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高校办学管理问题及策略分析

王俊杰

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辽宁 沈阳 110000

高等教育的“三段说”理论最早由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马丁· 特罗教授所提出，高等教育从高等教育入学率在0%～15%的“精英阶段”向入学率为16%～50%的“大众化阶段”再向入学率达到50%以上的“普及阶段”发展过渡的高等教育发展三阶段论。［1］后来用来对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进行评判的一个理论支持。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是指高等教育在学人数与适龄人口之比，当毛入学率达到或超过适龄人口50%的普及率的时候，就是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在当今的中国，依照最近几年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发展的呈现出大幅度的一个发展趋势，在2019年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到了51.6%，这一数据的突破，使得我国进入了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新发展阶段，需要重构能够顺应时代发展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一、中国式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内涵

在查阅诸多文献后继马丁· 特罗之后发现学者并没有对于高等教育普及化内涵的一个界定，早前马丁· 特罗在与我国学者的谈话中提到过，50%的划分标准没有统计学上的意义，而是更多地以事实的逻辑判断、从事高等教育的经验所得出。他反复强调这个百分比不是一个固定的区分标准，不能当阶段性的准入目标，50%可以看作是一个区间，而且除了50%的数量指标之外，还有一些方面上的区分。［2］高等教育普及化是一种高等教育的发展状态，高等教育在量的增加的同时，高等教育内部也要发生质的变化。从研究的角度来说，量就好比是一个“指路牌”，是提示的一个重要信号，就是说只有在量的基础上才能够为高等教育未来发展的质是做充分准备。中国根据本国国情及现实需求，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已经在高等教育的规模上慢慢摸索着，但如今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的首要要求就是在多样化的基础上把握质量，克服同质化，要构建特色的高等教育格局，来满足不同主体的教育需求。

二、普及化时代：高校办学管理面临的问题

（一）办学规模扩张不等于质量提升

我们似乎对数字指标有种特殊的情节，在数据的百分比来说已经达到普及化阶段的标准，只是规模意义上的扩大，尽管在高校扩招明显地影响到高等教育质量后，我国逐步加强质量监控与保障，提出了内涵发展战略。长期以来，形成的规模化思维渐成定式，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根本改变。所以，在高等教育普及化中的高校办学管理质量上仍需有所改观。因此，在普及化阶段，办学质量仍是一个最有争议的问题。当50%的数字成为一种追求的功利目标时，以政府为主导的计划体制下就会朝着达到目标的最大化进行，在短时间内完成数字目标。就学生数量而言，我国是世界上高等教育规模最大的国家，高校的数量不断的大幅增加，［3］这样的发展速度和方式已经超出了马丁· 特罗的三阶段理论，这样的增长会出现反作用，跨越式的增长会使得高等教育在规模和质量上出现张力，在质量方面无疑是一种威胁。近几年来，我国高校存在质量不达标，公立高校和私立高校质量悬殊，对高校的质量评价单一化等问题。

（二）学校办学管理的同质化问题日渐突出

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之后短期内使我国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取得了进步。随着高等学校数量的急剧扩张，一方面，院校的管理难度增加，行政权力加强干涉，学校办学自主权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在学校的招生规模、学生培养、教学管理等方面都会或多或少受到政府无形中的干预和控制，由于高校在历史发展、办学理念、资源配置等方面有所不同，单一的管理和政策很难发挥作用，还会对高校的自主发展产生限制影响；另一方面，高校对企业措施、就业市场的发展动态不够了解，高校一味地参考同类型高校的办学模式、学科专业设置等，不能各安其位，各高校之间具有极大的同质性，稀释了自己本身学校应该具有的学科特色。

（三）缺乏教育资源阻碍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

教育资源是高等教育普及化的物质基础，由于学校的数量急剧扩张，政府拨款所占大学经费的比例越来越低，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张导致与政府财政承受能力之间的矛盾加剧。大量经费依靠学校去筹措，现代社会高等教育自觉、不自觉地都会受到来自外部社会的影响，需要和各区域的经济发展和企业资本相互交融得以快速进步。在普及化时代，需要各个高校自己去为自身发展筹措资金，公立高校虽说更直接受国家的补助，但是逐渐下降的资金投入，也使得学校会依靠在学生别的收费途径中来提高费用；更不必说各私立高校，在教育资源方面更是层次差异有所不同，大学采取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形式来收取学杂费为补上财政资金的缺口，这一举措是会阻碍到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可持续性发展。这就必将影响教育的普及化进程，学生的压力增加，反而降低学生的求学机会，这也是普及化时代面临的艰难任务。

（四）“管办评分离”的高校多元化合作机制不够完善

如今提出的“管办评分离”模式是教育综合改革的一个重要命题，国家有着为实现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所做的重大决心和努力。政府一直以来担当着高校管办评的“掌权人”，使得高校在自主性上受到了限制，现在“管办评分离”的体系是对政府权力的依法限制，参与主体更加多元化，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大以及结构和功能变得更加的复杂，所以涉及的相关利益群体比较多，由于不同的价值观念和利益立场造成他们之间的矛盾也会增多，协调他们之间的关系也绝非易事，完善大学内外的利益团体的多元合作机制的任务仍然很艰巨。

