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林祈雨”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李银良

(安阳师范学院 甲骨学与殷商文化研究中心，河南 安阳 455000)

夏商之际，持续几年干旱，危及了刚刚建立的商政权。商王统治集团采取了积极救灾措施，诸如铸造金币、推广“区田法”等，此外还有著名的“桑林祈雨”等。根据文献记载，“桑林祈雨”是在干旱持续数年后才采取的祭祀活动。但是，后世对“桑林祈雨”故事津津乐道、大书特书，而真正起到实质性作用的“区田法”以及其他措施被有意或无意地淡化了！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通过分析，本文认为“桑林祈雨”渗透了天命观，突出商王拥有与神沟通的能力，反映了“君权神授”的思想，统治者借此说明商朝建立和商汤统治的正当性，目的是巩固王权。

一、桑林祈雨

(一)旱灾连年

夏商之际，旱灾盛行，史书上亦有记载，如《国语·周语上》“昔伊洛竭而夏亡。”(1)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第27页。《墨子·非攻下》“逮至乎夏王桀，天有酷命，日月不时，寒暑杂至，五谷焦死，鬼呼国，鹤鸣十夕余。”(2)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中华书局，2001年，第147-148页。《吕氏春秋·慎大》也有“商涸旱，汤犹发师”的记载(3)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中华书局，2009年，第356页。。

此次旱灾持续时间很长，波及面很广。旱灾时间或有“五年之说”，如《墨子·七患》“《殷书》曰：‘汤五年旱’。”(4)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第28页。《吕氏春秋·顺民》“五年不收”(5)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第200页。。除“五年之说”外，还有“七年之说”，如《庄子·秋水》“汤之时，八年七旱，而崖不为加损。”(6)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第1300页。《荀子·富国》“汤七年旱。”(7)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第150页。《左传正义》引《书传》“汤伐桀之后，大旱七年。”(8)《春秋左传正义》卷31，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1947页。《文选·思玄赋》李善注引《淮南子》亦云“汤时大旱七年。”(9)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665页。今本《竹书纪年》也有类似记载(10)今本《竹书纪年》记载：“十八年癸亥，王(商汤)即位，居亳。”“十九年，大旱。”“ 二十年，大旱。”“二十一年，大旱。”“二十二年，大旱。”“二十三年，大旱。”“二十四年，大旱。王祷于桑林，雨。”参见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卷上，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第17页。。

可见，夏末，天下大旱，商汤灭夏后，旱灾仍然肆虐横行。面对如此困境，在大旱五年或七年后，商汤举行了隆重的祈雨祭祀活动，这就是著名的“桑林祈雨”。

(二)“桑林祈雨”活动

“桑林祈雨”的故事，史书屡见。如《荀子·大略》：“汤旱而祷曰：‘政不节与？使民疾与？何以不雨至斯极也！宫室荣与？妇谒盛与？何以不雨至斯极也！苞苴行与？谗夫兴与？何以不雨至斯极也！’”(11)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第595页。《尸子·君治》：“汤之救旱也，乘素车白马，着布衣，婴白茅，以身为牲，祷于桑林之野。当此时也，弦歌鼓舞者禁之。”(12)汪继培辑：《尸子》卷下，清嘉庆十七年刻本(湖海楼丛书)，第12页。《吕氏春秋·顺民》对之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于是翦其发，磨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说，雨乃大至。则汤达乎鬼神之化，人事之传也。(13)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第201页。

《文选·思玄赋》李善注引《淮南子》也有类似记载：

汤时大旱七年，卜用人祀天。汤曰：我本卜祭为民，岂乎自当之。乃使人积薪，剪发及爪，自洁，居柴上，将自焚以祭天。火将燃，即降大雨。(14)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665页

商汤通过隆重的祭祀活动，感动了天帝，最终求得大雨。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以下信息：商汤祈雨的地点是桑林，祭品是自己(人牲)，祭祀方式是焚烧，祭祀对象是上帝鬼神。对之，我们逐一加以分析。

(三)“桑林祈雨”探析

1.桑林之社

商汤祈雨于桑林，“桑林”在何地？《左传·襄公十年》正义引《书传》作“汤祷于桑林之社。”(15)《春秋左传正义》卷31，《十三经注疏》，第1947页。《帝王世纪》也有汤“祷于桑林之社。”(16)皇甫谧撰，徐宗元辑存：《帝王世纪辑存》，中华书局，1964年，第65页。可见，桑林是商人之社(17)魏建震：《先秦社祀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6-90页。。

