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杂记》的版本批评

彭林祥，李 检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 410081)

《漂泊杂记》作为艾芜的第一部散文集，主要记录了他1925至1931年间在国内外的漂泊生活，自在《申报》等报刊陆续刊出后，先后出现了初版本、文丛本、云南本、文集本，小品散文本、全集本等。这些版本在编排和内容方面各有差异，作者也多次亲自参与新版本的生成。本文通过对《漂泊杂记》各个版本进行梳理、校对，来考察各版本之间的联系和差异，辨别版本优劣，分析艾芜在不同时期的思想状况等，希冀能为以后的相关研究或重印提供一定参考价值。

一、《漂泊杂记》的版本流变

大概是儿时就对古典侠义小说、英雄故事的痴迷，也因着五四新思潮对新青年头脑发出的冲击波，再加上父母包办婚姻给予的直接推动力，让年仅二十一岁的汤道耕带着几本自己喜欢的书和几件旧衣，怀揣着对远方“波光片片”“白鸥点点”的“半工半读”生活的朦胧憧憬，于1925年从成都望江楼出发，从此开始了南行漂泊旅程。被远方吸引着踉跄前行的汤道耕就此开始了“刘明”的创作生涯，这个被艾芜后来称为“我写作第二阶段的基地是在缅甸、云南”[1]29的地方，给了他“生平中最难有的快事”[2]182。

1931年4月，艾芜以一个“被驱逐的流浪者”的身份来到上海，他开始以“刘明”“岳萌”等笔名在《申报·自由谈》《新语林》等报纸、杂志上发表一系列游记、杂感。他欲用自己漂泊的所见所感来告诉世界，心中的远方不是空灵的美梦，而是底层人民受难的炼狱。有研究者说：“1934年成了艾芜手忙脚乱的一年：一边是过去的行走、漂泊，一边是现在的回忆和书写——过去用脚，现在用手。”[3]203当时的艾芜还只是“汤道耕”或者说是“刘明”①，虽然他已经历过“穷人—囚人—穷人”的身份游移，却还算不得一个“合格”的文人，但他那些写滇缅边地人民苦难，控诉兵匪军阀和帝国主义罪恶的文字与当时左翼主流文学的反帝爱国主题契合，受到左联的欢迎，但却令反动当局不满。如1934年初，云南省政府驻南京办事处因艾芜发表《滇东旅迹》提出抗议，说艾芜的文章歪曲事实。《申报·自由谈》编者只好在1934年1月27日刊出《更正》，文字如下：

十六日本刊载有《滇东旅迹》一文，顷据云南省政府驻京办事处来函，该文所述，均系云南东部五六年前状况，与目前事实不符云云，特为更正如上。

国民党当局为了打压左翼文化势力，查封了很多左翼刊物，又实行书报检查制度，要求《文学》稿件送审，且要署编者名字。1934年初，为了突破国民党的文化统制，生活书店决定编选一套丛书，即“创作文库”。这套丛书不但能以书的方式绕过书报检查制度，还给作家们营造了一个文学的自由天地，使得已发表或未能发表在《文学》上的作品得以结集问世，该丛书以“选刊现代名家创作之专集，选集，合集；作品有长短篇小说，剧本，诗歌，散文以及批评等”[4]264，该丛书选编范围广泛，作者阵容强大，几乎把当时国内排前列的作家作品全部搜罗在内，登上文坛不久的艾芜也成为了该丛书的作者之一。

鉴于此，艾芜把1931至1934年间发表于《申报·自由谈》《新语林》等的一些游记、杂感等共40篇，结集为《漂泊杂记》，收入“创作文库”之二十三，于1935年4月出版，是为初版本。生活书店为了推销“丛书”，为每一册集子都写了一二百字的广告词，主编傅东华为《漂泊杂记》撰写的广告词内容如下：

这是作者青年时在南洋缅甸等处所经历生活的记录以及国内各处旅游印象记得结果。单就题材而言，已经开启了一个新境界，又无一字一句不是实生活的反映，所以虽都不过短小的几叶，却无不洋溢着新鲜泼剌的生气[5]。

