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中晚唐元、白等人诗中的“估客”形象

陈 冬 根

(井冈山大学 人文学院，江西 吉安 343009)

估客，简单说就是商人。“估”通“贾”，故“估客”亦作“贾客”。例如，同为乐府《西曲歌》旧题创作，元稹之作称《估客乐》，张籍之作则为《贾客乐》，显然“估客”与“贾客”是通用的。《古今乐录》曰：“《估客乐》者，齐武帝之所制也。帝布衣时，尝游樊、邓。登祚以后，追忆往事而作歌。使乐府令刘瑶管弦被之教习，卒遂无成。有人启释宝月善解音律，帝使奏之，旬日之中，便就谐合。敕歌者常重为感忆之声，犹行于世……”[1]699《旧唐书·乐志》曰：“《估客乐》，齐武帝之所制也。布衣时尝游樊、邓，追忆往事而作歌曰：‘昔经樊邓役，阻潮梅根渚。感忆追往事，意满情不叙。’使太乐令刘瑶教习，百日无成。或启释宝月善音律，帝使宝月奏之，便就。敕歌者常重为感忆之声。梁改其名为《商旅行》。”[2]1066此后，陈后主、北周庾信、盛唐李白都曾写过这个旧题，然多属偶尔为之。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唐“新乐府运动”的几位主要人物的诗文中，几乎都描绘了“估客”之形象，如白居易的《大水》[3]139《盐商妇》[3]412《琵琶引并序》[3]961、元稹的《估客乐》、刘禹锡的《贾客词》和张籍的《贾客乐》。此外，稍晚的刘驾，亦曾作《贾客词》。本文试对元、白等人的诗中的“估客”形象进行比较分析，以期对中晚唐商贾的社会地位以及社会评价获得初步了解。

一、中晚唐商贾阶层状况

商人从事商品流通，对于日渐兴盛的城市商业经济是大有好处的。到唐代中期，整个帝国已经出现了一批规模较大的商业城市，如成都、江陵、扬州、杭州、明州(宁波)、洪州、泉州和广州等，而京畿长安和东都洛阳，不仅是政治、文化中心，也是经济、商业中心。中唐以来，不仅有朝市，还有夜市；在渡口、码头，存在随时聚散的“草市”。德宗(779—805)、宪宗(805—820)时期，在商业发达地区如长安、成都，还出现了“飞钱”“便换”，相当于今天的纸币或债券。商人到达这些地方后，将货币交付奏院、各军州、各使或官豪等，从而取得文券即所谓的“飞钱”“便换”。更有趣的是，在扬州等地还出现了类似于今天银行性质的“柜坊”，便于商贾们存取钱物[4]702—703。如此可证，中唐以后社会商业活动非常普遍，日益渗透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去了。那么，大大小小的商人必然成为社会上一个重要而且活跃的群体，他们的活动也必然被敏感的诗人们所关注。

不过，唐代商人成分比较复杂，就其经济状况与土地关系而言，大致分为四类：一是经商致富，投资土地的商人群体，其以征收地租为主要收入。此类商人中也有极少部分投放高利贷，以食息为主。二是富商，其既不投资土地，也不混迹官场，纯粹以买进卖出为盈利手段，在地方上做个富翁。三是中等商人，完全靠运作资本进行贸易，以获得利润。这其中成功者少，多数最后可能资本下降或者破产。元稹《估客乐》中的那位商人当属此类。四是小商贩，他们资本少，从生产者或其他商人手中购少量物品进行转卖，或居城镇，或四处走动，本小利微，是商人中的下层，也是所谓的大多数者。如白居易《琵琶行》《大水》和张籍《贾客乐》以及刘驾《贾客词》中的“估客”应属此类[5]22—23。

