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致刘蓉两封未刊信札的点校与考释
——兼论曾国藩、刘蓉、郭嵩焘早期对传统友道的践履

刘小力

(中国语言智能研究中心 北京 100048 )

一、信札的点校和释读

湖南省图书馆藏刘孟涵稿本《挽词杂著》中，发现两封曾国藩写给刘蓉的未刊信札①。信札置于卷首，两封信抄写在一起未分页，两信之间另起一段以“又”字分割，标题为《曾文正致刘中丞书》，没有称呼。

刘孟涵(1886—1951)，字浣华，号劼夫，别号孓公，漱居士，清优庠生，湖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曾任湖南省议会议员、湖南省财政厅秘书、湘乡县文献委员会委员等职。著有《漱公集》《漱公批牍》《挽词杂著》(稿本，藏湖南图书馆)[1]。

刘蓉家与刘孟涵家为同族世交，刘蓉与刘孟涵的爷爷刘必作共同纂修了槠山刘氏肇修族谱，刘孟涵与刘蓉的重孙刘敦复为好友，共同纂修了槠山刘氏四修族谱[2]。1934年，刘敦复在写给商务印书馆的信中记载：“(刘蓉)生平凡友朋所致函牍，均保存无缺，数近千函。……按年编订成数巨册。”②这批信件下落不明，刘孟涵抄录的曾国藩信札可能来源于此。

信札点校如下①：

曾文正致刘中丞书

使者归至中湘得书，因悉一切。次日唤船，舟子骯骳不发，又明日始解缆，又明日乃至县城。城中舍亲有人以初一日自舍下来中湘，亦有人曾于初四日过舍，并言家祖宿恙全愈，康健如昔，城闻此信如释千钧重负。然备询始末，殊怆悸不可为怀。转忆吾弟以工愁之张衡，为抱病之吴质，床头无服药之钱，室中无顾问之人，此情此状，不堪思也。城前作书寄伯琛，不审已寄去否，伯琛若知仁弟有疾，料应星奔至省。然老天位置吾辈，断不容有丝毫如意事，城固卜伯琛必不与君作队也。顾城为君计，亦宜裁悲减思，好自调摄，不宜偎愁抱郁，如漆斯粘。以君绮岁茂才，旭日方东，才意驰许，要当凌轹管乐，蹴踏燕许，不当效王伯与杜牧之一流人！城早岁不学，近又风尘奔走，既自维将终无所成就，而复愧有友如霞仙其人，竟不克有所献替，良足恧耳。若伯琛者，骐骥籋云，发燕秣楚，倘与仁弟相聚鱼头，互为砥砺，千斫万缕，岂不幸甚！顾既已不能，则亦分道扬镳，各争前驱。而或百端牵挂，如儿女子情态，固非城之所以期君，亦非伯琛之所以期于君者，亦又非城之所以期伯琛者也。城前于君处，累欲进此等言，每一启口，嗫嚅乃辍，如是数四，诚虑霞仙之见，尤且城亦良难免此也。城虽万言终复无当，惟霞仙保重保重，养此身为事亲之身可耳。

子城顿首顿首

孟容足下尊恙既痊，可否伯琛来省否？道路修阻，莫由问讯，怅矣如何！溽暑方盛，蕴隆虫虫，仲宣体弱，保重！奚似仆曩所期于足下者，不愿君置身清秘，力据要津，但愿卓荦观书，腾踔无前，足以驰骋曾(曹)刘③，方驾董贾，庶无乖于切劘，亦有施于里闬。今乃为造化小儿所累，则宜好自调摄，优游客与，以畅天怀，不应才意丹心重自郁抑。仆前在县城曾作书寄君，颇道及此意，谅已达左右，又寄钱贰千为足下日用之需，亦已到否？

两信以“责善”为中心，对刘蓉的儿女情长提出了委婉批评。期望三人(当时曾国藩、刘蓉、郭嵩焘刚正式订交数月)互为砥砺，志存高远，以古代圣贤为榜样，各争前驱，青史留名。同时又表现出温情脉脉的一面，对刘蓉关爱有加，并寄钱给刘蓉解困。