自此，汤道耕以“艾芜”的身份在文坛逐渐为人所知，“漂泊者”“底层人民”便成为了他作品中的常客，表现底层人民苦难的主题始终灌注在充满异域气息和浪漫情调的字里行间，和写作者一样，作品主人公的“流浪”成为生活的常态，这从同年12月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南行记》中可见一斑。艾芜的这些创作也因此得到了鲁迅、周立波等左翼作家的好评。1936年6月，海伦·福斯特在《现代中国文学运动》(福斯特是斯诺的夫人，此文主要依据鲁迅与斯诺的访谈记录写成，文中的观点主要来自鲁迅)中曾说：“最优秀的左翼作家有茅盾、丁玲女士、沙汀、柔石、郭沫若、张天翼、田军、叶紫、艾芜和周文。”②周立波也称赞艾芜“追求生活，寻找生活里的美丽的东西”③。

抗战爆发后，艾芜几经辗转来到桂林，并在此生活了五年半的时间。此时期的艾芜创作极为勤奋，“九本短篇小说集，三个中篇，两部长篇的初稿，一部杂文随笔，一部文学评论”[6]148。此外，《漂泊杂记》也在桂林得到了改版重印的机会，1943年6月，艾芜的《漂泊杂记》被纳入黎丁主编的“今日文艺丛书”。为此次排印，艾芜撰写了《改版后记》。

文丛本出版时正处抗战后期的特殊文化环境中，当时的桂林当局也开始压制进步文艺，对出版社及刊物杂志采取扣留、删减、查封等措施，要求不利于国民党统治的文艺作品“奉命免登”。《漂泊杂记》不少文本内容涉及对官商军阀和统治者的正面揭露，文丛本出版时，如《江底之夜》一文中“还有你们那些保商队……哼，过一回，光一回……”这句就因可能会触痛当局敏感的神经被删去了。艾芜自己也曾回忆“我当时还是隐去了文艺工作者的身份与自己写文章的笔名，才幸免无事，否则，起码得判五年以上的徒刑。这就是一个作家在国民党黑暗统治时代进工厂去找题材的遭遇”[7]35，“解放前黑暗的时代，一个文艺工作者，没有任何一点自由，只是在泥泞的路上，痛苦地爬行罢了”[7]35。该丛书的广告文字中就暗示了桂林的出版环境：

我们不敢卖野人头，我们不敢抬出所谓第一流的作家来吓唬读者。编者不是闻人，作者也不是名家，不敢自吹编送谨严充实，让读者诸君自己去判断。只有爬没有走的力气，本丛书也不知能够出到几本，不敢向读者预开支票，也不敢向作者多方约书，不限辑，不分类，出了一本便算一本[8]。

鉴于此，文丛本的发行量应该不是很大。初版本中的《蝎子塞山道中》和《冬夜》这两篇散文，因在同年5月已收入短篇小说集《冬夜》出版，被作者在编排文丛本时删去，故文丛本只收38篇，是收散文最少的版本。

如果说初版本和文丛本大体以艾芜写作的时间先后来编排作品，而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重印《漂泊杂记》时的编排则有了新的变化。该版本在初版本的基础上，除将繁体改为简体、从竖排改为横排外，在篇目上，增加了《路边小店》《杀人致用》《八募那城市》《仰光小景》《香港之一夜》《归来》6篇，而且正文前有艾芜撰写的《重印前言》，此次排印较1949年前的版本，不同之处在于篇目按作者漂泊途中经过的路线、到过的地方先后重排，这样能使读者对艾芜的漂泊历程有一个更清晰的了解。该版本的特色还在于很多篇散文文末配有与内容相关的插画，字词和图像，更有利于加强读者对滇缅漂泊生活的体验。

为了纪念艾芜创作五十周年，四川人民出版社自80年代初陆续推出了《艾芜文集》(共10卷)，《漂泊杂记》被收入《艾芜文集》第10卷，于1989年出版。文集本以云南本为底本，在篇目上又删去了云南本中的《蝎子塞山道中》《冬夜》《在茅草地》3篇，新增艾芜北国游记系列的散文《趵突泉》《游千佛山》《湖的话》《珍珠泉和黑虎泉》《洛口游记》《青岛的公园》《晨登观象山》《汇泉残垒》共8篇，还有1篇辑自作者尚未发表过的手稿《海滨随笔》，以及1930年12月发表于《新芽小日报》上的社论——《华缅人械斗记》④。作者对收入的文字进行了细致的校订。文集本共53篇，是收录篇目最多的版本。

