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反贫困理论的逻辑建构

朱 圆

受古典哲学、政治经济学熏陶的青年马克思与现实社会碰撞，开启了围绕资本主义社会贫困问题的实践考察与理论性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但是，马克思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实证主义者，他不回避历史中的否定和扬弃，分割自然史与人类史彼此制约的联系；他不是一个纯粹的实干者，为了解救一个工厂、一个地区或是一个国家的贫困人民着手建立乌托邦；他不是仅作为一个纯粹的思辨哲学家，沉浸在意识的海洋中，为贫困找寻存在的必然。对于倾尽全力探求真理的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的贫困现象背后最为本质的要素是何？贫困问题是否只是漂浮在天国的虚幻镜像？贫困的人与富裕的人本质与需要是否有别？资本主义的公平正义是否是永恒的？反贫困是否可能？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的人类始终不可能绝对平等，社会主义的反贫困又基于何种价值取向？初涉贫困问题之后，对这些问题的厘清，是马克思反贫困理论体系必须解决甚至重塑的核心问题。

一、哲学基础：贫困问题的历史唯物性

马克思反贫困理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维度，这既是贯穿于马克思理解贫困本质和探寻反贫困道路的哲学逻辑，又是与其他反贫困学说逻辑上的本质区别所在。

贫困问题长期以来是一个现实问题与哲学问题纠缠难解的困惑，限于治人者与治于人者力量的有限，贫困存在于历史中，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认为是由“上帝”的目的和意志造就的必然性结果，“历史”一直在演进，但“历史哲学”“历史科学”在近代科学发声之前，并不被作为一种逻辑思维，历史学仅将历史片段无联系地串联、描述出来。伴随中世纪基督教变革，文艺复兴运动，科技进步与生产力的提升，曾经作为基督教产物的思辨哲学①赵家祥主编：《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第2 卷，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4 页。开始重新确立历史观，从康德的“自然之意图”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都在表达历史过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这时的历史哲学发生了转向，有了自己的目的和意义，然而，单纯认为历史实践客观存在，甚至“理性化”为一种迷信，无论对于传统贫困问题还是“现代性”的贫困来说，历史哲学突破的只是客观地解释而已，马克思指出：“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一任务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所以哲学未能解决它。”①参见梁树发主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一般原理的基本观点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324 页。

（一）贫困现象的产生是历史唯物性的

世界是物质第一性的还是意识第一性的，这是哲学的一个基本命题，对于贫困来说，亦是如此。

首先，人的贫困最简单的表述就是人的需要和物质资料之间产生不平衡关系，因此凡有贫困，必然存在三个基本要素：人的需要、物质资料的供给（包括物质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不平衡的状态。故而，贫困必然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发生的，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人的需要不一样，物的供给状况也不同。在原始社会，人们希望有足够的食物、便捷的水资源、安全的生活环境，在氏族的庇佑下，尽管不具备高效的生活资料生产能力，以洞穴为居，以野果、野菜、猎物为食，依然能够满足原始部落的生存需要，这种生活并不能被定义为贫困。用封建社会的标准，评判原始人的贫困与否，显然是错误的。

其次，单个人的贫困与类贫困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问题。单个人的贫困不是马克思探讨的主要内容，马克思强调“孤立的——人的个体”并不是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只能被理解为“类”，是“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因此分析贫困最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要将其放在现实性上，放在社会关系中。马克思指出，一个人无论主观上如何界定自己与周围环境的关系，本质上他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10 页。，他的需求、生产、消费都必然与他所处的时代的经济社会形态密切相关。马克思指出了“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③《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14 页。，社会贫困并不是单个个体的行为决定的，而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一种社会结构发展为另一种社会结构后，人与物质世界之间失衡的表现，是“类”人在包含各种矛盾的社会趋向中发生的、复杂又有规律的变化过程，这一规律就是由单个人组成又不以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唯物性。