第一封信首先简要叙述了在中湘(湘潭)接到刘蓉的来信、到湘乡县城的经过、知悉祖父“宿恙全愈，康健如昔”后欣喜而怆悸的心情。接着用诙谐的语气对刘蓉的相思之疾和窘境表示关切和同情，把刘蓉比喻为多愁的张衡和寂寞的吴刚(唐王维：“宋玉登高怨，张衡望远愁”，唐韩偓：“吴质谩言愁得病，当时犹不凭阑干”)，“此情此状，不堪思也”。对三人的分离表示无奈，“然老天位置吾辈，断不容有丝毫如意事”。劝慰刘蓉“宜裁悲减思，好自调摄，不宜偎愁抱郁，如漆斯粘”。同时赞美刘蓉和郭嵩焘的才华，勉励刘蓉积极进取，“以君绮岁茂才，旭日方东，才意驰许，要当凌轹管乐，蹴踏燕许，不当效王伯与杜牧之一流人”。转而劝诫刘蓉，不应如妇孺之辈，儿女情长，“或百端牵挂，如儿女子情态，固非城之所以期君，亦非伯琛之所以期于君者，亦又非城之所以期伯琛者也”。信的结尾，曾国藩深情而委婉地表达了对刘蓉的相思之情，“尤且城亦良难免此也”。落款用“子城”，亦有怀旧之意。

第一封信寄出后，曾国藩又筹钱两千为刘蓉纾困。当时曾国藩在经济上也非常窘迫，《曾文正公年谱》：“(道光十七年)十二月，公谋入都会试，无以为资，称贷于族或家，携钱三十二缗以行，抵都中，馀三缗耳。时公车寒苦者，无以逾公矣！”[3]635

信中可以看出曾国藩和刘蓉的关系非常亲密。刘蓉对曾国藩用情至深直至晚年，刘蓉常梦见曾国藩，“梦长梦短浑闲事，借不林间更数年”[4]338。曾国藩去世前一个多月，刘蓉梦见曾国藩欲骑黄马而去，潸然泪下④，曾国藩去世一年后刘蓉也悲伤过度而逝。曾国藩曾用“垂头对镫火，一心相媚悦”描述两人早期的交往，称刘蓉为“天下之至爱”[5]，几已超出朋友之间的关系。

第二封信写于得知刘蓉病愈之后，和第一封信的意思相似。第二封信更侧重于激励刘蓉，表达了对未来的期许和高远的志向，“奚似仆曩所期于足下者，不愿君置身清秘，力据要津，但愿卓荦观书，腾踔无前，足以驰骋曾(曹)刘，方驾董贾，庶无乖于切劘，亦有施于里闬。”

曾国藩、刘蓉、郭嵩焘都有很深的故土情怀，曾国藩曾立志“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宗族乡党”[6]18，刘蓉勉励郭嵩焘继承发扬湖南之道统：“使天下后世称之曰：楚有人焉，周濂溪光风霁月之品，于今未坠。”[7]62郭嵩焘晚年在曾文正公祠旁创办思贤讲舍，致力于湖南道统的传续。

两信写于三人结交之初，曾国藩为兄长，比刘蓉大五岁，郭嵩焘大七岁，刘蓉、郭嵩焘都对曾国藩非常敬佩。在后来的通信中，刘蓉称：“涤兄迩日进学可畏，顷寄书论为学之方，体认殊深。他日建树，殆非科名之士所及。”[7]62郭嵩焘赞扬曾国藩：“涤兄气量伏一世，读书审事，具有卓识，好学深思，文行交进。以弟观之，此间殆无其匹。”[8]7郭嵩焘晚年更是视曾国藩为湖南道统领袖人物。曾国藩也以兄长的身份督导帮助两人，曾诫勉二人“惜阴如金、守身如玉”。道光二十年，郭嵩焘生活艰难时，先后向曾国藩借银二十五两[9]。

二、信札书写时间考

根据信札内容判断，两信为曾国藩早期书信。第一封信写于道光十七年(1837年)五、六月间，于湘乡县城，第二封信写于六月中旬，于荷叶塘家中。

曾国藩早年名子城，道光十一年改名涤生，后间或使用子城名，《曾文正公年谱》：“(道光十三年)时公名子城”[3]633，是年曾国藩与刘蓉相识。曾国藩入京后罕用“子城”名，此信落款“子城”，信中多处自称“城”，应为早期信函。道光十六年夏，郭嵩焘经刘蓉引见，与曾国藩初识于岳麓书院[10]。信中多次提及郭嵩焘(字伯琛)，故此信应写于道光十六年夏季之后。道光十九年后曾国藩入京，十多年未回故乡，此信写于湘乡县城，故应在道光十九年前。

