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中国古代海洋活动的新维度：卫聚贤的环太平洋文化接触研究

张 炜

(1.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102488;2.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101)

一、引言

卫聚贤(1899-1989)(1)有关卫聚贤考古学的成就，刘斌和张婷总结了其在中国考古学发展历程中的学术地位，见刘斌、张婷：《卫聚贤与中国考古学》，《南方文物》2009年第1期；此外，二人还考证了卫聚贤与云南首次考古发掘的关系，见刘斌、张婷：《卫聚贤、张希鲁与云南首次考古发掘》，《江汉考古》2016年第1期；杨永康强调了卫聚贤在良渚文化发现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见杨永康：《卫聚贤与良渚文化的发现》，《晋阳学刊》2017年第2期；吴鹏程具体考察了卫聚贤参与的万泉县西社村汉代遗址的发掘工作，见吴鹏程：《卫聚贤与万泉县西社村汉代遗址之发掘》，《华夏考古》2017年第4期等；有关卫聚贤历史学的成就，范春义梳理了他推动戏台史研究兴起的过程，见范春义：《卫聚贤与20世纪戏台史研究的兴起》，《文学遗产》2013年第1期；赵惠瑜客观评价了卫聚贤对《山海经》的研究，见赵惠瑜：《论卫聚贤〈山海经的研究〉》，《民间文化论坛》2013年第4期；马雪萍叙述了卫聚贤对中国历史计量研究的开创性贡献，见马雪萍：《中国历史计量研究的早期尝试及其启示》，《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1期；段渝肯定了卫聚贤在“巴蜀文化”作为一个科学命题被提出过程中的作用，见段渝：《“巴蜀文化”研究发韧》，《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4期等；就学术活动而言，杨永康考证了他与郭沫若的学术交往，见杨永康：《抗战时期卫聚贤与郭沫若的学术交往》，《史志学刊》2016年第2期；李玉芳强调了他创办《说文月刊》的意义，见李玉芳：《卫聚贤与〈说文月刊〉》，《社科纵横》2015年第6期等；当然，也有对卫聚贤学术论说提出不同意见的文章，如郑杰文对卫聚贤主张墨子为外国人的观点进行了否定性分析，见郑杰文：《20世纪20年代墨子国籍论战述评》，《东岳论丛》2001年第6期；黄刚分析了卫聚贤等人“屈原否定论”出现的多种原因，见黄刚：《“屈原否定论”产生原因试探》，《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等。，山西万泉(今万荣县)人。他少时家贫，18岁入读万泉县第一高级小学，毕业后考入山西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不久因支持进步学生而被开除。他返回小学任教半年，又考入山西省立商业专门学校。商专毕业后，卫聚贤于1926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受教于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李济等人。可以说，他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习经历，为其走上历史研究之路奠定了最为坚实的基础。毕业后，他辗转太原、上海、重庆等地，从事过教育、考古、金融等多种工作，但其学术事业始终赓续未断。

卫聚贤的学术研究涉猎极为广泛，从考古学史的开辟，到吴越、山西等地的实际考古发掘；从对《山海经》《穆天子传》进行的古史研究，到对中国财政史、商业史的发力，乃至于对古钱币等的精深研究，都体现出其在考古学、历史学领域的卓然成绩。此外，他还是一位积极的学术活动家，与郭沫若等人有交谊，创办过《说文月刊》等学术杂志，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一位不容忽视的人物。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逐渐关注到其学术成就，并做了多角度的探讨，为还原卫聚贤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做出了积极贡献。但是，已有研究对卫聚贤在中西交通史——特别是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中的成果还关注不够，未有专门论述，只在关于他个人的学术介绍中略有提及。事实上，卫聚贤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研究工作，主要聚焦于古代中国与澳洲、美洲的文化接触与交流问题上，出版了《中国人发现澳洲》(说文社1960年版)、《中国古代与美洲交通考》(第一册)(说文社1970年版)、《中国古代与美洲交通考》(第二册)(说文社1971年版)等，并提出了“中国人发现澳洲”与“中国人发现美洲”等新奇观点。他的研究实际上是围绕环太平洋文化接触这一重要学术问题而展开的，在研究资料和方法方面具有一定特色，也是非主流史学研究的典型代表，且与百年来国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存在某种呼应，颇值得总结与分析，以为学术界在此领域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某种参照。在这个意义上，本文尝试对卫聚贤的相关研究做一归纳梳理，对其在中西交通史和海洋史研究方面的学术价值有所申发。

