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迁移对代际传递的削弱作用
——基于CGSS的多层模型分析

赵安琪，吕康银

（东北师范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吉林 长春 130117）

随着家庭结构与家庭财富积累模式的转变，代际之间社会资源的传递性逐渐增强，代际资源流动的方向逐渐从子女到父母的“向上流动”转变为“向下流动”，［1］“二代”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伴随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个体之间的社会资源差距逐渐拉大，形成了家庭禀赋的差异；家庭中子女数量的减少使得父代的资源传递更加集中；而劳动力市场中对稀缺资源的激烈竞争又增加了子女对父代资源的依赖程度。相关研究发现，父代的社会资源优势对子代的教育水平、收入、就业机会、职业和行业进入均具有显著影响。［2-9］

较低的代际流动性是因为父代的收入可以通过以教育、社会关系和文化资本等要素为中间机制影响子代的收入，造成收入差距的代际传递，而劳动力在地域间的流动能够改变原本代际流动的影响机制，同时强化个体前期所受的教育对收入的影响，有助于提高社会流动性。［10］许多学者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劳动力迁移对代际传承强度的削弱作用［9，11-13］，特别是对于低收入家庭的子代，劳动力迁移能够显著提高贫困家庭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有助于摆脱贫困传递陷阱。［14］

为了提高收入水平、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劳动迁移者更多选择迁往经济发达的大城市，而大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激烈竞争、高房价、以及户籍制度下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可得性约束，成为了劳动力迁移的主要障碍，人力资本水平和购房能力逐渐成为劳动迁移者能否在迁入地稳定居留的主要影响因素。由于大城市房价畸高，购房实际上成为了对父代经济能力的考验，而高学历的获得又与父代的人力资本投资能力有莫大的联系，因此，高收入家庭的子代在劳动力迁移中更具资源优势。那么，父代的社会资源约束是否会降低子代通过劳动力迁移提高自身生活质量、实现阶层跃迁的可能性？劳动力迁移能否打破父代资源优势对子代就业质量和生活质量的影响？这是本文的研究目的。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和人口平均寿命的延长，代际之间的影响变得越来越重要。尤其是在中国“责任义务观”的文化背景下，父母更是基于强烈的“利他”动机，不计回报地为子女付出。［15］为了提高家庭再生产能力，父代往往会倾注自身资源，通过财富的直接转移、人力资本投资，或利用社会资本在信息传递、人情沟通、建立人际信任和社会资证等方面的重要影响，［16］帮助子代提高就业质量和生活质量，最终表现为较高的代际传递性。

首先，劳动力迁移之所以被认为是打破代际传递的有效途径之一，主要是基于劳动力迁移的收入导向性，即认为迁入地和迁出地之间的实际工资差距或预期收入差距是导致劳动力迁移的主要原因。［17，18］其削弱机制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低收入家庭的子代由于在来源地不具备家庭资源优势，为了摆脱代际低收入传承陷阱，往往具有更强烈的迁移动机，而迁移到人力资本回报和就业机会公平性更高的大城市，有利于提高个体就业质量，实现阶层的向上流动；二是高收入家庭的子代通常在父代的经济支持下已经在来源地享有相对舒适的生活，迁移后增加的生活成本会压缩迁移收益，而由于社会关系网络的地域局限性，子代迁移后会失去父代关系网络对其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或职业发展前景的助力，从而阻断了父代社会资本优势的代际传递，有利于降低代际收入传递性。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1：

H1：劳动力迁移能够削弱父代社会资源对子代就业质量的影响。

其次，现代劳动经济学认为，劳动力的自愿迁移是劳动者为了在长期获得收益而自愿在早期承担一定成本的一种投资行为。［19］从迁移成本来看，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城市人口的集聚必然导致地租的上升，具备优势经济特征的大城市往往具有更高的房价，居住成本逐渐取代交通和通讯成本，成为了劳动力迁移的主要经济成本。与社会资本的地域局限性不同，经济资本的转移通常不受地理距离的限制，高收入家庭的父代可以通过帮助子代购房等方式为子代分担迁入地的居住成本，使子代在迁入地同样保持较高的生活水平；低收入家庭的子代则可能因为无力承担大城市的生活成本而无法在迁入地稳定居留。从迁移收益来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收入之外，劳动者对个人发展空间和城市公共设施、文化娱乐、教育医疗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的需求也越来越大。高收入家庭的子代在物质生活能够得到基本满足的同时，通常对个人发展空间和地方生活品质具有更高的偏好，劳动力迁移同样可能成为高收入家庭帮助子代提高生活质量的有效途径。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2：

