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印象”的生成与应对
——以双雪涛及《平原上的摩西》为核心

丁雨卉

(南京大学 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23)

0 引 言

2015年，《平原上的摩西》在文学期刊《收获》上发表，受到评论界的持续关注。2016年，包含该小说的同名小说集出版，作家双雪涛逐渐走入广大读者的视野。由该小说改编的电影将于2022年公映，并由人气演员周冬雨、刘昊然出演主角，这使得更多读者对《平原上的摩西》产生了阅读兴趣。

无论是作为研究者眼中“新东北作家群”的一员，还是作为网民眼中“东北文艺复兴”代表人物之一，双雪涛似乎注定无法与东北割裂，读者也难以避免地带着对东北的既有印象去阅读并评价他的小说。这种印象是如何生成的？它对理解文本有着怎样的影响？面对这一既定的审美经验，作家又如何应对？本文从普通读者的阅读感受入手，以《平原上的摩西》为核心文本，整合并分析读者对双雪涛小说的接受状况；并结合对双雪涛小说文本、作家访谈的文本分析，尝试对以上问题进行解答。

1 “东北印象”的生成与印证

以黄平、刘岩为代表的研究者认为，双雪涛等作家描写东北的作品达成了一种“地方—阶级”的转换，小说体现的东北文艺不是地方文艺，而是隐藏在地方性怀旧中普遍的工人阶级的乡愁。[1]176普通读者虽同样关注双雪涛小说中的“东北元素”，却呈现出与研究者不尽相同的关注点。许多读者将《平原上的摩西》与自己心中的东北印象进行了比较，二者的契合是他们喜爱这本小说的重要原因之一。(1)豆瓣《平原上的摩西》下有许多此类内容的短评，此处仅具几例：“(《平原上的摩西》所描述的画面)是我好奇张望又从未到过的铁西区、艳粉街与1995年”之徽：《平原上的摩西》短评，2019-11-18，https://book.douban.com/people/163168742/collect?sort=time&tags_sort=count&filter=all&tag=%E5%B0%8F%E8%AF%B4&mode=grid；“那个时期的东北在我心中正处于一种野蛮生长的状态……充斥着萧条颓败之势……双雪涛真是太会写了，即使像我这样的从未经历过的人也摸得住那个年代的脱节与错位”；Devi1s：《平原上的摩西》短评，2020-10-27，https://book.douban.com/people/172927176/collect.；“总觉得东北那旮旯儿五步一嫌犯，十步一刑警”，未遂网络暴民：《平原上的摩西》短评，2020-12-11。读者在提到自己“从未经历”的同时，也提到了“我心中的东北”“那个时代”等字样，显然，他们心中存在一个既定的“东北印象”，尽管这个印象很模糊，只能由一些描述性词语零散地组成。(2)此类描述性词语多为“北风”“老工业区”“上世纪小城”“厂矿”“广袤”等描绘东北的客观地理环境和人文景观的词语，统计样本来源：2020-11-03。这种“东北印象”的来源难以确定，然而至少它并非来自东北二十年来一直输出的通俗文艺：春晚上赵本山的小品和大型连续剧《乡村爱情》。这些影视作品并非以工厂作为背景，其中具有喜剧色彩的东北也与双雪涛、班宇等人小说中展现的冷酷萧条的东北大相径庭。在以赵本山为代表的“东北喜剧”十几年如火如荼、几乎主宰其他地区的“东北印象”的同时，《白日焰火》《无证之罪》等影视作品出现在市场上，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新鲜的东北叙事，即“东北场景+悬疑推理”。