当然，唐代的商品经济并不是很成熟，无法跟明代中后期相比。所以，在中晚唐商品经济发展并不充分的条件下，暂时拥有财富的人，要想其财产保值甚至增值，往往只能投资土地而成为工商地主。这势必加剧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不仅是编户农民，还包括庶族地主和中产者都是受害者。美国学者爱德华·赫策尔·谢弗指出：“税收制度的这种变化(按：指从杨炎的‘两税法’到第五琦的新税法，再到刘晏的新税法)，也正是发展中的货币经济的反映，而且税制变革也大大调动了商人阶层的积极性。新的金融界不仅代表了商人和中间商的全盛时代，而且也宣告了独立的自耕农的崩溃，唐朝创建初期授予自耕农的小块土地，在八世纪时就已经丧失殆尽了。”[6]246八世纪中后期是中国许多自耕农转变为无土地者或境况更惨的时代，也是民众反对工商地主异常激烈的时代。那么，商人在文学作品中被批判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因为在儒家文化语境中，商人一直就受到压制。

庶族地主是封建时代基层统治中人数最多的阶层，他们在法律上同属“编户齐民”，原则上要交税服役，没有政治、经济特权。一小部分商人则享有很多特权，如免徭役，免除诸多土地和人口捐税，如能打通关节勾结官吏者，更是享有殊多特权和实惠。故中晚唐之际的商贾尤其是盐商，遭到士庶普遍嫉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最后是黄巢起义的爆发，最大限度地破坏甚至摧毁了这一社会结构和秩序，商人阶层也受到沉重打击。

二、中晚唐诗人笔下的 “估客”形象

中唐以来，元、白等诗人笔下频繁出现“估客”形象，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

(一)白居易笔下的“估客”

白居易的《琵琶行》是一首歌行体长诗，其序和正文都论及商贾问题。文中这位“贾人”即估客是一位贩卖茶叶的行商，在江州、饶州一带贩卖茶叶。他从产茶重地浮梁县一带收购新茶，然后通过水路，经由九江将茶叶运出，转卖给其他贾人或者自己销售。此中，估客形象比较模糊。“贾人”与琵琶女结合之感情基础并不深，或许其娶琵琶女只是为了打发商贾生涯中的寂寥。商人的职业性使他无暇顾及琵琶女之情感需要。和所有商人一样，这位估客也是“重利轻别离”，以追求最大利润为唯一目的，即如《琵琶行》诗所言“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明月江水寒”。元稹《估客乐》亦曰：“估客无住著，有利身则往。”至于儿女感情等方面，则视为等而次之的问题。琵琶女生活是寂寥的、可怜的，她只能如《序》所言：“年长色衰，委身为贾人妇……今漂沦憔悴，转徙于江湖间。”[3]961由此过着漂泊无期的日子，慢慢成了“怨妇”。

白居易在对琵琶女的身世和遭遇充满同情的叙述中，间接地表示了他的批判态度，即表达了对商人“重利轻情”、唯利是图行为的不满。这种不满在另外几首诗文中表现得更为直接且强烈。如《大水》写道：“……独有庸舟子，鼓枻生意气。不知万人灾，自觅锥刀利。”[3]139“锥刀”代指钱，“觅锥刀利”即去赚钱，追求利润。诗人在此将估客唯利是图的形象刻画得十分突出：在大水灾之后，百姓几乎难以存活，商人们却趁人危难之时，倒卖物资，牟取暴利。此中“庸舟子”形象已经超出了一般商人追求利润的本性，而是私欲极度扩张，有发国难财之嫌。诗人愤慨地指斥道：“吾无奈尔何，尔非久得志。”诗人没有能力直接阻止这些贪婪商人的行为，只能通过手下的笔对他们进行挞伐或诅咒。

贞元、元和之时，“钱重物轻”的趋势是经济活动的基本走向。在这一过程中，农民是最大的受害者，而政府和商人却成为受益者，于是商人与农民的利益日益相悖。如《新唐书·食货志二》载：“安居不迁之民，赋役日重……盖自建中定两税，而物轻钱重，民以为患，至是四十年。当时为绢二匹半者为八匹，大率加三倍。豪家大商，积钱以逐轻重，故农人日困。末业日增。”[7]893又白居易《策林》之十九《息游堕》一文中直言商贾之弊：“……当今游堕者逸而利，农桑者劳而伤。所以伤者，由天下钱刀重而谷帛轻也……当丰岁，则贱粜半价不足以充缗钱；遇凶年，则息利倍称不足以偿逋债。丰凶既若此，为农者何所望焉？”[8]1417—1418普通人与商贾之间的矛盾也是愈演愈烈。

