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会认为“盗贼也有良知”吗？

乐爱国

(厦门大学 哲学系，福建 厦门 361005)

“阳明热”的结果之一是越来越多人相信从王阳明讲人人皆有良知可以推断“盗贼也有良知”。除了网络上流行之外，有一本名为《党员干部修养手册》的书还记载了一则故事，说的是王阳明外出，被盗贼抢劫，盗贼问王阳明：“您说人人都有良知，我们这些盗贼也有良知吗？”王阳明肯定地回答：“有。”盗贼反问：“怎么能证明呢？”于是，王阳明要盗贼脱光衣服，并要脱掉内裤。盗贼喊道：“不行，这个不能再脱了！”王阳明说：“这知耻就是你们的良知!”[1]此外，还有其它版本流传。近来，也有学者发文，说王阳明认为“盗贼也有良知”。理由是王阳明说过“虽盗贼亦自知不当为盗”。[2]盗贼中或许有些知道不应当为盗，但不少是以偷盗为职业，更有丧尽天良者。能说丧尽天良的盗贼也有良知吗？但是，一则流传的故事加之王阳明自己所说，很能让人相信王阳明会认为“盗贼也有良知”。问题是，王阳明曾受命巡抚南、赣、汀、漳，除盗安民，会认为“盗贼也有良知”吗？

一、从流传的故事说起

那则有关王阳明叫盗贼脱光衣服和内裤的故事，其原始资料恐来自刘宗周《人谱类记》在“记警穷治盗贼”条目下所载的传说：“海陵王心斋从王阳明讲学，以良知为宗。一日盗至其家，公亦与之讲良知。群盗哗曰：‘如吾辈者，良知安在？’公曰：‘汝试去衣，良知便露。’群盗悉去衣，惟一裈相顾不去。公曰：‘此即良知所在也，汝不去此，是有耻也。此心本有，谓之良知。’因为之反复晓谕，群盗感悟而去。”[3]后来，有道书《太上感应篇集注》、《太上感应篇注》在“正己化人”条目下转述了同样的故事。[4]更有民国时期小学的修身课本，在“知耻”的课目下，讲述了这则故事。[5]因此，这则故事流传很广，不足为奇。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当下流传的故事已经较刘宗周《人谱类记》的记载有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把王阳明的门人王艮说成了王阳明，而王艮虽然追随王阳明讲良知，但在学术上有着很大的差异；其次，无论是《人谱类记》还是后来道书上的记载，主要是讲王艮用良知说教化盗贼，不是当下流传的故事是为了要说明“盗贼也有良知”；再次，尽管从这个故事中似乎可以看出王艮有“盗贼也有良知”的看法，但毕竟只是传说，并不是可靠的事实，尚待进一步确证，而今人却以此为依据张冠李戴地推断出王阳明会认为“盗贼也有良知”，实在过于大意。

问题是，王艮会认为“盗贼也有良知”吗？王艮讲良知现成，以为良知“现现成成，自自在在”。他说：“良知一点分分明明，亭亭当当，不用安排思索。”[6]43“良知之体，与鸢飞鱼跃同一活泼泼地。当思则思，思通则已。……何尝缠绕？要之自然天则，不着人力安排。”[7]11还说：“‘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良知’者，不虑而知、不学而能者也。惟其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以为天然自有之理；惟其天然自有之理，所以不虑而知、不学而能也。”[7]31-32此外，他还特别强调良知就是要明哲保身，说：“‘明哲’者，‘良知’也。‘明哲保身’者，‘良知’、‘良能’也。所谓‘不虑而知’，‘不学而能’者也，人皆有之，圣人与我同也。知保身者，则必爱身如宝。能爱身，则不敢不爱人。能爱人，则人必爱我，人爱我，则吾身保矣。”[7]29尤其是，他还赞同所谓“良知在人，信天然自足之性，不须人为立意做作”，[6]49还说：“良知者，真实无妄之谓也，自能辨是与非。此处亦好商量，不得放过。夫良知固无不知，然亦有蔽处。……故正诸先觉、考诸古训，多识前言往行而求以明之，此致良知之道也。”[6]62可以想象，王艮凭借着从王阳明那里学来并加以改造的良知现成、明哲保身、良知在人、真实无妄的良知说，加之“好商量，不得放过”的态度，去说服那些多少有些知道不应当为盗的盗贼，是很有可能的。但是，这是否就意味着王艮会认为“盗贼也有良知”呢？

