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G时代网络舆论治理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理路
——基于意识形态安全视角

缪锦春，易华勇

(1.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2. 江苏省委党校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6)

一、引 言

信息技术的更新迭代和网民数量的急剧增加使得网络舆论生态系统发生了颠覆性变革，增添了意识形态安全的风险。5G的广泛应用深刻改变了网络舆论生态系统原有生产逻辑，破坏了网络舆论治理的传统程序，尤其是消极舆论的肆意传播严重威胁着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与此同时，在传媒技术门槛逐步消解的背景下，我国网民人数逐年攀升，截至2021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为10.1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1.6%。超10亿用户接入互联网，形成了全球最为庞大、生机勃勃的数字社会。[1]在5G强势介入和庞大网民群体双重因素叠加交织作用下，我国网络舆论治理格局逐渐呈现出新的特征。网络舆论与意识形态安全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网络舆论是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和重要工具，直接关系到意识形态安全。在5G主宰舆论传播的情况下，必须深刻把握舆论生态系统的新特征，科学预判网络舆论治理面临的新挑战，构建新型网络舆论治理体系，提升网络舆论治理效能，筑牢意识形态安全屏障。

二、意识形态安全视角下的网络舆论理论阐释

意识形态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包括政治、法律、哲学、道德、宗教、艺术等表现形式的思想认知体系，在信息时代，它与网络舆论密切关联。网络舆论是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的一种表现形式，意识形态决定着网络舆论的根本生成。一个国家或民族只有确保主流意识形态长期处于安全状态，才能支配网络舆论态势的基本走向；与此同时，网络舆论的天朗气清既有利于维持一个国家或民族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和稳定状态，又能促进主流意识形态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一)网络舆论是意识形态的客观反映

“人们的观念、观点、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生活关系存在的改变而改变”。[2]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网络舆论一方面是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控制上层建筑的宣传工具，另一方面则代表了某个利益群体或阶级的集体意志。马克思曾指出，报刊是“社会舆论的产物，同样地，它也制造这种社会舆论”。[3]事实上，网络舆论如同法律、宗教和哲学等上层建筑一样，是一种代表着某种特殊群体利益的意识形态，在信息时代，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都可以通过网络舆论现象表现出来。网络舆论从根本上是由意识形态决定的，但是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偶然性，尤其是在5G、AI等新传媒技术赋能条件下，网络舆论所反映的往往是深受社会关注的热点，它不像意识形态那样相对稳定地反映如法律、宗教、哲学等专门领域的特定方面，而是汇集了整个社会方方面面的网络热点，反映了社会当前最被网民关注的议题。从这个层面来说，网络舆论并不是属于某一种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而是一种比意识形态更现实、更直接、更高效地反映社会客观思想动态的网络表达。

(二)主流意识形态从根本上决定网络舆论的基本走向

马克思就曾指出：“不应该有任何神同人的自我意识相并列”，[4]主观意识具有强大力量。网络舆论是社会热点事件借助互联网技术在网络媒介平台经过生成、传播、互动和发酵后所形成的一种点对点、点对面或者面对面的社会舆论形式。按照舆论传播的一般规律，如果一种舆论背离了某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就要将其限制在一定范围，用对立的观点压制它的传播。[5]意识形态是支配包括网络舆论在内的一切舆论背后的那支“看不见的手”，它关乎个人的价值判断与选择，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的各种观念的形成。正如美国著名政论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舆论学》一书中指出的“舆论受刻板印象的影响”的观点，他认为资本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受其不同价值观的影响，都认为自己对事实和人性的理解与判断才是正确的，而对方则是错误和偏执的。二者的分歧其实来自于他们各自不同的观念产生的刻板印象。[6]这里所谓“刻板印象”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资本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所持有的不同意识形态观念。同样的，由于网络舆论是由无数个个体的意见汇集发酵而成的，而每个个体所持有的见解和观点都会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个体会将长期所受意识形态影响下接收的知识和观念内化为自己的价值观，并在今后的个体实践中做出呼应意识形态指向的选择和决定。因此，在网络舆论形成的过程中，参与网络舆论生成的个体便会情不自禁地用自己的价值标准对舆论热点评头论足或是创造话题，虽然具体到每个个体的网络语言表达风格和形式会存在差异，但是所形成的网络舆论的整体走势则由背后引领这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所决定。