从经济状况考察，白居易当属庶族地主阶层，在商贾阶层对抗时，他是站在市民及农民一边的。白居易个人拥有数量不多的田产，如他在《杜陵叟》中说“岁种薄田一顷余”。 白居易笔下“估客”几乎没有正面形象，而盐商形象尤其差。于公于私，白居易都与盐商誓不两立，认为他们只是一个祸国殃民的群体。谢思炜先生认为，白居易为自耕农身份，是为“中人”，介于士与农之间。故而白氏从自己所处阶层的利益出发，本能地憎恶工商业阶级[9]316。其《盐商妇》《赠友五首》和《议盐法之弊》等诗文即表达了这样的情绪。

唐初并不收盐税，开元间才开始。因为财政危机，政府多方筹集财政税收，盐税自在其中。开始，盐税比较轻，商人只须缴纳收入的三十分之一。乾元元年(758)，第五琦建议颁布“榷盐法”，将盐收为官家专卖。在产盐区设监院，统购盐户生产的盐，再在各地设盐官，实行专卖，由此朝廷收入大增。后来刘晏继任，撤销非产盐区的盐官，仅留产盐区盐官。盐官收购盐户的盐之后，将盐加价倒手给商人，由商人各地卖出，政府获大利。到代宗大历(766—779)间，此项税收达600万缗，一度占了唐朝政府收入的二分之一。盐官将盐加价倒手给商人，经过商人再卖给百姓，价格大大升高。由是，民众生活负担大大加重，尤其是农民、中产者和小地主受害尤深，士庶嫉恨盐商成了自然之理。

如此，我们来看看白居易专门写盐商的诗歌，即《盐商妇》：

盐商妇，多金帛。不事田农与蚕绩。南北东西不失家，风水为乡船作宅。本是扬州小家女，嫁得西江大商客。绿鬟富去金钗多，皓腕肥来银钏窄。前呼苍头后叱婢，问尔因何得如此？婿作盐商十五年，不属州县属天子。每年盐利入官时，少入官家多入私。官家利薄私家厚，盐铁尚书远不知。何况江头鱼米贱，红脍黄橙香稻饭。饱食浓妆倚柁楼，两朵红腮花欲绽。盐商妇，有幸嫁盐商。终朝美饭食，终岁好衣裳。好衣美食有来处，亦须惭愧桑弘羊。桑弘羊，死已久，不独汉时今亦有。[3]412

表面上，诗人对盐商妇不劳而获、享受舒适安逸生活强烈不平，实际上诗人是要抨击获暴利的狡猾盐商，如言“每年盐利入官时，少入官家多入私。官家利薄私家厚，盐铁尚书远不知”。白居易认为，盐商们利用朝廷管理的不力及疏漏，巧施奸计，中饱私囊，坑害国家，盘剥人民。即便是汉时桑弘羊再生，对此情况也会感到惊讶。这之中，“估客”的形象比较突出：奸诈、贪婪，且官商勾结。相对于《琵琶行》中的茶商，盐商的形象显然更加恶劣：胆大妄为、无法无天、手段狠辣、欲望无边。其对国家和人民的危害远远大于浮梁茶商和“庸舟子”。

白居易在《策林》之二十三《议盐法之弊》一文中说：“臣又见，自关以东，上农大贾，易其资产，入为盐商。率皆多藏私财，别营稗贩，少出官利，惟求隶名。居无征徭，行无榷税，身则庇于盐籍，利尽入于私室。此乃下有耗于农商，上无益于筦榷，明矣。”[8]1435猛烈抨击盐商逃避征役和税赋的特权。白居易认为，盐商发家过程必然伴生着极多的社会问题，特别是钱权交易。因为盐商利用各种手段积累财富，然后又用财富去贿赂官吏，勾结盐铁管理官员，获取食盐专卖权，以获取更多的财富；然后再去勾结朝廷官员，再积累更多财富。如此循环不息，迅速膨胀。如《盐商妇》诗中那位盐商，仅仅十五年，就积累了不可计量的财富。这既损害了普通民众的利益，也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侵蚀了社会肌体。虽然，白氏在文中鼓吹沙汰奸商有拘守儒家之“本末论”的保守嫌疑，却能代表当时大部分士庶嫉恨盐商的心理。

