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哲学嬗变中关于阶级问题的研究路径
——兼论《资本论》第三卷“阶级”残篇的理论意义

◎夏 莹

清华大学 哲学系，北京100084

美国学者弗里德里克·詹姆逊在《重读〈资本论〉》当中明确指出：“《资本论》(第一卷)没有政治结论。”并在此基础上特别强调指出，《资本论》是一直以来都被全世界“视为劳动阶级圣经的书，而书的作者又曾写过一本西方政治理论的基础和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于是，我的结论就成了需要解释的悖论”[1]。当詹姆逊将其结论视为需要解释的悖论的时候，实际上透露出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手稿惯常存在的一种误读，即认为在一个以科学形态所呈现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下马克思失去了他固有的革命话语，特别是在未经马克思自己亲自打磨的《资本论》第二卷与第三卷当中，其所呈现出的不过是对资本生产总过程的推演，此前马克思特别强调的资本与劳动的对立问题似乎淡出了讨论的视域，更无从谈起有关阶级及其斗争的问题。马克思在此更像是一个经济学家，而非革命家，这一判断的形成显然仅仅将对马克思的理解囿于文本的表层逻辑，而未能观照到马克思用以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动因以及理论形成的现实革命背景。换言之，激发马克思最初将政治经济学纳入其研究规划的根本动力正是对不同阶级纷争背后的“物质利益”问题[2]的关注，而推动马克思不断深化其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根本动力正在于其总是试图在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洪水期到来之前搞清楚问题的时代担当[3]。而对危机的探讨最终不过是为工人所组成的无产阶级探寻革命的契机和可能性条件。在这一意义上，阶级以及革命的问题始终作为一种隐形的线索支撑着马克思展开全部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研究。为了呈现这一隐形线索，本文将选取马克思在早期、中期和晚期相关文献当中对阶级问题的不同讨论方式，结合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最后一节“阶级”残篇的表述方式，彰显早期和晚期马克思思想当中所隐含的、不变的革命旨归。

一、相对工资规律：资本与劳动的零和博弈

对阶级及其斗争的关注，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历史上，虽可追溯到1843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当中对于无产阶级的相关讨论，但在马克思展开有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系统批判之前，对于阶级对立与斗争的分析总还未能获得坚实的科学基础。因此马克思在其中有关于无产阶级的讨论还仅仅囿于一种原则高度的逻辑推论[4]，阶级的对立与斗争作为一个既定的现实，成为其逻辑推论的全部出发点而非其结果。这意味着马克思是从德国既有的现实斗争需要出发推出一个为了斗争而存在的阶级，而非是现实的物质利益之间的内在冲突必然带来阶级的对抗及其现实的斗争。而对后一讨论路径的最初展开，源自于马克思完成于1847年左右的《雇佣劳动与资本》，该书是马克思为当时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讲授政治经济学的讲课整理稿。在其中马克思第一次明确地将对阶级问题的讨论放置到了对经济关系的分析当中：“我们听到了各方面的责难，说我们没有叙述构成现代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物质基础的经济关系……在我们的读者看到了1848年以波澜壮阔的政治形式展开的阶级斗争以后，我们想更切近地考察一下经济关系本身，也就正当其时了，因为这种经济关系既是资产阶级生存及其阶级统治的基础，又是工人遭受奴役的根由。”[5]13-14

在此，围绕资本的诞生与发展所形成的经济关系成为资本与工人之间对峙的根本原因所在。尽管在这本小册子中马克思对于资本及其内涵的经济关系还缺乏系统研究，但对资本与劳动之间存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本质却给予明确的认知。马克思指出：“除劳动能力以外一无所有的阶级的存在是资本的必要前提。”[5]28但这一前提的给出显然需要一个有关于资本概念的本质性规定和深入探讨。马克思在此借助于仍然带有主体性预设的“劳动”概念展开了对资本的解读：“只是由于积累起来的、过去的、对象化的劳动支配直接的、活的劳动，积累起来的劳动才变为资本。”[5]28“资本的实质并不在于积累起来的劳动是替活劳动充当进行新生产的手段。它的实质在于活劳动是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5]29所谓的积累起来的、过去的、对象化的劳动，我们可以理解为所有的生产资料，比如那些生产所需要的机器以及诸多原材料，毕竟它们的价值也在于能成为人的劳动的对象；而所谓直接的、活的劳动，也就是工人的劳动，它们被直接投入资本主义的生产当中，并在其中创造出新的价值。因此资本所必需的价值增殖，根本在于“活劳动”的生产产生了新价值，这个新价值，也就是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换言之，正是在雇佣劳动者们运用机器，使用原材料进行生产的过程中，他的劳动创造了新的价值，价值增殖才最终带来了资本的诞生。

