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沛琦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77)
学术界对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关系的研究由来已久,学者们从不同视角采用不同方法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但迄今仍未达成一致结论。古典经济学认为,环境规制所导致的企业排污成本内部化会挤压企业用于研发的那一部分资金投入,进而抑制企业的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效果,环境质量的改善必须以降低经济增长为代价。[1-3]而哈佛大学教授波特认为,恰当的环境规制能够促使企业进行更多的技术创新活动,从而抵消创新所需部分或全部成本,实现“创新补偿”效应,此即环境规制中经典的“波特假说”。[4-5]国内外学者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对“波特假说”从理论和实证上进行了验证,基本形成了两种代表性观点,即“促进论”观点和 “抑制论”观点。
第一,“促进论”观点。Brunnermeier和Cohen根据美国制造业的数据证实了环境规制能对环境相关的技术创新产生正向促进作用。[6]Jaffe等和Yuan等基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也支持了“波特假说”成立。[7-8]Ramanathan等和Albrizio等从环境管制政策的灵活性与差异化出发,研究发现更为灵活的市场型政策工具比命令—控制型的环境政策工具对生产率增长的促进更为明显。[9-10]王锋正和郭晓川认为,环境规制强度对我国工业企业 R&D效率的影响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胡雪萍等运用SYS-GMMM方法证明了天南地北规制以一种“U”型动态影响绿色技术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