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共享：功能良好数字社会的建构原则〔*〕
——基于德鲁克和梅奥的反思

谢新水

(首都师范大学 管理学院， 北京 100089)

一、引 言

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数字经济问题、数字技术问题、数字社会发展问题、全球数字鸿沟等都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进一步而言，在这些问题中，最需要关注的是什么呢？那必然是人的幸福以及坚持何种原则才能获得幸福的问题。目前，哲学领域关注的焦点问题是数字化对人的冲击与改变。海勒指出，人类的概念和宗旨已经发生巨大转变，以至于可以恰当地称之为后人类。〔1〕也就是说，电子人(Cyborg)出现、赛博空间形成后，离身性与具身性的问题得以提出，人类被后人类解构，带来了“新人的问题”。〔2〕由于基因技术不断侵蚀人性，福山关注生物技术改变人所带来的威胁，思考了“后人类”对现存阶级社会的冲击以及新人的社会生活问题。〔3〕由于数字化促使“肉身人”向“数字人”的转化，〔4〕“数字人”的出现不断冲击工业社会的法律体系，从而新的法律模式希望以人的数字属性为本位，确立法律权利形态和法律义务体系。〔5〕在社会领域，通过在线购物、在线支付、在线会议、在线学习等活动，为“数字人”打造了丰富的“数字生活”。〔6〕相应地，这一过程产生了诸多问题，如数字经济垄断、贫富差距增大、“饭圈”价值观混乱〔7〕及其治理问题〔8〕等；此外，数字鸿沟也成为了全球性问题。这些问题既与资本对数字利益的过度追逐有关，〔9〕与数字社会治理体系不完善有关，又与数字社会没有找到合适的建构原则有关。

社会既有自发秩序也有建构的秩序。在数字化过程中，人的幸福问题最终与建构一个什么样的数字社会有关。诚然，任何社会中人的问题必然有其历史性和社会性。目前，社会的数字化转型正处于混合与抽离的状态，要弄清数字化问题，不可避免地要去考察工业化的问题。基于历史和逻辑的视角来思考数字化过程中人的问题，从工业社会的生态和“工业人”的困境来考察工业化过程中的问题，发现工业化中的“陷阱”，以此为基础来思考数字社会建构过程中要坚持的原则，以此来解决“数字人”的幸福问题，是一条可行的思路。

现在看来，工业化是众多因素作用的结果。从物的角度看，煤、铁、机器、工厂、矿山、商品是工业化的核心要素；从组织角度看，市场、企业及社会组织是关键力量；从社会角度看，大工业、大规模生产、工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自由竞争是关键要素。然而，在研究工业化的西方学者中，梅奥(1880—1949)和德鲁克(1909—2005)的视角与众不同。他们从社会生态和人的关系层面去阐释工业化带来的社会问题。〔10〕在《工业人的未来》中，德鲁克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工业社会有“美好未来”之战？〔11〕在《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中，梅奥提出，工业社会为什么无法实现合作？现在看来，梅奥提出的问题，恰好是德鲁克问题的答案；就是说，正因为工业社会不合作的问题带来了工业社会的“美好未来”之战。

因此，本文从工业社会生态的角度来探究建构功能良好数字社会的原则，主要聚焦三方面的问题：一是德鲁克所考察的问题：为什么工业社会有“美好未来”之战？二是梅奥提出的问题：工业社会为什么没有解决合作问题？三是根据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的合作特性，提出了建构功能良好数字社会必须要坚持的原则。希望以此开阔数字化转型的思路，解决数字化过程中人的幸福问题。

二、德鲁克：为什么有“美好未来”之战

1942年，德鲁克的《工业人的未来》出版，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未结束。德鲁克的著作是反思性的。他将社会与政治秩序作为唯一论题，其中，他讨论的焦点问题之一是：为什么工业社会有“美好未来”之战？他指出，两次世界大战都是由工业社会的结构而起，它所谋求的是建立工业社会的原则、目标和制度，〔12〕这是西方社会追求美好未来的一场战争。〔13〕站在当下的时代回顾工业化过程中涌现的问题，需要深度思考的是，为什么工业社会竟然以战争的方式来追求美好的未来？形成这一社会恶性竞争结果的根源是什么？

(一)西方理性自由主义成为起点

在《工业人的未来》一书中，德鲁克考察了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两个重要现象。一是“所有西方国家通行的价值观、信仰和制度都在分崩离析，在其废墟上，极权主义得以蔓延滋长、大行其道”。〔14〕二是20世纪给人类带来最大灾难、伤害的战争和运动都是极权主义的“杰作”。〔15〕工业社会的大厦必然要建立在农业社会的废墟上，工业化过程中形成的新价值观、信仰和制度，必然要冲击农业社会以来的旧价值观、信仰及其制度体系。然而，现在依然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工业化过程中为什么会生成极权主义？为什么给工业社会带来了灾难的极权主义还能够大行其道？