在此，马克思通过一个有关于农场主与短工的例子来进一步说明资本诞生的关节点。农场主买来的短工的劳动作为活劳动不仅在一定时间内弥补了农场主的付出，还开始为他的产品增加新的价值，但由于这种抵消工资的劳动与新增殖的劳动无法区分，导致了资本内在的矛盾以一种极为隐蔽的方式产生了。雇佣劳动者也因此成为自由的被剥削者。他们唯一没有的自由，就是不能自由地选择不被剥削[5]29-30。

而这一增殖逻辑之所以隐含着一种剥削，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所存在的相互依附关系。“资本以雇佣劳动为前提，而雇佣劳动又以资本为前提。两者相互制约；两者相互产生……资本只有同劳动力交换，只有引起雇佣劳动的产生，才能增加。雇佣工人的劳动力只有在它增加资本，使奴役它的那种权力加强时，才能和资本交换。因此，资本的增加就是无产阶级即工人阶级的增加”[5]30，但这种相互依附关系的实质是“雇佣劳动生产着对它起支配作用的他人财富，也就是说生产着同它敌对的权力——资本”[5]31。

由此，原本仅仅带有经济内涵的资本观念在与雇佣劳动的相互依附当中成为一种政治的权力机制。正是基于对资本的这种权力机制的解读，马克思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富有创造性的工资理论。在这一理论当中，包含着这样一个核心的理论要点：“工资和利润是互成反比的。资本的份额和利润越增加，则劳动的份额即日工资就越降低；反之亦然。利润增加多少，工资就降低多少；而利润降低多少，则工资就增加多少。”[5]35

这一工资理论的提出彰显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对抗性关系。随着雇佣劳动者的努力工作，资本越做越大，劳动者的工资也随之提高，资本的增殖同时还不得不包含着很多其他的要素，比如通过一个资本家与另一个资本家的贱买贵卖的交换，或者由于改进了劳动工具等等，这些方式都可能为资本带来增殖，这些增殖不仅不是来源于雇佣劳动者工资的降低，甚至还带来了工资的增长。透过这些纷乱的表象，马克思看到的仍然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抗性关系：“固然，利润的增加不是由于工资的降低，但是工资的降低却是由于利润的增加。资本家用同一数量的他人的劳动，购得了更多的交换价值，而对这个劳动却没有多付一文。这就是说，劳动所得的报酬同它使资本家得到的纯收入相比却减少了。”[5]35在此，马克思特别强调的从来不是雇佣劳动工资数量的减少或者增加，而是工资与资本家的收入之间的比例始终处于减少的状态。在此，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对抗性本质得到了全面的澄清：在表象上雇佣工资的上涨或者下降并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在于变化中的工资与资本家的利润所得的比例总是处于不断下降当中。因此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永远处于一种零和博弈的状态，即资本家的利润大，工人相对于利润的收入所占比例就小。

如何用一种理论的方式来表达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这种结构性对抗呢？马克思通过对工人工资的分类加以说明：最为直接地呈现出的工资数量，马克思将其描述为“劳动的货币价格”，并将其命名为“名义工资”。这一工资只是雇佣劳动者拿到手里的货币数量，但这些货币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下，究竟能为雇佣劳动者换来多少生活资料，是并不固定的。在通货膨胀的经济危机之下，即便工资涨幅很大，工人却依然无法购买到足够的生活用品，因此仍然处于贫困当中，马克思将这种展现实际购买力的工资称为“实际工资”，但对于马克思说来，无论是名义工资还是实际工资，其实都还不是工资真正的秘密所在。工资的本质秘密在于：“工资首先是由它和资本家的赢利即利润的关系来决定的，这就是比较工资、相对工资。”[5]33对于相对工资，马克思进一步解释道：“相对工资所表示的是：同积累起来的劳动即资本从直接劳动新创造的价值中所取得的份额相比，直接劳动在自己新创造的价值中所占的份额。”[5]33