（二）资本主义时代的贫困是历史唯物性的

资本主义时代的贫困并非从天而降，它随着社会物质资料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发生变化。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724 页。资本社会主义在封建社会生产方式不能满足新的物的生产和物的市场需求后，由资产阶级掀起，革命性、历史性地从经济上到政治上发展、扩张、确立的，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决定了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资本主义时代的贫困现象是马克思反贫困理论研究的最核心内容，从逻辑初衷开始，他便确定贫困产生的土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马克思认为，社会的财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占统治地位，巨大的社会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研究庞大商品堆积中的贫困现象，应该从商品这个细胞开始，分析商品的产生、商品中包含的人类劳动、劳动产生的商品二重性、劳动生产的产品包含的生产形式、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对立、生产与使用的对立——直至大范围无产阶级贫困现象的产生。马克思说，“商品是一种在物的外壳掩盖下的人的关系”，货币又将这种关系很好地遮蔽起来，以至于经济学家们可以找到商品生产的提高方法，可以找到货币增加的直接途径，却说不清为什么物质的增加与贫困的增大同时出现。

贫困现象的奥妙就在于，贫困者并不会意识到贫困很多时候不是个体发展的历史，而是社会历史。社会的物质关系是个体物质生产的基础，只不过社会物质关系以个体的生产、生活活动为它“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42—44 页。。因此，解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无产阶级的贫困问题，绝对不可能以一种思辨的、宗教的、情感的方式进行，而必须要回到产生资本主义贫困的社会关系之中。

（三）贫困问题的解决是历史唯物性的

马克思指出，唯物主义者在过去的世代总是以最为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对象”“现实”和“感性”，他们忽视了理解本身就是一种人类活动，同被理解的客体一样，都是实践。形而上学从本体论意义上思考万事万物的“发生”，对自然界、人、人的意识的研究都陷于一种起源意义上的追问。①参见莫小丽：《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实践”》，《毛泽东思想研究》2016 年第2 期。然而“全部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漂浮于形而上的追问很难用于改造世界。无论是封建社会的贫困现象还是资本主义世界广泛、深刻的无产阶级贫困，都是历史唯物性的，需要用真正的实证科学去“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哲学家们曾将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集中在思想里，树立了一个时代的哲学体系，然而哲学家终究是属于世界的，随着人类活动的丰富林立，真正的生活开始于“思辨终止的地方”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第73 页。。

贫困问题经常性地被不同的范畴在不同的时代予以观念性的解释，历史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历史观最大的不同就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不是将“观念化”过的物质贫困用“幽灵”“怪影”“怪想”等“自我意识”进行消灭，而是“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最为重要的是，重塑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之后，用革命的动力代替宗教、哲学和其他理论的动力，完成反贫困的历史革命。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年，第43 页。也只有在实践的意义上，反贫困才不止步于天才的头脑之中。

二、逻辑核心：人的本质与人的需要

“贫困”之问要追究至底，其根本就是人本身。马克思考察人的本质和人的需要，批判完全无视人作为自然人而将人异化为机器的资产阶级逻辑，扬弃纯粹的人的“精神”崛起，回归人由自然界生成又以实践创造人类历史的人的本质，系反贫困解答的逻辑起点和终点。

（一）人是感性、实在、劳动的个体

人，首先是一个自然人，是特殊的个体，有其基本的生物性，纯粹的自然界的存在物是人的首要特性，马克思跳出了黑格尔玄幻的“本质先于存在”的学说，回归到人最基本的实体上。人的物质生活和理论对象，如太阳、空气、光、水、生物、石头等，一方面是客观存在的自然实体，是人生产、生活凭依的对象和研究的对象，另一方面是人能动地在头脑中进行加工的意识产品。人依靠这些“自然产品”获得肌体所需的基本要素，同时把这些直接的生活资料根据需求进行加工和改造。总之，“人靠自然界生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第161 页。。

其次，人具有丰富的情感。区别于大多数生物，人的基础感觉经过漫长的实践后发展为意志、爱、享受、痛苦等精神感觉，主动地展开丰富的、主体的感性世界，能用耳朵感受音乐的旋律，用眼睛感受形式的美。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又是人的对象性存在。人具备自然性，同时又具备通过人的感性来探索自然的力量，完成对物的和对意识的加工能力的锻造，为“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需要而做准备。在此过程中，从感性意识到理性意识的发展，成就了人与人类社会。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第194 页。