从西方理性主义思想的发展中，德鲁克发现了极权主义形成的缘由，那就是，理性自由主义。德鲁克认为，理性自由主义的要义在于，它赋予人完美无缺的绝对理性。〔16〕在古希腊苏格拉底的思想中，理性主义就存在并被置于当时的政治之中。按照“拥有智慧者拥有至尊”的逻辑，苏格拉底可能是极权主义的暴君之父。〔17〕德鲁克看到，虽然理性自由主义者反对极权统治，但是，由于三个方面的原因，他们的哲学对极权主义毫无抵抗力。一是绝对理性主义的思想是极权主义的根源。一旦绝对理性主义的思想应用于政治之中，极权主义就必然要产生。二是不论在何处掌权，理性自由主义者都必然以失败告终。这是因为理性自由主义者可以毫无选择地反对和摧毁现存的一切制度，但缺乏创建新制度的能力。他们只能“破”不能“立”，只能消极批判，不能形成建设性的制度。三是理性自由主义者不但在政治上不会妥协，而且在政治行动上无所作为。〔18〕尽管，德鲁克的观点有些偏颇，但从逻辑上比较完整地解释了理性自由主义走向极权主义的过程。

启蒙时期，理性主义逐渐作用于工业化社会，其中卢梭(1712—1778)迈出了关键一步。他本人坚持绝对理性，认为无论是谁，只要拥有绝对理性，就有权利和义务将之强加给其他人，〔19〕从而为极权主义准备了理论支点。此后，孔德(1798—1857)是第一个将理性主义的目光投射到工业组织化过程的思想家。他对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和道德自由充斥的愤恨，都源于要围绕工业制造商来组织社会的企图。〔20〕作为社会学家的孔德，点燃了法国极权主义的导火索，拿破仑(1769—1821)则成为极权主义的实践者。在德国，希特勒(1889—1945)以生物决定论把理性自由主义转变为极权主义，并通过现代组织形式设计了极权组织、领导体制，并成为独裁领袖。〔21〕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标志着工业化过程中的极权主义达到了顶峰。

(二)工业社会生态陷入困境

德鲁克是管理学的创始人，更是一名社会生态学者，他真正关心的是个人在社会环境中的生存状态，管理则是他用来改善社会和人生的新工具。〔22〕他主张新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管理、社会制度和社会发展目标要相适应。虽然工业化给了西方一个“新社会”，形成了“工业人”，但是其社会信仰、价值观、社会制度、经济手段等仍处于前工业时期。在德鲁克看来，18世纪后期的庞大体系，没有创造出一个运转良好的功能性工业社会，甚至根本就难觅工业兴起的影子。〔23〕由于以下三方面的重要原因，致使工业社会生态陷入了困境。

一是对工业化认识不深和重视不够。可以觉察到，即使在急剧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大多数人也很难觉察社会的变化；恰恰相反，为了保护既得利益，一些人的短视和固执会随之增加。德鲁克指出，在新社会来临之前，大多数人无法觉察到，更不要说会自觉去支持它的到来。〔24〕在西方工业化过程中，主流意识形态没有觉察到工业化带来的变化——在具有决定意义的人物的思想中，工业与他们的信仰、价值观念都是格格不入甚至针锋相对的；他们对工业生产的社会和政治重要性毫无觉察，不能感知工业化社会与重商主义社会有着根本的不同。〔25〕二是“工业人”陷入困境。在德鲁克看来，在前工业体系下，工作安排问题并非社会问题，而是个人问题，是特殊问题而且不具有普遍性。〔26〕“工业人”面临的困境包括工作安排、失业和生活问题；但是，随着大规模工业化的到来，如果工人的工作没有得到妥善安置，他们将是工业社会的“难民”。〔27〕在现代工业生产中，工人的机械化和自动化操作，使工人成为服务于机器的“真人机器人”，他们没有社会身份和功能；进而，大量失业工人面临着经济性灾难和社会性剥夺，慢慢走入到了要造反的境地。〔28〕经济性灾难和社会性剥夺是工业化带来的非常危险的变化。三是阶级对立形成。汤因比指出，工业革命的本质是此前财富生产与分配的中世纪规制失效；〔29〕然而，工业化带来了社会财富分配失衡的问题。这恰如芒图〔30〕所观察到的，工业化过程中存在阶级对立的危险，它已使一些社会阶级诞生了，而这些阶级的发展和对抗正占满了我们时代的历史。〔31〕可以说，经济性灾难和社会性剥夺导致的阶级对立，严重破坏了工业社会的生态。

