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本土化探究
——以陈染的小说为例

钱子涵

陈染是20世纪90年代女作家中极富代表性的一位。学者戴锦华曾说过：“在她登场之初时，陈染是一个个案。而在‘女性写作’多少成了一种时尚、一种可供选择与指认的文化角色的今天,她仍是一个个案。”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量现代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涌入中国，给女作家带来或深或浅的影响。陈染抓住时代的契机，在充分借鉴西方文论之后，将理论融入自己的写作实践中，凭借私人化的笔调描写女性成长经验与历程，以温柔坚决的姿态抗拒男性话语，体现了女性主义在中国最初兴起时的特性，同时暗含了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本土化的线索。在她的作品中，精神分析女性主义与超性别意识尤为典型，但其本土化理论改造仍存在不足之处。

一、精神分析女性主义

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是在弗洛伊德和拉康精神分析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一种文学理论。该流派从人的心理结构出发，分析女性的身体、欲望、语言、潜意识等层面，推动女性主义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考察陈染的小说创作，不难发现其背后带有早期精神分析女性主义的深刻烙印。不论是跳脱的意识流动还是时不时出现的“秃头”“尼姑庵”“九月”意象，都一遍又一遍地向读者诉说着陈染与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之间隐秘的黏连。

幻觉与潜意识流动是陈染的小说的一大特色。弗洛伊德认为，梦是无意识欲望获得满足的良好途径，人们总是在幻想中使被压抑的欲望得以实现。陈染小说中的主人公总是不自觉地沉浸于自己的幻想中，在潜意识流动中体悟生命的真谛，感受命运的浮沉。例如，在《残痕》中，“我”幻想被截掉的左腿仍然存在，并引起“我”生理上的疼痛，但这一切仅仅是“我”的幻觉。经此，“我”意识到男女之间有一道无法跨越的精神鸿沟，个人的生命体验是孤独且痛苦的。除此之外，在《塔巴老人》《麦穗女与守寡人》《与假想心爱者在禁中守望》等作品中，也有大篇幅的幻觉与潜意识描写，勾勒出女性丰富细腻的精神世界，使读者对书中人物进行心理剖析的同时感受到幻觉描写的审美表现力，进一步深化小说主旨。

然而，陈染并不是与精神分析女性主义完全接轨。她在借鉴西方文论的同时对此加以改造，融入自己的理性思考，在继承、批判、反思中使其呈现本土化特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陈染的精神分析更接近于早期的精神分析女性主义者。她们对弗洛伊德的男性中心主义进行了猛烈抨击并强调男女差异，拒绝男性中心主义思维下对女性独特性的蒙蔽。陈染也在《超性别意识与我的创作》一文中写道：“她们早已经厌倦了弗洛伊德的力比多泛性主义,尤其讨厌弗洛伊德的‘阳具妒’谬论。”可见陈染对“生理决定命运”一说的极端反感与厌恶。但是正如前文所说，陈染并不是与精神分析女性主义完全接轨，她的身上体现出了一种更为圆融贯通、兼容并包的女性主义思想，如早期的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者将批判重点放在弗洛伊德的生理结构与逻各斯中心主义上，而忽视了精神分析的进步方面。但是陈染关注到了弗氏理论的进步方面，将焦点从对弗氏理论缺陷的批判转向对进步之处的深层次挖掘。体现在具体的文本中，陈染往往给主人公无意识的欲望表达找一个理性的缘由，用道德力量压制这种本能原始欲望。例如，在《嘴唇里的阳光》中，黛二本对给她造成童年阴影的象征男性力量的针头充满了恐惧，但是她最终在与医生孔森的爱情中克服了心理障碍，获得了精神上的宁静。陈染在小说中给弗洛伊德漫无边际的潜意识流动加上了理性收束，相信女性可以凭借自己的理性力量实现自我的超越，而不是依赖于男性力量的引导，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做出了修正。总的来说，在她的文本中，弗洛伊德的学说与早期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批评者的思想内涵皆有一定体现，在两者的综合作用下，陈染笔下的女主人公往往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获得心灵上的超越与救赎。这种对男性话语的疏离和女性心理的极致刻画体现出了陈染在理论吸收过程中的兼收并蓄，很难说没有受到长久以来中国文化的影响。中国自古有着极强的文化包容性，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到北宋的儒释道三教合一，再到近现代西方思潮的大量涌入，都体现出了中国文化海纳百川的面貌。这样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化脉络，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到了陈染这里就形成了两种理论彼此渗透、融会贯通的局面。

