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 “立德树人”德育思想的历史发展

徐立恒

(安徽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封建社会，儒家学说在中国传统教育中占据着统治地位，以“立功、立言、立德”为核心的儒家育人思想影响深远。孔子、孟子等儒学先贤，对“立德树人”教育有着深刻的认识，成为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在“立德树人”成为高校教育任务中心环节的今天，有必要对其发生过程进行探究，对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德”是“立德树人”的基本遵循

春秋战国时期，周朝统治衰微，社会动荡，大国争锋，小国苟安，致使“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大学教育方式逐渐从公学转为私学[1]。诸子百家乘机而起，广收门徒。培养什么样的人，成为首要的问题。《左传》提出“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儒家传承了这种“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提出所谓道德者，人之基础也。

1.德育是其他各科教育的基础

孔子把教学分为言语、德行、政事、文学四科，涵盖了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内容。孔子希望通过“文、行、忠、信”的教学，把弟子培养成“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治世之才。“君子”在西周、春秋早期是对贵族的通称。到了春秋末年，“君子”开始泛指有道德、有知识的人，孔子认为人人都可通过教育而成为君子。孔子教学中的“行”“忠”“信”都是属于道德范围内的信条，显然孔子把德育教育放在其他教育的首位。孟子继承并丰富了孔子的德育思想，重视家庭、学校、社会、自我等全方位教育。孟子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善虽是人的天性，但仅仅靠自身的力量远远不够，道德教育尤为重要，只有善于“养心”的人才能达到道德的高点。孟子依据人的德行，把人分为“君子存之”的“大人”和“庶民去之”的“小人”。“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君子之所以成为“大人”，是由于学习和思考的结果，而庶民之所以成为“小人”是由于不学习和不思考的结果。由此，通过德育把失去的善良之心找回来，“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是孟子的教育之本。

2.重视学生的道德操守

儒家教育学生要把遵德守道作为自觉行动。然而在残酷的生活现实面前，人们往往很难守住心态的平和，正如孔子所说：“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孔子提倡一个人贫穷时应该不要怨恨和悲悯，富贵时也不要骄横和因奢生异。春秋时代，孔子深感世人“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而深深忧虑。作为君子即使不能为官入仕也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样的人生才能充实而不枯燥。在孔子看来，为政者的道德操守同样重要。“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治民的最好办法是施政以德，规范礼仪，“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孟子基于“性善论”的思想基础，提出应注重修养道德的自觉性。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是人的四“善端”，有的人可以扩充善端，而实现了人的崇高性和自我价值，有的人为外界所迫，迁移了自己德行。作为君子要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2]。

3.“中庸”是德的最高表现形式

所谓中庸，是君子修德应该调和、无过也无不及。“中庸”看似普通，但“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孔子认为，“中庸”是平衡道德情感的准绳，是人们鲜有的至高美德。“中庸”不偏不倚，适可而止，调和均衡，不会“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中庸虽是孔子推崇的道德上的最高状态，但孔子所提倡的“中庸”也不是和稀泥，更不是骑墙派，而是一种作为君子要追求的道德状态。如孔子经常告诫学生警惕不利于德行的行为。“巧言乱德”“乡愿，德之贼也”，对一个人要听其言观其行。孔子要求学生对待问题要善于独立思考，以事实为依据，所谓“道听途说，德之弃也”[3]。孟子学《中庸》曾赞扬商朝名相伊尹，“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认为伊尹不管是天下太平还是天下动乱时，为官都能游刃有余，在于其深悟中庸之道，善于把握分寸，有所作为。

二、“仁”是“立德树人”的最高准则

儒学“仁”最早出自《尚书》“予仁若考”，指的是人的一种美德。“仁”是儒学哲学思想体系中的核心概念，儒家把“仁”作为君子应该具备的人格品质和人际交往基础，并推及成为社会道德的最高准则。

1.“仁”是君子应具备善良、正直、诚实、质朴的个人品质

《说文》：“仁，亲也。”其本义是对人友善、相亲。《论语·颜渊》中，“樊迟问仁”，孔子回答“爱人”，仁被拓展到道德范畴。在儒学中只有具备了“仁”才能称之为君子。首先，“仁”对于君子来说是一种思想品质，而这种品质要能够经历艰难困苦考验。具有理想人格的君子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仁”的品质，“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君子固穷 ”即使是处于颠沛流离的凄惨境地，也不应放弃对“仁”的追求。“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不得志时能够坚守自身，显达时君子要把“仁”的品质推己及人。其次，“仁”在儒家学说中并不是虚无缥缈的，而是有一定的标准。“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宽、信、敏、惠。”孔子认为，具备了恭——谦逊守礼；宽——包容豁达；信——诚实守信；敏——与时俱进；惠——善念善行等优良品德的人，即是“仁”。最后，君子要经常“自省其身”，正视自身，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学习充实、完善自身。“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只有把“仁”内化为强烈的自我要求才能达到“仁”的思想境界。孟子也认为，人性是善的，只是由于外界所迫，才会做坏事，作为君子要始终维护好“仁”的品格。