从行程上分析，道光十六年曾、刘、郭分别之后，时间已至秋天，刘蓉返回湘乡，《刘蓉年谱》：“秋，拜谒曾国藩父麟书公”[11]。道光十七年二、三月间，三人在长沙再聚月余，后曾国藩去了浏阳考察古乐，刘蓉在岳麓书院读书，《曾国藩年谱》：“公闻浏阳文庙用古乐，诣浏阳县，与其邑举人贺以南等咨考声音律吕之源流，留两月乃归”[3]634，刘蓉“追忆昔游”有“君泛浏阳棹，我下麓山帷”[12]281之句。因此从行程上推测，第一封信应写于曾国藩从浏阳回家路过湘乡县城时，第二封信写于荷叶塘家中。曾国藩三、四月间离开长沙，在浏阳停留二个月，时间上推测应为道光十七年五、六月间。从两封信的关联上看，相隔不久，第二封信有“溽暑方盛，蕴隆虫虫”之句，“溽暑”为季夏，应为六月中旬所写。

查阅已公开发表的曾国藩书信，最早是道光二十年二月初九写给父母的家书。如2011年岳麓书社出版的《曾国藩全集修订版》，在《曾国藩全集》(古籍整理出版国家“八五”规划重点项目)的基础上，增收家书部分二十余件，书信部分四十余件，是权威版本。《曾国藩全集修订版》中的家书和书信来源广泛，“据湖南图书馆提供曾氏家藏稿本、曾氏亲笔信函，以及南京大学历史系所藏曾氏书札，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等单位所藏曾氏信函之原件抄件。此外，各种书刊报纸已刊印的曾氏信函及凡所得知的公私曾氏信函藏件，也一并收入。”其中收录最早的信函是道光二十年写给父母的家书。可见这两封信早于目前已公开发表的曾国藩的信件，也是曾国藩入仕前为数不多的文章，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从已公开发表的关于刘蓉、郭嵩焘的文献资料看，这两封信也是少见的早期史料。《郭嵩焘全集》(岳麓书社)收录最早的书信是道光二十年致刘蓉。《刘蓉集》(岳麓书社)收录最早的书信是道光十八年写给曾国藩和郭嵩焘两人的。

三、曾国藩、刘蓉、郭嵩焘早期对传统友道的践履

这两封未刊信札结合三人早期交往的背景，可以清晰地反映他们早年的交往和志向，堪称践履中国传统友道的楷模。

朋友之道是人伦中重要的一维，五伦之一，《中庸》：“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传统友道以共同的志向为纽带，同心同德，相互学习，切劘道义，勉励向善。同心同德，志同道合的朋友称为金兰之友，《周易》：“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国语》：“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朋友以讲习道义、砥砺向善为宗旨，《周易》：“君子以朋友讲习”，孔颖达疏：“同门曰朋，同志曰友，朋友聚居，讲习道义。”《孟子》：“责善，朋友之道也。”曾国藩、刘蓉、郭嵩焘三人之间的交往正是以传统友道的宗旨为依归。他们早年相识相交，以后以道义相切劘，相互勉励探求为学之道，成为名副其实的金兰之友。在未来长达三十余年的岁月里，三人践履了这种友道精神，实现了“方驾董贾”和“有施于里闬”的志向。

曾国藩和刘蓉世居湘乡，祖辈为当地乡绅，交游广泛，两家相隔较远。两人于道光十三年相识于湘乡县城，一见如故，时年曾国藩23岁，刘蓉18岁。与刘蓉相识后，曾国藩“聪明始小开”。同年曾国藩在县城应科考，入县学。翌年八月参加乡试中举人，曾国藩与刘蓉大醉三日庆祝。道光十四年十一月，曾国藩入京会试，刘蓉在湘乡县城为之送行，依依不舍。刘蓉在《曾太傅挽歌百首》中追忆了这段时期的交往：“海内论交我最先”“识面从初岁属蛇，龙城校士及春华”“棘闱战罢夺标回，倾盖执勤及早梅。一话彻宵三日醉，洛阳真见二鸿来”“镇湘城畔送行舟，驻马荒祠话别愁”[4]281。曾国藩在《寄怀刘孟容》中也情深意切地回忆了两人最初交往：“昔者初结交，与世固殊辙。垂头对镫火，一心相媚悦。炯然急难情，荧荧光不灭。涟滨一挥手，南北音尘绝。”[13]