1994年，河北教育出版社编纂“中国现代小品经典丛书”，钟敬文为丛书写了《中国现代小品经典序》和《编辑例言》：“本丛书以选编小品散文集为主，兼及其它类别的散文集......力图为读者提供历史上不同情趣、多样风格的读榭和研究资料。”[9]4作为中国现代散文园地中颇具特色的《漂泊杂记》也被纳入。丛书编辑例言明确提出：“所收散文集，原则上采用初版本，初版本难于找到的，选用了再版本。”[9]4故《漂泊杂记》在编排时，收录初版本的全部40篇散文，没有再进行目录的增删，篇目的排列顺序也沿用初版本，对初版本文字中明显的错误加以纠正。据笔者对校发现，尽管此版本声称以初版本收入，实际上这40篇主要以文集本最新修订的文字收入。

2014年6月，四川文艺出版社联合成都时代出版社推出了《艾芜全集》(共19卷)，《漂泊杂记》被收入全集第12卷，这是目前为止最新的一个版本，此版本共53篇，主要以文集本为底本收录，编者对一些篇目中的名词、动词、拟声词等进行了更加规范化的修正，但在文字上没有大的改动，内容上无实质性的变迁。

由上述可知，迄今为止，《漂泊杂记》有7种不同的版本(包括初刊)，艾芜亲自参与《漂泊杂记》的修改共4次。为便于论述，下面分别从初刊—初版本—文丛本、初版本—云南本—文集本两个部分进行论述。

二、1949年以前各版本(初刊—初版本—文丛本)的修订

艾芜在云南、缅甸等地漂泊的时候，并没有想过要把自己经过的地方、看过的美景、体验过的生活一一记录下来，尽管偶尔在高兴时写了点文字，也是随写随丢，未曾留心保存。来到上海后，混乱的社会时局与恶劣的文化环境，让艾芜“流民”的人生状态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一开始或无奈或自愿选择了“流民“身份的艾芜，似乎“流浪”便成了他一生的宿命。这时恰巧《申报·自由谈》的主编黎烈文向艾芜约稿，于是在对种种往事的不堪回首中，作者写下了一系列的南行游记及杂感，接连发表于《申报·自由谈》等报刊上，在这些散文中，艾芜以一个漂泊者的身份，任心灵自由地荡漾于滇缅的深谷清溪间，一边感受边地人民生命的力量，一边揭露黑暗的社会现实，而“南洋和当时的中国被视作可相互借鉴的战时‘命运共同体’”[10]，境外殖民地的真实体验和国内左翼文坛的反帝主题十分契合，艾芜的作品便很快就受到进步文坛欢迎，不但被迅速地纳入了生活书店的“创作文库”，而且还在抗战期间得到了重印。

从初刊—初版本—文丛本，艾芜改过两次。从初刊到初版本的改动共有83处⑤，在初版本的基础上，文丛本的改动共64处。这两次改动的情况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篇目的调整。从初版本的40篇到文丛本的38篇，艾芜在编选《漂泊杂记》初版本时，选取的是记录自己从成都出发一路南行到云南至缅甸而后回到祖国国土这一段漂泊生活的散文，没有纳入他在国内上海、福建等地的游记。1943年6月重排的《漂泊杂记》，在篇目上沿用了初版本的编排顺序，但因同年5月桂林三户图书社出版的艾芜短篇小说集《冬夜》已收入《冬夜》和《蝎子塞山道中》这两篇，故文丛本只有38篇。此外，初版本中一篇文章的标题《边地夜记》在文丛本中改为《罄口》。

其次，词、句的删减，使表达更简洁、流畅。初版本16处，文丛本8处，如《潞江坝》中:

最普遍最深入内地的，大概要算鸦片首屈一指吧。(初刊)

最普遍最深入内地的，大概要算鸦片烟吧。(初版本)

又如《旅仰散记》中：

便显得分外快乐了，刹那之间，且可以听见拍手调节歌曲的声音。(初版本)

便显得分外快乐了，且可以听见拍手调节歌曲的声音。(文丛本)

把“首屈一指”和“刹那之间”删掉，完全不影响作者表达的意思，反而显得简洁、流畅多了。

再次，字、词的修改(替换)，使方言口语化的表达得以削弱，规范的书面语表达增强。初版本有62处，文丛本有54处，如《川行回忆记》中：

我们便又动身起了。(初刊)