总之，由于对工业化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工业人”陷入了工作生活的困境，进而造成的贫富分化、阶级对立为极权主义的形成创造了社会条件。进一步而言，工业化过程没有形成功能良好的社会，却陷入到了转型发展多维的、深度的困境之中。

(三)用战争解决工业社会问题失败

工业化带来的迷茫为极权主义政治创造了条件。极权主义政治借此发起工业社会之战，美其名曰是为了工业社会的“美好未来”。这一计划表明的是：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失业、阶级对立等问题，只能通过战争才能解决。这就是纳粹主义的本质，即尝试以战争解决西方文明所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即工业社会的问题。〔32〕具体而言，他们采取的方式包括工业组织的政治化，〔33〕改造工业体系及其组织结构，〔34〕希望以此达到控制工业的目的。〔35〕按照德鲁克的考察，从战争性质来说，1914年战争是农业社会之战，反映的是封建社会的组织结构；1917年和1918年的诸多战役则是工业战役，〔36〕战争的价值是谋求工业社会的原则、目标和制度。〔37〕从战争过程看，工业社会之战是工业化能力之战，工业技术、组织、制度和运行方式在战争中得到了充分运用。轰炸机、坦克及其相应的技能，组织层级、等级、升迁都体现了工业化的要求。从战争结果看，工业技术、工业组织和工业制度相对发达、成熟的国家取得了胜利。这就说明，前工业时期的旧社会形态必须让位于工业新形态。〔38〕

德鲁克指出，人的社会性和政治性存在，要求社会赋予其个体成员社会身份和社会功能，而且，那些决定性的顶层权力本身必须是合法的，否则就无法形成一个功能性社会。〔39〕然而，纳粹主义控制工业体系的方式是不合法的，他们赋予“工业人”身份和社会功能的方法是全面备战和发动战争。只有通过战争以及全面备战，纳粹政府才能接管之前掌握在工业经理人和工会领袖手中的政治和社会权力，才能对工业生产体系进行全面和直接的控制。〔40〕对于爱好和平的人而言，全面备战和战争都是他们不愿意接受的、无效的社会整合方式，因此，从顶层设计来看，纳粹主义的做法是反动的，纳粹政府一开始就不是合法政府。

在工业化过程中，当工人成为可以随时替代的“齿轮人”后，工人和社会就脱离了联系，更不用说融入工业社会了。工业体系既没有为个人提供身份和功能，也没有建立起合法性的社会权力。〔41〕德鲁克的结论是，工业化过程中没有解决人的问题，没有建构一个适合“工业人”的社会，这是工业社会之战的根源。历史结果表明，纳粹主义的工业社会之战，无法解决“工业人”的问题。他指出：“如果我们不去努力化解那个更重要的、深藏不露的就业工人的社会功能问题，我们就可能会失败沉没。”〔42〕对此，德鲁克又进一步指出，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单纯从经济满足着手，经济满足不能造就一个功能性社会。〔43〕因为一个社会只有当它能够将其个体成员整合交融到一起时，这一社会才能正常运转。〔44〕然而，如何才能将社会成员整合交融到一体呢？德鲁克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三、梅奥：工业社会无法解决合作问题

在工业化过程中，科技创新、社会发展与社会管理能力的失衡，给西方社会带来了残酷竞争、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分裂加剧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既存在于市场和社会之中，又融入到了政治之中。在梅奥看来，工业化过程中的所有问题，包括技术发展与人际能力发展不平衡、权力结构的扭曲和代议制的低效等，最终都转化为社会不合作的问题。因此，解决工业化过程中的问题，本质上，就是要促进社会合作。然而，工业社会没有形成促进社会合作的环境，也没有找到促进社会合作的方法。

(一)技术发展和人际能力发展不平衡

根据社会性质的变化，梅奥将农业社会界定为定型社会，将工业社会界定为变动社会。〔45〕在定型社会，技术发展和人际关系的稳定性为个人发展技术性能力和人际能力提供了机会。〔46〕在这一相对简单的社会环境中，职业选择空间、生活空间、社会空间、心理冲击空间和人际交往空间都较小，人们的生活简单而稳定。然而，工业化带来的快速变化和对变化快速灵活的适用，使农业社会那种依赖既定社会规范和人际关系就能维持沟通合作的社会组织不复存在。〔47〕具体而言，农业社会的身份等级、血缘与家庭将个人和社会紧密联结在一起，农业社会成为了定型且具有确定性的社会。农业社会的权力乃是血统的附带功能，〔48〕在小社群中，个人利益服从团体利益，他们的一生都与整个社群密切相关。〔49〕也就是说，虽然农业社会的人备受物质匮乏的煎熬，但是“农业人”的社会合作性较强。