由于相对工资理论的提出，马克思揭示出了在资本的运行逻辑当中，资本与劳动之间存在一种无法调和的结构性对抗。而这种结构性的对抗构筑了一种资本的权力关系。正是这一权力关系的形成日益彰显出代表不同物质利益的群体的生成。阶级的诞生呼之欲出。

二、经验化的革命阶级的形成

在与《雇佣劳动与资本》同步诞生的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当中，马克思将内涵结构性对抗的资本作为分析现代社会的理论前提，在资本固有的内在逻辑演进当中发现了无法逃避的历史现实，将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宏观描述建基于两大对立阶级的形成，即“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6]28，并在这一叙述当中将阶级与阶级斗争作为贯穿历史的一条发展主线。马克思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6]27

这一判定并不意味着在资产者产生之前的历史中并不存在阶级的对立和斗争，只是因为当时各种等级和社会阶层林立，贵族、骑士、平民、奴隶，这些不同等级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其中每个阶层都有自己的压迫者，也可能同时是另一个阶层的被压迫者。于是，其中的阶级斗争以及支配这些斗争的根本原因，并非如近代社会那样显而易见。随着资本逻辑的普遍扩张，其内在于这一逻辑内部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峙关系逐渐消除了复杂繁乱的阶层，在相对工资规律的支配下，产生了无产者与资产者，他们首次作为两个对立的阶级而对峙着，并成为诠释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内在的隐蔽逻辑。

所谓的资产者与无产者，他们是处于由资本所构筑的社会关系当中的人，因此与彰显人类社会历史内在矛盾的两大对立阶级的诞生相伴随，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全部过程。在这一过程当中既包含着资本对人类社会财富的创造，也包含着它自身的危机。而正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关注当中，无产者与资产者之间的阶级对立与斗争获得它现实呈现的基础。

因此，在《共产党宣言》当中有关于阶级及其对峙的诞生根源总是需要从资本的危机当中去探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6]33这个魔鬼，在马克思看来就是由于现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对抗所产生的“商业危机”。只是在此，马克思以相对笼统的方式描述了商业危机：“在商业危机期间，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了，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

那么导致这样严重的商业危机的原因何在呢？这一时期的马克思恩格斯同样是以极为笼统的说法概括其中的原因：“因为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6]33

《共产党宣言》中有关危机的描述与分析虽文采飞扬，但却太过概括，目的与其说是为了探寻资本主义社会危机诞生的根源，倒不如说是为了引发宣言的读者对无产者的关注。因为正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对危机的讨论后，无产者进入马克思恩格斯的讨论视域当中：“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6]34

《共产党宣言》中的无产者是生活在资产阶级特定社会关系当中一个具体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无产者的讨论已经进入到了他们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6]34，借助于这一指认，无产阶级褪去了其作为先验概念的底色，不再是原本似乎仅仅为革命而生，为了革命而长的抽象的规定，在此无产者成为在工厂中生活着的一个活生生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无产者何以能够转变为革命者的讨论，因此也不再仅仅是抽象的资本逻辑的内在分析，而是侧重这些作为现代工人的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快速发展中所陷入的生活困顿：“随着资产阶级即资本的发展，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这些不得不把自己零星出卖的工人，像其他任何货物一样，也是一种商品，所以他们同样地受到竞争的一切变化、市场的一切波动的影响。由于推广机器和分工，无产者的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因而对工人也失去了任何吸引力……劳动越使人感到厌恶，工资也就越减少……对于工人阶级来说，性别和年龄的差别再没有什么社会意义了。他们都只是劳动工具，不过因为年龄和性别的不同而需要不同的费用罢了……当厂主对工人的剥削告一段落，工人领到了用现钱支付的工资的时候，马上就有资产阶级中的另一部分人——房东、小店主、当铺老板等等向他们扑来。”[6]34-35

在这段略显经验化的描述当中，无产者作为资本逻辑中被压迫阶级的生活情境被最为直接和清晰地呈现出来。工人阶级的赤贫状态的确为反抗资产阶级革命的斗争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但如果将推翻资产阶级的无产者仅仅等同于那些陷入生活困苦当中的工人，那么革命爆发的契机实际上将变得十分脆弱，如果贫困中生活着的工人阶级直接等同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无产阶级是一个仅仅在赤贫状态当中获得自身全部规定的人，那么随着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普遍增长，资本家提高了工人的工资，改善了工人生活的条件，无产者不再是没有财产的人，甚至还有了些许积蓄去购买工厂的股票，成为资本家工厂的持股人，那么无产阶级及其对资本家的革命自然是随着赤贫状态的消失而自行消失了。