(三)意识形态安全与网络舆论治理良性互动

意识形态安全通常是指主权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处于一种对内能够凝聚社会共识、引领多元价值观发展并展现出强大生命力，对外能够有效抵御其他意识形态侵蚀与挑战的状态。网络舆论治理是指治理主体采用一定的技术、借助一定的治理理念，对网络舆论场上传播的带有意识倾向或利益诉求的舆情进行监测、干预和引导，以达到有效减少消极舆论、建设积极舆论环境效果的过程。主流意识形态是网络舆论的思想源头，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是确保网络舆论空间天朗气清的根本前提；反之，作为意识形态表现方式和工具之一的网络舆论又对意识形态具有正向加强和反向削弱的双重影响；因此，意识形态安全与网络舆论治理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一方面，网络舆论场上的主流舆论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最直接的反映，强大的主流意识形态能将其所秉持的价值理念渗透进网络舆论场中，并使二者在价值归旨上保持一致；另一方面，网络舆论治理的最终目的是让网络舆论场上的主流舆论符合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和根本价值目标。也就是说，积极健康的网络舆论能引领网络舆论场的风向标，能够增强对消极舆论的免疫力，进而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的影响力、感染力和凝聚力。作为统治阶级维护阶级利益的思想体系，意识形态能为统治阶级巩固统治提供法理依据，而在网络舆论成为社会舆论主要生成方式的背景下，更要充分重视对网络舆论的治理，使其向着有利于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方向发展。

三、5G时代网络舆论治理面临的新挑战

5G时代一方面加剧了网络舆论主客体身份模糊化趋势，颠覆了传统的主客体分明的格局；另一方面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催生了众多大众化社交平台的诞生，形成了主流舆论场、专业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三种性质和属性不同的舆论场域，提升了信息生产、传播、交流、互动的效率，这客观上促进了网络舆论生态系统的拟态化发展。5G的广泛应用进一步消解了网络舆论生产的技术门槛，随着网络主体的多元化发展和需求层次的提升，网络舆论的主体与客体高频率互动成为常态，三种属性及性质不同的舆论场打破传统技术壁垒，不断实现信息交流、交融、碰撞，促使我国网络舆论在内容上呈现出海量爆炸式发展，国际国内、线上线下、虚拟现实等界限日益模糊，形成了具有自发性、突发性、冲突性、多元性与无界性等特点的大舆论场，也更容易滋生广泛关注的舆论热点事件，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的难度进一步加大。

(一)5G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非对称发展加剧了网络舆论传播治理的复杂性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7]从内容上看，主流意识形态是特定社会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阶层)基于自身根本利益对社会关系自觉反映而形成的思想体系，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由于主流意识形态总是依附于一定的传播媒介进行有效传播来实现其特定的社会功效，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媒介不仅是意识形态的工具，而且媒介本身就是意识形态。[8]因此，在其所处的时代，传播媒介与意识形态天然地联系在一起，而5G时代的到来将会从根本上颠覆现有的舆论传播生态，主流意识形态所依托的传播媒介也将发生深刻变革，在此影响下传导至网络空间并对网络舆论传播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按照工信部门的发展设想，将来只有20%左右的5G设施会用在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播，其余80%将用于人与物、物与物之间，如无人驾驶、工业自动化、智能化养老设施等领域的物联网通讯应用。[9]5G带来的高速度、宽渠道、低资费、高容量的传播轨道为呈现更加仿真、超真实的立体场景提供了技术支撑，这个时候信息的传播呈现出以“AR”(增强现实)、“VR”(虚拟现实)、“MR”(混合现实)”为代表的立体化的“N维信息”模式，届时“万物互联”的场景即成现实。这种传播程序可以“异化”人与人或者人与物之间的信息联系，消解传统传播逻辑，将传播内容所指向的信息以“超逼真”的直观的“现实化”的视频类语言呈现出来，将传播逻辑无序化、泛化，使其无规律可以遵循。由于5G时代这种“万物互联”的场景逼真到让受众尤其是“95后”网络原住受众产生“眼见为实”的无法质疑的境地，以至于淡化甚至是虚化传播内容信息本身的所指价值与内蕴。

