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生互动关系与博士生心理健康状况的正向性研究

赵志涵

引言

据统计，2004年到2018年这15年间，我国博士研究生的年度招生人数从5万多增加到9万多，规模翻了一倍。截止到2020年，我国博士研究生招生总规模接近10万人。随着博士研究生年度招生人数的增加，培养年限的增长，在校博士研究生规模迅速扩大。当今博士研究生面临着社会迅速发展带来的学业、就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多重压力，特别是2020年以来世界范围的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冲击和变化，这些叠加的压力使得这些在读博士生内心世界充满了矛盾冲突，由此引发的博士研究生群体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凸显，已成为各国高等教育发展共同面对的挑战[1]。

高质量的博士生教育关系到国家科技发展的动力来源，博士是国家未来科学研究的中坚力量。关注博士生心理健康状况研究，关系到博士生教育培养的成败，而日益凸显的博士生心理健康状况问题会造成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对于博士生个体而言，长时间的压抑、焦虑和失眠，必然会影响博士生的日常工作和学习，降低工作效率、分散学习专注力、影响学业的顺利开展，提高了学业中断的风险。对于高校研究团队而言，博士生是高校科研团队的中坚力量，心理健康状况会影响到整个科研团队学术成果产出的质量和数量。对于国家和社会而言，如果有越来越多的博士生出现抑郁、焦虑倾向，必将影响博士生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信心和毕业后职业的选择，从而导致国家人才流失，社会资源浪费。面对上诉困境，应如何为博士生心理健康状况提供舒缓机制，缓解博士生心理健康问题，成为博士生培养和教育发展的保障性课题。

一、博士生心理问题的压力源分析

国内外很多研究结果显示，博士生已经成为心理健康问题的高危人群。有国外学者针对美国8所常青藤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展开调查研究，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收集、统计、分析这些学生的抑郁指数和焦虑指数，结果显示博士研究生中接近半数的人有焦虑倾向，超过一半的人有抑郁倾向，这已经远远高于社会的平均水平[2]。国内也有学者做过类似的心理调查和研究，结果竟然高度一致：博士研究生在焦虑倾向和抑郁倾向两个维度的指数均高于高校学生的平均水平，其中女博士的平均指数高于男博士的平均指数[3]。值得关注的另一问题是，博士研究生焦虑指数和抑郁指数高于平均值，但是自我主动寻求专业心理咨询帮助的比例却低于平均水平。部分博士生心理健康问题严重到影响睡眠，但仍然没有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医生帮助。

通过梳理既有文献资料，和对部分博士生进行深入访谈，可以分析得到博士生心理健康问题的主要诱因，学业压力、就业压力和情感(婚姻)压力三个方面共同作用。首先，学业压力是最普遍的压力，几乎所有的博士生或多或少都会面临学业压力。因为博士生的学业要求不同于其他阶段或其他工作要求，它具有时效性，所有成果必须在规定的年限内完成。并且它对研究质量有较高要求，要取得博士学位，需要完成具有创新性价值的研究成果，且创新点不止一个。这种高挑战性、高密度、高强度、高时效性的科学研究工作，其压力高于一般的学习压力和工作压力。其次，便是就业压力，随着博士研究生年度招生人数的增加，毕业博士生的增多，必然造成博士就业市场供需关系的改变。过去每年毕业的博士基本上可以被各大科研院校消纳吸收，但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博士选择去了企业或考公。留在科研岗位的博士也并不轻松，非升即走或非升即转已经是很多高校(尤其是高层次研究型大学)的常规操作，博士们并不能一劳永逸，职业发展前景并不乐观。最后是情感(婚姻)压力，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再到硕士毕业，一个正常博士生的门槛年龄至少在24岁以上，大部分人博士毕业要到30岁左右，所以越来越多的博士，尤其是女博士，选择在读博期间结婚，甚至生子，这就给本就压力重重的博士生涯带来很多不确定因素。甚至有极端案例，由于博士学业中断导致婚姻破裂，或是婚姻破裂导致博士学业中断的情况。