道光十六年春，刘蓉与郭嵩焘相识于岳麓书院，成为莫逆之交，同年夏天，曾国藩在京两次会试未第，出游江南，溯江而归。经刘蓉引见，曾国藩与郭嵩焘相识，三人在一起“同寓会城近两月”(湘乡会馆)。道光十七年春，三人再次相聚长沙刘蓉住处月余[14]，二月二十七日正式订交，结拜为金兰之友。

刘蓉的重孙刘敦复收藏有三人结拜的帖子，陈浴新《足征录》：“于刘敦复寓，获观其所藏刘养晦与曾文正、郭养知订交贴子，时在道光十七年丁酉春二月二十七日。曾生于嘉庆辛未十月十一日亥时，刘生于嘉庆丙子四月二十三日辰时，郭生于嘉庆戊寅三月初七日申时。郭耘桂、曾重伯均有题识。”[15]

丙申、辛酉年的两次相聚有三个月时间，三人“尽数月之欢”，度过了终身难忘的青春好时光，以至刘蓉、郭嵩焘临终前依然念念不忘。三人在后来的文章中都一再怀念。曾国藩《寄怀刘孟容》：“明年会长沙，对床殊呐呐。可怜郭生贤，日夜依我闼。三子展殷勤，五旬恣猖獗。自从有两仪，无此好日月。”[13]16刘蓉《寄怀曾涤生侍郎并序》：“酉年会长沙，欢怀及春盛。郭君复鼎来，心期得双莹。万古此良时，千金酬一咏。此乐复何年？盛事难为更”[12]281。《寄曾涤生侍讲兼柬郭筠仙孝廉》：“探怀出肺肝，相视成莫逆。重以松竹盟，合作金兰契。手足自相依，宁论胶与漆”[16]。曾国藩去世后，刘蓉在《曾太傅挽歌百首》中写道：“林宗襟度故超群，春雨长沙共五旬。信是蓬壶好日月，德星聚处复三人。”自注：“道光丙申春，予与公及今郭筠仙中丞同寓会城近两月，聚谈极欢”[4]330。曾国藩生前与刘蓉曾戏称，后死者作墓志铭，刘蓉为曾国藩作墓志铭未完就去世了，郭嵩焘续写了曾国藩的墓志铭，后又撰写了刘蓉的墓志铭。郭嵩焘临终前在《枕上作》中写道：“及见曾刘岁丙申，笑谈都与圣贤邻。两公名业各千古，孤负江湖老病身。”[17]《玉池老人自叙》：“初游岳麓，与刘孟容中丞交莫逆。会曾文正公自京师就试归，道长沙，与刘孟容旧好，欣然联此。”[18]103郭嵩焘的墓志铭和神道碑铭中均记载了此事，可见影响之大。

三人之间的金兰之交对他们的学术之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互为砥砺，千斫万缕”，三人思想都日渐圆融。三人订交时，曾国藩26岁，刘蓉21岁，郭嵩焘仅19岁，思想尚未成熟。王先谦撰《兵部左侍郎郭公神道碑铭》：“游学岳麓书院，与湘乡曾文正公国蕃、刘公蓉相友善，切劘以道义，于书靡不通究。”[18]25《玉池老人自叙》：“怦怦然觉理解之渐圆融，而神识之日增扬诩矣”[18]104。结交半年后，郭嵩焘考取举人，一年后曾国藩中了进士。曾国藩也自认这一时期思想逐步成熟，“仆早不自立，自庚子以来稍事学问”[6]6，“癸巳、甲午间，余年二十三四聪明始小开，至留馆以后年三十一二岁聪明始大开。”[19]刘蓉在以后的几年里也取得了很大进步，道光二十三年六月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 “昨日接霞仙书，恳恳千余言，识见博大而平实，其文气深稳，多养到之言。一别四年，其所造遽已臻此，对之惭愧无地，再不努力，他日何面目见故人耶！”[20]