二、“中国人发现澳洲”之说

“中国人发现澳洲”之说主要是在其出版的《中国人发现澳洲——论古代中国人的世界观》一书提出的。在该书中，卫聚贤首先从天文方面指出，鲁国史官在《春秋》中记载了多次日食现象，而根据后世学者的推算，其中很多次日食所经地带处于鲁国境外，包括今长江流域、蒙古西北、西南至江苏等地，甚而远至马来群岛(旧称南洋群岛)、菲律宾以及澳大利亚(南部)等地。(2)卫聚贤：《中国人发现澳洲》，(香港)说文社，1960年，第1—2页。也就是说，观察者只有在这些地点才可以观测到日食，而在鲁国境内是看不见的。据他统计，鲁国能见的日食仅占全部记录的10%左右，而非鲁国能见的日食达80%以上，可见比例之悬殊。(3)卫聚贤：《中国人发现澳洲》，第1、2、5页。他遂提出疑问：鲁国史官何以要记载在鲁国看不见的日食呢？(4)卫聚贤：《中国人发现澳洲》，第3页。而且，日食是各地常见的，何以《春秋》中不载欧洲、非洲、美洲的日食呢？(5)卫聚贤：《中国人发现澳洲》，第3页。他据此推测，鲁国人在公元前592年已经到过澳洲北部，公元前553年到过澳洲南部，而没有记载其他地区，是因为中国人在那时尚未到过欧洲、非洲、美洲。(6)卫聚贤：《中国人发现澳洲》，第1—5页。

同时，他发现诸如来去器(回旋镖)、黑黍以及袋鼠这些属于澳洲的独特事物，都出现在了中国古代典籍中。他援引大量资料，重点对比了中国的“弋”与澳洲来去器的共同点。例如，《论语》上曾明言“弋不射宿”，他认为这里的“弋”为射器。又如《书经·多士》中说：“非我小国，敢弋殷命。”在这里，他将“弋”视作“翼”，而且“弋”本身又有“取”的意思，因此，从“音义”两方面看，他认为弋为打鸟的利器，(7)卫聚贤：《中国人发现澳洲》，第70—71页。与澳洲土著人所使用的来去器相同。(8)卫聚贤：《中国人发现澳洲》，第72页。

器物之外，他还关注到了动物。他将袋鼠与中国历代史籍中描述的一些名称不一的动物做了对比，并详细梳理了史籍中所载动物与袋鼠在形状、动作上的诸多相似之处。首先，就形状来说：1.似鼠似兔，如《吕氏春秋》说“容貌略似鼠”，《韩诗外传》“前足鼠后足兔”；2. 前高，如郭璞孙炎《尔雅》注，均言一种名叫巨虚的动物是“前高”；3. 前腿短后腿长，如高诱注《淮南子》“鼠前，足短；兔后，足长。”4. 身躯比驴骡略小，张楫注《子虚赋》言“似驴而小”；5.青色，郭璞注《穆天子传》说巨虚的色是“青”；6.有两首，《山海经·海外东经》说“各有两首”，卫聚贤将其解释为大雌袋鼠怀小袋鼠的形状。其次，就动作来说：1.善跳，《梦溪笔谈》“行则用后足跳，一跃数丈”，因名“跳兔”；2. 走则颠，《淮南子》说“趋则顿，走则颠。”3.负而行，《吕氏春秋》言“巨虚必负之而走。”卫聚贤分析认为，这是当时人觉得是大袋鼠将小袋鼠(背)负上跑了，而不知小袋鼠是在前面的袋子里。(9)卫聚贤：《中国人发现澳洲》，第68—90页。

另外，在完成于公元265年至316年间的《外国图》里，记载着“其地草木夏死而冬生”的现象。他还注意到，《楚辞·天问》中说：“何所冬暖？何所夏寒？”卫聚贤认为，中国是冬寒的，它是夏寒；中国是夏暖的，它是冬暖的地方。这与《外国图》里的记载是同一观点。而地理学常识是南半球的气候与北半球相反，也就是说，这与地处南半球的澳大利亚所处气候带特征一致。因此，他根据这些史籍记载，推论出中国人在公元前296年以前已到过澳洲。(10)卫聚贤：《中国人发现澳洲》，第94—98页。

