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党的领导的政治逻辑与制度优势

王立峰

2021 年11 月11 日，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该决议明确指出：“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奋斗，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这就是：（一）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①《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 年11 月17 日。可见，“坚持党的领导”作为党的百年历史经验的首要经验被重点强调。该决议还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上，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得到有力保证，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显著增强。”②《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对照2021 年7 月1 日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的内容，“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③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 年7 月2 日。。在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历史征程中，“党的领导”与“群众路线”齐抓共举，形成了党带领人民群众不断推进革命和建设走向深化的局面，同时又不断通过制度强化党的领导核心地位，而制度的不断完善提升了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地位，提升了党的治理能力和执政经验，从而保障党由弱到强的发展壮大。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认为：“历史是至关重要的，……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④[美]道格纳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罗华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1—2 页。制度是在历史中生成的，也在历史中不断变迁和完善，因此，党的领导制度的孕育、演化与发展必然受制于特定时空场域的影响，有其生成的政治逻辑。而制度能够不断调适与完善，又离不开制度自身所具有的优势，即制度在不断发展中实现自我修复、自我更新、与时俱进。因而，对“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时代命题的认知与理解，必须基于“坚持党的领导”本身所蕴含的政治逻辑与制度优势进行阐释，才能深刻领会这一时代命题的内涵与价值。

一、坚持党的领导的政治逻辑

“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显然这一提法本身已经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家与社会的全面领导，是中国特有的政治制度。解决中国的问题关键在党，坚持党的领导是解释中国革命与中国道路的一把密钥。美国学者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是这样评价中国共产党的：“党的领导人立足于基层，但他们的手牢牢操纵着政府的杠杆，其头脑始终与不断变化的大众思维与期望及政治体系自身的变化保持着一致。”①[美] 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领袖论》，刘李胜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年，第403 页。“不断变革、回应调适、与时俱进”可以用来描述党的领导制度与中国政治体制的组织嵌合性与功能耦合性。但无论国家发展模式如何转变、政治体制如何改革完善，始终不可动摇的、不可挑战的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需要四梁八柱来支撑，中国共产党是贯穿这座大厦的总骨架，党中央就是顶梁柱。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底色，具有独特的政治逻辑。

（一）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诠释了坚持党的领导的理论依据

坚持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理论必然要溯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没有权威，就不可能有任何的一致行动，……没有这种统一的和指导性的意志，要进行任何合作都是不可能的。”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372 页。这就需要政党作为权威，要发挥领导作用。关于党的领导地位，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285 页。后期列宁对政党的领导做出经典的论述，“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④《列宁选集》（第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151 页。。党的领导源于无产阶级政党的“职业革命家组织”理论，这一理论就是由列宁提出并加以完善的，列宁认为：“任何革命运动，如果没有一种稳定的和能够保持继承性的领导者组织，就不能持久。”⑤转引自杨光斌：《中国政治认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年，第160 页。而且，革命家组织（党的组织）要反对运动中的权力分散性，更应集中权力，巩固自身的领导地位与执政能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进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实践与现代化建设中得到新的发展，对“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思想的认识也是随着实践发展在不断加以完善。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实践，对党的领导理论予以进一步完善，“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⑥《毛泽东选集》（第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1357 页。。邓小平从如何完善党的集体领导方面进一步完善了党的领导制度：“权力不宜过分集中。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产生。”⑦《邓小平文选》（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321 页。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对坚持党的领导的时代意义、制度逻辑、理论内涵、实现途径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刻阐述，深化了我们党对新时期党如何长期执政、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如何推进全人类共同发展的认识，进而深化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党建理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主要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⑧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年，第270 页。，“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势性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形象地说是‘众星捧月’，这个‘月’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①习近平：《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年，第9 页。。