“社”的起源很早，它的最早形态是先民们对自然土地的崇拜。土地生育万物，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根本，故而先民会定期向土地报德祭祀。正如《白虎通·社稷》所记载的“王者所以有社稷何？为天下求福报功。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18)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2013年，第83页。《春秋公羊传·庄公二十三年》“公如齐观社。”东汉何休注曰：“社者，土地之主，祭者，报德也。生万物，德至厚，功至大，故感春秋故祭之，天子用三牲，诸侯用羊豕。”(19)《春秋公羊传注疏》卷8，《十三经注疏》，第2237页。但是，土地广阔，不能遍祭，于是，先民就“封土为社”，以之代表土地之神，正所谓“土地广博，不可遍敬也。五谷众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20)《白虎通疏证》，第83页。。

正是基于此，人们往往在“社”中举行祭祀活动，以祈求农业丰收(21)魏建震：《先秦社祀研究》，第253-267页。，如《史记·封禅书》所云“巡祭后土，祈为百姓育谷”(22)《史记》卷28《封禅书》，中华书局，1959年，第1392页。。农业的收成与雨水的多少有直接关系，故而遇到干旱或水灾，人们往往在“社”里举行祭祀，祈求“降雨”或“止雨”(“宁雨”)。商代甲骨卜辞中屡见此类活动，如下：

(1)乙卯卜，王求雨于土。《合集》34493 (第四期)

(2)癸丑卜，甲寅又宅土燎牢，雨。《屯南》4400(第四期)

(3)辛巳，贞，雨不既，其燎于亳土。《屯南》1105(第四期)

卜辞中的“土”即“社”，“土”是“社”的初文(23)孙海波：《甲骨文编》，中华书局，1996年，第518页。。这种用法后世文献屡见，如《诗·大雅·緜》“廼立冢土”，毛传曰“冢土，大社也。”(24)《毛诗正义》卷16，《十三经注疏》，第511页上。《公羊传·僖公三十一年》“诸侯祭土”，杜注曰“土谓社也。”(25)《春秋公羊传注疏》卷12，《十三经注疏》，第2263页。以上即为其证。辞(1)大意是：乙卯日占卜询问，商王向社祈雨？辞(2)大意是：癸丑日占卜询问，甲寅日在“又宅”(右边的房子)用经过特殊饲养的牛燎祭社神，能否降雨？辞(3)大意是：辛巳日占卜询问，雨水不足，是否燎祭亳社？以上卜辞说明祭祀土地神可以祈求降雨。在“社”里“祈雨”的习俗一直延续到后世，如《春秋繁露·求雨》记载汉代“春旱求雨，令县邑以水日令民祷社稷山川。”(26)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第426页。

雨水多了，产生涝灾。有时商人也在“社”里举行“止雨”(“宁雨”)祭祀活动，卜辞如：

(4)翌辛亥燎。(正)

燎土，不延雨。(反)《合集》14393(第一期)

辞(4)是占卜询问在未来的辛亥日举行燎祭，占卜询问举行燎祭社神，雨不会连续下吗？在“社”里举行“止雨”(“宁雨”)”活动的习俗，后世也有，如《左传·庄公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门，亦非常也。凡天灾，有币，无牲。非日、月之眚不鼓。”(27)《春秋左传正义》卷10，《十三经注疏》，第1780页。《春秋繁露·止雨》“雨太多……令县、乡、里皆扫社下。”(28)《春秋繁露义证》，第437页。

2.烄祭祈雨

商汤以己为牺牲，采用焚烧的祭祀方式来祈雨。在商代，通过用人牲(有时是动物牲)放到木柴堆上进行焚烧，以此来达到与天帝神灵的沟通，促使有关神灵布施雨水(29)陈梦家先生认为“烄”字“以人立于火上以求雨”，张秉权先生“象一个人交股被火焚烧的形状……在甲骨文时代，烄是专门用来求雨的一种风俗。”详见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第602页；张秉权：《殷代的农业与气象》，《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2本第2分，1970年，第317页。，这一祭祀活动称为“烄祭”(30)“烄”字，有学者认为是“焚”字，该字甲骨文字形像尪在火上，是专指“焚巫尪”之“焚”的异体(裘锡圭)。详见裘锡圭：《说卜辞的焚巫尪与作土龙》，胡厚宣主编：《甲骨文与殷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1-33页。。所谓的“烄”，《说文》“交木然也”之说“非其本义”，后世文献所记“暴巫”之俗“犹烄之遗风”(31)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姚孝遂按语”，中华书局，1996年，第1123页。。“烄”在甲骨卜辞中，可作祭名，也可表示用牲方法。甲骨卜辞屡见，兹录代表性如下：