二、超性别意识

在中国，陈染是较早提出“超性别意识”的作家之一。她在《超性别意识与我的创作》一文中写道：“真正的爱是凌驾于性别之上的，异性恋的霸权地位终将结束，断壁残垣上将升起超性别意识。爱情可能会产生于异性之间，也可能会出现在同性之间，有时同性之间更容易相互理解和达成默契。”而这种超性别意识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伍尔夫“双性同体”理论的演变，陈染曾在一次访谈中说：“这是我十分欣赏的女性（伍尔夫）,我读过她不少笔记,文章都很漂亮,特别是我们共同的女性心理角度,使我们的许多想法格外贴近。”由此可见，陈染在小说创作过程中受到伍尔夫理论的较深影响并将此通过小说创作传达给读者， 进一步推动了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在小说《破开》中，陈染构造了一个女性之间的真挚情感世界。殒楠在和黛二交谈的过程中说：“性别意识的淡化应该说是人类文明的一种进步。我们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女人。”而黛二也对等待的那个人“放弃了性别要求”，“更愿意把一个人的性别放在他（她）本身的质量后边”，她“觉得人与人之间的亲和力，不仅体现在男人与女人之间，它其实也是女人之间长久以来被荒废了的一种生命力潜能”。显然，陈染是在借小说角色表达自己长久以来的性别观，她更希望两性之间是一种水乳交融的状态。女性写作也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对男性性别身份的批判与对抗，一味地执着于对抗只会限制情感表达。女作家更应该聚焦于女性内心的真正诉求，把性别角色的选择权利交到女性手中。

但是陈染的超性别意识并不是对“双性同体”理论亦步亦趋地模仿。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写道：“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中，有两种主宰力量，一种是男性因素，另一种是女性因素；在男人的头脑里，是男性因素压倒了女性因素；在女人的头脑里，是女性因素压倒了男性因素。正常而舒适的生存状态，是这两种因素一起和谐地生活……”简单来说，伍尔夫认为男女双方各有其不同的特质，只有当这两种特质在个体身上和谐相处，才能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但是 “双性同体”理论在现实生活中未免太过理想化而带有乌托邦之嫌。陈染受伍尔夫的启发，提出了中国本土化的“超性别意识”。在《超性别意识与我的创作》一文中，陈染明确阐述了此种观点。她从爱情观出发到创作姿态再到评判人的标准，规划出了一条明晰的理论路线。她并不要求男性特质与女性特质等同，只要作家能够表达出女性独特情感体验，就无所谓是男性特质多于女性特质还是女性特质压过男性特质。从某种层面上来说，超性别意识跨越了对性别角色的认同，达到了两性在文化和心理上的共通。因此和伍尔夫相比，陈染的“超性别意识”显得更为柔和，在现实生活中有进一步实现的可能性。她告诉作家不应该局限于对自身性别的书写，而应该摆脱单一偏激的性别观念，在适当时刻用异性的视域观照现实世界，摆脱性别对抗的怪圈。如果说“双性同体”强调的是和而求同，那么超性别意识更多的是强调和而不同。这一点很难说没有受到传统“阴阳学说”的影响。“阴阳学说”认为，阴阳双方是互相包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它是一个统一圆融的整体，追求的是平衡与和谐。中国人骨子里这种持重平和的中庸气质，在面对西方女性主义本土化的问题时就显得更为沉着冷静。体现在陈染身上，则是将“双性同体”理论转化为了“超性别意识”，该理论重点关注人类的普遍情感，将狭隘的女性话语空间向外扩展，在注意到性别差异的基础上进一步书写女性生活体验的独特性，展现出了更深刻、更细腻、更具现实意义的女性思想。