（二）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历史必然性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之所以屡遭挫折和不断失败，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没有一个先进的、坚强的政党作为凝聚全中国广大民众力量的领导核心。1921 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局面。“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蕴含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奋斗的必然规律，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则是中国现代化历史不断向前发展并且走向胜利的必要前提。”②《政治学概论》编写组：《政治学概论》（第2 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年，第161 页。“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现代化进程步履维艰，资产阶级革命派、民主改良派等多种政治力量提出多种设计方案，但最终都宣告失败。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为中国现代化指明方向，才使得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遵循中国的国情和社会发展规律，从而走上了正确的道路。抗日战争与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充分证明了一点：中国共产党领导才是中国人民获得民族独立、国家自主的砥柱磐石和领导核心，只有党领导的人民战争才能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初步成效，在党的领导下，中国这个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东方大国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变革。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农业生产显著提高。教育、科学、文化等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广大人民的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虽然“反右斗争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制度，但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使人民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在坚持党的领导前提下，只有进一步完善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人制度才能保证中国革命与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历届国家领导人都认识到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性，不断完善以党章为本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强化执政党的制度建设实践，坚持依规治党，完善党内法规体系，从而推进了党的领导制度的规范化。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领导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成就：组织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这是史无前例的中国奇迹；带领人民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迈步走向共同富裕；“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全球范围内率先控制住“新冠疫情”的蔓延，铸就伟大的抗疫精神；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碳达峰”“碳中和”推动经济绿色发展；法治中国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系列伟大成就无不证明这样一个道理：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三）政党中心主义分析视角提供了坚持党的领导的认知维度

传统的现代性理论存在着国家中心主义和社会中心主义两种不同认知路径，常被用来分析特定国家是如何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杨光斌认为：“以市场方式和社会力量主导而走向现代化的英国—美国经验，自然就产生了以‘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论’为核心的社会中心主义理论体系；以国家或官僚机器推动而走向现代化的德国—日本经验,产生了以国家自主性和国家能力为核心的国家中心主义。”③杨光斌：《制度变迁中的政党中心主义》，《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2 期。中国走了一条迥异于西方版本的国家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国家—社会”的二元分析框架很难把处于领导地位、主导执政权的中国共产党纳入其间，因为中国共产党已经实现党对社会、对国家的全面领导，党的领导与执政已经嵌入社会自治领域和国家权力场域。而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制度实践，先建党后建国的政权体制探索，从局部执政到取得全国执政的合法地位，充分保证了党的意识形态、指导思想、主要纲领、政治任务转换为国家意志，实现治党与治国的同构性，而其重要的政治前提在于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也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政党中心主义是解释“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一命题最好的理论支撑。从中国现代化发展角度来看，建党百年的政党演化轨迹和新中国七十多年的发展路向，显示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贯穿于两个世纪的中国近现代历程之中，中国共产党在对坚持党的领导的思想发展与经验思考中，成为领导中国革命与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力量。有学者认为：“中国现代化的阶段也可分为以党建国、以党治国和以党兴国三个基本阶段。这个进程也即是政党中心主义的中国出场和发展的进程。”①张伟：《作为主导现代化进程新范式的“政党中心主义”》，《社会主义研究》2021 年第1 期。“政党中心主义”视角提供了坚持党的领导的理论支撑，也正是基于这一政治逻辑，中国共产党对国家与社会的治理是通过意识形态来统一全国各族人民的价值理念；通过民主集中制实现权威认同与全过程民主实践来动员社会力量；通过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的统筹推进、一体建设实现党领导下的法治中国实践。德国学者韩博天认为这一政党主导的政权体制具有较高的政治韧性，“中国犹如一只‘红天鹅’。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治韧性，加上快速增长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融入全球分工体系的国民经济，使得中国成为一个非同寻常的、难以预测的重要案例”②[德]韩博天：《红天鹅：中国独特的治理和制度创新》，石磊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 年，第16 页。。