据卫聚贤自述，他之所以对中国人发现澳洲问题发生强烈兴趣，是受了当时一本名为《新希望》杂志上一则信息的影响。(11)卫聚贤：《中国人发现澳洲》，第99页。这则信息说，19世纪70年代，有人在澳大利亚北部达尔文港发现一尊寿星像。后来，该寿星像的发现地点被认定为在悉尼附近，材质不是普通石头，而是玉石。卫聚贤认为，这种翠玉材质来自广东，而玉石像人物的服饰显示其是中国物，而造型(手持桃，骑着鹿)说明其是寿星。(12)卫聚贤：《中国人发现澳洲》，第100页。又由于这一寿星头小而不大的特点，他认为系明初之物，不迟于成化年间(公元1465年—1488年)，因而很可能是郑和部下的遗物。(13)卫聚贤：《中国人发现澳洲》，第100页。至于这一寿星造像为何会流落澳洲，他联想到了历代祭祀寿星于国都南郊的传统，当年郑和船队到达爪哇后，爪哇人以澳洲为南极，而中国既然以寿星为南极老人星，郑和遂派人前往澳洲祭祀寿星。(14)卫聚贤：《中国人发现澳洲》，第99—102页。

除了上述几个主要论点之外，他更将古代中国人活动的范围扩大至南极和北极。例如，他援引《列子·汤问》的记载：“东极之北隅，有国曰阜落之国，日月余光之照其土，其民常觉而不眠。”“西极之南隅有国焉，名曰古莽之国，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昼夜亡辨，其民多眠，五旬一觉。”他认为上一段是指北极在夏天常有日光的现象，下一段是靠近南极而有50天不见太阳的现象。(15)卫聚贤：《中国人发现澳洲》，第62—63页。为了进一步证明中国人早已知道南北极，他还围绕北极的寒冷、北极的日光、北极的黑暗、北极的极光以及看见象海豹等方面，将中国古籍中的一些描述与之做了联系。

总之，在其有关古代中国与澳洲交通史的研究中，他对大量中国典籍做了深入挖掘和颇具个性化的解读，力图向读者展现中国人早至先秦时代，便已踏足距离中国极为遥远的地域，路线则是从今山东一带入海，向南依次抵达今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等地，并到达了澳大利亚大陆。

三、“中国人发现美洲”之说

自发表上述观点之后，卫聚贤更进一步，将视野扩大至太平洋东岸，进而提出中国与美洲在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前即已发生过深入的文化接触。为了证明这一论点，卫聚贤制定了一个庞大的出版计划，欲以一己之力，开辟12个主题(册)述之，分别为“美洲发现的中国文字”“美洲发现中国特有花纹”“美洲发现中国特有古物”“美洲土俗与中国民俗相似之处”“美洲特有动物为中国人所知者”“美洲特有植物为中国人所知者”“美洲特有矿物为中国人所知者”“太平洋靠近美洲的岛屿为中国人所知者”“美洲地理为中国人所知者”“中国人知道美洲及往来美洲者(先秦部分)”“中国人知道美洲及往来美洲者(汉魏以后部分)”以及“哥伦布以前其他各国往来美洲者”。(16)卫聚贤：《中国古代与美洲交通考》(第一册)，(香港)说文社，1970年，第2页。从这些主题可以看出，他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系统的论述体系。

在考察美洲发现的中国文字部分，他根据在秘鲁北部禧玉(Truillo)山洞中挖掘出的一个铜铸人像两侧牌子上的文字，辨认出上面的文字为正书和反书的“武当山”三字，并指出其正书为公元6—7世纪人所写，而反书则为隋唐以前，即6世纪初或5世纪时的产物。(17)卫聚贤：《中国古代与美洲交通考》(第一册)，第9—14页。至于这三个字何以出现于美洲，卫聚贤通过论证铸像中“龟蛇合体”的“玄武”可能来自美洲，进而推论中国道士到了秘鲁见到“龟蛇合体”的神像，即认为是“玄武”，指出“这可以说在一千四百年以前，中美文化交流，也可说是中美文化混合的开始”(18)卫聚贤：《中国古代与美洲交通考》(第一册)，第17—39页。。也就是说，他认为中国古代“玄武”的形象是从美洲传入的。不过，也有人对该神像铸造地点提出质疑，认为这个神像或许是在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后，由中国人或欧洲人从中国带到美洲后遗失在那里的。卫聚贤指出该神像为裸体，并且头戴向日葵帽，进而认为中国是不许有裸体神像出现的，而向日葵原产于美洲，中国从来没有戴向日葵帽子的情形，因此认定该神像是在美洲铸造的。(19)卫聚贤：《中国古代与美洲交通考》(第一册)，第39、40页。