2.“仁”是君子待人处事的核心修养

春秋末期，周王朝名存实亡，延续数百年的周制“礼崩乐坏”。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孔子强调用“仁爱”之心接人待物，为人处事，以实际行动实现“仁”的价值和精神。在儒学看来，“仁”首先表现在“爱亲之心”，孝悌即对父母的孝顺和兄弟姐妹之间的友爱是“仁”之本。“仁”源于亲情，“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对亲人的爱是第一位的仁。“弟子，入则孝，出则悌。”在家庭伦理纲常上，君子要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同时，君子之交也要恪守仁的规范。“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在孔子看来，为人处世不能自私自利,而是一定要学会观照他人的利益。孟子也说:“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在儒家文化中，朋友之间也应具备“仁”，“泛爱众，而亲仁。”“仁者，人也。”君子做事要以人为本，从自身的修养到为人处世都要以“仁爱”为出发点，以仁待友，本着爱、信、恕等原则对待朋友和他人。

3.“仁”也是一种高尚的社会道德品质

在儒学的思想体系中，“仁”也被拓展到社会领域。行事以“仁”，能够提高人们的道德修养，规范人们之间的关系，限制统治者的暴政，缓解社会矛盾。“仁”是培养君子具备人类本性中善良、正直、质朴的素质，又要君子以“仁爱”和“忠恕”为行为圭臬。人们主动自觉地将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契合于社会规范，从而使整个社会成为“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世界”。在春秋后期，各国统治者普遍推行暴政体制，奴隶、平民的地位低下，孔子针对这个现实，提出推己及人的“爱人”主张，反对苛政。孟子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学说，在战国乱世，旗帜鲜明地提出“ 仁政”的主张。孟子极力宣扬统治者要宽厚待民，修缮德行，这样才能赢得民心。“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一旦处于战事，就能调动人民的力量，抵御其他诸侯国的威胁，达到所谓的“仁者无敌”。

三、“信”是“立德树人”的人格之本

在儒家文化中，作为君子要有独立的人格，而在人格中诚实可信是重要的品质之一，也是重要的社会道德规范。“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儒家弟子若想行事通达，首先要忠信笃敬，这样才能在社会中立足，让人信服。在行动中诚实守信也是官职升迁，治理国家、社会的重要依据。

1.信实不欺是一个人立身处世的基本原则

在传统儒家思想中，诚实守信体现为内外言行的统一。作为君子既要明白至善的道理，又要身体力行地去实施。孔子一生酷爱读《诗》，《诗经》有云“无信人之言，人实不信”，孔子对学生诚实守信的道德品质尤为重视，提出与人交往时要诚信和相互信任，“信”是君子交往的道德伦理基点，“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以忠诚信实为主，就可以提高品德，否则就会背离德行。虽然民无信不立，但作为儒家子弟首先要“不轻诺”，因为君子之间一旦承诺就要“有诺必守”。君子“不轻诺”就是不能信口开河，妄言妄语，轻言许诺。“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孔子十分厌恶那种爱说大话的人，反对言过其实，认为说得多，做得少是一种耻辱。孔子一再告诫弟子，对于自己的事业要勤奋，说话要谨慎。就是所谓“敏于行而慎于言”，“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之间的诺言，即便是口头上的，也构成了双方事实上的契约关系，必须要按诺行事，履行诺言。

2.信在仕进、治国上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儒学中有很多关于入仕、治国的论述，这与孔子的从政实践密不可分。孔子在鲁国任中都宰仅一年，就把中都治理得百废齐举，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全邑民众皆知居仁由义。一年后，孔子升为司空，不久又升大司寇，摄行宰相职务，也仅三个月便使鲁国大治，国力日盛，令齐国感到威胁。孔子治理国家特别强调“信”字。孔子提出“信则人任焉”，诚实守信才得到任用，这是为官之道的根本，没有“信”就没有“任”。儒家弟子要参政，首先要得到统治者的信任，身为人臣，最重要的也是“忠信”二字。只有忠信，才“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同样，作为一个君主或执政者也要讲求诚信。“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民，使民以时”，在治理国家时，主政者要实行“仁政”，认真谨慎、诚信可靠，才能使老百姓信服。