（四）“宪法为上、党章为本”的法治原则为坚持党的领导提供制度合法性

意大利学者安格鲁·帕尼比昂科认为高度制度化的政党，其政治活动才能真正达到“职业化”的形式，是构成组织稳定和存续发展的内在动力，“意识形态在塑造新建的组织、在形成集体认同上通常起着重要作用。对于组织的支持者而言，组织仍是用来实现其特定目标的工具。……当制度化开始时，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质的飞跃。制度化，实际上是组织体现其创建者们的价值和目标的过程”③[意]安格鲁·帕尼比昂科：《政党：组织与权力》，周建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61 页。。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规定了国家最根本、最重要的原则和问题，国家的性质、政权组织和国家结构形式都由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制定的第一部宪法“五四宪法”在序言开篇第一句的表述中，就对坚持党的领导取得中国革命胜利这一事实进行政治宣言式确认：“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英勇奋斗，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1949年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因而结束了长时期被压迫、被奴役的历史，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 年）”，中国人大网，http://www.npc.gov.cn/wxzl/wxzl/2000-12/26/content_4264.htm。201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修正案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一重要政治论断，作为《宪法》的总纲第一条第二款内容，这标志着坚持党的领导不仅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也是中国宪法的基本政治原则。这种合宪性的确认，不仅体现为对党的领导的事实确认，更是一种制度合宪性的表达，为后来的党的领导制度法治化和党的全面领导制度的确立和实践提供了宪法依据。“宪法为上、党章为本”，一方面，坚持党的领导制度一定要以宪法为根本的制度遵循，保证党的领导活动体现宪法法律的法治精神和制度要求，保证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法律体系保持内在统一、协调一致。另一方面，坚持党的领导要以党章为根本，按照党章确定的基本原则、要求和任务，推进依宪执政、依法执政、依章执政。党章作为党的根本大法、总章程，与《宪法》这一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共同奠定了坚持党的领导的合法性基础。国外学者也基本认同《中国共产党章程》的制度价值，“一旦作出决议，对团结的义务以及列宁主义纪律的正式准则通常能保证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负责领导人中迅速地贯彻。一个团结的领导集团形成的权威和信任的气氛有助于加深普通官员和民众的印象，从而提高他们实现党纲或承认党纲的热情。”⑤[美]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谢亮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第51 页。2017 年，党的十九大修订了《中国共产党章程》，这部党章不仅仅强调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政治重要性，更明确了党的领导的政治逻辑与实践路径。现行党章对党的领导的规定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其一是确认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其二是明确领导对象，“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其三是提出领导任务，“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其四是说明领导范围，“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其五是强调领导属性，“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其六是阐明领导方式，“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其七是表明领导原则，“党必须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在同级各种组织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

二、坚持党的领导的制度优势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发表的公报明确了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六大内容，即“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健全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各项制度；健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制度；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①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年，第272—275 页。。党的领导制度内涵丰富，可从不同维度进行把握：从制度功能来看，唐皇凤认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是党的领导制度的价值内核和思想基础；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是党的领导制度的最高原则；党的全面领导制度是党的领导制度的有效支撑和核心目标；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各项制度是党的领导制度的根本目的和根本方式；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制度是党的领导制度的基本着力点；全面从严治党制度是党的领导制度的根本保障。”②唐皇凤、梁新芳：《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构成要素、逻辑结构和优化路径》，《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4 期。从制度逻辑来看，黎田认为：“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彰显党的领导使命宗旨；“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明确党的领导关键所在；“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突出党的领导鲜明特质；“健全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各项制度”培厚党的领导群众根基；“健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制度”诠释对党的领导的基本要求；“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强调党的领导内生动力。③黎田、张世飞：《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科学内涵、建构逻辑及其价值意蕴》，《理论导刊》2020 年第10 期。其实，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之间体现出多元立体、交叉融合的关系，既秉承了传统党的三元结构领导（思想领导、政治领导、组织领导），也包括党领导体制下各领域的全面领导（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全面领导），还包括了各场域中主体间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协同性领导（党法关系、党政关系、党国关系、党际关系、党社关系、党群关系）。但是，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究竟有哪些制度优势呢？既有研究显然还没有抓住重点，更不能说清楚为什么“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这一核心问题。因为对这一问题的解释是需要从纵向的历史和横向的制度比较之中才能找到相对优势所在。

