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政建设与社区研究
——读蒋旨昂的《战时的乡村社区政治》

陈春声

在中国社会学学科的近代发展中，蒋旨昂的《战时的乡村社区政治》有着特殊的地位。该书与林耀华的《金翼》、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和《禄村农田》、费孝通与张之毅合作的《云南三村》等名著一起，被视为中国社区研究“时至今日仍未被超越的著作”。(1)吕付华：《派克、布朗与中国的“社区研究”》，《思想战线》2009年人文社会科学专辑第35卷，第15页；亦可参见丁元竹：《社区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25-132页。近几十年间，几乎所有讨论中国本土社会学研究的教科书，都一定会讲到这本80多年前问世的仅130多页的小册子。《战时的乡村社区政治》作为“乡村建设研究丛书之一”，1941年由位于重庆附近的乡村建设研究所印行，(2)笔者未见到这个最早的版本，这里根据的是伊莎白、柯临清《战时中国农村的风习、改造与抵拒：兴隆场(1940—1941)》(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8年，第296页)书末所附“参考文献”的记载，其出版地标注为成都，有误。而在其他地方，伊莎白又将该书第一次印行的机构写成“乡村建设研究院”(同上书，第284页)或“乡村建设学院”(伊莎白、俞锡矶：《兴隆场——抗战时期四川农民生活调查(1940—1942)》，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页)。“乡村建设研究院”应为“乡村建设研究所”之误；而“乡村建设学院”应是指“乡村建设育才院”，“乡村建设研究所”为其内设机构。1945年“乡村建设育才院”改名为“乡村建设学院”。时值抗战艰困阶段，国难当头，故书名中有“战时”二字。商务印书馆1944年在重庆出版该书，1946年在光复后的上海再版。此外，还有一些重印近代中国社会研究和农村调查报告的大型资料丛书，也收录有这份研究报告。(3)例如，樊秋实编：《近代中国农村问题研究资料汇编》第42册，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8年。

在华西协合大学同事、时任该校社会学系主任的李安宅教授看来，“蒋旨昂教授是一位实用社会学的实地工作者。他有纯理社会学的原理原则与实用社会学的适应技术，以及两方面互为因果、交相影响的收获”。(4)李安宅：《〈社会工作导论〉序》，蒋旨昂：《社会工作导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9页。李安宅写这段话时，1911年出生的蒋旨昂年仅34岁，兼具社会学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优良造诣，应得益于其正规谨严的学术训练和勤勉敬业的田野工作经历。他1934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论文为同年在《社会学界》第8卷上发表的调查报告《卢家村》，为此他从大学三年级起，就在河北昌平县乡村进行了一年多的田野调查。大学毕业后，蒋旨昂留在燕京大学读研究生，还代理学校开办的清河实验区社会服务股股长。1935年蒋旨昂赴美国西北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求学，1936年在西北大学获硕士学位，1937年曾随美国社会学会考察欧洲七国。同年回国后，参加农村建设协进会在山东济宁和贵州定番等地的县政建设，任设在贵州的乡政学院讲师，还兼任定番县政府的收发和三区区长。1940年晏阳初等在重庆附近的巴县创办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蒋旨昂随乡政学院(后改组为“乡村建设研究所”)加入，任讲师，继续从事乡村建设研究工作。1941年到成都华西协合大学任教，历任社会系副教授、教授兼社会学系主任。课堂教学之外，还与李安宅等一起建设石羊场社会研习站，作为学生培训和社会调查基地。同时组织学生在成都开展社会事业调查，编有《成都社会工作》一书。(5)蒋旨昂在《社会工作导论》(第19页)中引用该书的资料，注释为“见拙著《成都社会工作》，社会部社会行政丛书，交文化服务社印行”。但笔者未发现该书正式出版的记载。他也主张社会工作在“边政”研究中大有可为，积极参加华西协合大学边疆研究所组织的藏区调查，1943年与于式玉教授一起赴西康黑水考察，写成了《黑水社区政治》。(6)《边政公论》第2卷11、12合期，第3卷2期(1943年)。而1946年出版的《社会工作导论》是蒋旨昂另一部重要著作，此书属中国社会工作知识体系构建的最初尝试，对中国社会工作专业教科书的编写体例影响良深，近年还一再重版。(7)例如，河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等。1947年蒋旨昂赴欧美访问一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和伦敦大学考察户政，进行人口研究。1952年院系调整后，大学不再设置社会学科，他留在华西坝上新组建的四川医学院，主要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但仍坚持进行外语教学。而学术研究却一直被搁置，直至1970年病逝。(8)参见张雷、郭文佳：《蒋旨昂：近代中国社会进步的守道者》，《公民与法》2019年第11期；王川：《一个人类学家对于自己研究史的讲述——以李安宅先生1961年5月15日〈自传〉为中心(上)》，《中国藏学》2015年第2期；赵喜顺：《抗战时期的四川社会学》，《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5第5期；林顺利：《民国时期社会工作引入和发展的路径》，《河北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G. William Skinner，Rural China on the Eve of Revolution： Sichuan Fieldnotes, 1949-1950，Seattle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17，pp.6-7；金开泰辑编：《百年耀千秋:华西协合大学建校百年历史人物荟萃(1910—2010)》，北京:中国文化出版社，2010年，第121-122页；王安乐：《试论中国社会工作教育本土化的接续与创新——来自蒋旨昂的启示》，硕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2013年，第18-21页。