在阅读《平原上的摩西》时，多数读者联想的主要对象并非是同样以20世纪东北工业区为书写对象的班宇、郑执等作家，也不是在内容上更加真实细致地反映东北工业区实况的纪录片《铁西区》，而是以哈尔滨为背景的犯罪悬疑电影《白日焰火》。(3)在所有提到其他“以东北为背景”的文艺作品的短评(共17条)中，提到《白日焰火》《钢的琴》的评论有12条，而提到班宇或郑执的只有5条，2020-11-20，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6803179/comments/?start=80&limit=20&status=P&sort=new_score.有一定数量的读者赞同该小说“有点电影《白日焰火》的味道”，(4)该评论为热门评论，“有用”数达232，表明这一观点受到较多读者赞同。参见曾于里：《平原上的摩西》短评，2016-09-01，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6803179/comments/?limit=20&status=P&sort=new_score.似乎在读者眼中，作为时间空间背景的“20世纪东北”，与作为内核的“凶杀悬疑故事”，共同联系起《平原上的摩西》与《白日焰火》。考虑到读者评论中将此类影视作品作为《平原上的摩西》参照文本的情况之普遍，或许这是他们的“东北印象”的重要来源。此处以《白日焰火》为例，与《平原上的摩西》进行对比，试分析二者之间的相似之处和读者因此产生的联想。

《平原上的摩西》与《白日焰火》在场景与叙事方面具有相似之处。《平原上的摩西》书写了“雪已经大起来，风呼呼往脖子里钻，远处那一大片棚户区都看不清了”[2]13的东北气候条件；描绘了工厂集体生活片段，如未成家的年轻工人较少在午休时回宿舍吃饭或选择集体食堂，流行上班带饭，将装有午饭的铝饭盒放进工厂统一的巨大蒸笼中。小说中庄德增通过“她的饭盒是凉的”，推断出傅东心的同事早晨把她的饭盒从蒸笼里拿出来排挤她，也刻画了东北生活的种种细节：李斐父亲的同事与他寒暄时问他是否“打了过冬的煤胚”[2]15，年轻学生相约在假日抽冰尜等。在阅读这些场景时，读者很容易联想到以《白日焰火》为代表的影视剧中的种种场面：冬日居民楼上的积雪；砖砌的高大烟囱、轰鸣的车间；工人用于热饭的蒸笼和铝饭盒；钢铁、建材和铁锈的厂房等。这些在影片中多次出现的意象，配以冷色调的滤镜，使影片呈现出的东北具有冷酷、萧条之感。这一视觉体验极其直观，与《平原上的摩西》读者评论所表述的东北印象关键词如豪放、北风凛冽、萧条、肃然等有很大程度的契合。在叙事层面，《平原上的摩西》和《白日焰火》均为旧案引出新案，新旧案件具有关联的双线叙事。身为警察的主人公抽丝剥茧追踪线索，但他们的发现往往与真正的真相差之毫厘，指向错误的疑犯，而案件的真相则以嫌疑人独白的方式，在故事结尾被解开。《白日焰火》以5年前的肢解案作为引子，新案同样是肢解案，案件关联为死者都是吴志贞身边的男性。前警察张自力以吴志贞、皮髦为线索，怀疑新案件的疑犯是吴志贞的前夫梁志军，并对其进行追捕击毙。但最终他从吴志贞口中得知了案件的真相，即吴志贞本身才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而《平原上的摩西》开头的旧案是12年前的蒋不凡死亡案，新案是城管被杀案，新旧案的关系在于城管被杀的凶器是当年案件中丢失的手枪。警察庄树以小诊所为线索，怀疑两起案件的疑犯是李斐的父亲李守廉，并一路追踪，最终与李斐见面，从李斐口中得知当年蒋不凡案的真相。作家从蒋不凡的视角讲述了当年的案件，却并不给出事件的结果；种种线索暗示读者李守廉是蒋不凡死亡案与出租车司机连环死亡案的凶手，又马上借李斐之口否定这一事实，并且没有做出进一步的解释。读者最终仍然不知道李斐与庄树的结局如何，李守廉又是否被抓捕归案。双雪涛在开篇设置了悬念，并以不停变换叙事者视角的方式从不同角度制造悬念，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始终对真相抱以强烈的兴趣。除此之外，《平原上的摩西》与《白日焰火》中都有一位女性角色与案件真相紧密相关，并被主人公怀疑是嫌疑犯。她们有着复杂而含混的性格，李斐与庄树有童年羁绊，而吴志贞与张自力之间也有暧昧的情感纠葛，这一人物形象使得故事的谜团增加，读者在对凶手是谁、如何作案产生高度兴趣之余，也对女性角色与主人公的感情故事具有强烈的好奇心。

