨纯太郎（1888—1968），但石滨是丝绸之路沿线语言文字及文化的研究专家，他并不是西夏学家。

㉓在聂历山回国之前，西夏文献是著名俄国语言学家、现代汉语语法理论专家龙果夫（，1900—1955）的研究领域。他发表了一些西夏学成果：《夏汉字典中“尼卒”型二合字》［51］145-148和《科学院亚洲博物馆藏西夏文献目录》［52］367-388。但是在1930年，他放弃了西夏学研究转而研究中亚的东干语，随后又着力研究汉字的拉丁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才回归西夏文献的研究，但那时已经不是他的研究重点，他仅仅描述了2720个编号的西夏文献。［38］12-17关于龙果夫的生平，详见谢德照（2019）［53］347-427。

㉔聂历山在世时期的成果参见聂历山（1960）［31］14-15。同期王静如（1903—1990）也开始发表西夏相关研究。

㉕他没有预见到这就是结局。被捕后，他对妻子说：“不要动我桌子上的论文，我很快就会回来。”

㉖聂历山生活、工作和被谋杀的珍贵资料详见《圣彼得堡东方学通报》第八辑［22］486-561。

㉘1938年，聂历山的手稿（连同他被捕当晚还在研究的部分西夏文献一起）被人民内部事务委员会送还至研究所。但是只有所内少部分人知道这些材料的收藏地，一些文章几年后被发现，还有一些至今也没有找到。实际上，西夏文献查阅困难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世界范围内西夏学的研究。例如克劳森（Gerard Clauson，1891—1974）就曾多年致力于编纂他感兴趣的西夏语字典，最终还是由于没有足够的研究材料放弃了西夏研究［55］54-77。现今这部字典手稿已经影印出版，由高奕睿（Imre Galambos）作序言，魏安（Andrew West）作注释及索引，艾弗森（Michael Everson）准备出版工作［56］。

㉙唯一的例外是龙果夫，他回列宁格勒后从1944年至1950年研究西夏文献，1950年他迁至莫斯科，1955年去世。

㉚戈尔巴乔娃为聂历山《唐古特语文学》一书的出版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㉛伊凤阁早在1919年就准备出版一本体量相当大的字典（3000个西夏字，占总字数的一半）。但是由于当时动荡的时局以及国内战争，这部字典最终没有出版。1922年，伊凤阁从科学院出版社拿走了字典书稿，这部书稿1937年之前一直存放在他家里，直至被捕后遗失。

㉜从字典来看，聂历山应该几乎完成了全部西夏语语音的构拟工作［22］508-513。

㉝这本书2007年出版了中文版。参见聂历山（2007）［57］。

㉞这段时间其他国家的西夏研究也是兴盛时期。多数世界知名的西夏学家都是同龄人，黄振华（1930—2003）、李范文（1932—）和史金波（1940—）；日本的西田龙雄（1928—2012）；台湾的龚煌城（1934—2010）；新西兰的格林斯蒂德（Eric Grinstead，1921—2008）。

㉟必须指出的是，西夏学再次兴盛的主要原因是聂历山获得了列宁勋章。1963年，阿加西?巴巴扬（Agasi Babajan，1921—1995）导演了一部关于破译西夏文字的纪录片《七世纪后》。另外，收音机里也开始播放党项人相关的节目，其中一次节目就是索夫洛诺夫阅读一页西夏文献，由此西夏语言的声音被广为人知。

㊱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苏联的西夏学家通常有机会接触外国同行或者出国与同行交流，这对于东方学其他领域的专家来说通常是不可能的。西夏学是当时苏联科学界最受欢迎的知名“品牌”之一。

㊲参见克平（1985）［58］。她在写作中得到了著名语言学家雅洪托夫（，1926—2018）的帮助。克平著作目录参见http：//kepping.net/raboty-16.htm（2014年2月23日检索）。

㊳参见卡坦斯基（1981）《西夏书籍业》［59］；卡坦斯基（1990）《从东方到西方》［60］；卡坦斯基（1993）《西夏物质文化》［61］。

㊴参见卡坦斯基、索夫洛诺夫（2002）《三才杂字》［62］。

㊵从1978年起他担任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远东部主任，1991年担任副所长，1996—2003年担任分所所长。

㊶并非所有都是西夏历史的研究成果，大部分是关于中国或者中亚历史的相关问题研究。最完整的克恰诺夫成果目录参见波波娃（2012）［63］15-57。关于《天盛律令》的研究成果详见克恰诺夫［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