3.“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变通之道

儒学认为，“言而有信”是君子之间要恪守的道德规范，而超过了这个范围就要“灵活变通”。“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孔子认为，言必信，行必果是供人差遣之人应具备的品德，而君子(贵族)就可以不信不果。孟子也说过“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通达的人说话不一定句句守信，做事不一定非有结果不可，只要合乎道义就行。“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并不是儒家学说的前后矛盾，对于孔子、孟子而言，仁和义是根本，而信是手段。手段不能大于目的，如果有损于人或义的实现，就要果断抛弃而不能固执于它。后世的封建统治阶级，极力宣扬和扭曲儒家的“忠信”，以所谓的愚忠禁锢人们的思想，其实是对孔子等儒家学说的断章取义。

四、“礼”是“立德树人”的行事准则

礼最初指的是仪式礼仪，通过拜祭活动对神灵表达敬意和尊重，后来“礼”被延伸到日常生活中，指人们的行为规范和准则。“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作为外在标准，君子做事要符合“礼”的规范。“礼”也是儒家学说倡导的维护社会秩序的制度规范，是治乱、平天下的依据。

1.“不学礼，无以立”

春秋时期，各种社会关系开始破裂，弑君谋逆、杀父弑兄的政治事件时有发生，孔子强调要用“礼”节制人的行为，极力提倡礼治。孔子不仅要求“上好礼”，王公贵族要尊崇好礼，而且平民百姓中也要提倡“礼”。西周以来“礼不下庶人”，孔子则认为，应该把“礼”下到庶人中去。普通民众如果不学习“礼”，不懂得行为规范，就缺少了立足社会的准则和依据。孔子认为，对于一个不知“礼”的人来说，往往在言行方面会造成一些失误，破坏人际交往，造成人际冲突，从而影响社会稳定。“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不知礼节，表现恭敬也会徒劳无功；行事谨慎也只是畏缩拘谨；勇猛可能会闯出祸乱；性格直率难免会口出伤人。孟子也认为，“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积极主张对人民要“齐之以礼”，要用礼从行为上规范人，要求人们言谈举止都要符合礼。

2.以礼治国

儒学认为，“为国以礼”，礼是治理天下国家的根本。孔子主张礼乐治国，以礼来规范制约，以乐来陶冶侵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教育学生不仅要讲修养，而且要有全面广泛的知识和技能。文化教育，先学诗，后知礼，知礼后才能从音乐的启迪中陶冶性情。孔子强调应当恪守等级制度，提倡“正名”，反对以下犯上，反对暴力破坏旧秩序等。在封建时代，各等级之间的区分和对立很严肃，其界限丝毫不容紊乱。上一等级的人，以自己的礼仪节文显示其威风；下一等级的人，则怀着畏惧的心情惟命是从。以礼治国并不局限于恢复西周时期的典章制度，孔子反对把礼看成是固定不变的观点。在实践中，孔子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对周礼进行了改良，增加了一些新内容。“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强调了人的作用，在历史上是有进步意义的[1]21-22。

3.礼以敬为贵

儒家出于内修品德，外化于行的宗旨，始终强调“礼”是一种形式，更重要的是“礼”的内容，这也是与儒家提倡表里如一的观点是一致的。孔子对春秋时代出现的统治阶级徒具形式的“礼”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礼是什么？难道只是这些玉帛之类的器物吗？孔子认为，支撑礼仪的应该是人心中的仁、人际间的信、国家社稷的忠恕等高尚道德品质。有一次，林放向孔子问礼的本质是什么，孔子说：“你提的问题意义重大呀！就一般礼仪说，与其铺张浪费，宁可朴素俭约；就丧礼说，与其仪文周到，宁可过度悲哀。”这里，孔子再一次强调要注重礼的内容，反对把礼形式化。

五、结语

儒家学说在形成发展阶段，诠释了如何培养人，培养怎样的人，阐述了丰富的“立德树人”思想。在重耕战、强征伐的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立身、齐家、平天下”的理想很难实现，正如美国学者罗兹·墨菲(Rhoads Murphey)在《亚洲史》中所说，孔子作为教育家，偶尔到一些地方统治者那里当顾问。他从无固定正式职务，也没有实际的政治权势。他像柏拉图那样想找一个可能按照他的建议行事的统治者，但他也像柏拉图那样始终未能找到[4]。但这也给儒家的先贤能够接触到社会的底层，使其的教育理念更为普通大众所接受，而广为流传，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