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代际流动与中老年父代心理健康差异

张 顺，李诗扬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陕西西安710049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并特别关注人民群众的心理健康问题，阐述了“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指出，截至2017年底中国抑郁症患病率达到2.1%，心理疾患是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中老年又是心理疾患的重点群体。由于面临事业和生活的多重压力，中年人产生精神健康问题的风险较高。老年人在身体衰弱的同时，心理健康问题也相当突出，世界卫生组织(WHO)调查发现，2017年，全世界约有20%的60岁以上老年人患有精神类疾病(1)世界卫生组织(WHO). 精神卫生与老年人[EB/OL]. (2017-12-12)[2022-03-01]. https：//www.who.int/zh/news-room/fact-sheets/detail/mental-health-of-older-adults.。因此，提升中老年群体心理健康水平是推动“健康中国”战略实施的重点环节。

心理健康有其深刻的社会形成机制，个体的地位结构因素自然是核心，但对于中老年人而言，其成年子女的影响不容忽视。尤其在中国强代际关系文化背景下，子代对父代的影响更为重要。近期，子代教育对父代心理健康的代际反向影响成为学术界新的研究视角。在中国，子代教育成就决定一个家庭的未来发展，使得父母对子代教育寄予厚望，不惜投入巨资，引发教育投资的“囚徒困境”，教育内卷化、高价学区房等成为社会热点话题，子代教育成败已成为中老年父母心理健康的重要影响因素[1]。现有研究多关注父代自身或子代教育对其心理健康的作用，侧重于强调教育的物质主义机制，却未认识到父子两代教育水平的差异即教育代际流动所产生的相对剥夺感或优越感亦是影响父代心理健康的关键机制。本文认为，教育代际流动轨迹能够给父代提供客观的社会比较参照系，成为父母判断子代教育成功与否的客观标准，进而形成相对剥夺或相对优越感[2]，并影响中老年父代的心理健康水平。

一、文献评述

教育是影响心理健康的关键性社会经济地位因素，学界从个体和他人两个方面关注其对中老年心理健康的影响，其中“他人”重点指中老年人的成年子女，前者可概括为“代内视角”，后者可概括为“代际视角”。

(一)教育影响中老年心理健康的代内视角

中老年心理健康生成的代内视角可分为“地位结构观”和“社会网络观”。前者强调社会经济地位在身心健康中的决定性作用，后者关注社会网络通过社会支持或社会比较机制影响心理健康。个体的教育在两种解释框架中均占有重要地位。在地位结构观视角下，个体的教育是重要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标，良好的教育是获取优势社会地位和丰富社会资源的基础，从而对心理健康有着显著促进作用[3]。在社会网络观视角下，高学历者社会网络中的支持性资源较多，并促进其身心健康；反之，低学历等劣势地位群体的社会网络往往存在较多剥夺性伤害，不利于其身心健康[4]。不过，老年群体身体机能逐渐退化，逐步“退居二线”或离开工作岗位，阶层地位对身心健康的影响弱化，家庭外社会交往逐渐减少。往昔的阶层地位和持续的社会网络仍然影响其主观福祉与心理健康，但强度可能大幅减弱，大部分让位于家庭因素特别是子女因素。

(二)教育影响中老年心理健康的代际视角

现有研究主要从子代支持的视角探讨子代对于父代健康的影响，发现子代支持能够提升老人生活质量，提升父代希望感，降低孤独感，促进其心理健康[1]。近期，在人力资本健康效应的正外部性框架下，研究者开始关注子代教育这一结构性因素对子代支持的制约，构建出子代教育、子代支持和父代健康三者间的解释框架，发现高教育子代更有能力提供高质量的经济和信息资源支持，总体上有利于父代心理健康[1]。

在实质性代际支持分析框架外，一些研究从代际情感链接的角度解释子代教育对父代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子代的教育获得或是父母对于子代教育成就的感知与父母的心理福祉正相关，两者并称为“共情”机制。由于子代与父代在生理和文化上终身性的关联，如果父母认为子代在地位获得(如教育、工作)上取得了成功，就会使父母感到自豪、有成就感、放心、满足等，有利于心理健康；反之，如果父母认为子女教育获得不足，父母就可能感到失望、担忧、名誉受损等[5]，从而有损于心理健康。