当然，仅凭这一例子尚不足以立说。他继又分析了在秘鲁出土的陶杯图案中类似“天”“禾”的符号图案，并根据字体特点，判断“禾”字接近晋代砖文等“方头”字的字体，可能是公元3—4世纪的产物。(20)卫聚贤：《中国古代与美洲交通考》(第一册)，第41—50页。除秘鲁之外，他还详述了在墨西哥发现的类似“明门”“雨”“水”“斧”“月”“目”“毛”和“陟”“降”“舞”“亚”等十二个符号图案。在这些所谓“中国文字”中，他认为以“明门”最显著而且最重要。该“字”遂又被他分为“大字”“小字”和“小‘明’字”。根据他的解读，其中的“大字”书体是在古文和篆书之间，年代被推定为公元前222年左右；“小字”为篆书，年代在公元前100年左右；而“小‘明’字”为隶书，年代则在公元3世纪。(21)卫聚贤：《中国古代与美洲交通考》(第一册)，第51页。另外，他还发现爱斯基摩人饰物上类似“五”“十”“七”的图形，并认为其中“五”为隶书省写字体，“七”则为隶书，时代可能是汉魏，也可能是东汉末年征鲜卑的汉人带到阿拉斯加的，(22)卫聚贤：《中国古代与美洲交通考》(第一册)，第83、84页。以说明美洲早有中国人到来。

至于美洲发现中国特有的花纹，卫聚贤首先从饕餮纹入手，认为美洲印第安人的饕餮花纹，和殷商时代的“饕餮”很接近。同时，他根据殷商人把俘虏来的敌人杀掉并蒸熟其头食用的习俗，认为人的脑纹会被铸刻在铜器上，遂提出饕餮纹是由脑纹演变而来的观点，有时会用黑猩猩作为代替品。美洲没有黑猩猩，但在古代中国已有，而且两地皆以人头为饕餮。因此，他认为用人头或黑猩猩头作饕餮花纹，是由中国输入美洲的，时间可能在殷末周初。(23)卫聚贤：《中国古代与美洲交通考》(第二册)，(香港)说文社，1971年，第1—48页。其次，中国从新石器时代就开始使用的一种像云层旋转形的花纹(即云雷纹)，在卫聚贤看来，也早已出现在美洲，其中包括方形、三角形、方旋形、方圆之间、圆旋形以及云头纹等各种类型的图案，而且与中国的图案非常相似。(24)卫聚贤：《中国古代与美洲交通考》(第二册)，第49—79页。第三，蟠螭纹作为中国古器物上的一种蛇状花纹，以相互盘绕与纠缠为特点。卫聚贤认为，这种花纹在美洲也有，属于中美共同享有而其他地方没有的图案。因此，中国和美洲在古代是有交通的。他进而考证，这种花纹是从黄鳝形状得来的。(25)卫聚贤：《中国古代与美洲交通考》(第二册)，第81—100页。

卫聚贤在有关古代中国与美洲交通问题上，分别从文字、花纹、民俗等多种角度，对在美洲发现的一些疑似具有中国文化特点的事物，如与中国汉字外形有些近似的符号图案进行了较为细致地对比分析，旨在证明中国人很早便已涉足美洲大陆，影响了古代美洲文化，同时也从美洲传入了很多文化要素。需要说明的是，卫聚贤一开始并未想在书中明确写出“中国人发现美洲”这样标新立异的题目。据他自述，此书原名为《哥伦布以前中国与美洲的交通》，后来出版社为销路起见，将该书名改成《中国人发现美洲》。(26)卫聚贤：《中国古代与美洲交通考》(第一册)，第1页。可见，至少从其最初的题目而言，其出发点还是颇具学术性的。因此，我们还是有必要对其研究的方法与路径做进一步的归纳总结。