5G与主流意识形态非对称发展主要体现在时空上现代信息技术换代更迭的高频率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对固定性。从意识形态传播进程看，传统传播时代(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为主媒介时代)是传播内容经过媒介传播后与预期效果无缝吻合的完美阶段，到了新媒体时代(网站、论坛、各类客户端、短视频等时代)，在经历了多轮试错后逐步实现了传播内容在媒体融合传播后与实际功效的基本对称，而5G时代的呼啸而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并没能提前做好心理与身体的准备，对意识形态传播内容的建构本意与传播过程中呈现的样态、实现的最终功效可能并不对称，也无法实现预期效果，而以往积累的经验包括在4G时代积累的新媒体经验也无可复制或参考价值极低。

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变化是相对缓慢的，通过主流意识形态所反映的核心价值观也是相对稳定的。而当今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5G时代媒介的深刻变革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相对“静止”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对并不协调的“合作伙伴”。传播媒介的高频率、高速度、颠覆性的变革往往使得主流意识形态在自身探索性适应和传播主体的主动适应过程中永远处于“在适应”和“在磨合”的进行时态，几乎呈现刚适应最新一代就立刻要准备面临下一代挑战的紧张境况。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主体方没有主动权而是跟随着媒介的革新而变化，这种非对称的被动式变化对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体系的构建与系统更新是不可回避的挑战。5G施加给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影响会传导至不同网络舆论场域，经过网络发酵、酝酿甚至反转后会大大增加网络舆论传播治理的复杂性。

(二)5G“超真实”传播颠覆主流意识形态内容表达的逻辑与理性，增加了网络舆论内容治理的难度

对网络舆论内容的治理一直以来都是党和国家意识形态工作重中之重，经过几十年的实践经验总结和探索，已经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体制机制。5G时代的到来极有可能完全颠覆以往的网络舆论治理机制，进而颠覆原有的规则与构造:内容编码主体“拟人化”下的传播模式变革。5G时代传播内容的生成主要呈现数据化和智能化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人工智能算法来抓取数据，通过对用户兴趣点的分析，对热门搜索词排序，以智能内容编码的形式抓取热门话题呈现给用户。这种传播内容产生机制重塑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内容的原有格局，囊括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生成、转换、传播、反馈等系统程序，在这种传播生态环境规制下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重塑势在必行。此外，由于意识形态的传播内容与编码主体密切相关，可以预见，5G商用全面普及之后将会对传播主体的综合要求进一步降低，信息传播的门槛被极限压缩，会释放出巨大的潜在主体，当前在5G支持下“AI”新闻播报已成为现实，媒体可以根据需要定制“播音员”的高矮胖瘦和着装打扮，这种“拟人化”的传播常态在极大地解放了传播生产力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容忽视的伦理缺失问题。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10]在“单维信息”和“二维信息”时代，受众会将主流意识形态传递内容的真实性还原到各自的生活实践与知识积累的场景中进行验证，这是一个需要理性思考与逻辑分析能力的过程，根据每个受众的实践背景和知识构成的不同会有不同的解码。而在5G时代的传播场域下，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内容呈现将会更加超真实化，受众对于通过这种场景下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内容的表达极容易以非逻辑、非理性甚至是去理性思考与去逻辑分析思维方式解码，受众基于对以往“单维信息”和“二维信息”为代表的平面信息解码的经验主义认知和习惯思维出发，对“万物互联”场景下的“N维信息”进行还原解码时，产生误读和歧义的概率极大，因为在这种场域下对各种“超真实”“逼真”的“N维信息”场景进行解码，几乎没有给予受众理性思考与逻辑分析的空间，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信息将会像超高清“现场直播”一样呈现在解码者的眼前，解码者(受众)对于“N维信息”的解读完全不需要像对“单维信息”和“二维信息”那样经过还原与验证的理性思考与逻辑分析。