（一）不忘初心与使命担当：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多年的建国史来看，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就是纵向的、线性的中国现代史的演化轨迹。中国的现代化为什么要选择中国共产党，在历史的反复比较中，在各种主义、各条道路的反复权衡中，在各派政治力量的不断斗争中，只有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初心，坚持用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团结和带领人民大众一道革命、一路建设、一起奋斗，最终实现了国家独立、民族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守初心，就是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守初心，牢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而“担使命，就是要牢记我们党肩负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勇于担当负责，积极主动作为，用科学的理念、长远的眼光、务实的作风谋划事业”。④习近平：《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年，第6—7 页。从横向的政党制度来看，西方政党是典型的利益集团聚合体，只服务于少数的精英资本家；而中国共产党本质上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使命型政党，具有先进性与广泛的代表性。西方学者奥斯汀·兰尼以意识形态的本质、意识形态在塑造政党的政治态度、组织方式和行为模式等方面的功能差异为标准，将现代政党划分为使命型政党（missionary party）和掮客型政党（broker party）。使命型政党代表着一种理想形态，其主要目标是赢得意识形态上的皈依者，而非最大化自己的选票以赢得公职。①Austin Ranney,Governing: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Prentice-Hall,Ince.,1987,pp.165-166.李海青认为：“中国共产党以其百年的历史表明，其是一个典型的、具有充分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②李海青、毕国帅：《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20 年，第5 页。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本身即说明了中国政党体制本身的优越性，也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使命性和先进性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角色与责任担当。而历史实践也反复印证了这一个颠扑不破的道理：为中国全体人民谋求幸福，为中华民族谋求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国共产党人的始志初心和使命担当，是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不断奋斗的内生动力。

（二）全局统筹与协调各方：坚持党的领导才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的国家，而中国共产党又是一个拥有9500 多万党员的超级大党，党的各级基层组织达到486 万个之多。同西方政党的党争民主、政党分肥不同，坚持党的领导的最大优势在于能够充分调动全国各族人民的积极性，汇聚有限的资源和人力，集中力量办大事。新型举国体制能够成功的关键也在于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了全局性统筹和中长期规划，能够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诉求。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③《邓小平文选》（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16—17 页。对于国家治理体制改革与现代治理能力而言，坚持党的领导起到掌舵方向的重要作用。在政治、经济、社会、国家、政党、军队、国防、外交、安全等各项事业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处于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掌舵地位，运筹帷幄、把控全局。无论是综合国力方面的成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还是精准扶贫——彻底实现小康社会目标；无论是向贪污腐败全面宣战——全面从严治党，还是带领人民走向共同富裕——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能够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的理念与制度已经深深地嵌入于国家治理体制之中，这一党政复合体制彰显出中国之治的治理优势：首先，党组机构的设立保障了党在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经济组织、文化组织和其他非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党组的职责在于把党的领导转化为具体的执政权限。党组政治能够发挥党的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作用，以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主张和重大决策转化为法律法规、政策政令和社会共识，确保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其次，党委与党组归口管理模式设置领导小组，从而把政府管理活动按性质进行划分，工交口、财贸口、文教口、政法口、农业口、外事口等统一归类于同级党委的常委（如分管副书记）的分口负责，以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再次，党政合署办公或一体化的整合模式通过性质相近、职能合并的原则简化党政职能部门和层级设置，从而进一步优化了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工作效率，提升了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最后，民主集中制的党政组织原则保证了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组织同构与功能耦合。无论是立法、行政、司法、监察、军事等国家系统，还是农村的乡镇、城市的社区街道、学校群团等社会组织，党都建立起对应的党委、党组、支部组织。可以形象地表述为党的组织领导具有“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特征，保证“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三）领导核心与中央权威：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毫不动摇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大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加，世界经济、政治与社会震荡起伏，国家安全状况、公共安全形势不容乐观，地区性矛盾冲突频繁发生。霸权国家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主义行径变本加厉。但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和国际地位的不断上升，西方霸权主义国家开始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别有用心地炮制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国强必霸”不是历史定律，中国人民也不接受“中国必霸”的错误逻辑，中国谋求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意志不会动摇。鉴于世界总体形势仍不太平，要警惕来自于外部的风险。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这一领导核心和中央权威，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平发展必然要受到冲击和影响。党的十八大提出，新时期党和国家面临着四大考验：长期执政的考验——如何不断增强政治合法性，以巩固党的领导与执政地位；改革开放的考验——如何在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坚持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道路；市场经济的考验——如何充分调动市场主体的活力发展经济，并经受住资本主义腐朽文化侵蚀的考验；外部环境的考验——国际政治日趋复杂、地缘威胁不断增强，西方敌对势力的遏制、打压、渗透、演变、围堵、分化中国的活动不会消停，只会愈演愈烈。同样，作为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大党，党内也存在着风险和危机，存在着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的危险，也需要强化全体党员的精神之钙，坚定理想信念教育，保持斗争精神，敢于直面风险挑战。“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和“源”，强化党的核心领导与中央权威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保障。越是“乱花渐欲迷人眼”，越要“乱云飞渡仍从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要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牢牢把握党的建设总要求，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①习近平：《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第2 页。