(5)贞，烄，有雨。

勿烄，亡其雨。《合集》12842正(第一期)

(6)于甲烄凡。

弜烄凡，不雨。《合集》32296 (第四期)

(7)戊申卜，其烄泳女。

勿烄，雨。《合集》32298(第四期)

辞(5)是正反对贞，大意是：贞问，举行烄祭，会有雨吗？不举行烄祭，不会下雨吗？凡，人名；泳女，泳地之女。辞(6)和(7)均说明了用人牲进行烄祭，辞(6)大意是：占卜询问在甲日是否用凡(人牲)举行烄祭，是否会下雨吗？辞(7)大意是：戊申日占卜询问是否用泳女(人牲)举行烄祭，是否会下雨吗？

烄祭祈雨的方法一直延续后代。如《左传·僖公二十一年》记载“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谏曰：‘非旱备也。……巫尪何为？天欲杀之，则如勿生，若能为旱，焚之滋甚。’公从之。”杜注：“巫，女巫也，主祈祷请雨者。”(32)《春秋左传正义》卷14，《十三经注疏》，第1811页。《太平御览》卷十引《庄子》春秋“宋景公时，大旱三年，云：以人祀，乃雨。公下堂，顿首曰：吾所求雨者，为人，今杀人，不可。将自当之，言未卒，天大雨，方千里。”(33)李昉等：《太平御览》卷10，中华书局，1960年，第51页下。《春秋繁露·求雨》云：“春旱求雨……暴巫聚尪八日。……秋暴巫尪至九日。”(34)《春秋繁露义证》，第426-427、434页。

3.向上帝鬼神求雨

桑林祈雨，商汤祭祀对象是上帝天神。上帝，或作帝，是天神。在商人的意识中，“上帝(帝)是高高地居于天上的天神”，是“统领雨、雷、雹、风等自然神商王主神”，“操纵着下雨与不下雨的大权”(35)常玉芝：《商代宗教祭祀》，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第28、32页。。商人祈雨于上帝，甲骨卜辞屡见，如下：

(8)辛亥，内贞，今一月帝令雨。四日甲寅夕[允雨]。

辛亥卜，内贞，今一月[帝]不其令雨。《合集》14295正(第一期)

(9)辛未卜，争贞，生八月帝令多雨。

贞，生八月帝不其令多雨。

丁酉雨至于甲寅，旬有八日。九月。《合集》10976正(第一期)

令，即命令。辞(8)和(9)均是占卜询问帝(上帝)是否命令雨神下雨或多下雨的。根据验辞情况，有时祭祀上帝天神后，会有降雨，如辞(8)中有“允雨”的验辞。

二、“区田法”与“铸金币”

如前文所述，商汤是在大旱持续五年或七年后才举行了“桑林祈雨”活动，那么在持续干旱的几年中，商汤是怎样带领民众进行自救的呢？或许与“区田法”和“铸金币”等措施有密切关系。

(一)“区田法”

所谓的“区田法”是一种抗旱丰产的耕作方法。《氾胜之书·区田法》记载：“汤有旱灾，伊尹作为区田，教民粪种，负水浇稼。区田以粪气为美，非必须良田也。诸山、陵，近邑高危倾阪及丘城上，皆可为区田。区田不耕旁地，庶尽地力。”(36)万国鼎辑释：《氾胜之书辑释》，中华书局，1957年，第62-63页。

“区田法”非常适合我国北方地区干旱少雨的自然条件，主要有以下特点和优势(37)参见郭文韬：《中国北方旱地耕作的历史经验》，《中国科技史料》1987年第4期；范楚玉：《汉代的区田法和代田法》，《文史知识》1988年第2期。：一是抗旱“保墒保肥”。由于区田要深翻作区，便于小面积的浇灌，粪肥集中，并且水分蒸发和流失少，所以，非常适合旱作物种植，这也是度过旱灾的理想选择。二是区田对土地质量要求不高(38)范楚玉：《汉代的区田法和代田法》，《文史知识》1988年第2期。，正如上文所言“区田以粪气为美，非必须良田也”，因此，适合做区田的地方很多，“山、陵，近邑高危倾阪及丘城上，皆可为区田”，这样以来区田就便于推广。三是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由于区田一般面积较小，有利于集中供水和肥料，单位面积的产量会大幅度提高(39)《北堂书钞》卷39《兴利》：“氾胜之区田云：昔汤有旱灾，伊尹作区田云云。乃负水浇稼，收至亩百石。胜之试为之，收至亩四十石。”据《太平御览》卷821《资产部·田》也有类似记载。参见虞世南：《北堂书钞》，中国书店，1989年，第108页上；《太平御览》卷821，第3658页下。。正是由于以上特点和优势，伊尹推广了区田，这样至少可以解决口粮问题，使得民众度过持续的旱灾。