技术发展和人际能力发展不平衡带来了“工业人”的问题。工业化破坏了农业社会的学徒制。由于人际能力教育缺乏，人际能力的发展落后于工业技术的发展，从而对个人和社会产生了可怕的影响。〔50〕学徒制给予人两种能力，即技术能力和人际能力。这两种能力相辅相成，维持平衡。在培养过程中，学徒不仅学到了生产技能，而且被磨平棱角，获得了与人相处、交往的技能。这些技能促使农业社会有序运行。“工业人”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组织中度过，组织是社会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个人幸福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人的幸福与组织发展密切相关。然而，在工业化过程中，机器不断替代人，人成为了机器的“仆人”。随着货币工资的实现，人的流动性加强，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团体生活能力随之衰退，其结果是，为共同目标而合作的能力欠缺。〔51〕梅奥痛心地指出，如果我们的社会技能能够跟上工业技能发展的脚步，就没有另一场欧洲战争的爆发：这是我恒久不变的主题。〔52〕梅奥所指出的问题让人十分痛心。

(二)权力结构扭曲和代议制低效

在梅奥看来，工业化过程中权力结构扭曲和代议制低效带来了社会问题。一是权力过于集中导致权力结构扭曲。梅奥对权力的认识相对客观。一方面，他认识到了存在高度集中的权力：“霍布斯的伟大利维坦，圣典学者至高无上的权力，神秘的权威、奥斯汀的国家主权，这些都是同一样东西的不同名称，即为了国家或者教会的统一而产生的立法者不受限制的无上权力。”〔53〕他客观地表示了对权力集中的看法。“在国家面临危机的时候——经济萧条、战争、瘟疫、洪水、饥荒，中央当局必须集中权力，但是度过危机之后，中央的控制就要放宽，权威的中心仍旧归于周围的许多组织中。”在他的视野中，中央和周围的权力就是这样互补的——逻辑性的以及目的性的权力来自上部的控制，自发性的以及合作性的权力来自下部的控制。〔54〕在他看来，社会需要自发的、合作性的权力。二是社会失序导致代议制政府运行低效甚至无效。梅奥认为，西方民主即代议制民主，与高标准的工艺技术和文化水平(即智力)、高标准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社会群体高标准的合作(友好)密切相关。在物质生活水平差异显著、群际敌对和群际仇恨分裂的社会，代议制政体无法有效运行。〔55〕其实，无论任何体制的社会，只要它存在贫富差距、群际敌对、群际仇恨，就会缺乏合作能力。在这样的社会之中，任何政治体制都不会产生好的效果。梅奥希望，在工业化过程中，西方社会能够形成合作性的权力结构，但从历史发展的结果看，这只能成为一种空想。

(三)诉诸竞争无法解决社会合作问题

在工业化过程中形成的市场经济，进一步培养了西方文化中的竞争思维。在这一背景下，社会合作问题就很容易被漠视。梅奥对这一现象进行了非常严肃的批评。他指出：“我们知道如何在一瞬间之内毁灭万千人的性命，却不知道如何系统地设置引导各个组织以及各个民族在文明建设任务中相互合作。”〔56〕梅奥对工业化过程中社会无法有效合作的问题极其焦虑，他指出：“有效的合作是我们在20世纪中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这没什么‘主义’能够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我们必须安下心来脚踏实地解决。”〔57〕他对解决社会合作问题迫切期待：“尤其在工业社会，合作的问题比以往任何社会都更难解决。可以肯定地说，置若罔闻绝对不是解决工业社会合作问题的正确方法。”〔58〕就如何解决合作问题而言，他的策略是：“除了谋求技术发展之外，一个社会必须获得每一个人的有效参与协同合作。”〔59〕他特别关注人际关系和个人利益，他主张在基本的工业活动中要确保团体合作的顺利实现，并尊重个人利益。〔60〕

尽管梅奥对工业社会合作问题的思考有理想化的成分，但在今天看来，其观点依然有远见。可以说，梅奥的观点为解决德鲁克的问题提供了思路。在工业化过程中，西方社会为什么发动“美好未来”之战，乃是因为没有解决社会合作问题；然而，在工业化、市场化过程中培养的越来越深厚的竞争文化，无法促进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合作。虽然工业化促进了“工业人”之间的合作，使之形成了庞大的组织力量，这是社会事实，但是无产阶级的联合是为了反抗资产阶级的。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和行动中，追求合作的无产阶级成为了资产阶级的“掘墓人”，社会冲突的张力在工业化与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加大加强。

