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交往理论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价值意蕴

吴春莺，倪宪章

（1.丽水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丽水 323000；2.哈尔滨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积极倡导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于全球发展和全球治理来说，已渐成为一个共识性议题，而对于这一全球治理中国方案进行系统阐释，也已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一个重大理论命题，亟需学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开展深度研究并予以回应。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尤其是交往理论所揭示的基本规律，为我们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奠定了哲学根基，提供了经典视角。

一、马克思交往理论的核心概念和主要观点

（一）马克思对交往范畴的认识

对于唯物史观而言，交往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不仅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深受马克思交往理论影响，而且在实践上社会进步及国际关系领域也深受其影响。经由梳理马克思相关著作可看出，虽然马克思对于交往的科学含义从未进行过明晰界定或以专门著作来集中阐发，但该范畴频频现于诸多文本之中。如《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交往与“异化劳动”结合在一起；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论及交往一百多次，且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交往理论的全面展开；《资本论》则基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对交往进行研究，从而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实质；在1877 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以及经过四次修订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等论著里面，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正经历对抗性危机，并指明落后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途径是社会交往。在1846 年12 月28 日，马克思致长信于安年柯夫时指出：人们交往（commerce）和消费形式是受一定生产力发展状况制约的，所以当人们在其交往方式不再适应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必须被迫改变其延续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马克思进一步说明：他本人在这封信里采用的“Commerce”一词，从其最广泛的意义上说来，等同于“德文中使用‘Verkehr’一词”[1]，意为交往“联系”等，还有类似信息、传播、交流、联络、贸易、交通等多个意思。从中可以发现：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交往既紧密联系生产力、生产关系等范畴，又与社会形态发展、人类社会历史演进不可分割，它是一个意义极其广泛的概念。

在马克思看来，交往既指人与人、人与社会间的交往活动，也指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交往关系，马克思正是以人们在生产活动中结成的社会关系为基础，对交往展开研究的。

（二）马克思交往理论的主要观点

第一，交往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之一。交往主体是处于现实社会中的、具有自觉性和社会性的“现实的人”；交往活动是存在于主体间的活动；交往关系就是在改造相互联系的中介客体时，主体之间形成的社会关系总和。具体说来，交往存在于人与人之间，进而包括存在于人与人所组成的社会共同体之间；交往是不同实践主体在变革客观物质世界时,相互之间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实践活动，主要包括沟通活动、交流活动、影响活动和改造活动等等；交往也是客观物质世界变化的过程以及基于该过程的社会关系的集合体，是由于人们相互间联系、相互影响、彼此作用而导致的。故而，交往的具体存在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

第二，交往是不断生成与发展的过程。在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交往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变化，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由物质资料生产状况所决定的。对于较发达的生产力来说，当某种旧的交往形式不再适应它的时候，一种更新的、更进步的交往形式出现进而取代前者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因此，交往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处在发展变化中的过程，而生产力与交往间的矛盾，是一切历史冲突的本源。马克思认为，“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2]，这种交往形式的改变是历史的必然。

第三，交往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表现形式。毋庸置疑，生产是人类社会前进的基石，但是，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与交往统一于一切人类社会活动之中。一方面，生产本身的前提是“个人之间的交往”；另一方面，“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3]147。正是生产和交往的相互作用，推动着人类社会进步和世界历史不断前行。这就是说，一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类之间持续交往的扩大、深化、进步的发展史，也是一个物质生产水平不断提升的进程。

基于上述对于马克思交往理论主要观点的理解，当我们站在21 世纪第三个十年回望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和审视当今世界现实时，就更加可以理解为什么“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4]33。进而可以证实，马克思交往理论不仅雄辩地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成路径和内在逻辑，更为我们分析人类社会历史演变和人的发展问题提供了根本遵循。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承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准确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着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对人类发展和世界前途面临的重大问题提出了中国方案，不断开辟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之理论价值意蕴审视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交往理论的理论特质，为回应全球性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从马克思交往理论视角看，人类交往由区域性历史发展成为世界历史，迄今已然超越了时空范畴的制约，其基本动因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因为，从本质上看来，资本在全球的无限扩张，其目的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5]，而资本这种无休止地创造交换地点的本性,迫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3]404，资本到处落户开发，各处建立联系，导致交往范围不断被延展，最终使得“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5]也即世界市场形成，由此也就产生了全球联系与交往不断增强的全球化，以及高度丰富、高度社会化的交往。因此，不论是金融资本流遍全球，还是当今全球发展的深层次矛盾日渐突出，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甚嚣尘上，疫情弥漫、饥荒四起、战乱恐袭不断，各种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复杂交织，这些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危机，其实质和根源正在于现代世界仍旧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主导，一切生产和交换环节都被资本所主宰，包括资本家本人，也都只是“作为人格化的、有意志和意识的资本执行职能”[6]。