学业、就业和情感(婚姻)这三大压力源相互交织，在同一时空下形成一种叠加效应，造成了博士生心理健康问题频发的局面。但博士生心理健康问题的解决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仅靠临时性、个体性、触发性的解决方法，必须建立科学、系统、有针对性的帮扶体系。

二、师生互动关系研究述评

古人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这是传统师生之间的关系，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是讲解与聆听的关系，是指挥与服从的关系。教师是权威，是中心，是引导者和评审员，学生是观众，是听众，是被指引者和参与者。在这种关系主导下，学生缺乏参与性，教师缺乏反馈。

2007年，高校博士生培养质量调查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在这次的调查报告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使用了“导师指导”这一表述[4]，它指的是博士生在学习期间，导师与学生之间教学、科研以及道德修养培养等方面影响过程的总称。我们从文字字面上来看，“导师指导”的主语是“导师”，因此这一表述的出发点是从导师的角度看待师生之间的关系，强调的是导师的主导地位和作用，在这种相互关系中，博士生的感受、想法、对导师指导的反馈、理解等都是被忽略的。但我们知道，大学教育，尤其是博士研究生的教育培养过程中，导师不仅仅是引导者，学生也不仅仅是参与者，师生之间不是简单的指挥与服从关系，而是相互启发、相互影响，甚至相互合作的关系。因此，2009年，国外有学者提出了“师生互动关系”这种更为全面的表述方式。“导师指导”表述的是单向性的关系，“师生互动关系”表述的是双向性的关系，不仅包含可以量化的指导频次、指导时长、指导方法等部分，还最大限度地涵盖了导师指导过程中无法明确量化的情感关怀、信息分享和学业支持[5]等部分。

我们用“张力”来描述和度量导师和博士生之间的相互影响程度。张力大时，表示两者之间相互联系紧密，互动频繁，张力小时，表示互动关系联系弱，互动少。通过不同的维度就可以描绘出不同的师生互动关系。WUBBELS在总结了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将“亲近程度”和“影响程度”两个维度发展成两维坐标图形[6]，“亲近程度”维度的正向是师生关系合作亲密，负向是师生关系相互抵触。“影响程度”维度的正向是导师干预强势，强调导师的影响力，负向是导师干预弱势，强调博士生的自主性。在这种X-Y正交的坐标体系中，越靠近轴坐标的外侧时，绝对值大，表示“张力”的数值就大，也就是说师生互动关系强度越大。通过这种“影响程度”-“亲近程度”两维坐标体系，可以归纳出8种类型的“师生互动关系”：①“领导型”，导师强势干预，师生关系合作大于抵触；②“帮助/友善型”，师生关系偏向相互合作，导师干预不多；③“理解型”，师生关系偏向相互合作，学生自主性大于导师干预；④“给予学生自由和责任型”，学生自主性大，师生关系合作大于抵触；⑤“含糊/不明确型”，学生自主性大，师生关系抵触大于合作；⑥“不满意型”，师生关系抵触程度高，学生自主性大于导师干预；⑦“训诫型”，师生关系抵触程度高，导师有一定程度的干预指导；⑧“严格型”，导师强势指导，师生关系抵触大于合作。

三、师生互动关系对博士生心理健康影响机制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知道有8种师生互动关系，那么到底哪几种师生互动关系可以对博士的心理健康状况产生正向影响呢？以及这些影响有没有强弱之分呢？

考虑到师生之间的关系与工作中领导与员工之间的关系具有相似性，因此我们借鉴工作压力研究模型中一个应用非常成熟和广泛的模型——工作要求—控制——支持模型(JDCS模型)[7]。JDCS模型认为：人们的工作压力由三个要素直接产生，分别是工作要求、工作控制、工作支持。其中工作压力和工作控制力感知呈现负相关，而工作控制力感知和工作要求负相关，和工作支持度正相关。也就是说，个人对自己工作控制感越弱，无力感越强，工作的压力就越大。如果个人从外界获得工作支持越多，个人的工作压力就会越小。