(三)5G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模式的颠覆带来了网络舆论监管的困囿

5G主导下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呈现跨界化与无界化。5G让手机、AR眼镜、智能投影仪、计算机、电视等日常家用电器具备了媒体属性，因此，人们在各种生活和工作场景中，都能借助于各种电子终端实现信息的采集、存储、处理、呈现、提取和传输。在这种传媒技术驱使下会淡化主流与非主流媒体、传统与非传统媒体、专业与大众化媒体之间的差异。主流意识形态传统意义上的强势传播渠道或将不复存在，在媒体传播差异日渐消失、媒介传播日趋跨界与无界的整体趋势下，主流意识形态所依附的传播生态呈现渠道泛化、媒体属性繁杂化，如何规制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渠道以及会有怎么样的传播效果，目前还无法预判，不过可以预见的是，在这种格局下主流意识形态的相对固定与传播体系的跨界化、无界化的磨合，必然会给我们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从传播规律的历史视角看，人类在信息传播中一直遵循着一条不断追求尽可能将“真实”的环境、事件和人物“原封不动”或者“更加生动”地传递给信息接收者的路径，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人类有了图文并茂的语言后还继续发明音视频等各种影像传播媒介，传播媒介是按着技术发展的递进逻辑而发展的，传播技术从简单到复杂，技术门槛从高到低，从文字在纸上传播到通过音频广播、再到电视视频传播这个过程。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传播是带有专业主义色彩的一种高门槛的专业工作，参与传播的内容主体是相对固定的，这为主流意识形态提供了一个“安全港湾”。这种具有一定专业门槛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体系不论是在传播内容生产环节还是传播渠道构建环节都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监管体系。不过，5G的普及与应用必然颠覆这一传统格局，打破以往生成主流意识形态内容的特定的传播渠道，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四、5G时代提升网络舆论治理能力的思考

在5G时代，国家、公众、技术、资本都在网络舆论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结构分化明显的现代社会格局中，只有明确各主体边界，强化技术治理体系建设，切实提升网络舆论治理效能，才能确保意识形态处于安全可控的状态。

(一)回归技术理性思维，推动公共向善技术治理体系建设

技术理性是人类在工业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所创造的一种文化。[11]而人们在实践上的安排和行动中所看到的则是技术理性在发挥作用。回归技术理性不单纯是指把技术作为一种工具去应用于社会治理的各领域，更是一种看待技术的正确思维。作为一种技术，5G带来的网络舆论治理难题亦可通过技术理性的回归，依托推动公共向善技术体系的建设，进而使得技术对网络舆论治理的负面影响处于低效可控状态的同时挖掘技术介入网络舆论治理的正向作用。

第一，在突出技术介入网络舆论治理重要作用的同时不单纯依靠技术，重拾技术的“服务性”的同时尽可能消解其“控制性”角色。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重视人的尊严和自主性价值，真正回归到以人民为中心的逻辑框架内，积极构建“以人为本”的向善技术体系建设，推动技术朝着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精神需要实现公共利益方向发展。具体而言，在技术深度赋能网络舆论生成、传播、监管的过程中，更加突出人的主体性作用，避免将人类存在的丰富性均夷平为单一的数据体系，使现实的人演化为数据社会关系的总和。[12]换言之，让技术真正回归服务社会的角色，让技术赋能下的网络舆论参与主体更多感受到技术的关怀和便利，而不是监视与限制。