相似的东北自然人文景观描写，与新案+旧案双线叙事的叙事特点，使得读者在阅读《平原上的摩西》时，产生了对相关题材的既有影视作品的联想。此类影视作品带给读者的视觉感受，影响了他们对小说的接受。陌生寒冷气候条件的描写，符合读者对东北自然环境的预期；作为小说情节线索的推理、凶杀故事，也满足了读者心中“东北背景+悬疑故事”的联想。《平原上的摩西》不仅在故事题材上十分符合读者对“发生在东北的犯罪悬疑故事”的期待视野，也在行文细节中对东北工业区生活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刻画，将印象的边角做出最后的补全，使读者眼中浪漫又鲜活、陌生与熟悉并存的“东北印象”得以印证。

2 文本对“东北印象”的补充

在大部分读者的目光被发生在东北场景的悬疑故事所吸引的同时，隐藏在凶杀故事背后的问题似乎很容易被归于特殊时代(下岗潮)所导致的时代问题。然而，作家试图讨论的问题并不仅仅限于特殊时间特殊地点下的个案。2016年《平原上的摩西》正式出版时，作家在访谈中谈到这本小说的写作动机：“为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我的故乡人留一点虚构的记录。”这一说法在“记录”前加了“虚构”二字，显然，作家最初即对在小说中反映具体的东北现实一事持有保留和警惕的态度，即“为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我的故乡人留一点虚构的记录”这一写作动机的重点并非是“故乡人”，而是他们所受到的“侮辱与损害”。是谁侮辱了他们？他们又受到什么样的损害？这或许是作家隐藏在故事背后的思索，而带有强烈“东北印象”的读者在阅读小说时，却容易忽视这些隐含的讨论。

《平原上的摩西》中，作家以蒋不凡的视角叙述了一个东北“二王”的故事，从情节上来看，该故事与小说主要的两条线索毫不相关，至多是作家在简要叙述蒋不凡个人经历中的一个插曲。也正因此，无论是研究者的学术讨论，亦或是大众读者的网络评论，鲜有对这一故事的关注。“东北二王”并不是纯粹虚构的小说角色，他们的原型是在20世纪80年代流窜于沈阳一带的罪犯，后经千余警察追踪围捕，于1983年被击毙。然而，小说中蒋不凡在描述这一故事时的态度却耐人寻味。对于事实上打死打伤执法人员和无辜百姓共计18人的罪犯，作家笔下的蒋不凡对二人的印象除枪法好外，还刻意地强调其“不怎么伤人，有时还(给普通居民)留点饭钱”“俩人把钱和首饰扔进河里，向警察反击”。在二人终于被枪毙后，蒋不凡的反应是“那天晚上我在家喝了不少酒，想了许多”。尽管作家并未说清蒋不凡到底想了什么，但我们不难看出，蒋不凡喝酒显然并非出于犯罪嫌疑人落网、任务完成的轻松；也没有得知为非作歹的犯人终被枪毙后的大快人心之感。相反，他的心情非常复杂而沉重。在他的叙述中，东北二王并未伤害普通居民，只反击警察，甚至反击的背景是“大王在严打的时候受过镇压”，似乎在暗示着二王是因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而走上与警方敌对的道路，并且在成为罪犯后依旧恪守着一些民间规则(如不伤害平民、留钱等)。倘若二王在他心中是这样的形象，那他的复杂心情也就可以理解：警察的责任与信仰与他个人的感情产生了冲突。他个人的感情包含对东北二王隐含的同情，对“严打”的怀疑，以及与此相关的对社会不平等、不公平问题的思索。小说中蒋不凡的选择是前者，他“最后还是决定继续当警察”，但作家所试图探讨的问题却并未在此解决，他将这一问题内化进小说中的各个案件中。