三、普及化时代我国高校办学管理的策略分析

（一）树立精英质量观，质量标准针对化

对于高等教育的质量要求，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标准，在最初的“精英化”高等教育的时代，是以“高标准”“卓越”为质量观，对如今的高校质量是有可取之处的，在后来的大众化阶段提出的质量多样化其实在一定程度削弱了对质量的高要求，很多高校以此钻空子来对自己的办学质量含糊其辞。刘道玉先生在《中国急需构建精英教育体系》的演讲中呼吁“中国急需构建精英教育体系，充分发挥精英人才在各个事业领域里的先导作用”［4］，普及化高等教育是要建立在个人需要基础上的，接受高等教育是为了实现个人价值，应该改变以就业率为指标的评价标准。为社会服务，提供社会所需要的人才是大学应有的职能之一。大学的存在意义是“使人成人”，所以想要保证普及化高等教育的质量，应该强化高校内部的治理，树立精英质量观。

（二）高校开放社会视野，完善自主治理机制

制订大学章程是建立在符合国家规定、形式合法化的大方向下进行，最主要的是实现“一校一治”的管理目标，有所差异的去发展自己高校的优势学科，在朝着综合性大学发展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学科特色。制订大学章程是得建立在符合国家规定，形式合法化的大方向下进行，但是最主要的是实现“一校一治”的管理目标，有所差异的去发展自己高校的优势学科，而不是一味地借鉴模仿双一流大学的办学管理模式，从实际出发，在朝着综合性大学发展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学科特色。在行政权力干预导致同质化的问题上，党中央也提出了差别化授权的办法：“根据赋权与能力相匹配原则，对有能力用好、有机制规范的，以协议、试点等方式放权。选择若干自律机制健全、办学行为规范的高校，赋予更多的办学自主权。”［5］另一方面，高校不能盲目地实行自主权，还要有社会视野，发展产学研的一个结合，高校的学科以及专业设置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高校可以建立动态调整机制，根据社会的就业现状、社会前景，进行高校的特色办学。

（三）整合教育资源，充分释放民间资本

教育规模的扩大，就意味着教育投入的增加。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各国为了摆脱财政危机，采取多渠道的筹措经费的方式。例如，美国和日本，社会捐赠和学生学费在高等教育的教育经费中占很大比重，美国、韩国、日本等的私立教育机构已经超过了公立教育机构的规模，那时候就开始有社会资本举办高等教育的先例。我国一直以来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普及化时代中央和政府更应该增加教育的财政投入，扩大教育经费在GDP中的比例，增加高等教育的财政占公共支出的比例，来确保在扩大公立高等学校规模的同时质量有所保障。对学生个人来说，要完善和切实地实施下去各种学业资助制度，保障学生不会因为经济方面的原因而失去入学机会。对于民办高校，要进一步规范和发展，最大化地保持市场竞争力去激发社会办学的积极性，利用社会的公共资源，引导社会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向高等教育。扩大、支持民间资本去举办治理高等教育是必由之路，如果只是依靠社会资源有限度地参加是远远不足够的，决定教育投入的首要因素归根结底是观念层面的问题，应该进一步的解放思想，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对已经存在的一些限制社会力量参与办学的法规、政策进行改革，像对国家其他公共事业一样出台优惠政策，对一些办学质量高的民办高校加大奖励制度，彻底打通民间和高校之间的渠道，推动高等教育向普及化这一更快更好更稳的方向发展。社会应当加强校企合作办学，建立高校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协同办学，在这一基础上，建立起社会化的高等教育体系。

（四）完善多元共治的管理模式，引导多方参与质量监督

进入普及化阶段，一个集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远程教育等于一体的“巨型大学”出现在人们面前，在这个巨型大学中有很多主体包括学生、教师、行政人员、政府、社会群体等去共同治理，它必须有多个主体权力的压力而达到均衡。［6］在普及化时代，要先持续的深化管办评分离的高校管理模式，进一步扩大高校的自主权。政府应作为高校的“元治理者”，退出微观调控，高校的关注点才能转向社会的需求，使得高校办学模式多元化、自由化。政府在自身放权的同时还要把精力放在培养第三方的评价主体共同来参与高校办学管理的质量监控，客观公正地进行质量监督评估活动。［7］“教育中介组织”是后来出现的一个用来缓解政府、高校和市场之间矛盾的一个中间组织。但目前来说这个组织的发展还不够成熟和平衡，国家要对其进行政策上的支持，使担任评估职责的中介组织对学校的评估更加科学化、公正化。

从高校内部来看，到了现在进入大学全面治理时代，大学治理的内部界限越来越模糊，大学作为高级人才的聚集地，和社会更好的结合到了一起，这也是人们对普及化时代高校的要求。［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