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生育政策调整后高龄孕产妇围产期风险研究

彭晓鹰 李爱红

[复旦大学附属闵行医院（上海市闵行区中心医院）妇产科，上海 201199]

为顺应时代发展，优化人口战略，从2011年11月至2016年1月，我国逐步实施了“双独二孩”“单独二孩”“全面二孩”的生育政策。随着政策实施，高龄孕产妇数量明显增多。高龄孕产妇是指分娩年龄≥35岁及以上的孕产妇。高龄孕产妇生育会面临更大风险，这给妇幼保健服务带来了新的挑战。2011年的调查显示，高龄孕产妇的比例占全部孕妇的10.1%，其中≥35～39岁者及≥40岁者分别为8.3%及1.8%[1]；2016年的高龄孕产妇增加了1倍，40岁以上者增长明显，这与政策的实施密切相关。本文通过对高龄和适龄孕产妇妊娠期合并症、并发症的发生情况以及分娩方式、围产儿结局发生情况进行比较研究，为进一步探讨生育政策调整后高龄孕产妇围产期保健模式、降低医疗风险、保障母婴安全提供科学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2020年1月1日—2021年12月31日在闵行区中心医院妇产科产检并分娩的孕产妇共3 660例，完整记录基本信息、病史、体格检查、辅助检查等临床资料。分娩年龄17～47岁，平均30.32岁。对高龄孕产妇的定义、妊娠期并发症、妊娠合并症等相关疾病的诊断标准均参照《妇产科学》第9版[2]。

1.2 方法

根据孕产妇分娩时的年龄分为3组，≥40岁的高龄孕产妇68例（高龄1组），占比1.86%；35～39岁的高龄孕产妇475例（高龄2组），占比12.90%；＜35岁的3 117例（适龄组），占比85.16%。计算初次剖宫产率、剖宫产率：剖宫产率=剖宫产分娩数÷分娩总数×100%；初次剖宫产率=（剖宫产分娩数-瘢痕子宫例数）÷（分娩数-瘢痕子宫例数）×100%。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三组孕产妇妊娠期合并高血压、糖尿病、子宫肌瘤的发生率；比较三组孕产妇妊娠期并发前置胎盘、胎盘早剥、产后出血的发生率；并对分娩方式、围产儿结局（包括巨大儿、早产儿、新生儿窒息）的发生率进行比较分析。

1.4 统计学处理

用SPSS 19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数资料用率（%）表示，行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三组妊娠期合并症和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高龄1组和高龄2组妊娠期合并高血压、糖尿病、子宫肌瘤的发生率均高于适龄组，（P＜0.05）；且高龄1组高于高龄2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高龄1组和高龄2组并发前置胎盘、胎盘早剥、产后出血的发生率均高于适龄组，（P＜0.001）；且高龄1组高于高龄2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三组妊娠期合并症和并发症发生率比较[n（%）]

2.2 三组分娩方式和围产儿结局比较

高龄1组和高龄2组的顺产率均低于适龄组，两次及以上剖宫产率均高于适龄组（P＜0.001）；且高龄1组顺产率低于高龄2组，两次及以上剖宫产率高于高龄2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三组间初次剖宫产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高龄1组和高龄2组巨大儿、早产儿的发生率均高于适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高龄1组高于高龄2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高龄2组与适龄组新生儿窒息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高龄1组与高龄2组和适龄组间的新生儿窒息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2 三组分娩方式和围产儿结局的比较[n（%）]

3 讨论

国内外研究数据显示妇女的生育年龄越来越推迟，近20年来国外报道高龄孕产妇比例为14.2%～20%[3]。本研究显示高龄孕产妇占14.76%，与报道的12.35%～16.3%结果相接近[4-6]。随着生育政策的逐步调整，我国高龄孕妇人群不断增加已成为趋势。

高龄是高危妊娠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7]。Fitzpatrick等[8]研究提示高龄孕妇有更高的风险患妊娠合并症和并发症。本研究发现高龄组妊娠期合并高血压、糖尿病的发生率高于适龄组，与先前报道一致[4,9]。随着孕妇年龄增大及妊娠次数增多，胰岛功能逐渐降低，拮抗胰岛素样物质增加，对胰岛素敏感度降低；高龄孕产妇血管内皮损伤明显，分泌内皮源性舒张因子减少，外周血管产生痉挛收缩，易出现高血压、糖尿病等各类合并症[10]。本研究发现高龄组妊娠合并子宫肌瘤的发病率显著高于适龄组，与之前研究结果一致[9,16]。本研究发现高龄组前置胎盘、产后出血的发生率高于适龄组，这可能由于高龄孕妇常有宫腔手术史、感染、胎盘粘连、胎盘植入、胎盘早剥风险，从而引起产后出血[4,11-13]。

高龄孕妇分娩方式的选择一直是临床医生争论的焦点。近十多年来剖宮产率显著增高，再孕孕妇具有剖宫产史的比例随之增加。本研究显示高龄组孕妇的剖宫产率显著高于适龄组，与之前报道一致[5]。随着“二孩”政策地实施，瘢痕子宫再生育的孕妇增加，分娩时恐惧风险拒绝阴道试产，医生及孕妇均选择再次剖宫产术分娩。本研究中三组孕妇初次剖宫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随着生育政策地调整，高龄孕妇有再次妊娠和分娩的愿意，因此对于没有剖宫产指征的高龄初产或经产妇，建议其阴道分娩，避免对高龄孕妇再次妊娠带来不良影响。

高龄孕产妇妊娠期合并症、并发症发生率增加，常导致妊娠被提前终止。本研究发现高龄组早产儿、巨大儿的发生率明显高于适龄组，与陈宇等[14]的研究结果一致。巨大儿的发生与高龄孕产妇糖尿病、肥胖有密切相关。本研究发现新生儿窒息率在35～39岁组中最高，≥40岁组与适龄组无差异，这可能与医务人员对≥40岁孕妇的重视度更高以及适度把握终止妊娠的时机有关。

“二孩政策”后高龄孕产妇比例上升，加强高龄孕产妇的围产期管理很有必要，规范的孕期保健、健康宣教，对妊娠期并发症和合并症尽早进行预防及干预，孕晚期制定最适合的个体化分娩方式，提供镇痛分娩技术和导乐陪伴分娩人性化服务，可以有效降低高龄孕产妇围产期风险。本研究将为高龄孕产妇保健管理提供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