综合上述研究，个体教育影响心理健康具有学界公认的普适性，而子女教育对父代健康的影响尚有较大拓展空间。代际支持论强调子女教育通过影响实体性代际交换对于父母的影响，重点是经济支持机制，但实际上当前中国父母对于子代的“孝行”要求并不是很高，子代有出息才是他们最大的心愿[6]，加之中国目前已基本告别经济短缺时代，父母对子代经济支持的依赖性有所减弱，特别在相对年轻的父代群体中，子代经济支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微弱[1]。此外，代际情感论也存在缺陷，一是对于心理情感机制的推论多，实证很少；二是对于子代教育的测量偏主观，多询问父代对于子女教育成功程度的主观评分，而不是客观的教育水平，研究者不清楚父母对子女教育成功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即对背后的社会结构因素认知不足。

子代与父代教育水平的相对差异是影响中老年群体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也是“代际共情论”所不明确的、影响父母对子女教育成功判断的重要结构性因素。父代通过比较自己的子代与其他相似教育水平的中老年子代的教育成就，形成相对剥夺或优越感知，进而导致其心理健康产生差异。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框架

(一)教育代际流动：绝对与相对教育测量方法

教育代际流动是指父代与子代教育水平的变动状况。教育代际流动有两种衡量方法。一种是绝对教育衡量法，即直接比较两代人教育年限的差异。中国教育跨越式发展下人均受教育水平迅速提升，这种测量难以比较教育价值在不同世代间的变化。另一种是相对教育衡量法。教育具有筛选功能，Bukodi等[7]研究发现，相较于绝对教育年限，教育获得的相对位置更直接决定劳动力市场的地位获得，与人们地位获得间的关系更为稳定。基于此，Gugushvili等[8]使用“相对教育”刻画教育代际流动，把人群划分为若干出生组，在每个出生组内按类似百分位数将教育年限分为高、中、低层次，将父子两代归入各自所属出生组的各“相对教育水平”中，并生成教育代际的相对向上流动以及稳定或向下流动变量。本文使用第二种测量方法，不仅能体现出父子两代教育水平的真实经济价值，也使教育获得具有跨代可比性。

(二)教育代际流动与父代心理健康：社会比较视角

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理论认为，人们通过社会比较评价自身的相对状态，在比较中产生积极或消极情感反应，进而影响其心理健康水平[2]。关键是人们如何选择社会比较的参照群体。经典社会比较理论认为，选择参照群体的基本原则是相似性，因为相似性群体往往是人们更熟悉、资源占有和生活机遇最相近的群体，更具可理解性和可比性。在社会比较影响心理福祉的相关研究中，选择社会经济特征相似群体作为参照系已经被学者广泛认可和采用[2]。

社会比较理论能帮助我们理解教育代际流动对中老年父代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费孝通[9]204认为，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亲子情感连带常贯穿父母一生，子代教育获得本身就是父母所要努力争取的地位成就和地位资源。因此，子代教育成就是中老年父代社会比较的重要维度。那么，父代如何比较子代的教育成就？父代更可能选择与自己教育层次类似的群体作为参照群体，而不是社会距离极大的群体，因为相似性群体是人类构建社会网络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10]，人们更可能与那些相同教育层次的同期群互动并进行社会比较，在比较中产生相对剥夺感或相对优越感，并影响其心理健康。

当父代发现子女的教育水平处于相对劣势，会产生相对剥夺感，压力增大，心理健康水平相对较差；反之则心理健康水平较高。具体而言，本文将父代与子代教育水平分为低、中、高三个层次。首先，在低教育父代中，子代教育可能不变或向上流动。相对于低教育不流动者，子代教育向上流动能给中老年父代带来更多的可预期收益。实现教育代际向上流动，子代职业地位可能更高，会拥有更多社会资源[11]，父代生活更有保障，心理健康状况更好。同时，低教育父代占有社会资源数量较少，子代向上流动难度较大[12]。在这种情况下，子代教育向上流动更能够证明父代的成功，从而让父代产生“难得而获得”的满足感，有益于心理健康。其次，对中等教育父代而言，子代可能向上流动或向下流动。无论从物质还是精神层面，教育代际向上流动、不流动相对于向下流动者均具有优势，其中向上流动者优势更强，心理健康水平更高。最后，在高教育父代中，子代可能维持高教育水平或向下流动。教育向下流动可能产生两方面风险：其一，教育在地位获得中的作用强于家庭庇护机制[11]。子代教育向下流动，在地位获得、收入方面很可能与维持高教育者相比处于劣势，使父代产生较强的相对剥夺感。其二，中国高教育父代有着明显的“学历下降回避”倾向[13]，父母难以接受子女教育不及自身，如果子代教育向下流动，父代会产生“应得而未得”的相对剥夺感，显示出子女培养的失败，从而产生较强的相对剥夺感，损害其心理健康。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在相同教育层次的中老年人中，教育代际向上流动的父代心理健康更好，向下流动则使父代心理健康水平更低。