四、研究资料与方法

卫聚贤的“中国人发现澳洲”和“中国人发现美洲”之说，对于学院派历史学者而言无疑是惊世骇俗的。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其在文献资料的运用与研究方法的选取上，依然不乏学术意义上的可圈可点之处，对今人的研究工作亦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在文献资料的整理运用上，他充分发掘了各类中国古籍文献资料。围绕中国与澳洲的交通问题，他从一百六七十种中文古籍中搜集材料，特别是对《春秋》《山海经》《孟子》《墨子》《庄子》《管子》《史记》等书中的相关记述做了较为全面的分析整理，对很多资料的征引信手拈来，显示了其深厚的古文献功力。而对中国与美洲交通的问题，他使用了美洲发现的疑似汉字的数张照片，以及多种与中国花纹有相似之处的美洲花纹图案，而且发挥本土优势，使用了大量中国花纹图片资料。譬如在对比中美饕餮纹的近似性时，他使用插图148幅，引书73种；(27)卫聚贤：《中国古代与美洲交通考》(第一册)，第1页。在对比云雷纹时，他使用插图86幅，引书33种；(28)卫聚贤：《中国古代与美洲交通考》(第一册)，第50页。而在讨论蟠螭纹时，使用了插图42幅，引书10种。(29)卫聚贤：《中国古代与美洲交通考》(第一册)，第81页。这在数量上比国外相关研究者引用的寥寥数种材料充分了许多。

同时，他认识到考古材料与文献资料互证的重要性。卫聚贤受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影响颇深，始终关注文献记载与考古实物的互证。例如，为了阐述古代中国人先到婆罗洲再转澳洲的南行轨迹，他使用了大量在婆罗洲等地考古发现的彩陶资料，分析其材质、颜色和纹路与中国本土彩陶的近似性，并配以《国语》《尧典》《史记》《左传》《逸周书》等文献中的相关记述加以说明。(30)卫聚贤：《中国人发现澳洲》，第104—115页。若只有文字而无实物，他也会坦率承认其研究存在缺陷。如他在《中国古代与美洲交通考》中就说道：“我是研究考古的，曾经在中国各地发掘古物，对于中国考古这一类的书也看过，但是我没有美洲考古的材料，是无法从‘考古’上着手的。自刘教授提醒后，我就从事搜集美洲的：考古、美术、民俗这一类书……如果我有机会到美洲，以两年的时间在各博物馆参观及古遗址考察。回头再用三年时间来考证它，我相信‘补充’的材料是不少的。”(31)卫聚贤：《中国古代与美洲交通考》(第一册)，第2页。此外，他在讨论墨西哥发现的疑似中国汉字符号“明门”时也指出，“这里是需要墨西哥的考古家把这些象形文字的照片详细说明，我方能再做推论，留待将来作‘补充’”。(32)卫聚贤：《中国古代与美洲交通考》(第一册)，第62页。

另外，他注重古今资料的对照，善于从今人的日常生活经验出发推演古代史事。为了说明古代中国人很早便知道南北极，他罗列了中国古籍中的相关记载以证明之。例如，《庄子·逍遥游》的“北冥”，《淮南子·地形训》的“北方曰大冥，曰寒泽”等，“北冥”“大冥”，在卫聚贤看来，都是表示北极在冬季没有太阳。(33)卫聚贤：《中国人发现澳洲》，第64页。又如，《神异经》记载说：“北方有增冰万里，厚百丈……在冰下土中，其状如鼠，食冰草。肉重万斤……”卫聚贤一开始怀疑此种“鼠”是海豹，但海豹一般重量为百余斤或至数百斤，距离“万斤”甚远。但是他在1957年4月18日《星岛日报》有关象海豹的报道中发现，在澳洲墨尔本西南部四千里外的孤岛上，每年春季都有象海豹到岛上产子，长约20尺，重达6000公斤，去万斤不远。因此，他认为这种“鼠”可能就是当时生活在北极一带的象海豹。(34)卫聚贤：《中国人发现澳洲》，第66页。