至于伊尹是否是发明“区田法”第一人，无法给出确切的回答，或者说很有可能“区田法”早已有之，作为卿士的伊尹只不过加以改进，然后在大面积干旱区域内进行提倡和推行。伊尹推广的“区田法”帮助民众度过了旱灾，故而人们以伊尹发明“区田法”以示纪念。但无论如何，在这次持续旱灾中，伊尹推广的“区田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稳定了生产，安定了民心，维护和巩固了新生政权。

(二)“铸金币”

除了“区田法”外，还有其他方法，如铸金币等。在古代，如果遇到天灾之年，国家往往通过铸造贵金属货币方法，来加强物资流通和控制物价，借此赈济灾民。如《周礼·地官·司市》：“国凶荒、札、丧，则市无征而作布。”郑注曰：“有灾害，物贵，市不税，为民乏困也。金铜无凶年。物贵，大铸泉以饶民。”(40)《周礼注疏》卷14，《十三经注疏》，第735页。《周礼·地官·贾师》《国语·周语》也有类似记载(41)《周礼·地官·贾师》载“凡天患，禁贵儥者，使有恒贾。”《国语·周语下》也有类似记载：周“景王二十一年，将铸大钱。单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灾降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振救民。民患轻，则为作重币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参见《周礼注疏》卷15，《十三经注疏》，第738页；《国语集解》，第106页。。

面对持续的旱灾，成汤就采取了铸造贵金属货币方法，缓和社会矛盾，度过了天灾。如《管子·轻重》“汤以庄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饘卖子者。”(42)《管子校注》，第1300页。《盐铁论·力耕》也有“汤以庄山之铜，铸币以赎其民，而天下称仁。”(43)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第27页。今本《竹书纪年》也有成汤二十一年“铸金币”记载(44)《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卷上，第17页。。商汤通过铸造发行贵金属货币的方法，调控物资供求，促进商品流通，调配有余、补给不足，稳定物价，赢得民心(45)《盐铁论·力耕》对灾年铸币的举措有较为详细的表述，其文曰“王者塞天财，禁关市，执准守时，以轻重御民。丰年岁登，则储积以备乏绝；凶年恶岁，则行币物；流有余而调不足也。昔禹水汤旱，百姓匮乏，或相假以接衣食。”参见《盐铁论校注》，第27页。。

“区田法”与“铸币”措施在商初旱灾中均起到了积极作用。“区田法”增加了粮食产量，起到了“开源”的作用，是国家政权安全的重要基础；“铸币”的措施促进了商品流通，调节了物资分配。

三、桑林祈雨与商王统治的正当性

与“区田法”“铸金币”等措施相比，“桑林祈雨”却为后世关注和广为宣传，之所以如此，这与商王统治的正当性以及王权巩固有关。讨论这一问题，首先要理清我国古代王权的来源和组成。

(一)我国古代王权的重要来源和组成之一——宗教祭祀权

我国古代王权有三个来源和组成：宗教祭祀权、军事指挥权、族权，这三个方面的发展构成了王权发展的三个重要机制。(46)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66-372页。就宗教祭祀权来说，对于大部分“原生形态的国家，在其形成的过程中，既产生了掌握祭祀、行政和军事的最高统治者或执政，也形成了一个辅佐统治的祭司或巫师阶层，这也是当时唯一的知识阶层，我国古代称之为‘宗祝卜史’。”(47)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第369页。这一集团随着社会的分化和发展，逐渐形成了管理阶层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我国三代时期，王权往往会带有一种神圣性，而且王权的神圣性和宗教性是一致的(48)王震中先生提出中国古代国家形态演进：邦国——王国——帝国三阶段和三种形态，其中夏商周三代属于王国时代。夏商国家结构属于多元一体的、以王国为“国上之国”的“复合制国家体系”，作为“天下共主”的王，既直接统治着本邦(王邦)亦即后世所谓的“王畿”地区(王直接控制的直辖地)，也间接支配着臣服或服属于他的若干邦国。参阅王震中：《邦国、王国与帝国》，《河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王震中：《夏代“复合型”国家形态简论》，《文史哲》2010年第1期；王震中：《论商代复合制国家结构》，《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3期；王震中：《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59-66页。。也就是说，“王权中含有浓厚的神权”，这充分说明了“对于最高神灵和王族祖先神灵的宗教祭祀的独占，是王权获得发展和加强的又一机制”。(49)王震中：《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第470页。