以三人对“道德文章”的研讨为例，可以说明三人之间如何“讲习道义”。道德文章是中国学术史上的基本问题，“彼此往复数千年而未洽”，在最初的聚会中三人对“文”与“道”的关系进行了辩论，在后来的许多年里，三人又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和探讨，一直持续到晚年。某种意义上，三人一生都在探索和践履传统友道。

最初刘蓉持一种极端的观点，认为词章之学不过小技，甚至会妨碍求道，“窃以为文也者，载道之器，济治之方，非特记诵词章之谓也。”“有鉴于此，班、马、左、史之文，韩、柳、 欧、苏之集，尽束高阁”[21]57。刘蓉因此有六年未作诗⑤。这一观点遭到曾国藩、郭嵩焘的反对。郭嵩焘在后来的信中回忆道：“计旧岁面晤时，言且不欲多读书，每玩斯语，终不谓然”[8]。

一年后，道光十八年四月间⑥，刘蓉给曾国藩、郭嵩焘的信中反思了自己的观点，“不知矫枉过甚，其弊等耳，沉溺久而始觉其非。”“天地日月山川之文，尚寓伏应断续关键之法，况乎以文立教者，盖可忽乎哉？”但刘蓉依然认为道本文末，“犹花草之美，锦绣之文，犹末也”[21]56。

道光二十年，郭嵩焘给刘蓉的信中以房屋为喻，详细解释了自己的观点：“五经者，堂奥也；四子书先儒语录者，门户也；廿一史者，墙壁窗牖也；诸子百家者，则又箱房客厅之属也。不泛览群书以博其趣，深求夫古今之故以尽其变，通观夫贤圣之蕴以会其源，则虽入门户，究无遮阑归宿，或有心明其理而不能措之事，验之当世者，恐亦非学问之道也。……甚不愿阁下之小其局而自固也。”[8]2

道光二十一年，刘蓉给郭嵩焘的回信中承认自己的偏颇并做出解释：“盖矫往年浮泛之弊，而词或过焉者也。既承来教，而后颇忆前语之失。”针对郭嵩焘热衷于“词章之学”，刘蓉提出了规劝，“苟正学不讲，德业无闻，……上之不能致吾君尧舜之治，下之不能跻身孔孟之庭，……区区窃愿吾弟殚心要道，刻志潜修，穷伊洛之源，探洙泗之奥”[7]60。刘蓉不仅自己劝诫郭嵩焘，还让曾国藩“更策励之”，刘蓉认为相互勉励向善是友道之本，“朋友之道，斯为大者”。

道光二十五年，郭嵩焘与曾国藩同寓，对曾国藩、刘蓉的求道精神非常敬佩，郭嵩焘写信给刘蓉表达了锐意进取之心⑦：“兄与涤兄力明正学，抉除文字浮嚣之习，躬圣道而力践之，每窃自愧。”“非读书不能尽乎事之变，以求乎理之正。自昨岁以来，若《近思录》《大学衍义》《史记》、昌黎先生之文，循次而读焉，……敬以告我兄，其或因是而诱进焉，亦皆兄之赐也”[8]7。道光二十九年，郭嵩焘谈到两人“义兼师友”，在学术上的砥砺：“盖不闻清论而口所欲言者，无与证明所为。不能释然者，亦明见吾两人交好，义兼师友，非复今人之所知也。”[8]15

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给刘蓉写了千余字的回信⑧，首先赞扬了刘蓉来信讨论学术的良苦用心，“意欲诱而进之，且使具述为学大指，良厚良厚！”在信中曾国藩综述了道德文章的意义，“一陈崖略”，详细阐释文与道的关系，提出文道并重的主张，堪称名篇。曾国藩重点说明了“文”的发生过程和重要性，“故国藩切谓今日欲明先王之道，不得不以精研文字为要务”，得出了文道并重的结论和自己的追求，“仆窃不自揆，谬欲兼取二者之长，见道既深且博，而为文复臻于无累，区区之心，不胜奢愿”，并对刘蓉的观点进行批评，“而足下或不深察，亦偶同于世人之说。”“周濂溪氏称文以载道，而以‘虚车’讥俗儒。‘虚车’诚不可，无车又可以行远乎？孔孟没而道至今存者，赖有此行远之车也。……于诸儒崇道贬文之说，尤不敢雷同而苟随。”[6]6