除了文献资料的特色外，他在研究方法上也可谓别具一格。卫聚贤是中国历史计量研究的开创者之一。(35)马雪萍：《中国历史计量研究的早期尝试及其启示》，《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1期，第63页。他在研究中特别善于吸收采纳此类研究成果与方法，如他在《中国人发现澳洲》的开篇便说，运用科学方法推算“春秋日食表”中的日食时间，可推导出《春秋》中鲁国史官记载了鲁国看不见的日食，(36)卫聚贤：《中国人发现澳洲》，第5页。从而引出中国人是否到过澳洲的议题。又如，在讨论中国人远涉南洋及澳洲时，他多采用史籍上的行期、长度和距离进行推演。(37)卫聚贤：《中国人发现澳洲》，第47—50页。此外，他受其他学者的提醒，特别注意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出发搜集相关资料和分析问题。为此，他专门设立一册总结美洲土俗与中国民俗的相似之处。(38)卫聚贤：《中国古代与美洲交通考》(第一册)，第2页。又如，他利用印第安人舞步的特点，分析了墨西哥发现的如脚印形状的文字图案。(39)卫聚贤：《中国古代与美洲交通考》(第一册)，第73页。而音韵学等其他学科的方法，也为他增加了研究判断的维度。他经常从音近的标准出发，将很多地名人名联系起来。例如，他在阐释印度与美洲的关系时，引述了《起世经》中将地球分为阎浮提、瞿陀尼等四大洲的说法，他通过分析指出，瞿陀尼在阎浮提之西。(40)卫聚贤：《中国人发现澳洲》，第43页。而据史料记载，印度另有一种四大部洲的分法，印度之西为“牛贺洲”。卫聚贤指出，“牛贺”与“瞿陀”音近，当系一地。而“牛贺”与“瞿陀”均与“尼罗”音近，系指非洲尼罗河流域的国家而言。(41)卫聚贤：《中国人发现澳洲》，第44页。

五、意义与问题

卫聚贤的环太平洋文化接触研究，并不是毫无源流的“空中花园”。实际上，早在1761年，法国人德·吉涅便在一篇名为《中国人沿美洲海岸航行及居住亚洲极东部的几个民族的研究》的报告中，提出了“中国人最早发现美洲说”。此后，不断有历史爱好者对此展开研究，在19世纪中期还一度出现讨论的热潮。(42)罗荣渠：《美洲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31页。最近十数年来，这一话题并未停止讨论，其中尤以英国人加文·孟席斯的《1421：中国发现世界》、(43)Gavin Menzies,1421: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America,London: Bantam Press,2002.加拿大人保罗·夏亚松的《最早发现北美洲的中国移民》(44)Paul Chiasson,The Island of Seven Cities: Where the Chinese Settled When They Discovered North America,New York: St.Martins Press,2006.和美国人夏洛特·哈里斯·里斯追寻古代中国人最早发现美洲的证据(45)Charlotte Harris Rees,Chinese Sailed to America Before Columbus: More Secrets from the Dr. Hendon M. Harris, Jr. Map Collection,Bloomington: Author House,2011.为代表。中国学术界则以章太炎提出法显发现西半球的新说最为著名。近十数年来，也不时会出现此类新奇论点。但是，上述讨论一直处于学院派历史学研究的边缘，并未取得充分的“学术合法性”，因此，其学说多为主流历史学界所排斥。

