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旅融合视角下民间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代价值
——以甘肃“两当号子”为个案

王淏清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文学与传媒学院,甘肃 成县 742500）

近几年随着文旅融合的兴起，很多难以物态化的民间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重新焕发了光芒，特别是在中央两厅颁布《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后，作为地方文化资源的民间音乐越来越受到重视。2020年12月，甘肃“两当号子”从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入选为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两当号子的独特魅力和文化价值也再次受到国家的肯定和世人的关注。面对新格局、新高度，两当号子需要借助文旅融合这个平台，进一步增强文化认同感、建立文化传承保护区、构建多元文化传承体系、借助传统节日庆典等方式推进活态传承与发展，彰显其艺术价值、文化价值和时代价值。

一、文旅融合的兴起再现了“两当号子”的艺术价值

2009年8月31日，文化部、国家旅游局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文化与旅游结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加强文化和旅游的深度结合，有助于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文化产业发展，促进旅游产业转型升级，满足人民群众的消费需求；有助于推动中华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提升国家软实力，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各地要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以‘树形象、提品质、增效益’为目标，采取积极措施加强文化与旅游结合，切实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1]

在国家政策的号召下，很多具有浓厚传统文化的民间艺术、甚至一些被人们遗忘或者无法展示的传统文化借助旅游重新展现出来，凝聚浓厚地域文化特色的“两当号子”就这样从山大沟深的甘肃陇南走进了大众视野。两当号子的曲调有独特的两当民歌风格，这种由“川、楚”方言变调形成的“湖广广”腔调，兼容了南北多民族的语言特点带有两当特有方言腔音。“两当号子”曾代表甘肃参加在北京举办的第二届全国民间音乐舞蹈汇演，并一举取得成功。应该说，1957年三位普通农民歌手在首都北京的成功演唱，不但让蜗藏在深山里的“土特产”登上了大雅之堂，而且也为两当号子在西部民歌中赢得了一席之地，三位当地的农民张应财、张华王、袁正有也被认定为省级非物质文化的传承人。但随着流行音乐的兴起，两当号子逐渐被边缘化，直到近几年随着“红色旅游”的热兴，老少边穷的革命老区又成为旅游的热点。两当曾是习仲勋等老一辈领导人发动起义的地方。这里有两当兵变纪念馆、两当兵变旧址、两当兵变部队改编地、两当兵变部队驻扎地、红二十五军驻地、红二方面军营政治部等众多革命遗址。那些久居城市的游客们在城区参观完红色文化景点后，往往被两当自然风景吸引，大多数游客都会前往当地景区云屏游玩。云屏不仅风景独特，还是两当号子的重要发源地，当地男女老少都会喝几曲号子。2015年，当地政府从众多会唱号子的村民中选拔30多位歌手成立了“两当号子”艺术社。每次有演出时，艺术社的成员都会盛装出行，为游客现场演绎优美高亢的“两当号子”。2018年艺术社的马荣参加了央视《回声嘹亮》节目，2019年市级非遗传承人林明亮受邀参加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讨会，2020年12月甘肃“两当号子”从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入选为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可见，文旅融合延续了两当号子的生命，也让两当号子的艺术价值继续传承与发扬。

二、文旅融合的兴起彰显了“两当号子”的文化价值

文化价值，是指客观事物所具有的能够满足一定文化需求的特殊性质。“两当号子”代表了陇东南的民俗文化，更是地域文化的重要标志。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任务。要完成这一重大任务，一项十分重要的也是基础性的工作就是“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作为两当的文化品牌，“两当号子”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这与它自身的形成和发展不无关系。

第一，两当号子是典型的本土原生态音乐与外来乐种的融合。起初受地理环境的制约，两当本地人口并不多，后来人口数量剧增的主要原因是“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这场迁移运动分迁入两湖和迁出两湖两个部分。迁入的过程发端于唐代，真正形成声势则是在元末，结束于清中期。其间高潮迭起，元末明初的移民最为壮观。”[2]其中，迁入两湖的移民多从长江流域而来，如江西、安徽、江苏、江浙、四川等地，黄河流域占少数。而两湖向外移民的迁入地是四川、陕西（陕西汉中、安康地区）、贵州、云南、广西等地。后来四川和陕西地区因为大量移民的迁入，开始了一段人口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原本空旷的土地也经历了一次从荒芜到生产再到“无荒土可辟”的过程。自顺治十年（1653年）至乾隆十三年（1748年），在长达一个世纪的人口迁移中，陕川地区人口已接近饱和，四川甚至出台了一系列禁止人口迁入的政策。但陕川交界的深山仍然地广人稀，甚至有些老林里荒芜一人，这就给后来的移民们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于是向陕川交界山区的移民形成了人口西迁的第二次高潮。两当县的地理位置又恰好处于陕西、甘肃、四川交界的秦岭山区。之前对“两当号子”诸位省级和市级传承人的采访中了解到，大部分传承人的祖籍就是陕西汉中或者四川等地，这样就从源头上确定了“两当号子”形成的历史渊源。