就现存的《王心斋全集》看，王艮更多的是阐释他的良知说，讲良知现成，并且讲“百姓日用即道”[8]，完全没有论及盗贼，更不可能讲“盗贼也有良知”，甚至也不谈恶人、小人之类。即使从刘宗周《人谱类记》所载的传说看，其中所谓盗贼，显然只是那些知道不应当为盗的盗贼，是一些尚知道是非的盗贼，因而能在王艮的“反复晓谕”之下，“感悟而去”。应当说，那种能够知道不应当为盗的盗贼，只是盗贼中的很少一部分，那个传说至多只是个案，因此不能由此推出“盗贼也有良知”。刘宗周《人谱类记》将此故事列入治盗贼的方法之一，道书将此故事列于“正己化人”之下，而不是由此推出或证明“盗贼也有良知”，是对王艮用良知说说服盗贼的传说的合理编排。

当然，当下人们讲“盗贼也有良知”，肯定只是就有些盗贼而言，没有人会相信所有盗贼都有良知。但是，从逻辑上看，“盗贼也有良知”是全称判断，是就所有盗贼而言。因此，简单地讲“盗贼也有良知”是不准确的，多少消解了是非善恶的对立。不可否认，王艮用良知说说服盗贼的传说，可以用以说明有些盗贼也有良知，但由此推出“盗贼也有良知”，明显是以偏概全。

二、良知说与除盗安民

将刘宗周《人谱类记》所载有关王艮的传说改编成王阳明用良知说说服盗贼，可能不只是因为王阳明是王艮的老师，很有可能在于王阳明曾受命除盗安民，而这种既讲良知，又要除盗安民，其中似乎存在的冲突可以令人有更多的想象空间；而事实上，王阳明的良知说与他的除盗安民确实有很大的关系。王阳明很早就讲“良知”。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认为，明正德五年(1510年)，王阳明39岁，在《与周道通书》中说：“所谓‘良知’，即孟子所谓‘是非之心，知也’。是非之心，人孰无有？但不能致此知耳。能致此知，即所谓充其是非之心，而知不可胜用矣。”此为阳明生平首次论“良知”，“阳明之‘良知’学盖可谓萌芽于此”。[9]陈来认为，正德十五年(1520年)，王阳明49岁，“才反复指明良知宗旨”。[10]而在这十年间，王阳明于正德十一年(1516年)升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多次征剿盗贼。

据王阳明《年谱》记载，正德十二年(1517年)，王阳明抵达赣州，“先生过万安，遇流贼数百，沿途肆劫，商舟不敢进。先生乃联商舟，结为阵势，扬旗鸣鼓，如趋战状。贼乃罗拜于岸，呼曰：‘饥荒流民，乞求赈济！’先生泊岸，令人谕之曰：‘至赣后，即差官抚插。各安生理，毋作非为，自取戮灭。’贼惧散归。”[11]可见对待盗贼，王阳明根本不是当今流传的故事所说的那样用良知说教化盗贼。王阳明还颁发《十家牌法告谕各府父老子弟》，开宗明义便是：“本院奉命巡抚是方，惟欲剪除盗贼，安养小民。”并要求“见善互相劝勉，有恶互相惩戒”。[12]587王阳明讲良知，不仅讲“知善知恶是良知”，而且还讲社会现实中的是非善恶。他说：“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13]126而“剪除盗贼，安养小民”正是王阳明良知说的外在体现。在《申明赏罚以励人心疏》中，王阳明不仅强调征讨盗贼应当申明赏罚，而且对“招抚之太滥”提出批评，认为“盗贼之日滋，由于招抚之太滥”，还说：“盗贼之性虽皆凶顽，固亦未尝不畏诛讨。夫惟为之而诛讨不及，又从而招抚之，然后肆无所忌。盖招抚之议，但可偶行于无辜胁从之民，而不可常行于长恶怙终之寇；可一施于回心向化之徒，而不可屡施于随招随叛之党。”[13]342可见，对于盗贼，王阳明是有清醒认识的，认为盗贼之性“皆凶顽”，但其中既有“无辜胁从之民”，又有“长恶怙终之寇”，而招抚之策，“但可偶行于无辜胁从之民，而不可常行于长恶怙终之寇”。

