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过的最长的路

☉梁晓声

好心的街坊告诉我的母亲，她从收音机里听到，某个农村公社的卫生院有位老中医，对于治疗精神病很有经验，所开的药也很见效。

那个农村人民公社在“江北”，也就是松花江的北岸。当年，“江北”几十里内，除了农村，还是农村。

我的母亲要为我的哥哥去买药。一条收音机里都广播了的消息，使母亲心生巨大的希望，这是多么正常啊！

然而，我坚决反对母亲去。到江北往返都要过江桥——过江桥就得上下旋梯。冬季里，旋梯的铁踏板很滑，我担心母亲出意外。

母亲说：“无论怎样也得去一次，妈会小心的。”

我说：“那也不必你亲自去，我去好啦！”

我说服母亲同意了我的“主动请缨”。

从我家住的地方去往松花江畔，如果乘车的话，也只能乘三站到斜纹街口，三站都是短站，却往往要等上十几分钟。我觉得有等车的时间都可以走两站路了，而且乘车还要花一角钱，所以我就没乘车，索性往斜纹街走。

走到斜纹街，还要通过哈尔滨那条著名的中央大街。走到中央大街尽头，就走到了防洪纪念塔前，也就看到松花江大桥了——它在防洪纪念塔左边。

我穿得厚，走得急，刚到桥头便出汗了。旋梯果然滑，我十分庆幸踏上旋梯的是我而不是母亲。

下了江桥，但见眼前白茫茫一片，雪野直连天边，一时不知该往哪个方向走。空旷的天地之间，风更大了。

不远处，一道雪岗后有屋顶显现——屋顶也是白的，不仔细看几乎看不出来。

我决定朝那里走，心想：即使走的是相反的方向，也可以敲开哪户人家的门问清路线。当年没有手机导航，去往陌生的地方，全靠多问。

当年的江北没有水泥路，更没有柏油路，雪覆盖在沙土路上往往会将路面和两边的田野连成一片。如果路上再没有马车或卡车留下的印迹，那就更容易走偏了，会不知不觉走到田野里去，结果白走了冤枉路。所以我放慢了脚步，走一段停下来分辨一次。

经过了四五个村子，还真敲开一户人家的门问了一次。也不知走了多久，终于走到了那人民公社的卫生院。接着是领号、排诊。排诊的人还不少，都是慕名前来替亲人求医的。

一位农村大婶问我从哪里来。我回答之后，她又问我怎么来的。我说走来的。她吃惊地说：“孩子，那你起码走了十三四里地呀！”我不知再说什么好，只好笑笑。

她叹口气又说，她是为她女儿来抓药的，说罢落了泪。

那时的我还不会劝人，更加不知说什么好，只好起身请她排在我前边。她谢过了我，非但没往我前边站，反而动员别人让我排到前边去。排队的都是农村人，听那位大婶说我是从市区走来的，肯定还因为我是个孩子，都愿意让我往前排。这个也让，那个也让，结果我反而站在了最前边。

我很快就见到了那位出名的老中医。他没听我讲完哥哥的病情就打断了我的话。他说：“孩子，一定是别人没说明白，我不是精神病科医生，我是用祖传偏方治癫痫病的，这两种病是完全不同的病啊！”

我呆住了，忽然很想哭。

老中医又说：“孩子，别急，既然你大老远冲我的名气来了，那我就不应该让你空着手回去。这样吧，精神病人以精神镇定为好，我给你开几服起这种作用的中草药吧。你回去告诉你妈妈，目前世界上还没有能治愈精神病的药，不必再四处求医浪费钱了，能住院还是住院吧，精神病院是唯一能缓解这种病情的地方！”

他还叫来护士，让护士带我去抓药，并且郑重地指示：“别收这孩子的钱！”

我谢过老中医和护士，拎着几包草药走到外边时，一个大男人跟了出来。

我以为他有什么歹念，不免对他有所警惕。他让我别怕，说没有别的意思，只不过想买我身上的光板皮大衣，问二十元肯不肯卖给他。

我听父亲说过，那是他在新疆时花二十元买的，所以我坚持要卖三十元。毕竟，我父亲千里迢迢将它带回了哈尔滨——全东北都很难买到这种用新疆细毛羊的羊皮缝制的大衣。

他说他只有二十元钱。我说二十元我是不会卖的，那就卖亏了，回家会挨训的。

看来他是真喜欢，他让我等他一会儿，他进卫生院去借钱。转眼他就出来了，高兴地说借到钱了。

我坚持先收钱后脱衣服。他依我。我脱下衣服后，他又犹豫了，不无悔意地说：“孩子，你还得往回走十几里地呀，只穿一件薄棉袄行吗？”

我说：“行，我抗冻！”——我怕他真的反悔，将皮大衣往他怀里一塞，拔腿就跑。我脱去那件大衣，身上轻多了，衣兜里多了三十元钱，心里也特高兴。三十元啊！快够我家一个月的生活费了！回去的路熟了，“任务”出色地完成了，我身轻心悦，反而浑身是劲，走得极快，有时还跑一段。

“呀！呀！发生什么事了？你怎么……”母亲见我头发都湿了，吃惊又不安。

我拿起一只碗，掀开缸盖就要喝凉水，被母亲阻止了。母亲命我立刻脱鞋上炕，坐在热乎的炕头那儿忍会儿渴，她要为我煮一碗加糖的姜汤。

我这时才觉得脚疼——包脚布走散了，双脚磨出了几个疱。

喝下姜汤，我背上大汗淋漓。母亲替我擦汗时，我汇报了买药的经过。我说：“不许批评我自作主张把羊皮衣卖了，我认为卖得值！”

母亲说：“妈怎么会批评你呢！如果去买药的是妈，那就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家了。”母亲似乎想搂我一下，却又没那么做——因为两个弟弟一个妹妹都以佩服的眼光看着我，仿佛他们的二哥是一个冒险而归的勇士。我想，对弟弟妹妹而言，往返三十里地大约是一件了不起的“壮举”。

连哥哥也从旁说了句明白的话：“可别感冒了。”

母亲接着他的话说：“你二弟是为你去抓药的，还不谢谢你二弟？”

哥哥却又转身嘟囔起他的疯话了。

母亲向弟弟妹妹们说：“你们幸亏还有一个二哥，对不对？”弟弟妹妹们点头。

我觉得母亲问弟弟妹妹们这句话，是对我的最高表扬。我忽然明白了，责任也是生活天然的一部分。既然是天然的，那就只有尽力把它担起来。

哥哥却不愿喝那中草药汤。也许因为太苦了吧，他喝过一次就拒绝再喝了。

一天早上，我闻到一种特殊的烟味儿，走到厨房一看，见母亲往炉子里倒那些中草药。母亲看我一眼，盖上炉盖子，垂着目光说：“妈能正确看待你哥哥的病了，以后再不浪费钱买这些没用的偏方了。”

“妈……”

我搂住了母亲的后腰，不由得将脸贴在她背上。其实，我想说的是：“妈，我从没怪过你，因为你是妈啊！谁有权责怪一心想要治好儿子病的母亲呢……”

只不过我没那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