但值得注意的是，从20世纪初开始，欧美多位语言学者和考古学者通过严肃的学术研究，也在环太平洋文化接触问题上提出了诸多富有启迪的看法。德国学者奥托·邓普沃夫(Otto Dempwolff)早在20世纪初就关注到了东南亚不同语言之间的类似性。(46)邓普沃夫影响力最大的著作是Von Otto Dempwolff,Vergleichende Lautlehre des austronesischen Wortschatzes,Berlin: Dietrich Eeimer,1938.至20世纪末，又有美国语言学者白乐思(Robert Blust)发现，在彼此相距甚远的台湾、夏威夷、复活节岛、新西兰、马来西亚和马达加斯加等地的一千多种语言之间有其关联。这种关联意义非凡，它们证明被数千英里汪洋大海阻隔的人类，有共同的文化根源。白乐思认为这些根源全可上溯至大约五千五百年前流通于西太平洋岛屿(即台湾岛)的单一语言，他把这种语言称为原始南岛语(proto-Austronesian)。借由展示这一语言如何分化、繁衍，他建立起一套理论，把南岛语言在东南亚各岛的散布，同人民的迁徙、新地区的垦殖和农业及其他技术的散布联结起来。(47)白乐思著述甚多，近年来代表性作品如“Five Patterns of Semantic Change in Austronesian Languages”,in John Bowden, Nikolaus P. Himmellmann and Malcolm Ross eds.,A Journey through Austronesian and Papuan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Space:Papers in Honour of Andrew K. Pawley,Canberra:Pacific Linguistics, 2010. pp.525—546.但是，这些说南岛语的人又是从何而来？来自澳大利亚的考古学家彼得·贝尔伍德(Peter Bellwood)相信，他们是大约8500年前在长江流域最先掌握种植水稻技术的先民之后裔。除了种植水稻，这些人还养猪和家禽、制陶器、使用石质工具。往后1000年，由于内部的压力和外部的机会，致使这些族群移往东亚和东南亚，并最终到达夏威夷、新西兰等地。(48)比尔·海顿：《南海》，林添贵译，(台北)麦田出版，2015年，第33—35页。贝尔·伍德影响力最大的著作被认为是Peter Bellwood, First Migrants:Ancient Migration in Global Perspective, Chichester: Wiley Black, 2013.

不过，关于早期的跨太平洋文化接触的可能性，大多数美国人类学家持否定态度，但得到了格尔登(Heine-Geldern)、克里克伯格(Walter Krickeberg)等不少德国学者的赞同。双方争论相当激烈，先后有不少欧美学者参与到这场争论中。(49)威廉·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孙岳、陈志坚、于展等译，郭方、李永斌译校，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894—895页。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美国历史学者威廉·麦克尼尔。他在20世纪60年代完成的全球史名著《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中指出，尽管距离极其遥远，但早在公元前几个世纪里，就有人跨越了太平洋。人们注意到，在秘鲁和墨西哥发现的考古文物同在东南亚沿海发现的文物具有诸多相似之处。麦克尼尔用图片例证说明，中国艺术品与美洲印第安人艺术品非常相像，而这绝非偶然，他认为必须用跨越太平洋之说来解释这种相似现象。(50)威廉·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孙岳、陈志坚、于展等译，郭方、李永斌译校，第276—277页。

这是一个很戏剧化的故事，也有相当多证据支持这种说法。但是，学者们发现其中也有讲不通的问题。譬如，越南南部出现的殡葬技术比起台湾和吕宋的类似技术更古老。而考古学家苏恒翰(Wilhelm Solheim)则秉持另一种解释，认为在南中国海及周边地区存在一个持续交通的网络，将信息和技术往许多方向散布，而并非源自一个单一中心。他还创造出一个新词汇——“南岛民族”(Nusantao)来称呼这些海上族群，并把这一模式称为“南岛民族海上贸易及交通网络”(Nusantao Maritime Trading and Communication Network)。(51)比尔·海顿：《南海》，林添贵译，第35—38页。详见Wilhelm Solheim,Archaeology and Culture in Southeast Asia: Unraveling the Nusantao,Diliman,Quezon City: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Press, 2006.

上述种种学说，在很多看法上与卫聚贤的研究形成了某种呼应。特别是他们的研究不断提醒我们，不能以“陆地是安全的地方、海洋是危险的地方”的固有观念看待远古先民的海洋活动，亦即，我们完全有必要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古人的海洋生存能力，而这种从陆地视角向海洋视角的转换，也正是当今方兴未艾的海洋史研究的价值之一。例如，关于古人跨越太平洋航行的可能性，麦克尼尔指出，由于欧洲靠近全世界风浪最大、海潮最猛的海域，这导致欧洲人在公元1000年之前无法跨越大西洋。正因如此，西方人关于大洋航行的想法受到了对横渡北大西洋的记忆的影响，因而认为亚洲人在公元纪元前就已渡过了宽阔的太平洋的想法看上去很荒谬。而事实上，太平洋与大西洋相比，风浪更小，海潮也不凶猛，冬季有信风吹到肥沃的华南沿海，夏季时代之以季风，风力相对平稳。因此，东南亚就成为易于发展远航事业的基地。(52)威廉·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孙岳、陈志坚、于展等译，郭方、李永斌译校，第278—279页。