王阳明也曾劝谕盗贼，有《告谕浰头巢贼》说：“夫人情之所共耻者，莫过于身被盗贼之名；人心之所共愤者，莫甚于身遭劫掠之苦。今使有人骂尔等为盗，尔必怫然而怒。尔等岂可心恶其名而身蹈其实？又使有人焚尔室庐，劫尔财货，掠尔妻女，尔必怀恨切骨，宁死必报。尔等以是加人，人其有不怨者乎？人同此心，尔宁独不知。……尔等久习恶毒，忍于杀人，心多猜疑。岂知我上人之心，无故杀一鸡犬，尚且不忍；况于人命关天，若轻易杀之，冥冥之中，断有还报，殃祸及于子孙，何苦而必欲为此。……惟是尔等冥顽不化，然后不得已而兴兵，此则非我杀之，乃天杀之也……呜呼！民吾同胞，尔等皆吾赤子，吾终不能抚恤尔等而至于杀尔，痛哉痛哉！兴言至此，不觉泪下。”[12]623-625这种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劝谕，既表达了对于盗贼的痛恨，又陈明了劝其弃恶从善的道理，是非分明，而且包含了对天下苍生的悲悯，堪称劝降文中的名篇，当时有匪首为之而感动，“率众来投，愿效死以报”。这一对于盗贼的劝谕，是心中有良知的王阳明的劝谕，肯定要高于当今流传的故事中运用王阳明良知说的劝谕；以为王阳明会运用良知说劝谕盗贼，实在是贬低了王阳明的智慧。

由于有丰富的征讨盗贼的经历，王阳明阐发其良知说偶尔也以盗贼为例。他曾说：“教人为学，不可执一偏。初学时心猿意马，拴缚不定，其所思虑多是人欲一边，故且教之静坐、息思虑。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悬空静守，如槁木死灰，亦无用，须教他省察克治。省察克治之功，则无时而可间，如去盗贼，须有个扫除廓清之意。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欲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13]18这里讲“去盗贼，须有个扫除廓清之意”，正如王阳明特别强调对于盗贼不仅要擒住贼首，而且要彻底剿灭，“若不乘此机会速行剿扑，薙草存根，恐复滋蔓；狡兔入穴，获之益难。”[12]596-597

据《传习录》载，在虔，与于中、谦之同侍。先生曰：“人胸中各有个圣人，只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因顾于中曰：“尔胸中原是圣人。”于中起不敢当。先生曰：“此是尔自家有的，如何要推？”于中又曰：‘不敢。’先生曰：“众人皆有之，况在于中？却何故谦起来？谦亦不得。”于中乃笑受。又论：“良知在人，随你如何，不能泯灭，虽盗贼亦自知不当为盗，唤他作贼，他还忸怩。”于中曰：“只是物欲遮蔽，良心在内，自不会失；如云自蔽日，日何尝失了！”先生曰：“于中如此聪明，他人见不及此。”[13]105在这段记载中，王阳明既讲“人胸中各有个圣人”，又讲“良知在人，随你如何，不能泯灭”，还讲“虽盗贼亦自知不当为盗，唤他作贼，他还忸怩”，往往被一些学者看作是王阳明会认为“盗贼也有良知”的有力证据。但在笔者看来，这样的解读有失偏颇：