我们便又动身走了。(初版本)

“起了”改为“走了”显然更符合书面语的表达习惯。

又如《滇东小景》中：

就和主人搭白起来。(初刊本)

就和主人搭讪。(初版本)

再如《边地夜记》中：

记得在一处山里人家息气。(初刊本)

记得在一处山里人家息歇。(初版本)

“搭白”“息气”这些属于地方方言，改为“搭讪”和“息歇”，使表达更书面化。

概括地讲，《漂泊杂记》从初刊到初版，文字更简洁，表达更趋规范，是一次艺术上的完善。但把带地域特色的方言改为书面语，使得作者的独特风格以及漂泊地的地域特色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从初版到文丛本，作者对文字上仍有不少修订，使语言更趋简洁。可篇目减少了两篇，破坏了《漂泊杂记》原本的整体性。有意思的是，初版本选入《冬夜》和《蝎子塞山道中》，显然是因为作者将其视之为散文，而1943年出版短篇小说集《冬夜》时，艾芜又把这两篇当作小说收入，而且以“冬夜”作为书名。可见，《漂泊杂记》尽管是一部散文集，但作者以自己的漂泊经历为主干，所记的人、物、事又都为作者亲身经历，其中不乏传奇色彩，颇具小说的某些特点，是一部小说化的散文集。这与艾芜同时期写作的小说集《南行记》构成一种“实—虚”的互文。

三、八十年代(初版本—云南本—文集本)的修订

1981年，艾芜应云南人民出版社邀请，作了第三次南行，再次领略了川滇边陲的秀美风光与民风民俗。这次南行归来后，艾芜重新编排了《漂泊杂记》，并于1982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9年为纪念艾芜写作五十周年，四川文艺出版社推出了《艾芜文集》，第10卷收入散文集《漂泊杂记》，此为艾芜亲自参与编选及文本内容修订的最后一个版本。云南本在初版本的基础上修改了179处，文集本以云南本为基础修改了50处。整个修改状况可以分以下几种情况进行考察：

第一，篇目编排及目录的调整。1982年云南本收录散文共46篇，将初版本中一篇散文的标题《摆夷地方》改为《干崖坝》，重新收录了作者曾在文丛本中删去的《蝎子塞山道中》和《冬夜》2篇散文。艾芜在《重印前言》中提到“感谢四川大学教师黄莉如、毛文同志对三十年代旧报纸杂志的搜集，并加以复制”[11]3，使得云南本得以新增加《路边小店》《杀人致用》《八募那城市》《仰光小景》《香港之一夜》《归来》6篇。相较于云南本，艾芜在文集本中又增加了自己因国内战事举家北上，在青岛、济南等中国北方旅行时写的游记8篇。由此可见，在晚年的艾芜心中，“漂泊”的内涵已经从江湖游民世界外延至国内的流离生活。此外，目录的编排顺序也发生了改变，初版本和文丛本是按作者写作时间顺序编排，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艾芜自己在选编云南本的过程中，以自己漂泊时经过的路线和到过地方的先后重新编排目录，文集本也遵循了这一编排原则，这样既方便了读者的阅读，也更有利于读者透过文本切身体验艾芜的漂泊迹旅。

第二，人称、物称、地名的替换与规范，使得文字表述更趋严谨。云南本共29处，文集本共10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对很多人称、物称、地名进行了正规化的命名，特别是1981年艾芜再次南行，对各地称谓的变化有了切身体会，如“马来”改为“马来亚”、“野车旬”改为“迤车汛”，文集本也将《走夷方》中的“吉卜色人”改为“吉卜赛人”，并对一些现代读者不太熟悉的地名、人名如“叙府”“嘉定”“王君”等进行了注释，这样更有利于帮助读者疏通文意。未修改前的文本中出现的所有“摆夷”“野人”“离琐”等称呼，或多或少有着对少数民族的偏见和误会，改为“傣族”“克钦”“栗栗人”之后，文字表述趋向严谨和文明，表达更加规范化，更加符合对少数民族的认知和尊重，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平等交流。