H2：劳动力迁移并不能阻断父代资源优势对子代生活水平的积极影响。

最后，高收入家庭通常具有更高的教育投资能力，子代人力资本水平相对较高，且由于家境殷实，父代对子代向上支持的需求较低，子代对闲暇的偏好相对更高，在父代经济支持下又具备对迁移成本和试错成本的承担能力，在迁入地的生存压力相对较小。因而高收入家庭的子代迁移后往往在工作强度和稳定性方面保持较高要求，具有丰富的文化娱乐生活和主观幸福感的可能性相对更大。而低收入或农村家庭的子代在养育子女和赡养老人方面的负担更重，迁移后又要承担大城市更高的生活成本，子代为了提高收入可以无限延长工作时间、压缩生活支出，较少在迁入地进行社会交往和娱乐消费；且受制于家庭教育投资约束，子代从事制造业或服务业的可能性更大，工作稳定性相对较低。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3：

H3：劳动力迁移并不能阻断父代资源优势对子代工作舒适度和生活幸福感的积极影响。

二、研究设计与数据说明

（一）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选取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该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发布，采用连续性截面调查收集了中国社会、社区、家庭、个人等多个层次的数据，根据研究需要，将CGSS 2012、2013、2015和2018四年数据组成混合截面数据，选取其中出生年份在1970年以后、年龄在18岁以上的子代样本①选取1970年以后出生的样本是为了排除制度性障碍导致的迁移样本自选择，中国早期户籍制度的严格执行在极大程度上限制了劳动力迁移，1970年以后出生的劳动力初次就业年份基本在1990年代以后，户籍制度有了实质性放宽。，同时剔除极端值和异常值，并剔除被访时正在读书的子代样本和子代14岁时父母均已去世的样本。此外，部分地区特征数据由2012～2018年的《中国统计年鉴》相应数据计算得到。

（二）变量说明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劳动力的就业质量和生活质量。其中，就业质量包括子代的工作收入、工作时长、是否签订劳务合同、是否为管理者、以及工作方式自主度等五个指标；生活质量包括子代的生活水平、社会融入和主观福祉；生活水平选取子代拥有房产和家用小汽车的情况，以及经济水平是否在工作地平均水平之上进行测量；社会融入用子代在工作地参加文化活动情况和社交频率测量；主观福祉用子代的生活幸福感和沮丧情绪测量。主要解释变量为父代的社会资源优势，用父代的社会地位进行测量。

控制变量包括个体控制变量和地区控制变量，其中，个体控制变量包括子代的教育水平、性别、年龄、户籍和健康状况；地区控制变量为子代工作地（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平均收入水平，用地区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除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并对其进行对数处理。各变量定义及相关说明见表1。

表1 主要变量说明

此外，本文的劳动力迁移不包括以探亲或求学为目的发生的短期流动和子代年幼时随父母迁移的情况，因此本文将在16岁以后来到本地居住、离开户口登记地或户口迁到本地的子代样本定义为“劳动力迁移”；将“从出生起一直在本地”“在本地只是短暂居住”，以及在未满16岁时来到本地居住、离开户籍登记地或户口迁到本地的子代定义为“未进行过劳动力迁移”，并以此为依据，将子代样本按照是否发生劳动力迁移行为进行分组。