再次，人具有劳动的属性。“个人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不在于他们有思想，而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第519 页。，当人用产生思想的头脑指挥肉体去实践的时候，人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第519 页。。人们的意识生产在物质生产中发展，在劳作中思考劳作，人类的历史也由经济到文化、宗教到政治、国家全面推进。这个过程的完成，前提是人，对象是物，桥梁是实践。

马克思将贫困视为一个现代性问题，现代性的贫困不是宗教、意识所规定的差异，而是历史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每一个人类发展阶段的贫困现象都是世世代代人类实践的历史照影，又经由人的实践予以改变。所以资本主义社会下的贫困，不会是永久的无法改变的确定，这一阶段的矛盾是前一代活动的结果，必然随着历史的发展继续推进，“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他们的社会制度”，“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的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第528 页。。

（二）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人类社会从氏族社会开始，人就依存于氏族群体，在物质世界创造过程中形成宗教、哲学等各种观念形态，形成贫富差异的经济社会结构和贫富的意识概念，贫困不仅在物质上是社会性的，而且在意识上也是社会性的。

第一，社会属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人区别于动物就在于人能够改造自然进行物质生产，结成一定的由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人获得自然属性满足的主渠道不是像动物那样直接面向自然，而是通过社会分工、交往，通过人的社会属性实现。“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年，第734 页。

第二，人的生活方式由生产方式决定，生产方式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人的一切生活、生产、意识都受其生活的社会环境以及构成这个社会环境的历史的影响，“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43 页。。每个个体从“一开始就有一种物质的联系”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第160 页。，一定的生产方式始终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社会阶段相适应。更重要的是，在共同的生产生活中，产生了“意识”，从最初的直接感知、本能，到分工出现有更多时间和机会构造的“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单个人的生活方式由生产方式决定的社会环境决定，单个人的道德、情感、价值同样决定于此。

第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结论在逻辑上由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就可推出，但马克思得出这一结论则是经历了一段严谨的研究过程。在黑格尔的国家哲学中，代表伦理精神的家庭和代表特殊性的市民社会，是统一于代表绝对观念的国家的，国家在本质上就是“理性”“绝对精神”的产物，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当“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时，马克思重新审视市民社会与国家，开始了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马克思并不是单纯地对黑格尔国家理论决定市民社会进行逻辑否定，他指出，“每个个人和每一代所遇到的现成的东西：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但是如果仅仅看到这个现实基础，没有发现现实基础形成的历史过程，不能根究决定现行国家体制的生产关系所带来的极大不公，就不能发现社会的基本规律和贫困的解决办法。

（三）人的需要和享受由社会产生又推动社会向前

人的需要从最原始的人的自然性开始，人的需要促进人的发展，人的发展同时在不断丰富和刺激人的需要。每当人类获得满足某种需要的能力时，马上就会派生出新的需要，促使人类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产生一种新的发现或技术。

第一，需要的变化反映在人与自然的脱嵌中。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慢慢发生着变化，当然，即便是在现代社会，人类仍然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依靠自然生存，但是个体对自然的直接性需求占其总需求中的比重在不断下降，甚至最基础的食物需求也不是他直接向自然索取，而是经过了人类社会和市场整体的加工。原本每个个体与自然的紧密相嵌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逐渐脱离，转而向其所处的这个社会群体，以其所能承担的方式，尽可能地实现其需要。在此过程中，由直接的满足基本物质需要的过程，夹杂人际交往、生产分配、地位阶层、文化宗教等，衍生出了更加复杂的需要链，而增加的需要越多，个人与自然的脱嵌便越彻底。