(二)元稹诗中的“估客”

中唐“估客”形象的塑造，当以元稹的《估客乐》最为鲜明生动，最为成功。接下来，对元稹的《估客乐》进行解析，以期比较全面地凸显中唐诗歌“估客”这一艺术形象。

元稹这篇乐府与旧题不同，他概括了贾客整个发家致富的过程，即其资本原始积累过程。诗曰：

元稹此诗首先总体描述商贾的特点：“估客无住著，有利身即行。”这是一条从商的总原则，即追求利润。估客们进入经商行业就必须进行洗脑：“父兄相教示，求利莫求名。”他们的理由是“求名有所避，求利无不营”。接着商界的伙伴也相互告诫：“火伴相勒缚，卖假莫卖诚。交关少交假，交假本生轻。”生意场是一个无硝烟的战场，充满欲望和邪恶。尔虞我诈，背叛出卖。甚至没有亲情，没有父子兄弟，“一解市头语，便无乡里情”。估客的世界，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润和财富。令诗人害怕的是，估客一入盐商行道，便全面接受了奸诈邪恶的教育，这必将在其心里形成根深蒂固的观念，并影响其一生。

元稹《估客乐》是以客观、冷峻的口吻叙述，批判种种以欺骗手段兜售假冒伪劣商品、致富弄权、勾结官府现象以及作威作福的奸商恶贾，其塑造的“估客”形象更为丰满。估客们追求利润两大主要手段：一是造假，二是贱买贵卖。所谓造假，就是以次充好，即用劣质的商品充当好的商品。造假的目的就是使成本降低，即所言“交假本生轻”，从而获得更高利润。至于第二条，即从商品出产之地低价购入，再到商品稀缺的地方高价出售，从而赚取差价。由于古代交通、信息均不发达，一般民众没法知道商品的实际价值及合适价格，只能被动接受。所以有时候商人赚取的差价是惊人的。如《旧唐书·王锷传》记载王锷担任广州刺史期间，因公便利，在南洋一带海上进行“犀象珠贝”贸易,快速积累财富，“凡八年，京师校门多富锷之财”“由是锷家财富于公藏”[2]4059—4060。几年之间，私人财产超过公府，其财富积累速度足见一斑。

如果元稹笔下的商贾行为仅限于此，则还不至于遭士庶的普遍嫉恨。因为他们虽然可恶，却仍然遵守商贾游戏规则。但是，中唐以来的商人们早跨出了这一域囿，出现了严重的官商勾结的现象。商贾们的金钱资本与朝廷官吏的权力进行肮脏交易。朝廷为了图得眼前利益，不惜将关系国计民生的一些物品如食盐的专卖权交给商贾，完全不顾人民的死活。而商贾们一直垂涎于此，为了获得巨额利润，他们就发挥金钱的魔力，一步步腐蚀那些掌握权力的官吏。“先问十常侍，次求百公卿。侯家与主第，点缀无不精。归来始安坐，富与王家勍。市卒酒肉臭，县胥家舍成”。估客的腐蚀力量，几乎无坚不摧，而那些官吏则完全拜倒在金钱面前，对估客要求“奔走极使令”。

其实，官商勾结的现象由来已久，东汉的巨贾邓通就是典型。官商勾结，实质上侵害的不仅是平民百姓，而且直接腐蚀社会肌体，危害着国家的统治。如《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四载：“……遂使豪家、贪吏，反操利权，贱取于人，以伺公私之乏。又有势要、近亲，羁游之士，委贱籴于军城，取高价于京邑。”[11]7656在京师重地、朝廷眼皮底下，他们都敢如此胡作非为，遑论其他了。