（三）模型设定

劳动力的就业质量和生活质量既由个体特征决定，同时也可能受到地区因素的影响，在同一地区内工作和生活的劳动力与其他地区的劳动力相比，可能具有更大的相似性。因此，地区组内观察相互间可能是非独立的（组内同质），即存在ICC（组内相关系数）。而多层模型分析能够评估个体水平的解释变量和结局变量的关系是如何受群组水平变量调节的，可以修正因观察数据的非独立性引起的参数标准误估计偏误，从而有效处理多层数据中非独立观察数据的需要。［20］因此，本文选择多层回归模型对影响劳动力就业质量和生活质量的个体因素和地区因素进行分析。

由于在被解释变量中，子代的工作收入和工作时长为连续变量，其他被解释变量均为二分类变量，因此本文分别选取多层线性模型和多层Logit模型对子代就业和生活质量各变量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针对本研究的实际情况，由于不同地区劳动力的就业质量和生活质量有不同的截距和斜率，因此本文在多层模型的个体层随机效应模型中将斜率和截距设为随机参数，如式（1）所示；为控制不同地区劳动力的就业质量和生活质量差异，将个体层的截距看作随机系数，并添加地区特征变量，如式（2）所示；斜率项则不添加地区特征变量，设为随机成份的固定参数，如式（3）所示。

个体层次：

地区层次：

整理后综合得到多层线性模型如下：

其中，下标i、j分别表示个体和地区，yij为子代的工作收入或工作时长，Fij为父代的社会地位，Xij为子代的个体特征，包括子代的教育水平、性别、年龄、户籍和健康状况，wij为子代工作地的地区平均收入水平，γ00+γ01wij+β1Fij+γ20Xij和μ0j+μ2jXij+εij分别为模型的固定成分和随机成分。

同理，建立多层Logit模型如式（5）所示：

其中，Pij为子代具备相关就业质量或生活质量特征的概率，γ00+γ01wij+β1Fij+γ20Xij和μ0j+μ2jXij分别为模型的固定成分和随机成分。

（四）相关描述性统计

主要变量的基本统计特征如表2所示。在子代的就业质量中，迁移子代的工作收入、工作管理情况和工作方式自主度的均值均大于未迁移子代，说明劳动迁移者整体上具有更高的就业质量；但从工作时长和劳务合同签订情况的均值来看，劳动迁移者的工作强度更大、工作稳定性更低。在子代的生活质量中，迁移子代拥有房产和小汽车、参加文化活动以及沮丧情绪的均值均大于未迁移子代，在当地的经济水平、社交频率和生活幸福感的均值均小于未迁移子代。说明劳动迁移者整体上具有更高的生活水平，文化生活更为丰富，但可能由于劳动力倾向于流向经济发达的大城市，激烈竞争下迁移者在迁入地的相对经济水平和社会融入度更低、生活幸福感更低、也更易产生沮丧情绪。

表2 主要变量统计特征

在个体层次变量中，迁移子代的父代社会地位均值和标准差均大于未迁移子代，说明父代资源劣势的确可能降低子代劳动力迁移的成功率，而迁移者的父代社会地位差异较大。在子代的个体特征中，迁移子代的教育水平均值更大，而年龄和户籍的均值更小，说明教育水平较高、年龄较小或具有农村户籍的劳动力更易进行劳动力迁移。在地区层次变量中，迁移子代所在地的地区收入水平的均值更大，说明劳动迁移者更倾向于迁往平均收入水平更高的地区。

三、实证检验

（一）零模型

在构建完整模型前，本文对子代就业质量和生活质量影响的零模型进行检验，以通过就业质量和生活质量的个体层次和地区层次变异的显著性证明选择多层回归模型的必要性。劳动力就业质量和生活质量的零模型回归结果分别如表3和表4所示，从中可以看出，固定效应中各模型的截距均在0.0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chibar2（01）均在0.0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截距变异（μ0j）不为0，地区差异是劳动力就业质量和生活质量的重要变异来源，应该考虑分层模型。