第二，需要推动社会进步。资本主义社会正是在满足需要的同时又创造更多需要的过程中发展的。随着资产阶级在经济领域占有的扩大，市场提供的选择愈发广阔，需求永远在增加，特别是世界市场的开拓，为资产阶级扩大生产提供了更多动力。劳动力成为资本主义爆发的必需品，因此总是会用各种方法缓和社会矛盾，满足工人阶段性要求。马克思指出，这一时期，由于劳动力市场紧缺，生产又爆发式增长，必然会出现一段工人工资提高的过程，很快市场会拓展有钱人的社会享受，创造出更多的奢侈需要。那么，工人的生活水平表面上看随着工资的提高有所提升，但整个社会收入增长最大的不是工人，而是资本家，个体更丰富的需求得到更多满足的也是资本家。二者在社会发展中所享受的程度相较，工人获得的社会满足不仅没有增加反而降低了。可见，决定个体需要的不是个体本身，对需要的满足不是用发展了的生产力与已经成为过去的需要相对应，衡量需要和享受是以社会提供给个体的整个生产、生活环境为基础的，是以社会为尺度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相对的性质”。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第729 页。

第三，反贫困的实现以共同的目标、多维的需要为前提。既然人的需要永远存在，需要依存、变化于人的社会关系之中，那么需要是否永远都无法被满足？如果是这样，反贫困是不是终究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中人的需要又有何不同呢？马克思回答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对生产力的需要源于对资本的追逐，扩大再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平均的需要”②国内外绝大多数学者并不认为人的需要可能“平均”，马克思阐述的也不是完全平均的社会，“平均”只可能是目的的公平性，也就是回归人的公平。，因此一切生产力和交换手段的支配由资本市场决定，越多的生产必然引起越多的贫困。当整个社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生产仍然需要，并且与资本主义时代的生产规模相比还要进一步扩大，在那时，由于人回归于人的本质，有了独立的人格和更加丰富的需要，虽然会生产出超过社会当前需要的物质资料，但更加多维的人的需要决定了物质财富不会是一切价值的衡量标准，也就不会存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并且，在人的生产是最富创造性的时代，需要会以更新、更全面、更人性的方式出现，并成为推动人类继续前进的手段。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第688 页。

三、价值尺度：平等观与正义观的重塑

“现代性贫困”令人最为困惑也最为讽刺之处，恰在于它是在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宣言的资产阶级创造的资本主义世界中诞生的，尽管贫困古已有之，但资本主义社会下的贫困可谓人类贫困史之最。“自由平等”乃资产阶级“正义”的代表，当今世界所谓“资本主义终结论”宣扬资本主义的“正义”是人类“正义”的理性之光，而马克思却用最简单的论述揭露了资本主义正义的虚伪和“正义”的本质。然而世人往往迷信于“正义”的靓丽词汇，忽视了作为意识形态的“正义”不是永恒不变的价值尺度，在客观、具体、实在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社会生活之中，资本主义的“贫困”现实就是最好的“不正义”证明。马克思用“唯一的科学”——“历史科学”论证了“正义”的本质，发现不同“正义”间存续、对抗的历史规律，看到人类在对“正义”的渴望中追逐自身的物质、精神脱贫。

（一）“正义”的本质是一种意识形态

第一，“正义”不是永恒的真理，不同社会存在不同的“公平”“平等”等价值观念。马克思指出，人类在发展的历程中，不同的家庭有自己的正义标准，不同时期的国家标榜不同的正义，宗教、道德体系中的正义也有巨大的差别，甚至是文学、艺术、科学都在一定的正义观上被人们接受。“正义”差别的背后是生产方式的差别，对什么是“正义”的追究密切地受着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年，第121 页。无论是从道德的角度还是从法的角度，“正义”都是人在物质生产中完成的精神生产，其本质都是一种意识形态，“正义”“道德”等不是它们所处的社会的“永恒的”“真理的”基础，“恰恰相反，它们是那个社会的产物”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第669 页。。

第二，作为意识形态的“正义”以观念、观点、概念等不同形式表现，随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占社会主流认同的“正义”反映的是统治阶级的意志。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第50—51 页。“社会历史上从来不存在要不要正义的问题，存在的只是什么或怎样才是正义的问题。”④林剑：《论马克思历史观视野下的社会正义观》，《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 年第8 期。奴隶社会有以奴隶为私有财产的正义，封建社会有“君权神授”的正义，宗教有上帝所指即为心之所归的正义，资本主义社会金钱则代表一切的正义等，都是生产力发展所决定的意识形态，“正义”在本质上是观念的上层建筑。在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构成了每一代的物质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基础。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第582 页。