第三，对语法、用词错误的纠正，使文本表达的内容更具准确性。如在初版本的《川行回忆》中“也并怎样成熟”和《滇东小景》中“你便会成功一个第三四等的厨子了”这两句很明显是病句，分别把“并”改为“并不”，“成功”改为“成为”，疏通了句意。初版本《滇东旅迹》中“麻烦不过他们的告诉苦”这句也有明显的语法错误，云南本则直接删去“告”字，这使得文本语法使用更规范，表达更准确简洁。云南本《游千佛山》中“都市已给铁路的灌输完全庞大起来”，文集本改为“都市以因铁路的运输而不断扩大起来”，“庞大”一般形容体积，而这里作者是指都市面积的变化，因此改为“扩大”，同理，“灌输”一般后接“思想”“文化”等名词，不接交通运输工具一类的词语，换成“运输”能使句意更恰切。

第四，汉语规范使用要求下对字词、口语的替换与调整，不涉及句意的改变。如初版本中的“那里”“那儿”“那国”“那有”等作为疑问词时，云南本“那”都改为“哪”，体现了汉语规范化对“那”“哪”使用不区分的纠正，云南本中还有很多对同音异形词语的改换，如“战抖”改为“颤抖”、“流览”改为“浏览”、“姆指”改为“拇指”、“拷拷手”改为“烤烤手”等。云南本还抛弃了表达时间、日历等常用的“廿”“旬日”，改为规范化的“二十”“一二十天”，使得现代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更准确、细致的把握文本涵义。

总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云南本、文集本，篇目及编排都有了变化，作者对文本内容的修改，适应了汉语的规范以及政治语境的变化，这是一个逐步远离初版的过程。

四、结语

为纪念艾芜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联合成都时代出版社推出《艾芜全集》(共19卷)。通过校对,全集本《漂泊杂记》的目录编排与文集本完全保持一致。全集本在文集版的基础上修改了158处。这些修改数量上貌似很大，实则也只是名词、动词、拟声词等一些更加规范化的修正，在内容上无实质性的变迁，全集本的修改编订是在艾芜去世之后，主要由编者负责文字修订，其版本价值不大。

通过对《漂泊杂记》版本流变作整体考释。笔者认为，初版本是最具史料意义的“善本”。具体原因如下：第一，初版本是最真实地再现了中国二十世纪历史原貌的版本。文丛本在战时环境下出版，受特殊文化政策的束缚明显，作者后来二次、三次南行归来的修改也烙上了时代印记。第二，初版本是最完整地表现滇缅地域文化色彩的版本。后来随着普通话的推广，对作品的口语、地名、人称的修改虽然显示了新时期文学的规范表达，但是作为民族语言组成部分的口语、方言俚语在文本中的逐渐消亡，淡化了《漂泊杂记》富有浓郁地方特色语言的魅力和感染力。第三，初版本最能体现艾芜最初“漂泊”的心境。后来的文集本、全集本已经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这种“漂泊”最初的意义。艾芜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写自己的漂泊生活，不写漂泊起因也不写所为目的，因为他要表达的只是一个青年人在历经艰难人生漂泊时所表现出的生命的力量，心灵的自由，以及旅行时未来的每一天因不可预知而充满偶然与惊奇的美好。

注释：

① 艾芜在1943年今日文艺丛书版的《漂泊杂记》的《改版后记》中说明“当时的自己虽然住在上海，没多大走动，但一直老觉得自己是一个流民”，又因艾芜母亲姓刘，所以取笔名“刘明”；艾芜作品主人公亦多“流民”、“游民”。

② 见斯诺前妻海伦·福斯特在《活的中国》的附录一中妮姆·威尔斯《现代中国文学运动》一文所引，译文载于《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期。

③ 参见周立波.读《南行记》[J].读书生活,1936年第3卷第10期。

④ 王毅《艾芜传》中说是1930年12月发表于《新芽小日报》，谭兴国《艾芜的生平和创作》上说是在《生生月刊》发表，作者因此被缅甸英殖民地政府驱逐出境。

⑤ 修改标准：标点符号和段落调整未统计在内，字、词的增加或删减各算一处；词序变化算一处；一篇中的同类同字修改算一处；一句中多次修改算一处；增加或删除一句话、一段话各算一处；有连续的段落增删亦算作一处(一句以逗号分隔的字段为标准；段落修改以篇幅较大的改动为标准，其外分布零散的改动仍分别计数)。具体统计中修改次数会有出入，难以做到绝对准确，仅供读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