因此，无产者，从根本上说是与资产者处于结构性对立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代表着一种绝对的压迫和剥削，他们拥有着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载体，比如工人阶级、贫困者，但并不是所有贫穷的人都是无产者。无产者的诞生是与资产者成对出现的，资本制度的每一步成长，都蕴含着无产者的成长。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极为耐心地为我们呈现出一个无产者的成长历程：“最初是单个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工厂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地方的某一劳动部门的工人，同直接剥削他们的单个资产者作斗争。他们不仅仅攻击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而且攻击生产工具本身。”[6]35“在这个阶段上，工人是分散在全国各地并为竞争所分裂的群众。工人的大规模集结，还不是他们自己联合的结果，而是资产阶级联合的结果……但是，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而且它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单个工人和单个资产者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具有两个阶级的冲突的性质。工人开始成立反对资产者的同盟……工人有时也得到胜利，但这种胜利只是暂时的。他们斗争的真正成果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工人越来越扩大的联合……中世纪的市民靠乡间小道需要几百年才能达到的联合，现代的无产者利用铁路只要几年就可以达到了”[6]36-37。

基于以上《共产党宣言》中对于无产者的描述，一方面无产者与现代工人阶级有所重合；另一方面，无产者又不可避免地与资产阶级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大工业生产方式的发展和扩张密切相关。无产者与资产者近乎可以被视为一块磁铁上的正负两极，注定是相互依存与成长，却又相互排斥。他们之间的矛盾是真正的矛盾，因为他们都是大工业的产物，工人懂得这个孕育资产者的体制，当然对这一体质的反抗也注定具有真正的颠覆性。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一个令人惊讶的断言：“无产者是没有财产的。”[6]38如果我们不仔细理解马克思在这里的上下文，将这一判断孤立出来，会失去对这一概念内在含义的真正理解。在此，让我们首先在这一断言的原初语境当中对其展开相应的理解：“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旧社会的生活条件已经被消灭了。无产者是没有财产的；他们和妻子儿女的关系同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再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了；现代的工业劳动，现代的资本压迫，无论在英国或法国，无论在美国或德国，都是一样的，都使无产者失去了任何民族性。”[6]38

在这一语境当中，无产者，作为与资产者相对立的独特群体，打破了整个资产者固有的生活方式，其中包括对财产的拥有、与妻子儿女之间的亲情等等，因此在这里无产者不再拥有财产，意味着只有无产者可以打破资本逻辑的全部规定，在其中无产者不再以拥有财产作为一个人得以安身立命的根本，换句话说，有无财产，已经不再成为无产者自身需要关心的问题，自近代以来，以所有权来保障人格之确定的社会状态为无产者所否定了。

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此特别强调无产者是没有财产的，是一个价值判定，换句话说，马克思在这里，并不是说存在一个没有财产，因此陷入了贫苦的阶级，并将它命名为无产者，而是认为那个担当着为人类彻底解放而革命的无产者“应当”是没有财产的。在此，马克思确信革命最终会让无产者成为一个新世界的主宰者，在这一新世界中，为资本逻辑所规定的民族、国家与财产等都将失去它的全部意义和必要性。在这一意义上，《共产党宣言》当中存在的阶级问题的讨论，虽彰显了阶级存在的经验性维度，但就其作为最终革命阶级的承担者而言，又不得不具有着一定的先验规定性。也正是这一先验规定性，让无产者真正成为革命阶级。无产者这一独特的先验的经验主义存在模式，成为晚年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研究当中的一个理论基调。无产者，作为工人阶级，始终是促进资本增殖的“活劳动”，一方面成就了资本的发展；另一方面，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承担者，成就其作为革命主体的本质性规定。