(二)王权行使的重要体现之一——宗教祭祀权

如前文所述，宗教祭祀权是王权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反过来，宗教祭祀权也是王权行使的一个重要体现。三代之王自称代“天”或“帝”来统治天下，特别强调“君权神授”，借此来构建统治的正当性。商代也不例外，商汤在灭夏活动以及商朝建立过程中，对政权正当性的建构做了一系列努力，其中之一就是争夺和独占最高宗教祭祀权。

首先，商王标榜自己有能力代表“天”或“帝”。商王借助先祖的神圣性，来说明自己拥有非凡的能力，如《诗·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50)《毛诗正义》卷20，《十三经注疏》，第622页。《史记·殷本纪》记载商人始祖之母简狄“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51)《史记》卷3《殷本纪》，第91页。。简狄因吞玄鸟卵而生商始祖契，正如所谓的“圣人皆无父，感天而生”(52)《诗·大雅·生民》孔颖达疏引《五经异义》说“《诗》齐、鲁、韩、《春秋》公羊说：圣人皆无父，感天而生。”详见《毛诗正义》卷17，《十三经注疏》，第529页。，以此突出商代祖先的神圣性，商王借此标榜自己有能力代表“天”或“帝”。

其次，商王一般通过战争征伐和祭祀等活动来代表“天”或“帝”。商王可以借助“天”“帝”之名征伐，如《书·汤誓》《诗·商颂·玄鸟》等均有记载(53)如《书·汤誓》：“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诗·商颂·玄鸟》也有“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商汤把征伐夏桀的行动冠以“上天”或“帝”命令，除了鼓舞士气外，还说明商汤也可像夏王一样代“天”和“帝”行使权力。参见《尚书正义》卷8，《十三经注疏》，第160页；《毛诗正义》卷20，《十三经注疏》，第622页。除了战争征伐外，商王还充分利用祭祀活动建构新生政权的正当性，如“桑林祈雨”。“桑林祈雨”的成功，不仅缓解了长期的旱情，收到了民心。同时，商汤借此宣传自己有能力与天帝神沟通，传达天帝之命。既然商汤拥有与神沟通的能力，那么，商汤就可以代表天或帝在人间行使权力，借助天或帝命以立威严、成人事、制臣民。商汤所拥有的权力是天然合理性，而由他所建立政权的正当性也被广大民众所认同。

(三)突出商王的威信，王权至上

与“桑林祈雨”相比，在长期干旱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区田法”以及“铸金币”等措施被有意或无意地淡化了，客观上来说，这也是为了巩固王权的需要。“桑林祈雨”是以商汤(王)为主体的主动行为，而“区田法”可能是以伊尹作为“卿士”(臣)的行为。比较而言，商王是第一位的，或者说“桑林祈雨”故事更容易被利用。

商汤统治集团借助“桑林祈雨”的成功以及天帝的神秘性，对当时民众来说具有一定的感召力和迷惑性(54)这种行为影响深远，“就直到二千年后的今天，对于‘老天爷’的信仰也依然是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民间，只要有一‘替天行道’的狂信者出现，便立刻可以造成一种教派”。参见郭沫若：《青铜时代》，《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62页。。这样使得商汤的威信进一步提高，王权至上的观念更加巩固。史书对“桑林祈雨”的大书特书、经久不衰，目的是凸显“君权神授”观念，也是为了巩固王权需要。

结语

王权时代，王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也是国家的代表和象征，王的一些举措是为了突出王权的唯一性和独尊性。商汤立国后，从不同角度来建构政权的正当性，其中之一就是借助上帝天神的威灵和力量。“桑林祈雨”祭祀活动渗透了天命观念，商人借此宣扬商王拥有与天帝神沟通的能力，营造王权的神秘化，凸显了“君权神授”的思想，以此来说明夏亡商兴乃是天命所致，商王朝建立和商汤统治是正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