四、坚持以合作共享原则建构数字社会

目前，数字化是促进经济、技术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策略和动力，数字化已成为无法回避的概念，否则，当下的社会事件、社会问题都无法得到确切的叙述、分析、辩论与回复。在数字化过程中，“数字人”的生存状态是怎样的？“数字人”需要什么样的社会身份？数字社会需要什么样的社会功能？这些已经成为必须面对、认识并亟待解决的问题。从工业化的历史可以看到，过度的竞争、零和博弈不是促进数字社会建构的方式。正如梅奥所指出的，置若罔闻绝对不是解决工业社会合作问题的正确方法。从历史和现实的逻辑可以看出，只有坚持合作共享原则，才能建构一个功能良好的数字社会。

(一)数字化带来的颠覆性断裂

所有的社会变革都带来了社会断裂。在思考如何建构功能性数字社会之前，先要比较工业化和数字化所带来的社会断裂之间的差异。工业社会之所以成为一个社会类型，乃是因为它与农业社会有质的不同；工业革命之所以称之为革命，乃是因为这一革命造成了历史的断裂。正是在历史断裂之处，理论界看到了新社会发展的痕迹和路径。现在看来，工业化带来的社会断裂是腐蚀性的，但数字社会带来的断裂是颠覆性的。

首先，工业社会带来的是技术性断裂。工业技术是工业化的源头、原点。工业化使延续已久的农业技术断裂，进而引发了农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和人际关系的变革。由此引发了农业社会结构的变化，最终带来了社会断裂。其次，工业革命形成的断裂是局部而迟缓的。其实，只要不是通过战争引发的社会变革，普通人都很难觉察到，毕竟，这些变更都是从局部蔓延的，是迟缓地改变社会的。有学者指出，工业革命不是革命，而是一个经历了大体三百年的变革。工业革命作为一场“革命”，不曾发生过。〔61〕如果仅仅从技术带来的变化看，工业革命不是激进、激烈、突变的，而是犹如金蝉脱壳或煮水化盐，因此，工业革命其实是工业化。最后，工业化带来的替代是主动的。工业技术、理念和行动慢慢转化为具有自主性、积极传播和影响“他者”的力量，从而工业元素替代了农业元素，农业社会的时间、空间、经济、政治、社会发展模式被工业社会的新模式逐渐替代。

数字技术为数字化颠覆创造了条件，带来了快速、剧烈的颠覆性动力。其一，来源于工业化历史教训的动力。因为工业化造就了工业国家、世界强国乃至霸权国家，而农业国被殖民、蹂躏、奴役、挨打……工业化三百多年的历史暗示数字化过程中的人们，要主动与工业化断裂，快速脱离既往束缚。当数字化作为新标签覆盖在工业社会之上时，工业化的经验和教训促使绝大多数国家加强了数字化的决心——不能输在数字化的起跑线上，绝大多数国家希望以第四次工业革命为起点，努力奔向数字化的高处，俯瞰数字化进程，成为数字化的引导国。其二，来源于数字生产力的颠覆性力量。数字化过程中，数据、算法和算力、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技术正在形成数字生产力。“21世纪数字时代技术的使用者是所谓的‘技术接受者’，他们只能被动接受市场给予其的技术并对自身进行相应调整。”〔62〕数字生产力及其所形成的生产关系将不断驱动社会转型。以个性化服务为目标，数字化不断驱动数字经济的发展，不断营造社会新需求，不断推动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发展。这个过程是颠覆性的。可以看到，网约车替代出租车、共享民宿替代酒店、疫情期间健康码的使用、数字社交平台取代传统社交媒体，都带来了颠覆性的变革。其三，数字市场和数字服务的快速发展，以更快的节奏迫使人们接受这些颠覆性的技术，无论它们是否占有了我们的隐私、冲击了我们的生活。对于“数字人”而言，拒绝数字化意味着陷入数字鸿沟；对于企业而言，拒绝新技术，意味着走向死亡，〔63〕数字化将以更短的时间来推进和完成，“数字人”必须适应这种颠覆。

(二)数字化对“数字人”的冲击

在数字化过程中，数字技术正在改变并逐渐主导生活。在市场领域，拥有数字技术的个人获得了更好的薪酬，一些数字技术公司获得了巨额财富。在社会领域，数据和信息已成为每个人不可分割的构成性要素，它描绘、表达和建构了人们的自然本性、社会角色和个性特征，呈现着人们的人格尊严和主体价值。〔64〕此外，数字技术解析人为提升社会治理效率打下了基础。通过对思想流的分析，可以形成社会纽带的密度，促进新行为的传播，能够产生更大规模的想法流，进而提高生产率和创新能力。〔65〕数字技术正在建构数字社会，并给数字生活带来了方便、舒适和社会福利。同时，也必须看到，随着平台资本的无序扩张，数字化将诸多负面效能加在“数字人”身上。