三、“阶级”残篇中的阶级构成及革命阶级的消失

经历了1848年欧洲革命的洗礼，晚年的马克思发现作为革命主体的无产阶级既不能是仅仅拥有革命意志的先验存在，也不能是生活于困苦中的经验存在，他们与资产者及其社会的斗争因此也绝非仅仅依赖于无产者的主观意志就可以实现和完成；相反，探讨无产阶级的革命契机，才是研究革命之发生的最为重要的理论任务。而这一革命契机在资本社会当中即为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因此在其后期《资本论》及其手稿当中，马克思很少有关于阶级的直接论述，作为颠覆资本主义的阶级仅仅变成了劳动者，后者与资本之间形成了某种张力，成为马克思进行资本批判的有效切入点，但在《资本论》第三卷的最后一节，我们却发现了一个被冠名为“阶级”的章节。

由恩格斯所编撰的《资本论》第三卷是一个未完待续的研究文本。马克思在这一卷中的第三篇对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的讨论已经让资本的自我悖论与危机变得不可克服。资本逻辑的演进似乎已经走到了它的终点，但在此后的相关章节当中，马克思却又展开了有关生息资本、信用与虚拟资本、地租问题等资本的诸多形态的讨论，它们构成了资本续命的多条可能的道路。这些问题一方面极具前瞻性，其中很多的问题已经完全可以涵盖今天被金融资本全面笼罩的资本逻辑的发展样态；另一方面，却又呈现出一种理论的非完整性。即便是拥有着较为完整的章节篇幅，其中的观点也缺乏相对系统的推演和讨论。因此，这一文本构造了一个个思想的跑马场，马克思骑着思想的快马，为我们圈画出了很多有待探索的思想空场。

在第三卷的最后一节，即第七篇的最后一章，第五十二章，被西方学者认为完全失去了政治结论的《资本论》的最后，马克思似乎再一次试图直接谈论“阶级”问题，但却因为手稿的中断，而戛然而止。在此，我将这一残篇称为“阶级”残篇。这一残篇是不是马克思结束整个《资本论》研究的真正结尾？如果是，那么，我们就完全没有理由再纠结于马克思在第二、第三卷当中那些对于资本貌似实证化的研究是否与马克思所精心打磨的第一卷中鲜明的政治立场相违背。马克思对人的关切，对于劳动者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中生存境遇的理解，借助于这样一个“阶级”残篇，被再度复活了出来。

只是这一次复活的中断，以及充斥在这一“阶级”残篇当中，马克思在文字间所透露出的一种迟疑，又似乎质疑着马克思此前有关于阶级、斗争与革命等诸多经典理论的核心要义。不禁引发了后人对于这一中断原因的进一步探求：究竟是因为时间不够充足，身体日益衰弱而无法继续，还是因为马克思在新的历史境遇之下突然发现了与他之前有关于阶级问题的理解相异质的另一种理解路径而无法继续。两种可能性，究竟哪一个因素更具主导性？

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的序言当中曾这样来讨论这个残篇：“最后，第七篇的手稿是完整的，不过也只是初稿，必须想把无限错综复杂的文句拆开，才能付印。最后一章只是一个开头，在这一章，同地租、利润、工资这三大收入相适应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三大阶级，即土地所有者、资本家、雇佣工人，以及由他们的存在所必然产生的阶级斗争，应该被当做资本主义时期的实际存在的结果加以论述。这种结论性的总结，马克思通常总要留到快付印的时候再作最后的加工，因为那时最新的历史事件会按照永不失效的规律性为他的理论阐述提供最恰当的现实例证。”[7]

在此，恩格斯实际上以他对马克思写作习惯的理解部分地回答了我们的疑问，这一“阶级”残篇属于马克思那带有结论性的总结，于是，按照恩格斯对马克思的了解，这一部分注定只能等到这部著作即将付印之前，马克思才会完成，目的只是为了怕错过最新的历史事件的发生。而这是只有如马克思这样永远试图与时代同行的思想者才会有的一种独特的写作习惯。因为这类思想家从来不试图用一种头脑中产生的逻辑框架去框定现实；相反，他们总是绝对地尊重现实事件的优先性，而后才展开属于自己的理论推演。

但在此恩格斯没有提到的是，马克思的这个结论性的总结，与马克思此前有关阶级问题的全部讨论之间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是此前的延续，还是一种补充，抑或甚至是一种方向性的转变？我认为，对于这一系列问题的思考，对于理解马克思的这个“阶级”残篇的意义更为重要和根本。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回到这一“阶级”残篇的具体表述当中去寻找答案。