而卫聚贤几乎在同一时间提出了与麦克尼尔观点极为近似的设想，从这个意义上说，该研究对拓宽中外交通史的视野，深入了解古代中国人在这一地区活动的历史，乃至古代中国人的海洋观，皆是有显著意义的。

而卫聚贤对古代中国与美洲交通问题的研究，则涉及到了有关美洲文明起源的“交流说”与“独立发展说”的争论。这在当时的海外学术界中就得到了积极回应。特别是时为纽约州立大学外国区域研究教授的刘敦励，不仅在卫著《中国古代与美洲交通考》“导言”中肯定了该研究的学术意义，而且从其自身研究心得出发，强调了古代美洲与中国在祈雨仪式、祭拜祖先、文字、石碑等方面的共通性，进而提出古代中国与美洲在文化上可能同源的观点。(53)卫聚贤：《中国古代与美洲交通考》(第一册)，第7—13页。

但是，就卫聚贤的具体研究而言，其风格具有鲜明的“大胆假设”而未“小心求证”的特点。虽然其聚焦的问题十分重要，但若从严谨的学术理路来看，其论证存在着诸多纰漏。

首先，正如他自己所言，其研究采用的是“空中生有”的做法，没有一种直接的证据，而全部来自推论。(54)卫聚贤：《中国人发现澳洲》，第1页。换言之，即便是发现两者间存在相似之处，从学理而言，如果没有确凿证据的话，也还是无法证明相互间确有联系。他在阐述中国古代的弋与澳洲土著人使用的来去器是同一种东西时，虽然引用大量史料说明两者的运行原理很相似，但是却没有涉及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的确切材料。(55)卫聚贤：《中国人发现澳洲》，第71—72页。其次，他常常穿凿附会，将晚近的地理知识不自觉的融入到对古代典籍的解读中。例如，对于古代中国人知道南北极的提法，卫聚贤经常引用中国古籍中的“北方之极”“北极左右”“北极之下”等词，于是便引申为当今我们所理解的“北极”。而实际上，“北极”一词在古籍的语境中，指的是当时已知地理范围的最北边，并非指现代意义的北极。而且，有些典籍已经明示了具体地点，如“幽都”“在雁门北”(《淮南子·修务训》)；“乐浪之东，有背明之国，其国昏昏常暗。”(《拾遗记》卷六)等。但是，卫聚贤仍将这些地域所出现的某些自然现象与现代意义的北极相关联，(56)卫聚贤：《中国人发现澳洲》，第64—65页。实际上便属于穿凿附会。第三，对某些核心资料有过度解读之嫌。比如，在美洲发现的几个疑似汉字的符号，是他印证古代中国人到达过美洲的重要材料。但是，若仔细观察便会发现，这些符号多为简易符号，如疑似汉字“天”“禾”“明门”“月”“目”等。因为汉字有明显的笔画笔顺，而这些疑似汉字的符号并没有这些特征，所以很难确定其就是汉字。但卫聚贤将这些材料当作确凿无疑的汉字证据加以论证，并申发出很多无法证明的故事，如中国道士到达过秘鲁等，(57)卫聚贤：《中国古代与美洲交通考》(第一册)，第39页。这不免就有超出史学论述范畴之嫌。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卫聚贤的研究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而且借助比较的视野，揭示了很多在环太平洋文化接触问题上值得关注的现象。不过，由于他的论证不够严谨，无法完全做到论从史出，导致其观点成为远未得到有效证明的假说。而从其发现的古代中澳、中美之间文明共通性的现象来看，如果我们不过度解读的话，或可以引申出其他具有理论探索价值的问题。例如，在文明发展初期，散居各地的人类聚落是否有可能在相对孤立的环境下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较为相似的生产生活方式？文化接触是否构成了不同地区人类生产生活水平提高的必要条件等等。当然，对卫聚贤诸多假说的最大肯定在于，今天的考古学界可以借助这一研究视角，以更加平和的心态，通过更加扎实的考古发掘工作，凭借更具说服力的考古物证，深化我们对古代中国人海洋活动能力的理解。若能如此，卫聚贤的相关研究或将真正为更新我们有关中国古代海洋史和中外交通史的认识发挥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