道光二十二年冬，刘蓉给曾国藩写了两千余字的回信，对诸多问题进行了回应。其中引用朱熹的观点说明为道之法的重要性，从卫道的角度对曾国藩提出了殷切期望，“伏望日新其德，以自进于高明之域，终为斯道之幸，则区区之望也。”[22]这封信让曾国藩在日记中感叹道：“一别四年，其所造遽已臻此！”为此曾国藩思考了两年时间，后刘蓉又写了两封信[23]，曾国藩都没有回信，“每一伸纸，以为足下意中欲闻不肖之言，不当如是已也，辄复置焉”[6]16。

道光二十五年，曾国藩给刘蓉回了长信[6]16，亦为曾国藩的名篇，这一时期曾国藩思想已趋成熟，志存高远。这封信再次阐明道德文章之间的关系，重点阐释“道”的发生过程，解释了天道、地道、人道、仁义、天地之气、万物、人性、人心、圣人、常人、格物诚意和学术之间的关系，“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学，岂有他与？即物求道而已。”从学术联系到实际，曾国藩表明了以古代圣贤为榜样，追求正道的雄心壮志：“国蕃不肖，亦谬欲从事于此”，曾国藩赞扬刘蓉求道之勇：“足下崛起僻壤，仍能求先王之道，开学术之蔀，甚盛！甚盛！此国蕃所祷祀以求者也”，并阐明自己的志向与刘蓉共勉：“故凡仆之所志，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则欲寡过于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宗族乡党。其有所成与，以此毕吾生焉；其无所成与，以此毕吾生焉。辱知最厚，辄一吐不怍之言，非敢执涂人龂龂不休而如此也”[6]16。

关于这一论题的辩论持续了一生，长达三十余年，憾未达成一致。刘蓉《曾太傅挽歌百首》：“道光壬寅、癸卯间，公官京师，尝寓书论及道德文章分合之说，彼此往复数千年而未洽。近岁公自保定致书，论及此，以朱子《读唐志》论为不然。平生尚论古人，衡量学术，每相符契，惟此论终身未能合云。”[4]339

刘蓉执于道，郭嵩焘重于文，曾国藩文道并重。君子和而不同，三人虽观点各异，却惺惺相惜，殊途同归。三人一生的学术成就成为金兰之交最好的注释。

注释：

①广州公安局刘海钧先生与笔者在湖南省图书馆查阅资料时共同发现两信，并为点校信函提供了帮助，在此衷心感谢。

② 私人收藏.

③原文为“曾刘”，疑为“曹刘”，钟嵘《诗品·总论》:“昔曹刘殆文章之圣”。

④ 刘蓉《曾太傅挽歌百首》：“公以两手持须徐应曰：‘我马维黄。’已而泪下。方讶问之，而遂醒矣。迨二月闻公之讣，则薨于是月四日戊午，盖黄马之先兆云。”刘蓉集·二[M].长沙:岳麓书社,2008:336.

⑤道光二十三年，刘蓉写信给曾国藩和诗一章，有“此道荒废已六年余，破例作此，不复成章”之语。刘蓉,刘蓉致曾国藩,湖南图书馆藏近现代名人手札,第三册[M].长沙:岳麓书社,2010:1514页.

⑥《刘蓉集》中此信未标注日期，应为道光十八年。信中有“今年迫二十有二矣”。《郭嵩焘先生年谱》：“(道光十八年)，四月刘蓉致书先生及曾国藩论学。”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19.

⑦《郭嵩焘全集》把此信时间定为道光二十五年，疑有误。应为道光二十六年，信中有“去秋涤兄有书奉寄”之语，曾国藩有三年未给刘蓉写信，道光二十五年秋写了长信。信中还有“侄儿今亦五岁矣”，刘蓉大儿伯固生于道光二十二年，道光二十六年虚岁五岁。

⑧《曾国藩全集修订本》把此信定为道光二十三年，疑有误。道光二十一年润三月初八，曾国藩日记中有：“下半天写寄刘霞仙信，至三更始完，约千馀字。”道光二十四年，曾国藩《秋怀诗五首》：“吾友刘孟容，遗我两好书。三年不报答，幽怨今何如? ”，道光二十四年冬，刘蓉给曾国藩的信中也提到“两年未奉德音”。道光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曾国藩应没有给刘蓉写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