“阶级”残篇所在的第七篇的题目叫作“各种收入及其源泉”。在马克思的规划当中，《资本论》的第三卷将着力去考察资本在其生产过程中各个部门之间的利润分配以及由此带来的新的资本形态等问题。在分别谈到诸如信用、生息资本与地租等问题之后，第七篇的讨论似乎又回到了以资本主义整体为视角所展开分配问题的讨论，带有鲜明的总括性质。比如在这一篇的开始，即第四十八章当中，那些被分割的资本又重新作为一个整体进入了马克思的讨论视野，在此马克思将资本—利润、土地—地租、劳动—工资等三个资本主义社会当中并存的三种资本增殖方式视为资本的三位一体公式。

但这样一种着力讨论资本在不同领域中的分配的研究路径，并非马克思所推崇的。因为早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当中，关注分配问题的李嘉图就在序言当中以土地为基础生产资料对这样一种三位一体的资本分类以及这一分类所带来的阶级分类做了一个清晰的指认。李嘉图说：“劳动、机械、资本联合使用在土地上面，所生产的一切土地生产物，分归社会上三个阶级，即地主、资本家，与劳动者。”[8]15李嘉图甚至在对这一资本分配当中领会到了一种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比如李嘉图已经意识到“工资增加，必致减低利润”[8]58，甚至还提到了“利润之自然趋势，乃是下降”[8]59等规律。因此，如果马克思仅仅在此指出了一个资本分配在现实当中的分类，并基于此种分类分出资本主义社会中活跃的三个阶级划分，这样的理论本无新意。所以，在此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是马克思在表述这一分类的基础之上所提出的这样一个看法：“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在这个形式中，利润，这个体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特征的剩余价值形式，就幸运地被排除了。”[9]588

马克思在这一表述当中隐含讽刺意味，他隐性地将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再度纳入批判视域当中，由于他们无法理解剩余价值在资本利润当中所占据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理论地位，所以尽管李嘉图清晰地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利益分配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以及相应的阶级对立，但却仍然无法真正理解形成阶级对抗的根源以及这一对抗给资本主义社会究竟带来怎样的根本性影响。对于李嘉图来说，资本主义社会就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形态，而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却不过就是真正的人类社会的史前史。

“阶级”残篇就是在这一个讨论的语境当中诞生的。它固然是由资本逻辑显现出的不同分配方式所推论出的一个话题，但同时更是马克思所特有的对人的关切再度闯入政治经济学研究视域的一种表现形式。李嘉图也谈到了阶级以及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但他却只是将资本家、地主和劳动者视为利润分配的承载者，他们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基本要素，就如同劳动工具与原材料一样。李嘉图由此彰显了一种资产阶级特有的冷酷。马克思在其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当中也曾不止一次对于李嘉图的这种特有的冷酷抱有同情的理解，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对李嘉图的辩护：“有人责难他(即李嘉图——笔者注)，说他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时不注意‘人’，只看到生产力的发展，而不管这种发展以人和资本价值的多大牺牲为代价。这正好是他的学说中的重要之处。发展社会劳动的生产力，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9]452

正因如此，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当中总是试图将经济架构的内在关系还原为人与人之间的现实关系。例如，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以及作为劳动承载者的工人阶级，他们不仅是资本主义社会体制当中的两个要素，同时还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于是由于收入分配所带来的不同阶级的划分，最终必然意味着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斗争，而不是两个抽象角色的共存。这一带有鲜明立场的视角，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马克思反观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有色眼镜。在这一意义上，阶级成为马克思全部《资本论》研究最终的落脚点理应是毫无异议的。

当我们带着马克思的有色眼镜来反观这篇“阶级”残篇，似乎看到了其中隐隐折射出的另一种色彩，这一色彩是否有可能会改变马克思为我们打造的这副有色眼镜的基础底色呢？比如马克思在“阶级”残篇的开篇完全按照李嘉图式的表述方式来展开他对于资本主义阶级状况的描述：“单纯劳动力的所有者、资本的所有者和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各自的收入源泉是工资、利润和地租——，也就是说，雇佣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形成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现代社会的三大阶级。”[9]600