第一，王阳明讲“人胸中各有个圣人”，又讲“良知在人，随你如何，不能泯灭”，是就人之本然而言，并不能由此直接推出现实生活中所有具体的个人或某类人有良知，更不能推出“盗贼也有良知”，因为盗贼是就具体的实然而言。如果从人人皆有良知直接推出“盗贼也有良知”，则不仅盗贼也有良知，而且那些丧尽天良的人也有良知。第二，在上述的事例中，王阳明讨论的是“人胸中各有个圣人”以及人的良知不会泯灭，并用“虽盗贼亦自知不当为盗”来论证，根本不是用人的良知不会泯灭来推断“盗贼也有良知”；正如王阳明曾用“虎狼恶兽，尚知父子；乌鸟微禽，犹怀反哺”来论说“事君以忠，事父以孝；不忠不孝，为天下之大戮”，[13]486而不是要以此推断虎狼恶兽也有人的忠孝之德。第三，王阳明之所以以盗贼为例，与他有丰富的征讨盗贼的经历有关。如上所述，在王阳明看来，盗贼之性“皆凶顽”，但其中既有“无辜胁从之民”，又有“长恶怙终之寇”。那种“唤他作贼，他还忸怩”的盗贼，应当是指“无辜胁从之民”，而不可能是“长恶怙终之寇”，不可能是以偷盗为终身职业、始终不知悔改的盗贼。所以，“虽盗贼亦自知不当为盗，唤他作贼，他还忸怩”，只能说明有些盗贼也有良知，而不是就所有的盗贼而言。第四，从王阳明征讨盗贼的经历看，他招抚盗贼中的“无辜胁从之民”，肯定有些盗贼也有良知，但最终仍然是要剿灭盗贼，因而不可能从根本上或整体上作出“盗贼也有良知”诸如此类的判断。从现有的文献看，王阳明事实上并没有作出过这样的判断。

应当说，王阳明的良知说是在他除盗安民、剿灭盗贼中逐渐形成。然而遗憾的是，王阳明以自己在剿灭盗贼的经历中所获得的对于盗贼的认知为例，解说他的良知说，却在500年后的今天被误解为是讲“盗贼也有良知”，这恐怕是他所始料未及的。而且，一边剿灭盗贼一边讲“盗贼也有良知”的戏剧化的王阳明，尽管可以吸引更多的关注，但是这样的误解对于王阳明，到底是福是祸，却难以估摸。

三、人人皆有良知与君子小人

虽然从现存的《王阳明全集》中推不出“盗贼也有良知”的结论，但不少人借此表达的人人平等的思想，确实蕴含在王阳明的良知论中。王阳明说：“心之良知是谓圣。圣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而已。自然而致之者，圣人也；勉然而致之者，贤人也；自蔽自昧而不肯致之者，愚不肖者也。愚不肖者，虽其蔽昧之极，良知又未尝不存也。苟能致之，即与圣人无异矣。此良知所以为圣愚之同具，而人皆可以为尧、舜者，以此也。”[13]312在王阳明看来，良知为“圣愚之同具”，“人皆可以为尧、舜”。他还说：“虽凡人而肯为学，使此心纯乎天理，则亦可为圣人，……故曰：‘人皆可以为尧、舜’者以此。”[13]32显然，在王阳明对于“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解读中，圣人、贤人、愚不肖者以及所有平凡之人，虽各有不同，但在道德上相互平等，“皆可以为尧、舜”。