《平原上的摩西》中存在一些悬而未决的疑案，如庄树小时候遇到的辅警死亡案、城管执法致女孩受伤案等。改变庄树人生、促使他走上“正路”的辅警被报复致死后，罪犯是否被逮捕？罪犯因为什么案件报复他？这一案件是否有着冤假错案的成分？庄树没有问出口，读者也就不得而知。城管错误执法导致女孩受伤，有关部门对事件做出了明显不合理的定性，然而当这一切被媒体曝光后，小说中明确写出的女孩结局仅仅是：“两人收到了大量的捐款，女孩的恢复也比预想的好”。“有关部门”是否在舆论压力下重查案件、修改定性，是否对事实上的受害者母女进行官方的补偿，而不是让她们的未来仅仅依靠民间捐款？作家同样没有给出答案，而读者对这一案件的追问似乎也止步于“李父究竟是不是杀害城管的凶手”这一情节。

次要案件没有明确的结局，恰似这部小说的核心故事同样没有明确的终点一样，尽管蒋不凡之死的真相已经水落石出，而身为警察的庄树(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权力机关)似乎也接受了这一解释，但该案件依然处于一个倒错的局面。警察蒋不凡的错误判断造成李父面部受伤、李斐双腿瘫痪，但警方却始终并仅仅将他看作受害者，给予补助抚恤，而全然无辜的李斐所受到的伤害与李家的家庭悲剧只能由其自身承担。这种倒错产生的冲突核心是民间正义与法律法规的冲突。当年看到被暴力对待的茶叶蛋小贩，李父试图回家取刀为他抱不平，然而在想到女儿的未来时，他选择罢手。或许当下城管的错误执法造成的母女悲剧，使他看到了时光罅隙中自己和女儿的影子，而杀害城管正是出于这种民间“打抱不平”的正义。

显然，作家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些冲突在某种意义上是无解、甚至不可言说的。也许正因如此，他在小说中选择让李斐默认，而并不是明确肯定李父是杀害城管的真凶。而对于被城管伤害的小女孩一案是否在有关部门的主导下获得了新的判决，作家也未置一词。尽管这种自我审查使小说对社会不公正问题的讨论难免显得有些隔靴搔痒，但至少说明相比于同类影视作品，作家并未仅满足于讲述一个环环相扣、逻辑严密的警匪悬疑故事。

3 作家对“东北印象”的回应

面对读者抱有的“东北印象”，以及“新东北作家”这一带有明显地域指向的标签，双雪涛似乎并不抱有肯定的态度。在2018年的访谈中，他谈及自己与“东北”的关系时显得颇为无奈：“我就是一个东北人，在东北生活了三十年……所以天生就决定了我写东西大部分都与东北相关，这是一个无法选择的命运，我是一个被选择，被推到素材充满东北意味的写作者的角色中来的”[3]24，这表明作家将东北作为书写对象不是其主动的选择，而是“无法选择的命运”，作家本人甚至是“被推到”东北写作者的身份中的。他否认了自己选择“东北”作为故事展开地点的特殊性，意图强调小说中某种共性的问题。