《战时的乡村社区政治》一书的田野工作，是1940至1941年间，蒋旨昂任职于设在巴县的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时进行的。按其时正在邻近的璧山县兴隆场进行田野调查，并时常得到蒋旨昂指导的伊莎白(Isabel Brown Crook)的观点，该书所研究的位于重庆周边所谓“陪都迁建区”的“甲”“乙”两个社区，应该就是巴县的歇马场和璧山县的来凤驿。(9)伊莎白、柯临清：《战时中国农村的风习、改造与抵拒：兴隆场(1940—1941)》，第107-108、119页。不过，根据伊莎白的回忆，当年在兴隆场接受蒋旨昂指导时，她和一起工作的同事俞锡矶“并不了解那时他还在附近的另外两个乡从事个人调查”。参见伊莎白、俞锡矶：《兴隆场——抗战时期四川农民生活调查(1940—1942)》，第1页。书中“甲社区图”的“图例”有“乡村建设育才院”的标识，而蒋旨昂供职的这个机构就是1940年在歇马场建立的；书里又提到“乙场名为××驿”，根据伊莎白的说法，除“来凤驿”外，“这一带再无其他地方的名字以‘驿’字来结尾的”。参阅其他资料和地图，还可以在书中找到“甲社区”就是歇马场，而“乙社区”即为来凤驿的许多佐证。

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以华西协合大学为中心，被称为“华西学派”的一批优秀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本土化”所做的卓越努力，(10)参见李绍明：《略论中国人类学的华西学派》，《广西民族研究》2007年第3期；李锦：《“华西学派”的知识生产特征》，《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赵喜顺：《抗日战争时期内迁学校与四川社会学的发展》，《新时代论坛》1995年第2期；陈波：《李安宅与华西学派人类学》，成都：巴蜀书社，2010年。而蒋旨昂无疑属于他们之中拥有明确“学术自觉”的佼佼者。他在撰写《社会工作导论》时，一开篇就清晰表达了这样的追求：“即使有一两本想要有系统地讨论社工的专书，也全是西洋的，总使我们觉得有点隔靴搔痒，不便直接利用。……本书想用社会学的观点，来建立中国社会工作之体系。”(11)《〈社会工作导论〉自序》，蒋旨昂：《社会工作导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1页。这样的学术取向，既缘于那一辈社会学和人类学者的旧学基础、乡土经验和家国情怀，更是因为社会学和人类学都是从实地调查中发展起来的，其专业训练和学术研究均离不开田野工作。长期在中国乡村地区进行田野调查，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制度习俗、农商生计和人情世故等，不但是他们为本地人所接纳的“入门钥匙”和观察调查的要点所在，而且这类所谓“地方性知识”也就潜移默化地融入学术表达和理论建构之中。从这个角度看，社会学科的“本土化”亦是一个大道自然的过程。只是像蒋旨昂这样，30多岁就以教科书的形式，努力建构中国自己的学科体系，那就应被视为一种“学术自觉”了。以《战时的乡村社区政治》为例，在他的表述中，“乡村社区”不仅是位于“乡村”的“社区”，更如第一章标题所阐明的：“乡是一种社区”。作为一部社会学的著作，他理所当然地要使用“社区”这样具有理论分析意涵的学术概念来解释乡村社会，定义“社区”必备的五种特质，而到了歇马场和来凤驿实际的乡村社会场景中，则宣称这两个乡都符合“社区”的定义，从而使源于欧美的“社区”(community)概念与在中国有数千年传统的“乡”这一基层社会组织，在一个非常具体的研究中等同了起来。而瞿菊农在序言中所讲的“要了解中国，必需要了解中国乡村社会”，也就找到了立足点。蒋旨昂无疑是对的，因为许多学者和实务工作者后来也是这么做的，结果是时至今日，在基层行政区划上，无数原来的“乡”真的被直接更名为“社区”了。在第七章具体描述乡公所的工作内容时，蒋旨昂用的是“管”“教”“养”“卫”四个分类概念，从中不难看到传统中国政治理念的深刻意涵，他把“积谷，办合作，平抑物价等项”，即属于民生方面的事项，都归为“养”的范畴；而治安和健康则被合称为“卫”。类似的例子在书中比比皆是，其价值不仅在于以传统的概念描述转型中的社会政治现象，更在于其自觉地从本地人的立场去理解其物质生活与精神世界，以本土的范畴和规范进行学术讨论与理论分析这样的思想过程。