第三，历史上伟大的哲学家们追求理性与真理，甚至超越自身生活的社会环境，追寻更远处的“正义”理想。哲学本身是一种思想一种意识形态，又以思索所有思维的和存在的真理性为己任，然而无论真正的“公平”“正义”“真理”有无被参悟，“当关系还没有发展到能够实现这个意志以前，这个‘意志’的产生也只是存在于思想家的想象之中”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年，第379 页。。

（二）“正义”的基础是生产力发展水平

马克思认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第550 页。。奴隶之于奴隶主的正义、封建农奴之于封建统治者的正义都有同样的局限，当奴隶制度适应并促进生产力发展时，维持奴隶制度的“正义”是社会各阶层的必然选择，奴隶主对待奴隶如同对待他自己的私人物品一样，从原始氏族社会中承袭下来的主人对其拥有的财产（奴隶）的保护，不仅是奴隶主的“正义”，也是奴隶的“正义”，他们的思想不可能超出奴隶制生产生活决定的界限。当直接反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正义”意识出现时，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也局限在这一意识存在的物质关系之中。对于资产阶级也是一样，当封建的制度、道德束缚生产发展时，“在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501 页。迫使思想“铁笼”中的资产阶级以“正义”之名冲破牢笼，马克思说，无论资产阶级借由“民主”“正义”的方法来改造社会，“但是这种改造始终不超出小资产阶级的范围”，因为他们自身获得解放的条件和要求仍然是现实的社会世界，是身处的具有深刻历史沿袭的物质关系与社会关系。

（三）没有无阶级的“正义”

现实的社会生产和交往是“正义”存在的土壤，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清晰地阐明了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都是在阶级对立、斗争中运动前进的，在不同的阶级社会，对立以不同的形式展开，“正义”观念也发生着变化。在不同的阶段，有与社会生产生活密切相适的主流意识形态，以宗教、道德、哲学、政治、法的观念等形式体现，这些意识形式的主要观点或流派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兴起、成熟、高潮、衰落，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出现某些似乎是通用于人类社会各个阶段、各种历史、各个群体共同认可的价值观，如“自由”“正义”等。这种看法貌似基于人类历史的发展作出了“科学”的结论，却把现实割裂在历史之外，将每一个出现的当下都看作了永恒，忽视了当下也是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以遵循社会发展基本规律而发展的。因此，马克思不是要构建某种“正义”的价值，而是要废除阶级社会所谓“自由”“平等”“正义”等“永恒真理”。因为它们不管处于何种形式，都是在一部分人剥削另一部分人的阶级社会中运动的，“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只有消灭了阶级，消灭了阶级对立，这些意识形式才会完全消失。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 卷），第51—52 页。

马克思特别强调，以“平等”“自由”“正义”为旗帜的资产阶级运动虽然成就了人类生产力发展史的巨大进步，但资本主义的“民主”“正义”本质上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正义”。资本主义给封建社会人们渴望的主体存在感，穿上了抽象的外衣，使每个人独立于市民社会之外的“自由公民”沉浸其中，忘记了资产阶级只是用更好的伪装修饰了自己政治统治的地位，人们本质上仍处于实际上更加深刻的阶级社会之中，受统治阶级政治、经济直至思想的制约。马克思深刻地批判“政治经济学家”们所谓的“天然正义”，如果用达尔文“物竞天择”的自然进化来看待人类社会的话，那么一切的发展、变化都是正义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社会是正义的，生产力发展带来的商品交易也是正义的，经济交易由单个人的契约行为变为法律形式的政治行为自然也是正义的。这种正义观本质上是为当时的利益主体、政权获得者——资产阶级作既合乎道德又合乎法律的辩解，无视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其道德价值、法律都具备历史性，“正义”的形式作为单纯的形式，是不能决定这个内容本身的，“自然正义”的阶梯仅仅表示——“正义”是阶级性的——这个内容。

总之，马克思正是基于哲学基础、逻辑核心、价值尺度三大维度为基底，建构起科学的反贫困理论，深刻回答了何为贫困、何为贫困根源以及如何消除贫困等问题，从而实现了人类历史上反贫困理论的革命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