几次程度不同的外来人口迁入，极大地影响了两当的本土文化。这些人多以湖北、湖南和四川籍为主，不同地域的文化、习俗在这里互相交融，终于形成了既似川楚文化又有别于它的一种风格别样的“棚民文化”。“棚民”，顾名思义，居住在简易茅草棚的农民或难民。而“棚民文化”不仅包括原生态音乐、宗教文化，也有语言、服饰、饮食和婚丧嫁娶之类。“两当号子”就是典型的本土原生态音乐与外来乐种的融合，至今“两当号子”中仍有与湖北、湖南相同的号子曲目，但唱法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两当南部和北部地区的方言有明显差异，如太阳寺、张家一带还有略微的湖北武昌方言，云屏一带的语音带有湖南常德方言口音，广金、大坪一带则带有川东方言口音，这也使得“两当号子”的语调极具特色，与众不同。

第二，两当号子是劳动人民集体创作的产物，是直接抒发人民思想感情的语言艺术。在创作方法上，号子的唱词鲜明地再现了人们劳动生活的场景，即所谓的“劳者歌其事，饥者歌其食”。例如，“苞谷叶叶像把刀”的唱词：“包谷嘛叶叶呦呦，像把刀哩么呦呦，三月里种菜呦嗬嗬，四月里薅呀么小哥哥，花花么开在呦呦，尖尖上哩么呦呦，娃娃么背在咿呀咿子喂，半中腰呀么小哥哥……”①；“箱夫号子”唱词，“点火了，嗨嗬嗬、嗨嗬嗬、嗨嗬嗬、嗨嗬嗬、呦嗬嗬、呦嗬嗬、呦嗬嗬、呦嗬嗬、扯起来呦，哎—哎—嗨—千买哎，卖的哪，万买的卖呦，劝郎那莫在，哎——进厂呦容易哎呦，出厂呦难呦，挣钱嘛好比那针挑土，花钱嘛好比那水推沙呦……”②除了描写劳动场景，还有许多反映爱情的，如《巧梳妆》《山歌好唱难排头》《太阳出来四山红》《望郎哥》等。《山歌好唱难排头》的歌词：“山歌子好唱哎……难排头呦……阿哥我有话呦……开不了口……唱一支山歌哎甩过了山哦，阿妹呀会不会砸着你呀的头……一起唱到白呦了头……”③在号子曲目中，还有不少红色歌谣，如《想红军》《拉壮丁》《放哨歌》《送夫参军》等反映了两当人民对党和红军的深厚感情，“天明六点钟，太阳往上升，小奴家去放哨，大步往前行，前看三五眼，东照照，西望望，猛然抬起头，扛机枪、背步枪，同志你慢点行，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叫声女同志，来陕西、去四川，你是解放军，把你的路证看分明，打了中央军，穷人家，翻了身……”④

第三，两当号子具有直观的审美感受。激情澎湃、高亢又婉转的号子在两当已成为当地人生活的一部分，只要提起号子，大家不仅知道它的历史，还会随意喝几首。尤其是在两当县南部的云屏、广金、泰山一带、北部太阳寺、张家乡以及与之毗邻的陕西凤县、略阳、勉县等，男女老少或多或少都会唱几首号子，田野间、农家院、高山上，到处可以听见嘹亮的号子声。如今村民利用旅游的兴起，穿起靓丽的民族服，把号子从田间地头搬上了舞台，通过表演完成了两当号子文化价值的传播，让游客们现场感受它的艺术美。

三、文旅融合的兴起推动了“两当号子”的时代价值

“两当号子”的发展是曲折而漫长的，它经历了产生—兴起—被边缘化—重回大众视野几个不同的阶段，时代不同意义也各有差异。两当号子能取得今天的成绩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两当号子”的成就得力于国家一系列政策的扶持。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文化和旅游部等十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脱贫地区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拓展农业功能价值，依托田园风光、绿水青山、村落建筑、乡土文化、民俗风情等特色资源，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文化体验、健康养老等新产业新业态，突出特色化、差异化、多元化，既要有速度，更要高质量，实现健康可持续。

《意见》提出，在脱贫地区建设一批功能齐全、布局合理、机制完善、带动力强的休闲农业精品园区，推介一批视觉美丽、体验美妙、内涵美好的乡村旅游与休闲农业精品景点线路，打造一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镇和中国美丽休闲乡村[3]。在脱贫区遴选认定一批国家森林康养基地和精品生态旅游地，支持脱贫地区挖掘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设立非遗工坊。

在脱贫攻坚期，陇南市9县区整体纳入秦巴山特困片区，两当位列其中。“号子文化”和“红色文化”作为两当县的文化品牌，近年来为两当县的经济和文化发展贡献了不少力量。据统计，2013年以来，两当兵变国家AAAA级红色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300万人次。两当号子借助云屏景区展开的演出活动也为当地百姓增加了许多经济收入。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两当县抓住机遇建立了文化传承保护区，有效利用红色文化和号子文化，发展乡村旅游，在乡村振兴战略基础上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战的成果，推动文化和旅游的全面发展。