当然，在历史学家看来，《战时的乡村社区政治》对于传统中国典章制度和政治文化的理解仍嫌浅显，对乡村社会历史的许多重要线索还是关注不够，书中提到歇马场和来凤驿的许多地方行政惯习和权力运作规矩，如“绅粮”的权力、“斗息”的征缴、保甲的编整、驿铺与街场、庙产与学产、“职缘团体”与“力缘团体”等等，其实都存在有助于理论建构的更深历史渊源可供探究。但有意思的是，在80年后再读这部著作，不难感觉到，作者孜孜不倦、巨细靡遗地记录下来的乡村地方政治变迁与乡村行政运作的实际情形，足以成为研究近代中国乡村政权组织和基层政治架构转型的难得史料。蒋旨昂在战时“陪都”附近的乡村作了约八个月的实地调查，其时正值国民政府在四川一带大力推行所谓“新县制”，(12)参见曹天忠：《新县制“政教合一”的演进和背景》，《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曹成建：《20世纪40年代四川省新县制下地方自治的施行》，《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曹成建：《20世纪40年代新县制下重庆地方自治的推行及其成效》，《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地方权力格局和行政管理方式正在转变之中。他在书中详细描述的新县制之下乡村社区政治变迁的实况，包括“乡长兼中心学校校长和国民兵乡队队长”这种“三位一体”新的权力架构的形成过程、“士绅地位之延伸”与“知识青年参与政治”之间的矛盾、现代国家所推动的一系列政治动员和社会变革举措在乡村遭遇的尴尬等等，对于后来的研究者，无疑是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观察实录。尤其给人印象深刻的是，第五章所描述的来凤驿和歇马场这两个乡乡长的身份背景、为人做派和履职作风，栩栩如生且入木三分，读后自然对现代国家制度深入传统基层的曲折与复杂，多一分辩证之同情。

1949至1950年，还是康奈尔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研究生的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为了准备博士论文，到华西协合大学访学，并在成都南郊的高店子一带进行田野调查，(13)王建民等：《从川西集镇走出的中国学大师——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施坚雅(G. W. Skinner)教授专访》,《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10期。蒋旨昂就是他的指导教授(adviser)。1964—1965年间，施坚雅发表影响深远的《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系列论文，(14)William Skinner，“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Part 1, 2, 3,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24, No.1-3, 1964-1965.主要依据的就是其在四川实地调查的资料。根据近年出版的施坚雅田野工作笔记，当时蒋旨昂经常与他讨论调查所得和具体工作安排，在落实调查村落、确定调查内容、调整工作方向、学习与本地人打交道的方法等等方面，都给予相当细致贴切的指导。施坚雅住在乡下时，也定期把田野工作笔记的副本带回学校，交蒋旨昂保管。(15)Skinner，Rural China on the Eve of Revolution，pp.6-7, 27-28, 86-87, 106-107, 181-183, 224, 231-234, 236-237.

从《战时的乡村社区政治》的内容看，蒋旨昂对乡村的市场结构及其与社区的关系是关注的，第一章讲“社区界限根据各种区界拟定”时，他首先强调的就是“贸易区域”的因素：“贸易区域往往是超越社区界限的。许多人可以到两个以上的区域去做买卖。这便是所谓‘赶转圈场’。卖的人可以在‘一’四七日赶子场，‘二’五八赶丑场，‘三’六九赶寅场，而且同日又有不同的场，供他选赶。买的人也可以如此赶法。”歇马场和来凤驿本身就是市场中心，若依照施坚雅后来提出的标准，歇马场无疑是一个“基层集镇”，而来凤驿作为成渝古驿道的“四大名驿”之一，或许可以算是“中间集镇”。蒋旨昂对这两个市场中心的店铺和其他贸易设施，及其乡民们定期“赶场”的活动都有相当细致的观察和记录。这些无疑对施坚雅会有思想上的影响。