因此，在人类社会又一次来到十字路口的今天，如果不摒弃以资本为核心的世界历史发展规则，而只是仍旧在维持这一规则的基础上提出一些修补之策，那么就无法根治当今世界面临的种种危机和冲突。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以人类共同命运作为最大关切和全球治理理念的“最大公约数”，推动各国合作共赢，这是自有史以来，人类第一次可以选择采用和平和渐进的方式，推动世界新旧秩序转变和寻求全球治理机制完善。这既是对马克思交往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也为解决全球性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实践马克思交往理论，为引领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贡献了中国力量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势不可挡，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为全球治理体系革命性重塑提供了强劲动力，同时也加速着国际格局的演变，但究其根本动因，还是由于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动着生产关系的变革，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使国与国之间、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关系更加复杂。2013 年3 月23 日，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向世界传递了对人类文明走向的中国判断。他指出，这是一个国与国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7]的世界，“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7]。面对着“一体化的世界就在那儿”[8]的大势所趋，如果谁拒绝融入这个世界，那么这个世界也会拒他于门外。美英等一些国家逆历史潮流而动，梦想重构符合其利益的“逆全球化”，而中国则从全人类文明进步的高度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马克思交往理论指明，不论是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还是农业文明演变成工业文明，实现了从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都标志着人类文明和社会的进步。如果从马克思主义立场以及世界历史视角来分析研判当前世界发展趋势和人类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会看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人类交往发展的必然结果。与过去任何时候相比，人类交往的世界性都更深入、更广泛，国与国之间的彼此依存和相互联系也前所未有的紧密和频繁，人类历史从民族史向世界史的发展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实践根基。在今天，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深化合作、谋求共赢成为世界共识，中国一直在以大国担当积极寻求各国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真诚不断拓展同世界各国的合作，以担当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更多领域、更高层面上不懈推进各国“合作共赢、共同发展”[8]，这正是中国力量为全人类的发展作出的贡献。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反映了人类美好愿望和共同价值，为实现马克思最高价值追求奠定了共同基础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是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最高价值追求。马克思交往理论认为，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交往充分表现出了人类的本质属性，“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9]。因此，社会物质生产水平的极大发展，是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重要基础，而交往则是必要条件。

从马克思交往理论视角分析当今世界，世界性交往仍旧不是马克思所认为的真正意义上的普遍交往，原因是人类交往依然深受异己社会力量的制约。对于“人的异化”，马克思指出：“人对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对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10]早期人类社会囿于生产力落后，所开展的大都是部落间以及氏族间的狭隘交往。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的出现，使得人类开始了同外界的交往，而工业革命更是推动交往日益世界化。但是，即便在这种世界交往过程中，人类仍受到物质条件限制，进而在生产活动中表现为被歪曲物化的个人。因此，马克思交往理论认为：“普遍交往”是人类摆脱资本的束缚、发挥主观能动性而进行的交往，其基础是高度发达的物质生产力，而共产主义社会正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4]86。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主张：人类应该顺应经济全球化大趋势，既不依附于他人发展，更不靠掠夺他人致富，只有各国人民齐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把共同的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这一主张必将推动生产力进步和社会关系的深化和前进，从而为人类摆脱困境、实现马克思最高价值追求奠定基础。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和马克思交往理论具有内在价值和实践道路上的统一性。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之时代价值意蕴审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前所未有的风险考验，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鲜活丰富的实践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顺应时代发展趋势，是中国共产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推动了马克思交往理论的时代飞跃，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高度理论自觉

“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的历史，是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历史。”[8]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共命运，关注和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课题，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奥秘所在。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直面当今世界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是马克思交往理论的生动实践的创新发展，它不仅蕴含了关切全人类福祉和共同发展的情操和理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邃把握和践行，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和美好价值追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充分检验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推动了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实践创新，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践行马克思主义的高度行动自觉

马克思交往理论说明，要基于物质生产及其交往来考察世界历史，但是，“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3]295，这就说明：在这个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影响的时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既必须要勇于担当，积极发挥引领作用，又必须要稳中求进，如此才能行稳致远，才能使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不断改变人类世界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中一步一步实现。

从“一带一路”由倡议变为共识，从中国贡献繁荣全世界到“中国要以自己的实践证明，国强未必称霸”，从“愿与各国一道，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到“中国做好自己的事，就是对人类社会最大的贡献”[11]……中国的发展自信正转化为行动自觉，中国正以扎实的实际行动，承担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使命，这种强劲的历史行动力也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

新时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坚持不懈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只要进一步发挥我们的唯物主义论点，并且把它应用于现时代，一个强大的、一切时代中最强大的革命远景就会立即展现在我们面前”[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