表3 子代就业质量的零模型回归结果

表4 子代生活质量的零模型回归结果

根据地区层次ICC值可知，子代的工作收入、工作时长、是否签订劳务合同、是否为管理者和工作方式自主度的变异中分别有3.2%、1.9%、0.9%、3.3%和2.2%是由工作地的差异造成的，而子代的房产拥有情况、是否拥有小汽车、在当地的经济水平、参加文化活动情况、社交频率和生活幸福感的变异中分别有3.5%、6.5%、1.9%、6.5%、1.9%和3.6%是由工作地的差异造成的。因此，地区差异是劳动力就业质量和生活质量的重要变异来源，但却不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个体层次的差异才是造成子代就业质量和生活质量差异的主要原因。然而，即使一个很小的ICC也会导致较大的第Ⅰ类错误，［20］因此有必要对劳动力的就业质量和生活质量进行多层模型分析。

（二）完整模型

1.就业质量

在子代的劳动力市场表现方面，父代社会地位对子代迁移后的工作收入和是否为管理者的影响系数均不显著（如表5第（1）、（3）列）；但在未迁移子代分组中，父代社会地位的系数均在0.0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如表5第（2）、（4）列）。说明子代留在家乡工作能够利用父代资源优势提高自身的工作收入和在工作中成为管理者的可能性，而迁移到其他地区则会失去父代资源优势对就业的帮助，子代的劳动力市场表现不再受家庭禀赋的影响，验证了劳动力迁移对代际收入传递的削弱作用，本文的研究假设1得证。

表5 子代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多层模型回归结果

而从工作强度和稳定性来看，父代社会地位对迁移子代的工作方式自主度、工作时长和是否签订劳动合同的影响系数均在不同置信水平上显著（见表6第（1）、（3）、（5）列）。说明在子代迁移后，父代的资源优势仍有利于降低子代的工作强度、提高子代工作的自主度和稳定性。因此，劳动力迁移的确可以打破父代资源优势对子代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但具备家庭禀赋优势的子代在迁移后工作更为轻松稳定，说明劳动力迁移并不能完全阻断父代资源对子代就业质量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3。

表6 子代工作强度和稳定性的多层模型回归结果

在个体层次变量中，教育水平和性别对迁移子代的就业质量具有更大的影响，说明劳动力迁移能够提高劳动者的教育回报，但在迁入地的劳动力市场中往往面临更大的性别歧视，男性迁移者的就业质量更高。在地区层次中，地区收入水平对迁移子代工作收入的影响更大，说明劳动迁移者的工作收入在更大程度上受到地区平均收入水平的影响。经计算，当多层模型的地区层次不引入地区解释变量时，迁移组和未迁移组子代工作收入多层线性模型中地区层次的方差（原始方差）分别为0.157和0.123，而根据表5第（1）、（2）列，二者对应的条件方差分别为0.027和0.021，由“（原始方差-条件方差）/原始方差”计算得到，迁移子代和未迁移子代的工作收入平均水平在不同地区间均有约83%的变异可以被地区平均收入水平的差异所解释，说明地区收入水平差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个体层次的工作收入在不同地区间差异的背景效应，迁移到经济水平更高的地区有利于提高劳动力的收入水平。

2.生活质量

从子代的生活水平来看，父代社会地位对迁移子代和未迁移子代拥有房产和家用小汽车以及在当地的经济水平的影响系数均在0.0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见表7），说明劳动迁移者在迁入地的生活水平同样受到父代社会资源的影响，父代社会地位较高的子代在迁移后拥有住房和小汽车或经济水平高于迁入地平均水平的概率均更高。因此，劳动力迁移并不能阻断家庭禀赋对子代生活水平的影响，即使子代迁移到其他地区，父代仍能通过经济支持提高子代在迁入地的生活水平，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2。

表7 子代生活水平的多层Logit模型回归结果

从迁移子代的社会融入和主观福祉来看（见表8），父代社会地位对子代在迁入地参加文化活动、社交频率和生活幸福感的影响系数均在0.0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对子代沮丧情绪的影响系数在0.0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负。①由于篇幅原因，表8中并未显示未迁移分组的回归结果，父代社会地位在该分组中的系数均在0.0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说明父代社会地位越高，子代在迁移后的文化生活越丰富、在迁入地的社会融入度更高、对生活整体上感到幸福的概率越大、近期内感到沮丧的概率越小。因此，劳动力迁移并不能打破父代资源优势对子代文化生活和主观福祉的积极影响，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3。