其一，数字平台对“数字人”的遮蔽。无论在农业社会还是工业社会，连接是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方式。在古希腊，城邦既是城邦公民自由生活的领域，也是其不可逃离的领域。一旦被城邦放逐，就被城邦排斥，就沦为了野兽或化为神祇。在工业社会，“那些脱离社会、流浪无根、违背社会融合的个人，不仅仅显得非理性，而且对社会构成威胁，成为一种消极作用、威胁性的、幽灵般的神秘力量。”〔66〕当前，一些数字平台拥有断网、删号、屏蔽、锁定、下架、控屏等功能，有权力审核“数字人”提供的内容，甚至将用户提供的内容置于“永久的审核中”，从而让时间停止……一旦“数字人”被数字技术遮蔽，他们就失去了数字身份和数字功能，就不得不消失在数字世界。同样，数字世界也可以导致某些人的“社会性死亡”。概而言之，数字技术、网络和平台是数字社会基本的连接手段，“数字人”必须通过这些连接来实现社会功能。与之相随，陷入数字鸿沟的人、被人工智能替代的人都无法在数字社会获得身份，实现社会功能，这些人被数字社会遗弃、“遮蔽”，成为了“无分之人”。〔67〕

其二，数字技术对“数字人”的锁定。“数字人”生活在虚拟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数字技术能实现对“数字人”的锁定，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社会性锁定。数字技术、数字市场、数字服务是数字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是数字生活的基本构成要件，“数字人”要融入其中才能获得身份、开展数字生活，融入数字社会就意味着“锁定”。二是技术性锁定。数字技术和数字生活成为“数字人”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于“数字人”而言，接受意味着“锁定”和不可逃离。因为，对于“数字人”而言，没有数字技术就无法开展数字生活，现实生活也必然受到影响。三是控制性锁定。数字技术拥有者正在行使社会控制权。从当前数字平台的运行方式看，如果不交出数字平台所需的信息，就无法进入数字平台，获得数字身份和数字服务。四是行动性锁定。数字技术有跟踪功能。数字技术可以知道你在哪里，知道你和谁在一起，干了什么。在数字社会，人都是透明的，数字技术拥有者、占有者能看到你的一切行动轨迹。在数字社会，工业社会的隐私问题就需要重新定义。

其三，数字资本对“数字人”的控制。数字资本对“数字人”的控制可分为三类。一是数字资本对“数字人”的“时间控”，如“996”现象、“997”现象、平台对外卖小哥的时间控等。二是对“数字人”的“内心控”，如数字技术对人的解析，人的“单体化”，信息的自动推送、自动投喂等。三是对“数字人”的“价值控”。例如，作为共同体的“饭圈”是数字社会自组织的现象，饭圈中有偶像、团体、粉丝社群，有宣传组、新闻组、打投组、管理组，是一种组织体系严密的数字官僚组织。〔68〕数字化“饭圈”是培养流量明星的数字组织，数据与流量是评判偶像的显性指标。〔69〕“饭圈”连接了数字社会的资源，财富(粉丝购买)、能力(文艺美工)、公共关系(反黑控屏)，发挥拓扑结构的系统性优势，具有巨大的社会动员能力。〔70〕“饭圈”本质上是一种“价值控”。概而言之，“时间控”“内心控”和“价值控”都可以归为“算法控”。

总之，数字技术虽然带来了社会进步和社会福利，对数字社会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不能无视数字化带来的负面效应，而是要主动完善它，从而减少对“数字人”、数字生活和数字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三)以合作共享原则促进数字社会建构

如同所有的社会转型一样，数字化转型也隐含着诸多社会问题，平台垄断、资本无序扩张、算法陷阱、数字化颠覆和数字货币侵蚀等都成为热点问题，这些问题都在被世界各国积极审视。尽管这些问题是可控的，但决不可忽视其存在，因此，理论界和实践界特别需要关注数字社会生态的建构。现在看来，只有坚持合作共享原则，才能建构功能良好的数字社会。

一是坚持以合作共享原则创新社会发展理念。在数字化过程中，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新商业模式将为数字社会、数字生活提供核心组织、核心价值和核心制度。在这些核心要素的作用下，数字社会将形成新的理念、新的行为模式和新的社会秩序。巴纳德认为：“关于人的本质的信念，主宰着社会意志；而关于其终极圆满的信念，则创造了实现这一意志的追求氛围。”〔71〕在数字社会，哪些核心理念和价值观能够创新数字社会的发展呢？这就需要从数字经济的特性去思考。可以说，具有共享性的数据成为生产要素后，决定了数字经济成为一种新经济形态——合作经济，与数字经济相契合的合作共享理念，是契合数字社会发展的新理念。在数字社会发展过程中，不能忽视数字经济的合作价值，更不能忽视数字社会的合作特性。数字化追求的不是简单的“+数字”“+互联网”，而是以“数字+”“互联网+”为代表的深度融合。只有强化互联网思维和数字化认知，心中有了“化”的理念、眼中有了“化”的视角，才能不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数字化信息化转型。〔72〕因此，坚持以合作共享原则来创新数字社会的发展理念十分重要。一旦合作共享成为建构数字社会的原则，数字社会的合作秩序就能逐渐形成，数字化才能顺利发展，“数字人”乐观、充实、幸福的生活才有了实现的前提，否则，数字化转型就很艰难。