官商勾结危害极大，且产生一个难以根除的顽症——官僚、商人、大地主逐步一体化。盐、铁、茶、酒、香料等几大利润丰厚的领域尤其容易出现这类现象。在元稹、白居易时代，盐商是最为突出的，也是危害最大、民愤最大的群体。吕振羽先生曾指出：“财富日益集中到商人大地主手中，同时因为官僚、大地主、商人的一体。所以把许多农民生活必需品的买卖利益，也操纵在他们手中，从而所谓的盐商大贾，便相联出现了。”[12]137有识之士非常清楚这种危害，他们对盐商始终持裁抑态度，如元、白等“新乐府运动”诗人便对此进行过猛烈抨击。如谢思炜先生所说的，在《盐商妇》《百道判》《苏州南禅院千佛堂转轮经藏石记》及《策林》等诗文中，白氏始终没有说过商人的好话[9]317。

(三)刘禹锡诗中的“估客”

刘禹锡为官一生，辗转多地，与下层社会接触较多。故其诗文中多有记录各式人物生活的，自然也包括商人。刘禹锡也曾创作过一首《贾客词》。其文曰：

贾客无定游，所游惟利并。眩俗杂良苦，乘时知重轻。心计析秋毫，摇钩侔悬衡。锥刀既无弃，转化日已盈。邀福祷波神，施财游化城。妻约雕金钏，女垂贯珠缨。高赀比封君，奇货通佞卿。趋时鸷鸟思，藏镪盘龙形。大艑浮通川，高楼次旗亭。行止皆有乐，关梁似无征。农夫何为者，辛苦事寒耕。(《全唐诗》卷二十一“相和歌辞”卷)[10]4128

该诗所述内容与元稹《估客乐》基本相同，只是没有详细叙述“估客”的发家历史，仅言“眩俗杂良苦，乘时知重轻。心计析秋毫，摇钩侔悬衡”。不过刘禹锡叙述语气比较平缓，对估客的批判力度要比元稹、白居易等轻得多。值得注意的是，刘禹锡认为估客勾结官吏是时事使然，所谓“趋时鸷鸟思，藏镪盘龙形”。概言之，就是刘禹锡此诗中对于“估客”的富贵，似乎更多的是艳羡，而不是嫉恨。这当与刘禹锡在淮南、巴蜀等地与很多中下层商人接触有关。

当然，刘禹锡最后也发出了不平：“农夫何为者，辛苦事寒耕。”诗人不满的，仅仅是农夫与“估客”的不同遭遇而已，或者说是对农夫悲苦命运的深切同情罢了。他认为，估客们仅用奸巧、小伎俩就迅速致富，妻女富贵，自身快乐，而农夫呢，长年从事耕作却贫苦不已。这种想法与中晚唐诗人刘驾《反贾客乐》所表达的观点相近。刘驾在诗中说：“农夫更辛苦，所以羡尔身。”最后，刘禹锡似乎将此归结于时代的不平，或命运的不公，而没有将其提到阶级矛盾对立之高度。

可以说，刘禹锡诗中的“估客”，是一个概念化的估客，比较中性。刘禹锡诗中的“估客”相较于元稹诗中的估客形象来说，更像是一幅估客素描，而元氏诗中的估客则如一幅水彩画，形象比较丰满。

(四)张籍诗中的“估客”

张籍是唐代著名乐府诗人，与王建的乐府诗一起并称“张、王乐府”，在当时影响巨大。乐府诗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民间色彩浓郁。无论是其题材还是形式，都与民间百姓生活关系密切。在张、王等人的作品中，我们能够看到许多正史中没有记载的唐代社会生活内容。张籍亦有较多的地方为官经历，接触过各式人等，其中自然少不了商人。那么，善作乐府诗的张籍，少不了要用乐府诗来写商人，如其《贾客乐》就是这类诗歌的代表。其诗曰：

金陵向西贾客多，船中生长乐风波。欲发移船近江口，船头祭神各浇酒。停杯共说远行期，入蜀经蛮远别离。金多众中为上客，夜夜算缗眠独迟。秋江初月猩猩语，孤帆夜发满湘渚。水工持楫防暗滩，直过山边及前侣。年年逐利西复东，姓名不在县籍中。农夫税多长辛苦，弃业长为贩卖翁。(《全唐诗》卷三百八十二张籍卷一)[10]4287