第二，建立长效传承和保护机制。俗话说得好，“打铁还需自身硬”，仅仅依靠国家政策的扶持而自身不发展是不长久的。在两当县云屏乡，当地号子手们成立了艺术社，作为教授年轻人学唱号子的固定场所。不仅如此，号子还走进了当地小学的课堂，让后辈们接触和了解号子文化。在站儿巷学校，甚至建立了长久性的号子保护传承基地。同时，每一位省市级传承人都有自己选定的号子继承人，借用农闲时间传授号子，这样号子才可以永久的传唱下去。“两当号子”在传承的过程中还需借助新媒体。号子文化可以通过微博微信、头条、抖音、快手短视频等各种传播平台，有效宣传，让埋藏在深山里的非物质文化走出大山，让更多的人关注到这种原汁原味的民间音乐。

四、文旅融合的兴起也暴露了“两当号子”传承存在的诸多问题

从目前来看，“两当号子”深受外地游客的喜爱，也为当地政府和老百姓带来了相对可观的经济效益，但从长远考虑，“两当号子”存在着传承方式单一、传承人相对较少且传承人的文化程度相对较低、收集和整理工作还有待进一步跟进等问题。

第一，传承方式相对单一。首先，就目前笔者调研情况看，尽管“两当号子”相比以前来说知名度提高了，当地百姓也可以依靠演出增加一些收入，但数量相对较少，因为演出时间和场次都是不确定的。其次，表演的方式和内容缺乏新意，大多数都是些固定曲目，与时俱进的新号子相对较少，再好的演出，时间一久也会产生审美疲劳。

第二，传承人较少且文化程度相对较低。据统计，目前“两当号子”省级传承人3位，市级传承人1位，另外6位正在申报市级传承人。从年龄来看，省市级传承人都已年迈，其余6位也不年轻，平均年龄也已40多岁，并且文化程度偏低，大多初中毕业，甚至有的只是小学毕业。这种现象对于非遗的传承来说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因为在新媒体时代，信息和网络技术水平往往决定了一种新兴产业的发展走向，而村里的年轻人对这项国家级的非遗文化兴趣不大，尽管这项非遗已经逐步进校园，但仍旧没有激起太大的水花。

第三，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还有待进一步跟进。“两当号子”的大部分曲目先后被学者整理在索向武的《两当民歌集成》（精编版）、张鹏慈主编的《天水民歌集成》（内刊本）、戈爻（王安瑞）的《两当民歌》这3本著作中。在张鹏慈主编的《天水民歌集成》中，所收“号子”共计92首，实际“两当号子”有68首，占当时民歌类作品的75%。王安瑞的《两当民歌》中也收录了一定数量的号子。除了整理工作之外，对两当号子的研究国内也还处于初始阶段，也是近几年学界因为“非遗”才开始关注两当号子。1994年李子伟在《丝绸之路》第3期上发表了第1篇介绍“两当号子”的文章。截至2021年12月，在中国知网上可以查询到的相关论文总共27篇。对两当号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从音乐角度分析形态及艺术表现的论文15篇；其二，从创新与传承角度研究发展走向的论文6篇；其三，从民俗学角度，用民俗分类法归纳和整理两当民歌的论文2篇；其四，从文化角度探析两当号子蕴含的文化价值的论文4篇。对这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还应该更深入、更全面，也更需要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

五、对“两当号子”未来发展的建议

首先，当地政府应将这项国家非物质遗产作为一个长久的建设项目。积极邀请省文旅部、省文物部门、高校等的专家学者对“两当号子”进行充分调研，全面了解与号子相关的非物质文化资源和物质文化资源，明确当前对号子文化生态保护采取的保护方式，准确把握保护区建设的可行性、保护空间范围及形势机遇等重点问题。其次，加大资源管理。动员陇南市文旅部门收集整理与两当号子有关的资料，包括地方志、特色文化、学术研究成果等基础资料，地方政府工作报告、全域旅游发展规划、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等政策文件，以及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利用等资料，为保护区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再次，注重长远谋划。当地政府应引入业内经验丰富的高水平机构，开展结构完整、重点突出、具有较强可操作性的规划设计，理清“两当号子”的传承和发展历史，分析研究号子文化特色，规划建设号子文化生态保护体系，确立保护原则、保护对象、保护重点，明确保护方法、建设目标，建立健全支撑保障机制。良好的文化氛围和长久性保护传承基地的建设为两当号子的未来发展提供平台保障，也使这种民间音乐的传承更有意义。

注释：

①戈爻（王安瑞）《两当民歌》，甘肃省两当县文化体育出版局（内部资料），2013年版，第12页。

②同①第56页。

③同①第34页。

④张鹏慈主编《天水民歌集成》（内刊本）,1987年9月，第304-3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