研究者敏锐地意识到了作家试图淡化“东北”这一标签的倾向。刘岩在访谈中指出：“当今天越来越多的批评家和媒体以‘东北’这样一个标识来塑造你作为小说家的形象时，你似乎要从这种定型化的塑造中挣脱出来，强调自己不是在记录、反映真实的东北”，他好奇的问题是：“如何进入你作品中的东北？”丛治辰同样认为双雪涛在有意识地回避“东北—阶级”这一阐释框架，他将这种回避比作一种逃跑，并指出逃跑的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某种纯粹的‘文学性’，另一个方向是个人的精神”。他立足于文学/政治的二元框架，认为逃跑的本质原因是作家对“纯文学”的认同，这种认同势必导致作家排斥以政治为中心的解读。[4]17显然，研究者们虽然意识到外界正以“东北”为标签塑造双雪涛，也察觉到了作家对这种定型化塑造的排斥，但他们都不打算就此将作家和“东北”的标签剥离开。“如何进入你作品中的东北”，这一问题实际上显示了研究者心中仍然默认双雪涛的小说与东北书写牢牢绑定。研究者以此为前提，想知道作家如何应对这一印象。

也有读者好奇双雪涛如何处理小说与东北悬疑影视作品的相似之处。在访谈中，有读者提问：“我特别喜欢刁亦男的电影《白日焰火》。我看您的《平原上的摩西》的时候，感觉有一种相似感，请问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作家需要面对的并不仅仅是读者所提到的《白日焰火》这部电影本身，而是这部电影所带来的读者心中的“相似感”。读者观看电影显然是在阅读小说之前，意味着电影所描绘的东北场景与悬疑故事已经形成了先入为主的印象，读者带着这一既有的“东北印象”阅读小说，这一印象就成为了一种比对标准，作家实际上需要应对的是这种影视作品给读者带来的影响本身。为了应对这一印象，作家试图为自己的作品寻找一种超出东北地域和悬疑故事之外的特质。正因如此，他在回应中指出，《白日焰火》带给他的是创作方式和思维方式上的“启发”，而并不是人物形象和故事本身：“最大的启发就在于意识到有一些东西，它的力量存在于哪里，以及怎么去把握的问题。”[3]24这种回应重心也被应用在对刘岩的回答中，双雪涛承认自己在《平原上的摩西》一书的创作中的确“调用了东北的历史，包括我写的时间点比较明确”，但他立即强调自己有了新的转向：“在之后，包括《飞行家》这本书里，我觉得历史感和那种特别准确的时间在减少，这可能是我的一个尝试和趋向”，并且再次提到了“精神”是自己写作的核心，力图向读者传达这样的概念：“在小说中更重要的是认识到精神世界”。精神世界显然不能被“东北”这一物理概念所限制，作家身为创作者的创新突破口也就应运而生，他试图引起读者对小说精神世界的关注，从而淡化对“东北”这一标签的追逐。

《平原上的摩西》中被读者忽略、甚至被作家自己有意识回避的内容，或许正是这种精神世界的表达。小说中的李父是社会的边缘人，他两次见证了社会的不公，自身也是这种不公正的受害者。他面对这种不公正的态度并非以正当程序诉诸法律，而是采取民间复仇的行为来维护正义。小说中民间正义与法律法规的冲突事实上是无法调和的：伤害女孩的城管似乎并没有自己的苦衷，也并非出于意外或者误会；警察蒋不凡给无辜的李父与李斐造成的影响则是毁灭性的、无法挽回的。这种无法调和的冲突背后的社会问题是一种结构性的、无法改变的不公。作家在感情上对被损害者抱有同情，并且没有对民间复仇的行为进行明确的法律意义上的惩罚。这似乎表示作家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这种社会不公正的无法改变，并且对民间复仇予以较为宽松的谅解。相比而言，常被读者拿来与《平原上的摩西》进行比较的同类的悬疑影视作品中，无论是《白日焰火》还是《烈日灼心》，其尽管在影片过程中同样将疑犯塑造得具有一定的良好品质，警察一方也不乏对疑犯的同情，但最终的结局里，疑犯必须伏法。相比之下，《平原上的摩西》的开放性结局则处理得相当暧昧，作家并没有给出李父是否被抓捕归案的明确暗示，甚至也存在警察(庄树)被疑犯(李斐)杀死的可能。这种暧昧的态度表现出尽管他在感情上有所偏颇，但他并不想将天平倾向法律法规或是民间正义的任意一方。这种挣扎和思索，或许是作家想表达的精神世界的问题之一。小女孩、李斐等人显然属于“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一列，但站在他们对立面的却并非城管、庄树的个体，而是他们背后更宏大的权力机构。然而，小说中花了大量笔墨描绘在这种冲突之下互相伤害的普通人的痛苦，对于权力机构的怀疑却仅仅是点到为止。这种谨慎处理尽管没有影响到故事本身的逻辑，但却无可避免地增加了读者捕捉到这一层面含义的可能。