当马克思沿用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固有的三元架构来描述阶级构成的时候，显然少了那种建基于二元阶级架构之上的对抗性意味。这与他在《共产党宣言》当中提到的“日益明显的区分为两大对立阶级”的说法很不一样。随后，马克思接着说：“在英国，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无疑应达到最高度的、最典型的发展。但甚至在这里，这种阶级结构也还是没有以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这里，一些中间的和过渡的阶层也到处使界限规定模糊起来。”[9]600

马克思在“阶级”残篇当中的这个判定，让我们对阶级的理解变得极为复杂。尽管紧随其后，马克思非常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趋势与规律仍然是生产资料与劳动的分离，因此无论是三元结构的阶级状况抑或是二元结构的阶级状况，资本与劳动相分离的事实都存在，只不过一个是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对立，一个是土地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对立。其中，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不再是问题的核心。因为马克思突然对于阶级问题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追问：“首先要解答的一个问题是：是什么形成阶级？这个问题自然会由另外一个问题的解答而得到解答：是什么使雇佣工人、资本家、土地所有者成为社会三大阶级的成员？”[9]600

马克思作为革命家，一生都在与阶级、阶级斗争的问题打交道，但却似乎只有在《资本论》研究的最后才为自己提出了这个关涉到阶级本质的问题，但也是借助于这一追问，使阶级与革命阶级的存在，这一原初并不是个问题的问题突然成为问题。而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以及《共产党宣言》当中，马克思并不试图对阶级本质给出规定，却已经经验性地描述了一个革命阶级的存在。

但在“阶级”残篇中，马克思对阶级本质的追问，与其说是马克思在拓展研究视域，不如说他在对阶级问题提出一些重新思考和审视。因为在对这一阶级形成源泉的追问当中，马克思不再直接从所有权出发，即生产的起点出发，而从收入源泉出发，即从生产的终点出发。尽管收入源泉仍然会使讨论被回溯到所有权的问题，但由于出发点不同，使得问题变得复杂了。

面对这个复杂问题，马克思却在此后，仅仅完成了两段完整的表述：在第一段中，马克思强调了“收入和收入源泉的同一性”[9]600，也就是说，工资、利润和地租，作为生产的终点，不同的收入类型，本质上却也不过是对应于那些不同阶级具体个人的劳动力、资本和土地所有权。马克思在此还是试图将李嘉图的那种按照收入分配来理解资本的方向拉回到自己从所有权逻辑出发来划分阶级的路径之上；随后剩下的一段，也是整个资本论第三卷的最后一段话，马克思沿着立足于收入源泉的逻辑展开阶级划分的推演，他的语气究竟是一种调侃式的批判，还是一种认真的自我反思与质疑，则需要我们细细品味。马克思指出：“不过从这个观点来看，例如，医生和官吏似乎也形成两个阶级，因为他们属于两个不同的社会集团，其中每个集团的成员的收入都来自同一源泉。对于社会分工在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中间造成的利益和地位的无止境的划分，——例如，土地所有者分成葡萄园所有者，耕地所有者，森林所有者，矿山所有者，渔场所有者，——似乎同样也可以这样说。”[9]601

在马克思留给我们的最后一段话当中，我们或可得出如下结论：第一，马克思仍是在经济架构当中探寻阶级矛盾的思想家，因此他才能将他最后的理论落脚点放在对阶级的分析当中。第二，马克思还是那个试图以所有权为核心去划分阶级的革命者，所以他在此的这些表述难道不是在对李嘉图式的阶级讨论模式的一种批判性的反思？当每个具体的职业都可能成为阶级划分的标准，从而形成一种无止境的划分，这怎么可能还是一种恰当的理论研究方案呢？第三，虽然马克思在现实生活中的确看到了更为丰富的阶级表现形式，发现了一些过渡和中间的阶层，但他们的存在也只是一些帮助他丰富阶级理论的旁证，而非主流。

由此可见，马克思的阶级概念，总是一个诞生于特定的经济关系当中，并同时隐含着特定政治斗争的概念。无论是早期的马克思抑或是晚期的马克思，在其对政治经济学所展开的无论粗糙抑或是精深的研究当中，人与人之间的对抗性的关系总是作为一个理论的落脚点左右着马克思对于社会经济架构的分析和理解。因此，对于阶级及其斗争的分析和理解，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不可消除的社会对抗总是其进行理论研究的隐性旨归，从未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