不过还是应该明白，传统时期“场”的分布及“赶场”活动在四川乡村地区十分普遍，是普通农家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内容。只要从事乡村调查，定期集市与百姓日常生活的关系及其对基层社会的影响，一定会成为绕不过去的观察内容。而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已有傅衣凌、加藤繁、斯潘塞(J. E. Spencer)等学者对明清时期的乡村市场和定期集市做过细致而有影响的研究。因此，也就没有必要由于蒋旨昂当过施坚雅的指导教授，而施坚雅后来又因为提出中国乡村市场结构的模式而声名鹊起，就特别强调蒋旨昂在这个方面对施坚雅的学术影响。相反的，从《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的论述看，实际上施坚雅研究的前提与蒋旨昂正好大相径庭。蒋旨昂理解市场与社区的地域界限并不一致，也注意到市场活动对社区生活的影响，但他始终认为有固定边界的社区(即“乡”)是最基本的研究单位。如他在第一章第二节就明确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场的影响所及，虽场超越本乡，但在平常状况，无特殊买卖时，也有限度”，“由各种生活区域所形成的社区，也是要拿这种重复的边缘以内的界限为界限，始可得一比较明确而固定的区域”。所以，他的几乎所有重要的工作，都在强调“社区研究”的重要性。而施坚雅则明确表达了对这种研究取向的不同看法：“研究中国社会的人类学著作，由于几乎把注意力完全集中于村庄，除了很少的例外，都歪曲了农村社会结构的实际。如果可以说农民是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中，那么这个社会不是村庄而是基层市场社区。我要论证的是，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由他所住村庄的狭窄的范围决定，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16)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徐秀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40页。如果蒋旨昂也可算是施坚雅的老师的话，以上例子正好用来印证这样的道理：学术传承的本质在于“叛师”。

施坚雅研究中国农村市场结构的问题指向，绝不仅限于农民交换活动或经济行为，他真正感兴趣的还是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在比较市场体系和行政体系这两种等级系统时，有一段非常重要但常被中国研究者忽略的论述：

当我们考察这两种结构各自的结合方式时，出现了一种根本的差异。行政单位的定义明晰，在各个层次都是彼此分离的，在逐级上升的结构中，所有较低层次单位都只属于一个单位。市场体系相反，只在最低层次上彼此分离，每提高一个层次，每个较低层次的体系通常都面对着两个或三个体系。结果，与行政结构不同，市场结构采取了连锁网络形式。正是基层市场对两个或三个中间市场体系的共同参与、中间市场对两个或三个中心市场体系的共同参与等等，使以集镇为中心的小型地方经济连接在一起，并首先组成地方经济结构，最终形成具有社会广泛性的经济。因而，市场对于传统中国的社会一体化具有重大意义，它既与行政体系平行，又超乎后者之上，既加强了后者又使后者得到了补足。(17)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第39-40页。

这段话可以说是《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最精华之处，施坚雅通过对一个多重交错叠合的市场体系动态的结构过程的分析，力图揭示中国乡村中像“一盘散沙”的无数个体农户得以形成一个“一体化”社会的机制与奥秘。这一解释强调维系中国作为一个“大一统”国家诸种因素中，市场体系天然的重要性。而既然这一市场体系的基础是乡村的“基层市场”，那么，这样的理论也就明显地具有“自下而上”的色彩，强调基层社会内在的机制。

而《战时的乡村社区政治》虽然也讨论了行政区域与市场区域的关系，谈到市场区域对行政区域的影响，但蒋旨昂作为乡村建设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其时又正值建立“新县制”的历史阶段，其改造乡村社会的思路基本上是“自上而下”的，重视的是政治与行政权力的运用。前文所提及的其用于描述乡公所功能的“管”“教”“养”“卫”四个概念，反映的正是这样的思路。而以国家为前提的“一体化”社会的存在，对他来说应该也不是问题。而且，歇马场和来凤驿都处于战时的所谓“陪都迁建区”之中，歇马场更是迁建有国民政府的立法院、司法院、最高法院、检察署等国家级的大机构，国家力量的存在是不言而喻的。在《战时的乡村社区政治》中，确确实实可以在社区日常行政活动中看到诸如征兵、催款、训练、捐献军粮、检阅壮丁等等因上级指令而采取的举动，尽管这些举措在基层社会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常常变通地打了折扣。

在中国社会研究中，“国家”无时不在且无处不在，施坚雅和蒋旨昂最终都没有绕开“国家与社会”的相关问题。相较之下，前者的工作比较注重结构及其运作机制，而在后者的“社区研究”中或许更能看到具象的整体关怀。只是从历史学者的视角看，可能另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分析性概念工具，这就是“区域”。在传统乡村研究中，“区域”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社会历史过程，既有其发展脉络与内在运作机制，又与特定人群的活动和认知相联系，且常常被视为“国家”话语的具体表达形式。近年从“区域研究”视角探究“国家与社会”问题的工作已经做了很多，这里也就“点到即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