在元稹之前，绝大部分的乐府中的估客是常年奔波水上，生活相当艰辛，如陈后主《贾客乐》：“三江结俦侣，万里不辞遥。”李白《贾客乐》：“海客乘天风，将船远行役。”商海中充满了冒险和挑战，真正靠经商发家的并不多。所以估客们为了获得商业利润，常常需要不辞万里行船之辛苦，冒险出没于风波之中。张籍的《贾客乐》基本上是沿着这种思路创作的。

从如上诸人估客题材的诗作看，白居易是比较厌恶商人的，元稹也表示出对商贾的不满。而大致同时代的诗人张籍，对“估客”的态度与元、白有较大的差别。这与张籍的出身有一定关联。张籍原籍苏州，生于和州乌江。江苏、安徽，商业气氛比较浓厚，商旅往来繁多，张籍生于斯长于斯，与其有一种牵扯不尽的情感联系。在张籍眼里，看到的更多是贾客们的艰辛和无奈。

商旅生涯，其实是充满冒险、艰辛的旅程。古代商旅往往凭借水路，尤其如此，如刘驾《贾客词》所言，“行舟触风浪，尽入鱼腹去”。许多人是为了追求财富而去经商，也有是迫于无奈而从商的，如逃避徭役、赋税，所谓“农夫税多长辛苦，弃业长为贩卖翁”；或者为躲避债务等，背井离乡、舍妻别子，而“入蜀经蛮远别离”。漂泊旅途，感情要遭受相当一段时间的折磨。

商旅生涯，枯燥而劳累，“夜夜算缗眠独迟”，“年年逐利西复东”。有时还有生命危险，“水工持楫防暗滩，直过山边及前侣”，成天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所以，他们常常在临行前举行“船头祭神各浇酒”，祈求平安。不是所有的商贾都能像元稹诗中所写的那样，一帆风顺，迅速发财致富。事实上，只有极少数成功的商人才能够“金多众中为上客”，而那些亏本甚至破产的商贾，却不得不落魄而归，或者因无颜见江东父老而客死他乡。张籍诗中塑造的正是一个迫于生计、不得不冒着种种常人所畏惧的艰辛和危险而出行的“估客”形象。

张籍笔下的估客，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农民、中小地主中分化出来的，“农夫税多长辛苦，弃业长为贩卖翁”，其主要原因就是农业的税收太多。元、白诗歌背后所揭露的中唐以来社会的经济情况：生产力的破坏，农村凋敝不堪，而中小土地拥有者所承受的税赋越来越重，一些人不堪忍受而弃农经商。其中，一部分人通过种种手段加入了“盐商籍”后，不再负担地税以及其他五花八门的税收，但这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人。这部分人通常要与朝廷官吏发生关联，相互勾结，剥削民众，因此遭到白居易、元稹等所代表的士庶阶层的普遍嫉恨。

(五)刘驾诗中的“估客”

刘驾在唐代诗人当中，并不是很出名，与元稹、白居易、张籍等中唐诗人相比，也逊色不少。不过，刘驾也是中唐到晚唐过渡之际的一位比较重要的诗人。因其身份不高，更有机会接触中下层民众，更能了解民众生活的真实情况。刘驾对“贾客”这一社会群体进行过个性化的描述。他的观点与张籍相似，但其更同情商贾们。从某种意义上说，刘驾是站在估客阶层的立场上发言的。我们先来看看刘驾的《贾客词》，其诗曰：

贾客灯下起，犹言发已迟。高山有疾路，暗行终不疑。寇盗伏其路，猛兽来相追。金玉四散去，空囊委路歧。扬州有大宅，白骨无地归。少妇当此日，对镜弄花枝。[10]6785

此中的“贾客”，较之张籍等人诗中之“估客”，其艰辛劳苦之状远甚。诗人给我们塑造了一位每日起早贪黑、跋山涉水的估客形象。他们的商旅生活，艰险备至，“寇盗伏其路，猛兽来相追”，随时有性命之虞。旅程中，不仅有风霜雨雪，长蛇猛兽，还经常遭遇剪径强盗。诗中所描述的商贾，从踏上商旅那一刻起，命运就不在自己掌握之中。他们即便是积财修建了豪宅，自己也难得享用，因为一生都是“人在旅途”。