虽然“相对教育”概念基本实现了教育的跨年代可比，但随着中国经济和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教育在不同年代地位获得中的影响力不同。20世纪90年代，中国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劳动力市场化机制逐步确立，经济快速发展，除接受较高水平的教育之外，直接进入市场也是获得较好职业地位的重要途径。在这一时期，各类人才相对稀缺，教育代际向上流动者可以轻松获得高质量的职业地位，即使发生教育代际向下流动，低教育子代也有很多机会得到较好的职业地位。进入21世纪，随着高校大幅扩招，大学生数量激增，其求职难度增加，家庭背景在高教育者职业地位获得中的作用呈上升趋势[11]。同时，教育扩张使得这一时期发生教育代际向下流动、教育不足者获得较好职业地位的可能性大幅下降，甚至可能失业。因此，教育代际向上流动的正向心理效应在年老父母中影响更强，但教育向下流动的负面心理影响可能在较年轻的中老年中更明显。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教育代际向上流动对父代心理健康的积极作用在年老出生组中更强，向下流动的消极作用在更年轻出生组中更强。

(三)教育代际流动影响父代心理健康的中介作用机制

代际因素最终应通过代内社会心理因素发挥作用，教育代际流动轨迹的差异将导致父代不同的社会比较结果，进而产生相对优越感与剥夺感，并影响其心理健康。具体而言，教育代际流动差异可以产生两种比较：一是横向比较，即比较自己的子代与参照群体的子代教育所导致当下时刻生活状况之差异；二是历时性的，即比较子代与自己因教育层次不同所导致的生活状况之差异。本文使用主观阶层认同和生活信心感分别表示两种比较的结果。

1. 横向比较：主观阶层认同的中介作用

主观地位认同与相对剥夺感负相关，高主观地位认同是心理健康的保护因素。许琪[14]发现，家庭成员的社会经济地位显著影响人们对阶层地位的感知。那么，教育代际流动轨迹与父代社会地位自评有何关联？其一，物质资源效应。成年子女和父母在生活上仍有较强联系或在同一个经济单位中。在父代背景相似时，子代教育向上流动者往往比不流动和向下流动者有着更好的职业和收入获得，子女更有能力为父母提供良好的物质环境，这是地位认同形成的物质基础，能提高主观阶层认同，降低相对剥夺感，促进其心理健康。其二，人际网络效应。人际网络成员的客观地位影响主观地位认同，且在中国表现为“所属群体”效应，网络成员地位高于自己，地位认同也相对较高[15]。中低教育者的子女教育向上流动，意味着子代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源储量，能够有效提升父代的地位认同。反之，中高教育者的子女教育向下流动，意味着子代的地位很可能较低，导致父代产生相对较低的地位认同，增加相对剥夺感，降低其心理健康水平。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在中低教育的父代中，教育代际向上流动者自评阶层地位越高，心理健康水平越高；在中高教育的父代中，教育代际向下流动者自评阶层地位越低，心理健康水平越差。

2. 纵向比较：未来生活信心感的中介作用

高教育者更可能获得社会经济地位优势，对未来生活的信心感更强，相对优势感更强，心理健康水平较高。除了当下的社会地位，中老年人对于未来生活的信心也会在社会比较中实现，受到教育代际流动轨迹的影响。子代教育向上流动者相比不流动和向下流动者更可能取得良好的收入，为父母未来提供良好的养老保障，缓解中低收入老年人最担心的养老资金不足的问题[16]，使父代对未来生活的信心感大增，生活质量上升，有益于心理健康。相反，相对于保持中高层次教育的群体，教育代际向下流动意味着子代在职业地位、收入水平上的劣势。虽然这些父代对于子女养老的依赖度较低，但收入不佳的子代更可能需要父母的帮助，甚至变成啃老族，仍然使父代晚年的生活质量相对下降，对未来的信心度不足，强化相对剥夺感，并有损于父母的心理健康。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4：在中低教育的父代中，子代教育向上流动者对未来的信心感强，心理健康水平较高；在中高教育的父代中，子代教育向下流动者对未来的信心感较弱，心理健康水平较低。