在影视作品的影响下，读者对双雪涛的作品带有一种“东北场景+悬疑故事”的期待视野，作家本人显然意识到了外界的这一定型塑造，他试图通过将读者的关注重心转移到精神世界来达成对这一塑造的打破。然而，尽管他在小说中触及到了个体冲突背后的社会问题，但或许是出于自我防卫的考量，他并未更加深入地对此进行讨论。因此，就《平原上的摩西》小说而言，依然止步于一场结局暧昧的警匪冲突。而就作家本人而言，对“东北印象”的抗拒似乎更难一以贯之。尽管作家本人对影视化抱有抵触，他的小说作品还是接连被改编为影视作品。2020年《平原上的摩西》宣布了影视化消息，正如许多读者曾经期待过的那样，改编电影由导演刁亦男监制，而他正是《白日焰火》的导演。受《白日焰火》启发而创作的小说《平原的摩西》，在最终走向影视化时又回归到《白日焰火》，似乎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回环。双雪涛曾在2018年的访谈中大力抗拒的“相似感”，此时再次成为他不得不面对的现实：由《白日焰火》导演所监制的《平原上的摩西》，会与前者有着何种程度上的相似？显然，小说中的犯罪悬疑主线将会得到较大程度的重视，而影片中也不会缺少对东北冬天的寒冷雪夜、冷硬钢铁的特写，作家试图挣脱的“东北背景+悬疑故事”这一深入人心的“东北印象”，也无可避免地以出现在大屏幕上的形式，再次成为读者接受的重心。

4 结 语

姚斯在《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一文中提到，文学作品对它的读者的期待视野是满足、超越、失望或是反驳，这一方法提供了一个决定其审美价值的尺度。[5]31尽管姚斯本人并未给期待视野一个明确的定义，但读者先在的审美经验无疑被包含其中。身为作家的双雪涛需要面对的，正是这样一种审美经验——大众读者心中既定的“东北印象”，这种印象或许来自近年来以东北为故事背景的悬疑犯罪影视作品，它们受到读者的欢迎，以一种直观、形象的印象留在读者心中，并提供一种评价标准。作家最初的创作是对这一印象不自觉的暗合，而后又进行了有意识的抗拒，作家试图引导读者以一种完全不同于先前标准的角度去阅读自己的作品。实际上，《平原上的摩西》中对社会问题的讨论的确超出了这一印象，但如何在不触犯读者或审查底线的同时，将对此问题的讨论表现得更为明晰清楚，就成为了作家是否能够冲破这一标准的重要条件的描写。

在《平原上的摩西》这一备受关注的电影上映后，作家的新作品要达到对既有东北印象的超越就更加艰难。双雪涛是否能够面对这种期待视野所带来的压力，又是否能够突破“东北印象”的塑造，实现他一直以来所期冀的转型，这不仅仅是他个人所要面对的问题，也是“新东北作家群”中班宇等人同样无法回避的难题。将写作道路限定于既有印象，显然不是作家的意愿；但如果彻底抛弃“东北”这一主题，似乎又有些违背作家写作的初心。如何在突破“东北印象”的同时，依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对东北故事的书写和刻画，或许才是作家应当思索与实践的写作方向。

(责任编辑 邬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