（四）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之魂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②（北宋）王安石：《临川文集》，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 年，第749 页。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最根本的保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之魂。全面依法治国就是一方面在坚持党的领导下，实现全过程民主，从而保障人民能够当家作主；另一方面在坚持党的领导下，全面保障依法治国战略目标的实现。坚持党的领导对依法治国的保障作用，关键在于把党的领导带入到依法治国的全过程、全流程之中，即坚持党领导人大立法、保证政府执法、支持司法实践、带头遵纪守法。2021 年1 月，党中央印发的《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 年）》明确提出：“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牢牢把握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③“中共中央印发《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 年）》”,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zhengce/2021-01/10/content_5578659.htm。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最重要的特征，实现了治党与治国的法治同轨，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共同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法治中国”不同于法治美国、法治英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场法治革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国家实践，丰富了传统的法治理论，是基于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创新性法治实践。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提供了法治中国的坚强保障，实现法治中国建设的布局、统筹与引领，从而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进一步实施，不仅为党的领导制度的法治化提供合法性根基，从而保障了党的长期执政地位，而且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和提高了党治国理政的能力。当前，坚持党的领导已经被贯彻到全面依法治国的全过程和各方面：一是把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法治中国建设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党对法治中国建设的思想领导。二是建立健全了党领导依法治国的制度和工作机制，从而完善了党确定依法治国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的工作机制和程序，加强了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统一领导、统筹布局。三是能够充分发挥各级党委、党组的领导核心作用，把法治中国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从而强化了法治建设的决策部署和责任落实。四是坚持“宪法为上、党章为本”原则，实现了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统筹推进、一体建设，坚持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衔接与协调，适时地把党和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上升为国家法律。五是强化了党员领导干部的法治意识，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使全体党员成为遵规守纪的法治模范和示范标兵。

三、结 语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明确强调过这一点：“中国有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是中国、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一大幸事。……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脑子要特别清醒、眼睛要特别明亮、立场要特别坚定，绝不能有任何含糊和动摇。”①习近平：《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第59 页。历史上任何制度的出现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选择哪一条发展道路，都是受制于“地方性知识”的实践空间和历史变迁的轨迹。是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的历史情境培育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客观事实，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伟大的选择。“坚持党的领导”既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也具有政治合法性。进入新时代之后，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根本政治制度的大前提下，如何“完善党的领导”就成为未来的历史重任。党中央明确提出，“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②《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完善党的领导需要从体制、制度与机制三个方面来实现：首先，在体制方面要把“党的领导”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场域，纳入到国家治理体系与法治国家战略之中。在国家治理方面，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从政治方向、发展道路、战略规划等方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法治国家建设方面，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本质上是一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治国、厉行法治，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充分实现。其次，在制度方面要把党的领导制度纳入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之中，坚持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的有机统一。一方面，“坚持党的领导”写入宪法，意味依宪治国的政治前提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而依宪治国反过来也要求党的领导制度必须坚持“宪法为上”原则，要在依法执政的实践经验摸索中，不断制定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的基本法律和配套法规。另一方面，依规治党必须坚持党章为本，要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法规制度，强化管党治党的约束机制。最后，从机制方面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制度优势，深化和完善依法执政、民主执政、科学执政的各项机制，充分发挥党的“统筹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一是强化政治理想信念，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定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不动摇。二是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核心作用，各级党委、党组，真正承担起政治领导责任，发挥好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重要作用，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得到坚决贯彻落实。三是做好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四是全面增强执政能力，坚持战略思维、法治思维、辩证思维，科学制定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善于贯彻新发展理念，增强科学执政本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