本文的总体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教育代际流动影响父代心理健康的理论分析框架

三、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实证分析数据使用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2014和2016年三期追踪调查数据。该数据使用多阶段概率比例抽样法(PPS抽样法)，约对全国95%的总人口具有代表性。本文的核心变量是“教育代际流动”，测量准确的前提是保证子代教育的稳定性，因此对2012年样本中父子两代的年龄进行了筛选，选定50～80岁且至少有一个子女年龄不低于20岁的父代作为研究对象。根据中国“60后”婚育年龄分布状况和现行学制，绝大部分人在50岁时，至少一个子女年龄超过22岁，基本结束了正规教育[17]，因此将父代年龄下限选定为50岁，即出生于1962年及以前。由于80岁以上的高龄老年样本量较少，且其教育完成时间远在1949年以前，教育水平难以界定，影响父代教育测量的准确性，因此限定年龄上限为80岁。最后删除了少数尚未有子女年满20岁、最高学历可能发生变化(1)在本文中，研究生和大学本科一起都被并入“高教育”，即使在20岁以后继续升学也并不影响子代教育地位。以及无子女、子代或父代教育水平不明的样本，对于其他含有少量缺失值的样本进行了多重插补。三个年度调查纳入分析的样本量分别为11 342、9 237和8 544个。

(二)变量选取

1. 因变量

使用两套抑郁状况测量题器测量中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在CFPS 2012和2016年中使用抑郁自评(CES-D)8题量表，询问最近一周出现“情绪低落”“做任何事都很费劲”“睡眠不好”“感到愉快”“感到孤独”“生活快乐”“感到悲伤难过”和“觉得生活无法继续”的频率，选项为“几乎没有”“有些时候”“经常有”和“大多数时候有”。将反向题目转置，依次赋值0～3分，加总后得到抑郁总分。CFPS 2014年使用凯斯勒心理疾患(K6)量表，询问最近一个月出现“情绪沮丧、郁闷、做什么事情都不能振奋”“精神紧张”“坐卧不安、难以保持平静”“感到未来没有希望”“做任何事情都感到困难”和“认为生活没有意义”的频率，选项为“从不”“每月一次”“每月两三次”“每周两三次”和“几乎每天”，依次赋值0～4分，加总后得到抑郁总分。测量结果均为分数越大，抑郁程度越高，心理健康水平越差。

2. 自变量

参考Gugushvili等[8]的方法构造“教育代际流动”。第一，利用CFPS 2012年数据选定父代和子代教育水平的原始测量值，“父代教育”使用自身教育年限，“子代教育”选取学历最高子女的教育年限(2)如果该子女最高教育水平(例如大学本科)仍在读，则以该未完成教育水平为“子代教育”的原始测量值。。第二，本文涉及的父代及子女的年龄介于20～80岁之间，将[20，80]岁按照由年轻至年长每5岁分为一个年龄组，共分为12个年龄组(如存在多个“学历最高子女”，选择最年长者的年龄)。第三，综合考虑各年龄组内样本教育水平的实际分布以及中国教育发展的重大历史事件，在各年龄组选定“高”“中”“低”教育水平的划分标准，使各教育水平在各年龄组都有类似的分布比例，从而使教育水平跨年龄可比。同时划分出父子两代的教育水平分布，合并划分标准相同的年龄组，最后形成的划分标准见表1(3)由于70～80岁组存在较多接受但未完成某一学历的父代样本，在实际划分组别时，把“文盲”划为“低教育”，“接受过小学教育”划为“中教育”，“接受过初中及以上教育”划为“高教育”。在其他年龄组则表示完成该教育水平。。这一划分总体契合中国人均教育水平不断提高的基本规律。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文盲、半文盲率较高，改革开放前基础教育稳步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人群中小学教育普及率大幅提高。改革开放后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后，九年义务教育逐步普及，对于“70后”群体，初中及以下都是较低的学历。而“80后”普遍受到大学扩招政策影响，大专教育含金量有所下降，从“高”变为“中”。这一标准在全国代表性样本中的跨年度分布较为均衡。