“人皆可以为尧、舜”一句出自《孟子》。汉代荀悦《申鉴》载，或问曰：“孟轲称人皆可以为尧、舜，其信矣乎？”曰：“人非下愚，则愚可以为尧、舜矣。”[15]并不是说所有人都可以为尧、舜。北宋程颐说：“人人有贵于己者，此其所以人皆可以为尧、舜。”[16]322又说：“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惟自弃自暴，则不可以为善。”[16]394认为在道德上自暴自弃的人不可以为尧、舜。南宋朱熹说：“孟子虽云‘人皆可以为尧、舜’，也须是‘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方得。”[17]认为只有通过学习尧、舜，才可以成为尧、舜。与此略有不同，王阳明对于“人皆可以为尧、舜”解读，更为强调圣人、贤人、愚不肖者以及所有平凡之人的相互平等。当然，王阳明同样强调要有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的工夫，并说：“若如此格物，人人便做得，‘人皆可以为尧、舜’，正在此也。”[13]136

王阳明对于“人皆可以为尧、舜”解读，是基于他的良知说，因此较多从人人皆有良知的层面，表达他的平等思想。他说：“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12]1070又说：“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之所同具者也。但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故须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初不能有加损于毫末也。”[13]71显然，王阳明讲人人皆有良知，按照他对于“人皆可以为尧、舜”解读，不仅圣人、贤人有良知，而且愚不肖者以及所有平凡之人也有良知。关于愚不肖者有良知，王阳明除了讲“愚不肖者，虽其蔽昧之极，良知又未尝不存也”，还说：“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13]90明确讲圣愚同具良知；又说：“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但惟圣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妇不能致，此圣愚之所由分也。”[13]56因此，王阳明讲人人皆有良知，除了讲圣贤有良知，还讲常人有良知。他说：“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若无有物欲牵蔽，但循著良知发用流行将去，即无不是道。但在常人多为物欲牵蔽，不能循得良知。”[13]78由此可见，王阳明通过对“人皆可以为尧、舜”解读以及进一步提出人人皆有良知，体现出人与人之间在道德上的相互平等的思想。

应当说，在相当长的时期，儒家道德较为重视的是君子与小人的对立关系；王阳明的良知说通过讲“人皆可以为尧、舜”，讲人人皆有良知，讲人与人之间在道德上的相互平等，无疑是对儒学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问题是，王阳明讲人人皆有良知的同时，仍然要讲君子与小人的对立，这两个方面不可分割开来。如前所述，王阳明讲“良知在人，随你如何，不能泯灭，虽盗贼亦自知不当为盗，唤他作贼，他还忸怩”，虽然肯定有些盗贼也有良知，但也只是为了劝其改邪归正，包含了“不当为盗”之意，实际上并不是要讲盗贼也有良知。

王阳明讲君子与小人的对立，说：“君子与小人居，决无苟同之理。”[13]180还说：“人孰无善，亦孰无恶；为善虽人不知，积之既久，自然善积而不可掩；为恶若不知改，积之既久，必至恶积而不可赦。”[12]669“见人之为善，我必爱之。我能为善，人岂有不爱我者乎？见人之为不善，我必恶之；我苟为不善，人岂有不恶我者乎？故凶人之为不善，至于陨身亡家而不悟者，由其不能自反也。”[12]1010据《传习录》载，或曰：“人皆有是心。心即理，何以有为善，有为不善？”先生曰：“恶人之心，失其本体。”[13]17因此，不可认为王阳明只是讲人人皆有良知，而没有讲君子与小人的对立。

王阳明晚年，良知说愈加成熟。他曾在《与陆清伯书》中说：“见清伯所以省愆罪己之意，可谓真切恳到矣。即此便是清伯本然之良知。”并接着说：“凡人之为不善者，虽至于逆理乱常之极，其本心之良知，亦未有不自知者。但不能致其本然之良知，是以物有不格，意有不诚，而卒入于小人之归。”[12]1112-1113这里从讲清伯的“本然之良知”，到讲为不善者“卒入于小人之归”，前后对比，意在说明清伯有“本然之良知”，是君子，而为不善者，虽然有些对于“本心之良知”有所知晓，但由于“不能致其本然之良知”，“物有不格，意有不诚”，终归只是小人，不能真正具有作为内心主宰的“本然之良知”。这里所言“卒入于小人之归”的为不善者以及上文所言“恶人之心，失其本体”中的恶人，很可能就是指盗贼中“长恶怙终之寇”。