二是坚持以合作共享原则整合数字社会的意志。从工业化发展的过程看，整合个体中心主义者的意志是最难的事情，在数字社会，整合个体意志依然是时代课题。任何时代的转型都不如脱掉旧衣服、穿上新衣服那样容易，而是一个艰难撕扯与缝补断裂的过程。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新观念、新认知和新理念不断冲击既有世界观，建构功能良好的数字社会，必然要克服诸多阻挠和冲击。在任何社会转型过程中，由于对新时代认识不足、对既有利益不舍所导致的思想和行动的不一致，都会带来社会悲剧。只要旧时代的观念、制度和人还存在，既有的政治制度、政治权力、政治结构及其既得利益者还存在，旧世界的认知就会在很多人脑海中萦回，这些个体的意志就会给社会转型带来阻碍。数字化转型、数字社会的建构是一个转型、发展、机遇和挑战并存的过程。巴纳德将运转良好的社会称为功能性社会，即一个通过共同意志整合成员，并且由合法性权力统治着的社会。〔73〕在建构功能良好的数字社会的过程中，通过合作共享原则整合社会意志，建构数字社会的合法性权力，成为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思路之一。

三是坚持以合作共享原则赋予“数字人”社会身份和社会功能。在工业化过程中，大规模工业生产的发展，与“工业人”身份、功能和人际能力不匹配，形成了不良的社会生态，进而带来了贫富分化、阶级对立和社会秩序混乱等社会问题。社会不宽容、社会运动、社会斗争所引发的社会混乱，本质上都是社会不合作带来的问题。从工业化过程看，由于竞争文化愈来愈凸显，社会合作就很难实现；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更难找到实现社会合作的方法。期间，西方极权主义者通过纳粹组织促进“合作”，以战争来掌控工业组织和工业社会秩序的做法，既违背人性又无法获得社会合法性。现在看来，数字化过程中，工业社会业已形成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都已经身处其中，备受冲击。如果数字社会替代工业社会是必然趋势，那么赋予“数字人”社会身份和社会功能就是基础性工作。

在工业化过程中，德鲁克和梅奥都关心工业组织中“工业人”的生活状态，极力要求解决社会合作的问题。为了避免出现类似工业化过程中形成的奴役、动乱、斗争、战争、殖民与征服，有效地应对数字颠覆和数字冲击，赋予“数字人”社会身份和社会功能非常重要。数字社会需要形成与数字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如果数字社会没有赋予“数字人”身份，甚至剥夺了很多人的数字身份，就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一方面，“数字人”只能毫无目标地飘荡和空置于社会之中，即无法参与数字化，无法促进数字化过程中的合作，更有甚者，很多人将成为数字化过程中的负面力量。另一方面，数字技术投射到“数字人”眼中的“只是种种宿命般的超人力量，似乎能理解又似乎不能理解，似乎有意义又似乎无意义，半是光明半是黑暗，都永远遥不可及、不可捉摸”。〔74〕这样一来，功能良好的数字社会就无法形成，而且可能引发许许多多反数字化的力量。一旦数字社会不是一个功能良好的社会，数字社会就没有合法性，数字化转型就会失败，“数字人”就无法获得幸福。

五、结 语

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之所以说要坚持以合作共享原则来建构一个新的社会，乃是因为这一原则对建构新社会生态具有重要价值。目前而言，工业化依然与数字化混合而行，一些国家的工业化高于数字化，一些国家的数字化很快会超过工业化。毫无疑问，数字化是时代潮流，数字社会必然到来。在这个过程中，工业化的“铁花”将慢慢凋零，大数据的“智流”将慢慢浸润，数字技术将寻找最合适、最有竞争力的技术模式、组织模式与社会发展模式来打造数字社会。合作共享是数字化转型的核心价值。任何社会的转型都要关注人的幸福，从而在数字化过程中，保障“数字人”的发展和保证数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同等重要的任务。从数字化的过程可以看出，只有坚持合作共享的原则，才能消解、消除激烈的数据竞争、贫富差距和由此可能引发的社会对抗，才能建构和谐的数字文明。当然，要在全球建构一个能给“数字人”带来幸福的数字社会，还需要全人类的持续努力。