表1 2012年各年龄组教育层次的划分与分布

然后可以划分出九类教育代际流动模式。其中，不流动三类：高、中、低教育不流动；向上流动三类：低→高教育、低→中教育、中→高教育；向下流动三类：高→低教育、高→中教育、中→低教育。相邻层次流动为短流动，跨层次流动为长流动，每类的占比见表2。相对教育指标衡量下，教育代际向上、向下流动占比基本相当，都在25%左右(4)使用同样本计算绝对教育流动，发现教育代际向上流动者占比为80.79%，向下流动不足5%，这是教育扩张的必然结果。。实际上，教育的社会价值主要取决于相对位置。教育扩张背景下，绝对教育流动会夸大教育代际流动的程度及社会影响，难以准确反映教育的真实价值。

表2 2012年各类教育代际流动模式占比 %

3. 中介变量

主观阶层认同使用“您在所在地的社会地位”进行测量，1～5分表示从最低到最高。未来信心感使用“您对自己未来的信心程度”进行测量，1～5分表示从最没有信心到最有信心。

4. 控制变量

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既往研究已发现的影响父代心理健康的五类因素。(1)父代人口学特征：年龄、性别、民族、婚姻状况。(2)父代自身社会经济因素：个人收入，父代上一年度的个人总收入取自然对数；父代职业，当前或从事过的最后一份职业，分为非农、农业和没有工作及其他三类；户籍，分为城镇户籍和农村户籍两类。(3)身体健康因素：个人是否患有慢性病和医疗保险参与状况。(4)子代状况及居住方式、社区因素：子女数量、子女结构与是否与子女同住；社区因素使用社区总体环境状况表示，具体为社区道路和房屋整洁状况的平均值；居住地区分为东、中、西部地区三部分。(5)既往经历：父代幼年是否有过挨饿等负面经历。这些变量能够较好控制父代自身诸多因素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以进一步确保本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3。

(三)实证分析方法

虽然本文自变量“教育代际流动”跨期不变，但中介变量以及部分控制变量可变，且与心理健康存在互为因果的可能性，因此使用2012年数据对自变量和中介变量进行测量，因变量分别使用3个年度的数据测量。这样既能够在数据先后顺序上符合逻辑，又能够作为一种分析结果的稳健性检验方式，如果对于三期数据和两种不同测量下心理健康状况有一致性的影响，更说明研究的可靠性。

表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首先，使用多元线性回归进行主效应分析，探讨教育代际流动对父代心理健康的影响。由于各模型中自变量、中介变量为2012年的测量结果，因变量包括2014和2016年的测量结果，为缓解追踪数据样本系统性流失造成的估测偏差，使用逆概率加权(inverse probability weighting)方法对样本进行加权处理。具体将2014和2016年的追访样本划分为“追踪成功”和“追踪失败”两类，用基期的抑郁评分和本研究所用的其他控制变量预测其追访成功的概率，并用该概率的倒数作为权数进行加权回归。另外，虽然在回归分析中已尽可能控制了影响子代教育水平的家庭、文化背景等因素，但为了进一步降低不可观测的能力、性格特征等遗漏变量在教育代际流动和父代身心健康间的混淆作用，本文利用CFPS 2012和2016年数据构建追踪数据集，利用广义线性混合模型进行进一步稳健性检验。

最后，利用CFPS 2012和2016年数据进行中介机制分析。本文的自变量为多分类变量且类别较多，中介变量处理为定序变量，故更适宜使用广义结构方程模型(GSEM)分析教育代际流动影响父代心理健康的中介效应。使用Stata软件提供的SEM Builder模块对模型进行估算。每条间接路径的中介效应系数及显著性检验使用Stata软件提供的nlcom命令完成，该命令用于估算估计量的非线性组合，适用于复杂的调查设计。

四、教育代际流动对父代心理健康的影响

(一)教育代际流动与父代心理健康差异

9种教育代际流动模式的父代心理健康评分见表4。自身教育高、中、低的父代抑郁水平呈梯度升高趋势。在父代教育水平相同的三组内部，父代心理健康水平也表现出明显的梯度。具体表现为，在相同教育层次的父代群体中，子代教育向上流动，父代有更低抑郁水平；子代教育向下流动，父代抑郁评分较高。同时，流动距离越长，对父代的心理健康影响越大。初步分析结果显示，教育代际差异是影响父代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