以此观之，陈染在吸收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基础上做了恰当的本土化扬弃。她更多地将目光转向女性心理，大胆张扬女性欲望，将女性与外部世界的对抗转化为内心世界的审视。这在以陈染为代表的一批女作家身上都有所体现，她们努力摒弃西方文论中不适合中国土壤的部分，结合写作实践以东方式的思维注入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更多活力，进一步推动了女性主义朝着纵深化方向发展。

三、本土化过程中的问题与不足

诚然，在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刚刚在中国兴起的文化语境中，不少作家与学者都对此做出了适当的回应，使西方文论与中国实现更好的接轨。其中，陈染以个人化的写作在文坛中异军突起，在吸收西方文论的同时对此加以颠覆与改造，做出了很好的示范。然而中国的现实情况不可避免地与西方存在着差异，一味地笼罩在西方文论的阴影下必然生长不出自己的理论之树。因此，在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本土化的过程中仍存在着一些成长空间。

纵观20世纪90年代往后的女性创作文本，我们便能发现这一批女作家大多放弃与外部男性世界做对抗，而是将目光转向女性自身，探索女性丰富的心理世界，形成了个人化/私语化的写作特色。无论是本文详细论述的陈染，还是与她同一时代的林白，都以描摹女性独特的生命体验为长，将女性成长过程中的矛盾心理展现得淋漓尽致。但是这也带来一个问题，尽管这些女作家竭力想要在文本中体现丰富的理论建构，但还是避免不了由于过于依赖单一的西方理论而造成的写作题材的局限性。阅读陈染的大量作品后，读者很容易感受到情节的重复，简化之后便可以归化出以下几个母题：从父亲角色缺位，到女性主人公沉浸于潜意识流动，最后实现自我超越。此外，母女矛盾、同性情谊描写也时常穿插其中，构成故事情节的一部分。一方面，陈染试图展现女性性别的独特性，专注女性个人生命经验，有利于推动女性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过于依赖单一的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很容易造成主题的累赘。内倾化的写作专注于个人意识的探索，然而个人的情感体验非常有限，想要挖掘更多的题材对于创作者来说不是一件易事。因而，我们读陈染的小说文本非常像少女的喃喃自语，它在体现女性痛苦、挣扎、孤独、兴奋的心理状态的同时又将文本内涵框定在了一定范围内，很难有更深层次的内涵表达。因此，如果女性主义要在中国实现本土化发展，更应该博采众长，而不应该依赖于单一的理论运用。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继续探讨如何发展本土化的具有创新精神的中国特色女性主义理论。

除了过于依赖单一的理论之外，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本土化过程中的一些理论异化也露出了端倪。为了展现女性的情感欲望，夺回女性对自己身体的言说权，陈染等一批20世纪90年代往后的女作家在文本中有意识地运用“躯体写作”。然而在商业化的市场驱使下，“躯体写作”出现了明显的异化。如果说陈染、林白在文本中对性的描述还是隐晦的，那么到了卫慧和绵绵的创作中则是将性直接袒露在读者面前。爵士乐、朋克等成为文本中常见的名词，身体与性更是写作题材的直接来源。一方面，以女性身体与性欲对抗男权话语确实有利于建构女性自己的话语世界，形成多元化的生命体验。但另一方面，过分强调身体快感，全方位展示女性隐私反而会将两性关系带向另一种极端，导致忽略两性之间的和谐平衡。无节制的躯体描写很容易落入消费主义的享乐陷阱，满足男性的猎奇心理，形成商业导向下的新型男性凝视。这种在消费主义下男性与书商的巧妙合作以势不可当的趋势侵占了女性的私人空间，掩盖了女性的真正诉求，最终使文本内涵流于低俗与肤浅。因此，在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本土化的过程中，我们要警惕理论的异化，多一些坚实的改造，结合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使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实现更好的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