王阳明的《大学问》，作为“师门之教典”，既讲“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又认为“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岂惟大人，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既讲君子与小人的对立，又讲君子与小人在本体上的一体。为此，王阳明还说：“苟无私欲之蔽，则虽小人之心，而其一体之仁犹大人也；一有私欲之蔽，则虽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犹小人矣。故夫为大人之学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而已耳。”强调“大人之学”在于“去其私欲之蔽”。王阳明还说：“虽小人之为不善，既已无所不至，然其见君子，则必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者，是亦可以见其良知之有不容于自昧者也。……意念之发，吾心之良知既知其为善矣，使其不能诚有以好之，而复背而去之，则是以善为恶，而自昧其知善之良知矣。意念之所发，吾之良知既知其为不善矣，使其不能诚有以恶之，而覆蹈而为之，则是以恶为善，而自昧其知恶之良知矣。若是，则虽曰知之，犹不知也。”[12]1066-1070在这段对于《大学》所言“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的解读中，王阳明认为，就人人皆有良知而言，有些小人“亦可以见其良知之有不容于自昧”，但是，如果不能诚其意，就会“以善为恶”、“以恶为善”，结果是“虽曰知之，犹不知也”。换言之，王阳明讲人人皆有良知，虽然从本体上看小人也有良知，但最终是要说明小人不能诚其意，小人之有良知犹如没有良知，这或许是王阳明对小人、盗贼是否有良知的回答；而认为从王阳明讲人人皆有良知可以推出“盗贼也有良知”，实在是对王阳明良知说的误解。

四、结 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王阳明讲人人皆有良知，同时又讲现实生活中君子与小人的对立，二者不可分割；他讲人人皆有良知，只是就人之本然而言，不可由此直接推出现实层面处于君子与小人对立的每个人都有良知，更不可能推出小人、盗贼也有良知。我们说某人有良知，主要不是依据本然层面上人人皆有良知的说法，更多的是因为其在现实中做了一些能够表现其内心良知的善事，因此不能从王阳明就人之本然而言的人人皆有良知的命题，直接推断现实层面的“盗贼也有良知”。王阳明讲人人皆有良知，虽然偶尔也以盗贼为例，以盗贼的某些可能的行为，来论证人人皆有良知，但绝不可能是要以人人皆有良知推断“盗贼也有良知”。同时，王阳明也会认为有些盗贼有良知，而这更多的是基于有些盗贼属于“无辜胁从之民”，并不是依据人人皆有良知，而且从有些盗贼有良知，也不能以偏概全地推断“盗贼也有良知”。从逻辑上看，王阳明讲人人皆有良知，似乎可以由此推出“盗贼也有良知”，但他最终并非是要推断“盗贼也有良知”，而且绝不可能从根本上或整体上作出“盗贼也有良知”诸如此类的判断。

当然，从哲学上看，王阳明讲人人皆有良知本体，因而可以在本体层面设想小人原本也有良知，盗贼原本也有良知，但这只能限于心性本体而言。然而，讲心性本体一定要与现实结合起来，正如王阳明讲人人皆有良知，又讲要致良知，从而说明在现实层面并非所有人都能致良知，并非人人皆有良知。所以，王阳明从本体层面讲人人皆有良知，根本不是要而且也不可能由此直接推出现实中的盗贼也有良知，甚至也不是为了说明有些盗贼有良知，更多的是要强调致良知，要人们通过格物致知，在诚意中把握内在于心的知善知恶的良知。最为重要的是，在王阳明看来，人人皆有良知，而那些为不善的小人，虽然从本体上看也有良知，但最终由于不能诚其意，“虽曰知之，犹不知也”，明确否定小人之有良知，于此又怎么能够说王阳明会认为“盗贼也有良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