表4 CFPS 2012年教育代际流动与父代心理健康得分

(二)教育代际流动影响父代心理健康的回归分析

在控制中老年自身教育层次和其他重要影响因素后，教育代际流动对父代心理健康的影响是否仍存在？表5使用2012年的自变量和2012、2014、2016年三期的因变量进行了回归分析。由于本文关心父代同教育水平下子代的不同教育代际流动轨迹间的心理健康水平差异，参照Gugushvili等[8]的回归模型设定方式，第(1)～(3)列中同时包括三个单独的回归模型，即分别以低教育稳定、高教育稳定和“父代中教育→子代低教育”为参照类的三个回归模型，每次回归只改变“教育代际流动”变量的参照项，并不改变模型中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使用三期数据得到的分析结果高度一致，结果表明，教育代际流动对于父代心理健康有着显著影响。在低教育的中老年父代群体中，子代教育地位提升，不论幅度如何，父代心理健康均会显著更好，长距离流动约是短距离流动影响效果的1.5～2倍。高教育的中老年群体中，教育代际向下长流动者的抑郁评分较高，但短距离的向下流动没有显著影响。在中教育的中老年群体未发现“不流动”与“向下流动”者的差异，但子代教育向上流动者的心理健康显著好于向下流动者，依然显示了子代教育流动与父代健康的关系。基于两期追踪数据的混合模型分析所得结果与多元回归结果一致，肯定了分析结果的稳健性(5)篇幅所限，该模型的具体结果留存备索。。

尽管社会舆论常怀疑“教育无用”，认为低教育父母为子女投资教育收益有限，但实证分析发现，子代教育向上流动使低教育父代心理健康获益显著。子代获得中高教育更可能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从物质与情感上使父母受益，从而改善其心理健康状况。对高教育父代而言，教育代际向下长流动者的心理健康显著较差。教育代际向下长流动的子代的教育水平在初中及以下。在产业升级背景下，这样的学历已经很难找到非体力劳动岗位；且在市场化程度提高、用人制度强调学历门槛和公开公平的背景下，人际网络的影响逐步削弱[18]，没有学历敲门砖的个体几乎无法受到家庭庇护。最终，向下长流动者的职业地位几乎必然远低于高教育未流动者，对父代心理健康产生显著损害。子代教育向下短流动的负面效应不明显，这可能是父母对智力平常子代教育的理性选择，因为中等教育者如果出身优势阶层，仍可以利用家庭资源在职业获得中占据优势地位[19]；而且可以通过成人高等教育改善学历，使得教育代际下短流动对父母心理健康的影响相对较小。在中教育的父代中，教育代际向上流动者的父母相较于代际向下流动者有明显的心理健康优势，而向下流动和不流动者的心理健康差异不明显。对于自身资源禀赋较高的中高教育者而言，其对子女的依赖相对较小[20]，短距离的流动可能不足以带来显著的比较优势或劣势，对抑郁评分影响较小。实证结果总体上支持了假设1。

本文进一步将父代区分为50～59岁和60～80岁两个群体，检验教育代际流动对父代健康效应的年龄组差异，结果见表6。这两个年龄组的本质区别在于，较年轻组的子女就业时段集中在经济制度和劳动人事制度改革完成后(2000年及以后)。使用CFPS 2012和2016年数据进行分样本回归后发现，子代教育向上长流动均有利于父代抑郁评分的降低，有利于心理健康，但在较年轻父代组中的效应明显弱于较年长组(通过了系数差异显著性检验)。这说明社会各界对于低社会阶层者投资子女教育有效性削弱的担忧确实不无道理，随着高等教育扩张、市场经济制度确立和劳动人事制度的改变，投资高等教育的收益不确定性增大，削弱了子代教育向上长流动的心理健康效应。而子代教育向下长流动对于年轻父代组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显著，在较年长组则不显著。改革开放初期，市场机会对于地位获得的作用很大，掌握优势资源的高教育父代很可能通过“内招”“接班”等制度给教育水平不佳的子女谋取到较好的职业地位，教育向下长流动并不显著损害父代的心理健康。在市场化改革后，仅有义务教育者很难突破公开招聘制度的学历门槛，家庭庇护的空间被大大压缩，子代地位获得必然不良，导致父代严重的相对剥夺感，损害心理健康。此实证结果支持了假设2。