张籍笔下的估客，不少是因不堪沉重捐税而走上商贩之路。而刘驾诗中的“估客”，本来就出身于商贾家庭，他们注定在这条充满冒险和劳苦的旅途上奔波。更为悲哀的是，在他们面对贼寇猛兽、高风恶浪的生死考验之际，随时都可能丧身荒野、客死他乡之时，他们养在家中豪宅里的女人们，却在对镜弄花枝。一家之中，完全不同的两种境地，读罢令人掩卷长叹。这之中的悲凉与苦涩，只有估客们自己知道。

同白居易一样，刘驾也是一位现实主义诗人。然而刘驾的态度和对估客的看法，与白居易等人是截然相反。白居易是站在琵琶女的立场上谴责浮梁茶商；而刘驾却是站在估客的立场，埋怨估客们豪宅中的女人。这与两位诗人各自所属的不同阶级有关。白居易代表中下层地主及小资产者，而刘驾则可能代表新兴的工商阶级，对“估客”群体可谓有一份“理解之同情”。刘驾为江东人，属商贾往来频繁之地，其生活与估客定有关联。所以，不仅他《贾客词》的观点与元、白诸人是截然相反的看法，而且他还创作了一首《反贾客乐》，其文曰：“无言贾客乐，贾客多无墓。行舟触风浪，尽入鱼腹去。农夫更苦辛，所以羡尔身。”他还在小注中写道：“乐府有《贾客乐》，今反之。”[10]6785显然，刘驾要反的是元、白等人仇视商贾阶层的态度，当然也反对唯利是图的巨贾盐商。刘驾从生活实际出发，真实地再现了中晚唐估客们的艰辛生活，并将其塑造为一个劳动者的形象。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商贾阶层逐渐形成一个独立的群体，广泛地影响着世人的生活。不仅很多中下层文人常常生活在商贾群体周围，有些人甚至直接来自这个阶层。因此，他们熟悉估客们的生活真实状况，了解估客们的艰辛和坎坷。像元、白笔下的官商勾结的盐商毕竟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商贾还应当是张籍、刘驾笔下那种过着一生漂泊日子的估客。白居易笔下的那位浔阳茶商，在张籍、刘驾等人眼里，就是值得同情的估客。他们为了生意，长时间出门在外，无法顾及家中，致使那位才艺双全的娇妻即琵琶女，只能独守空船。然这并不是他们所心甘情愿的，而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三、结论

在元、白等人所处的中晚唐，正是“估客”代表的新兴工商地主阶级想要登上历史舞台的时代。牢固的封建政治结构和管理秩序，使得新兴的工商地主阶级在憎恨它的同时，又不得不依附封建政权的各级管理者。商贾与官员发生关系的过程，就是权力和金钱交易的过程，也是封建国家肌体遭腐蚀的过程，同时也刺激着民众的神经。

对于这种现状，封建统治集团中的有识之士和中下层庶族地主如元、白等人，包括一些生产者(即所谓中人)，都对此趋势进行极力的矫正，对估客进行猛烈抨击、批判，尽可能地利用各种手段如文学作品来丑化“估客”的形象。所以，在元、白等人的笔下，估客的形象多是贪婪、狡诈、奢侈的财富的追求者，他们是破坏生产、危害国家社会的蛀虫。这代表着中唐社会士庶的普遍心理，反映着中国小农经济意识的价值观和审美观。

然而，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工商阶级的兴起、壮大，人们日常生活与之关系也越来越紧。到中晚唐时代，相当一部分士人本身就生活在他们当中，或者依赖商贾群体生活，甚至有些直接来自这个阶层。他们亲身接触到这个群体，真切体验到他们的生活：繁华的背后，掩盖着虚弱和浮躁；风光的另一面，是亲情的缺失和精神的空虚；巨大的财富底下，是生死的考验和随时破产的危险。可以说，张籍和刘驾，或许更真实地揭示了中晚唐以来中下层工商阶层的生活，他们塑造了与元、白迥异的“估客”形象。在他们笔下，估客生涯是一个充满艰辛的旅程，而估客们则是一群无可奈何的冒险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