博士生涯中，工作要求(博士毕业要求)是客观存在的，是无法改变的，因此要调节工作压力，就要通过工作控制力感知和工作支持度来实现。而在师生互动关系中，我们可以知道，导师的密切关注和强势指导，是可以提供一定的工作支持；师生之间的相互合作，亲近程度可以显著提高博士生的工作控制力感知度。因此，8种师生互动关系中，我们发现“领导型”关系和“帮助/友善型”关系最可以对博士的心理健康产生舒缓作用，“严格型”关系和“理解型”关系次之。“含糊/不明确型”关系和“不满意型”关系会增加博士心理健康的压力，“给予学生自由和责任型”和“训诫型”关系也不能对博士心理健康产生正向影响。

四、正向作用博士生心理健康的师生互动关系构建

为有效舒缓博士生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围绕主要压力源，合理构建良性的师生互动关系，在互动中，要根据实际，时刻关注博士生的学业压力、就业压力和情感压力，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博士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发生。

首先，构建良好的师生互动关系，需要确立“立德树人”为宗旨的导师评价体系。导师的道德情操直接决定了人才培养的质量，是良好师生互动关系的基础。教育部在《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中强调“积极引导广大高校教师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报告也强调了“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只有具备良好师德师风的博士生导师，才更有可能建立起良好的师生互动关系。在我国，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所以导师的人生观、价值观对学生有直接的影响，都会折射到研究生的个人成长和发展中去。一个有高尚情操、以“立德树人”为职责的导师，更有可能进行换位思考，帮助学生的成长成才，关注学生的学业压力、就业压力和情感压力。因此建立正向作用博士生心理健康的师生互动关系，首要的就是提高导师“立德树人”的责任感，在导师评价体系中体现出“立德树人”的宗旨。

其次，构建良好的师生互动关系，需要为博士生导师建立相辅相成的助力发展平台。社会一般较少聚焦博士生导师这一群体，因为他们大多拥有多年教龄，成果丰富，有的德高望重，很难让人意识到他们也许也会面临问题，需要帮助。博士生导师这一群体具有某种权威性，会给人一种无形的压力，让提供帮助的人望而却步。但在博士生的指导过程中，即使研究经验丰富、专业知识深厚的导师，在指导一些学生的过程中，也会面临纠纷和冲突，也会经历情绪的高峰和低谷。所谓术业有专攻，博士生导师在自己的领域里都是各行各业的翘楚，但在大学生心理健康领域方面，却还是“道听途说”的萌新。他们有的拥有一腔热情，但不得安抚要领，指导博士生日常工作、生活、学习过程中时，出发点都是好的，但结果千差万别，不同性格的学生，需要用不同的方法对待，不同能力的学生，提不同的工作要求。因此，高校可以通过交流、观摩等方式为博士生导师提供帮助，及时解决博士生导师面临，或可能面临的学生心理问题，帮助他们解决所带学生可能存在的心理问题，帮助他们习得如何在日常的学生接触、指导过程中，预防出现学生心理健康危机。

最后，构建博士生和导师共同学习与成长的共同体，建立宽松、友好的高校文化生态圈。归根结底，博士生的三大压力，主要来自于社会、学校、家庭和个人，对学生友好、对导师宽松的文化生态圈，可以最大限度利于良性师生互动关系的建立。从学术支持角度，导师与博士生加强互动，导师因材施教，及时解答学生学术问题，与学生进行常规性沟通，讨论科研实验最新成果，分享当前学术热点问题，博士生发挥自主创新能力，导师与学生共同制定合理学习计划，合理支配科研创新资源。从人际支持角度，导师照顾学生心理情绪状态，定期组织团建、交流会、聚餐等，当学生产生心理不良情绪时，可及时排解，同门内还可以行程良性的就业资源共享。从自主支持方面，学生和老师采用民主平等的交流方式，导师允许学生在科研实验中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帮助学生找到适合自身的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