第二，在技术强势介入下的网络舆论场域中要采用主流意识形态借助“中介”植入的“刚柔并济”方针。

坚持“刚柔并济”的方针指的是在技术强势介入下的网络舆论场域中，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要依靠技术刚性植入的同时还要依靠道德和文化柔性约束与引导。主流意识形态自身就天然带有道德和文化的内在约束力，在公共向善技术体系的框架内，主流意识形态的主传播渠道无疑是畅通的，很多时候甚至是占据主流渠道和强势平台方的，这既是优势，同时从受众的感触维度来说又是劣势，因为会在受众的内心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一种被强加植入的心理暗示。在这种微妙的心理暗示和现实存在制约下，网络舆论场更加需要主流意识形态借助某种“中介”实现从“刚性介入”到“刚柔并济”的转化，这种转化既能够最大限度发挥技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正向作用，同时还能凭借“中介”(如漫画、短视频等)的缓冲与中和让技术干预下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负面影响尽可能降低。

(二)解构技术与资本共谋逻辑，加快向善资本体系重塑

资本向善体系重塑的目的在于追求资本正义，而解构技术与资本的共谋逻辑是实现资本向善体系建设的前提条件。资本正义“是对人的生命展示过程的意义关怀和价值牵引，其志趣乃是对人类生命能以自由奔放和全面展示的无限关怀和深度透视。”[13]而技术与资本深度融合所形成的利益共同体弱化了人的道德价值、公共精神、利他价值，受众的注意力、兴趣偏好和个人隐私等都近乎零成本地成为了资本与技术共谋下分析与计算进而转化为具有高度商品属性的舆论流量“收割机”甚至是现实意义上看得见摸得着的商品，这在客观上推升了网络舆论治理的难度系数。

以预防资本过度逐利的向善资本体系的重塑，必然要求解构资本与技术共谋逻辑，这就需要从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战略高度审视资本与技术关系的协调发展，一方面要深刻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在充分发挥各种形态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的同时，要采取必要措施最大限度消解资本的消极作用，加强对资本的监管，预防资本的野蛮无序扩张；另一方面，要特别关注资本孵化技术与技术吸引资本双向共谋所形成的数据资源垄断带来的网络舆论垄断，尤其是在5G商用技术全面普及的现今，有必要在资本与技术之间建立完备的监督预警机制，避免网络舆论漩涡在资本诱惑和利益驱使下恶意消费大众情绪、粗放“收割”网络流量，为不利于广泛凝聚社会共识的网络舆论生成提供“温床”。

(三)突出针对性治理方略，加快构建“意识形态传播学”

传统思维下仅依靠主流意识形态内容与传播渠道的重构已经无法解决未来由于技术迭代所引发的严峻挑战，必须将传播学与主流意识形态内容传播从战略的高度建立耦合联动机制，进而构建“意识形态传播学”，以适应未来技术迭代环境下舆论治理的客观需要。2021年1月14号，国家教育部增设“交叉学科”门类及两个一级学科，其中“国家安全学”成为“交叉学科”学科门类的两个一级学科之一，这正传递出国家已经从顶层学科设计角度思考广义安全的重大议题信息，是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构筑国家安全人才基础、夯实国家安全能力建设的战略举措，也是立足国情、顺应发展的必然选择。

为应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所面临的困境，需要跨学科整合思维，即设立“意识形态传播学”来系统应对未来信息技术代际更迭而引发的意识形态传播机制嬗变。设立“意识形态传播学”具有鲜明的现实基础，一方面，5G的到来极大拓展了传播学的边界，使人们的生活呈现出点对点的从物理性的连接发展成为了生理连接甚至是心理连接的“万物互联”的业态。在这一传播实践逻辑下，传播学的学科基础升级成了以技术(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逻辑为主导的基础性叠加，取代了以往传播学与政治、经济、文化、伦理规则的交互影响，这在客观上为“意识形态传播学”概念的萌芽提供了新的理论坐标系。另一方面，进入5G时代的意识形态传播机制也发生了根本性变革。正如前文中提到的5G时代让整个社会日常议题发起的场域由主流媒体扩散到了任意具有“媒体属性”的主体身上，那么除了监管方面需要重构原有模式之外，在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适宜机制以及与其他各种具有“媒体属性”的主体的交互实践中，也需要有新的理论学科为支撑才能确保颠覆性技术介入下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工作能够顺利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