表5 教育代际流动影响父代心理健康的回归分析

表6 教育代际流动影响父代心理健康的年龄组差异

(三)教育代际流动影响父代心理健康的中介机制

教育代际流动改变中老年父代对未来的信心和主观阶层地位，进而影响其心理健康水平。表7先用三步法初步检验两个中介变量的效应。第(2)(3)列使用Logit模型分析教育代际流动与中介变量的关系。相对于低教育稳定者，教育代际向上流动的中老年对未来的信心更强，也有更高的主观地位认同。相对高教育稳定者，发生“父代高教育→子代低教育”的向下长流动的父代在两个中介变量上都显著更低。在教育水平为中等的父代中，教育代际向上流动者的两个中介变量得分等级都更高。第(4)列说明，两个中介变量都与抑郁评分负相关，中老年父代的未来信心和地位自评提高1个单位，其抑郁评分分别降低0.625分和0.248分。与基准模型相比，加入中介变量后，教育代际流动主效应系数的绝对值都明显减小，且部分变得不显著，初步验证了中介效应的存在。

表7 教育代际流动、中介变量与父代心理健康

本文使用nlcom命令估计的广义结构方程模型(GSEM)的中介效应系数及其检验结果见表8。中介效应系数表示该中介路径前后两步回归系数之积，即为该路径总中介效应的大小，置信区间不含0则中介效应显著。结果说明，未来信心感知和地位自评在教育代际流动与父代心理健康间的中介效应均是成立的。在加入中介变量后，低父代教育组的子代教育向上流动依然对心理健康存在直接作用，在中高教育组的直接效应不再显著。上述结果说明，子代取得比父代更高的教育水平时更可能生活独立且更好地尽到赡养义务。教育代际向上流动能使父代在横截面比较和历时性比较中都获得积极的结果，树立积极的生活态度，有较高的“所属群体”感知，改善低教育父代的心理健康。反之，教育代际长距离向下流动则会让父母未来的信心不足，获得较差的“所属群体”感知，导致较差的心理健康水平。总之，实证结果支持了假设3和假设4。

表8 广义结构方程模型(GSEM)模型效应汇总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揭示了中国文化背景下教育代际差异对中老年父代心理健康的反向影响，中老年父代与相似教育层次者比较子代的教育成就，是影响其心理健康的关键机制。在实证分析中，采用相对教育层次刻画教育代际流动，实现了教育获得的跨时期可比，拓展了子代教育影响父代健康的作用机制与路径。在相同教育层次的父代中，教育代际流动方向与程度不同，中老年父代心理健康呈现显著差异。对于低教育水平的中老年父代，教育代际向上流动，有利于中老年父代的心理健康。对于高教育水平的中老年父代，教育代际长距离向下流动导致父代的心理健康较差，而短距离向下流动的影响不明显。对于子代在劳动人事制度改革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群体，教育代际向上长流动的心理健康促进作用较弱，而向下长流动的健康损害作用较强。在传导机制上，教育代际流动通过影响父代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和自评社会地位影响中老年父代的心理健康。研究结果说明，子代教育水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因为父代教育水平差异导致的心理健康梯度。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结论均基于教育水平的相对排序，而非绝对教育水平。

近年来，教育公平特别是教育的实质公平问题受到广泛关注，“寒门难出贵子”的担忧长期存在。教育代际向上流动依然有利于低教育父代改善心理健康，可是在较年轻出生组中，这种收益趋弱，而且教育投资的机会成本值得关注。教育扩张虽然提升了弱势群体的教育机会，却没有显著改变阶层间教育获得的相对不平等，低阶层出身者获得高等教育特别是优质高等教育的难度并没有降低[21]，甚至更困难。教育扩张后，大专教育已经变为“中等”层次，低教育家庭投资大专教育，实质并没有实现教育的长距离跃升，即使获得了本科教育，也可能在激烈的劳动力市场中，由于家庭出身和社会资源的缺陷而无法获得良好的职业，教育收益率不高，对于父代健康的积极影响相当有限。因此，首先要促进基础教育资源均等化配置，减轻低社会经济地位者的教育负担，促进高等教育均衡、高质量、有特色发展，切实提高毕业生的就业能力，保持教育作为促进阶层向上流动的机制的效能。其次，要促进劳动力市场公平发展，减轻各类歧视，使人才的招聘任用真正取决于个人能力，让投资教育真正成为低阶层父母改善晚年福祉的有效手段。当然，对于低教育的中青年群体，通过继续教育、职业培训等提高其教育获得，改善就业和收入状况，帮助其父母改善心理健康状况，是本研究的另一层应有之义。最后，应继续深入完善社会性养老保障体系，进一步解除低阶层中老年人对养老的担忧，提升其对生活的信心，全面促进中老年群体的健康老龄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