表8 迁移子代的社会融入和主观福祉的多层Logit模型回归结果

此外，在个体层次变量中，教育水平能够显著提高子代的生活水平、社会融入和主观幸福感；健康情况可以显著提高子代的社会融入和生活幸福感、降低沮丧情绪。在地区层次中，地区收入水平对子代生活幸福感的影响系数在0.0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说明迁往平均收入水平更高的地区有利于提高劳动力的生活幸福感。

根据表5～8，在子代迁移后，父代社会地位对其工作舒适度和生活质量仍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子代工作收入影响不再显著，说明父代资源优势对子代在迁入地生活质量的影响并不是通过帮助子代提高收入水平而间接实现的。因此，社会资本的地域局限性是劳动力迁移能够打破家庭禀赋对子代就业质量的积极影响的重要原因，但不受地理距离约束的父代经济支持仍能为子代提供生活保障，是劳动力迁移无法打破家庭禀赋对子代生活质量影响的重要原因。高收入家庭可以通过资助子代购置住房和家用小汽车等方式，为其分担迁入地较高的住房成本和通勤成本，使子代保持较高的生活水平；子代在迁入地可以选择更为轻松的工作、社会融入度更高、文化生活更丰富，因而不易产生沮丧情绪，整体上具有较高的生活幸福感。此外，有研究发现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对其就业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具有资源优势的父代可以通过教育投资或言传身教等方式提高子代的教育水平。［21］因此，虽然父代社会资源对子代迁移后的劳动力市场表现影响不再显著，但仍可能存在通过子代教育水平影响子代就业质量的间接效应，劳动力迁移能在多大程度上削弱父代资源对子代就业质量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选取CGSS数据，采用多层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父代社会地位对子代劳动迁移后的就业质量和生活质量的影响，并与未迁移子代的就业和生活质量受到父代社会地位的影响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劳动力迁移可以有效削弱父代社会地位对子代就业质量的影响。社会地位较高的父代可以帮助子代在家乡取得高收入工作或成为管理者，但子代迁移后父代资源对子代的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不再显著。第二，劳动力迁移并不能阻断父代社会地位对子代工作舒适度和生活质量的影响。社会地位较高的父代可以通过资助子代购置房、车等方式帮助子代分担迁入地较高的生活成本，使子代在迁移后仍可以保持较高的生活水平，子代工作强度较低、工作自主度和稳定性较高，不易产生沮丧情绪，整体上具有较高的生活幸福感。第三，地区差异虽然不是造成个体就业质量和生活质量差异的主要原因，但却是影响劳动力就业质量和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地区间的收入差距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劳动迁移者的工作收入和生活幸福感的差异，迁移到收入水平更高的地区有助于提高家庭代际流动性。基于此，提出政策建议如下。

第一，劳动力迁移能够有效削弱代际收入传递，提高社会流动性，因此从政策上应该进一步破除劳动力迁移障碍，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推动城市公共服务按常住人口配置，提高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促进劳动力在地区间合理、畅通、有序流动，对于创造机会公平的就业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虽然研究证实了劳动力迁移并不能阻断父代资源优势对子代生活质量的影响，但事实上，为子代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提高家庭再生产能力也是劳动者积极工作的重要动力来源。因此，从政策上应该充分发挥家庭代际支持对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和主观福祉的积极作用，同时将社会资源的再分配向不具备资源优势的家庭进行倾斜，从改善弱势家庭的教育投资约束入手，通过教育机会公平化从根源上打破贫困的代际传递。

第三，父代资源优势能够显著提高子代在迁入地购房的概率，而能否在迁入地“安居”直接决定了迁移者的生活质量和长期居留意愿。面对流动人口的居住困境，政府一方面应该继续落实“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累计互认”的落户制度；另一方面也应该进一步加大对房屋中介行业乱象的整治力度，加强对住房租赁市场的监管，通过构建“租购同权”“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助力流动人口实现“安居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