注释：

〔1〕〔美〕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刘宇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5页。

〔2〕冉聃：《赛博空间、离身性与具身性》，《哲学动态》2013年第6期。

〔3〕〔美〕弗兰西斯·福山：《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科技革命的后果》，黄立志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73-85页。

〔4〕吴冠军：《健康码、数字人与余数生命——技术政治学与生命政治学的反思》，《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9期。

〔5〕龚向和：《人的“数字属性”及其法律保障》，《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1年第3期。

〔6〕谢新水：《疫情治理中的健康码：认同与张力——基于“一体两面”三重交互界面的探究》，《电子政务》2021年第1期。

〔7〕曾庆香：《“饭圈”的认同逻辑：从个人到共同体》，《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年第19期。

〔8〕林升栋：《“饭圈”争议及治理》，《人民论坛》2021年第8期。

〔9〕〔70〕吕鹏：《“饭圈”的拓扑结构及其参与社会治理的思考》，《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年第19期。

〔10〕德鲁克的《工业人的未来》与梅奥的《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都是思考工业化问题的著作，发表的时间大体相同。这两本著作对数字化过程中人的发展问题的研究很有借鉴价值。

〔11〕〔12〕〔13〕〔14〕〔16〕〔17〕〔18〕〔19〕〔20〕〔21〕〔23〕〔25〕〔28〕〔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66〕〔71〕〔73〕〔74〕〔美〕彼得·德鲁克：《工业人的未来》，余向华、张珺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年，第6、1、6、6、131、144、137、138-139、9-10、141、47、48-49、72-75、12、97、97、95、2、1、4、26、98、78、76、80、89、20、22、29、19-20页。

〔15〕〔22〕〔美〕彼得·德鲁克：《工业人的未来》，“推荐序一”，第Ⅷ、Ⅵ页。

〔24〕据考证，19世纪20年代工业革命的概念才开始出现在法国，英国人并没有感受到工业技术的变革以及这种变革带来的社会连锁反应。1844年，恩格斯使用了工业革命的概念，但对于概念的社会传播来说其影响力依然有限。严鹏、陈文佳：《工业革命：历史、理论与诠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10-15页。

〔26〕〔27〕〔美〕彼得·德鲁克：《新社会》，石晓军、覃莜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年，第195、195-196页。

〔29〕〔61〕严鹏、陈文佳：《工业革命：历史、理论与诠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23、004页。

〔30〕芒图是法国历史学家，亦是研究工业革命的重要学者，他首创了产业革命的概念，但是，他只研究了19世纪最初十年英国的工业革命；然而，在那个时候工业革命政治和技术革命的影响力还未体现出来。

〔31〕〔法〕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杨人楩、陈希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434页。

〔45〕〔46〕〔47〕〔49〕〔50〕〔51〕〔52〕〔58〕〔美〕乔治·埃尔顿·梅奥：《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时勘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年，第14、15、16、6-7、17、16-17、28、12页。

〔48〕〔美〕包华石主讲：《西中有东：前工业化时代的中英政治与视觉》，刘东评议，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1页。

〔53〕〔54〕〔55〕〔56〕〔57〕〔59〕〔美〕乔治·埃尔顿·梅奥：《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前言”，第ⅩⅧ、ⅩⅨ、ⅩⅥ-ⅩⅦ、ⅩⅩ、ⅩⅨ、ⅩⅨ页。

〔60〕〔美〕乔治·埃尔顿·梅奥：《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译者序”，第Ⅷ页。

〔62〕〔英〕延斯·P.弗兰丁、〔英〕吉纳维芙·M.格拉蒙、〔英〕塞拉·Q.考克斯：《数字化颠覆》，风君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20年，“前言”，第002页。

〔63〕〔英〕延斯·P.弗兰丁、〔英〕吉纳维芙·M.格拉蒙、〔英〕塞拉·Q.考克斯：《数字化颠覆》，第039页。

〔64〕马长山：《智慧社会背景下的“第四代人权”及其保障》，《中国法学》2019年第5期。

〔65〕〔美〕阿莱克斯·彭特兰：《智慧社会：大数据与社会物理学》，汪小帆、汪容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63页。

〔67〕谢新水：《未雨绸缪:人工智能时代反哺性全民基本收入政策探究》，《学术界》2021年第3期。

〔68〕季为民：《警惕“饭圈”乱象侵蚀青年一代价值观》，《人民论坛》2021年第10期。

〔69〕刘海明、冯梦玉：《数据至上的“饭圈”乱象反思》，《青年记者》2021年第11期。

〔72〕陈曦：《大力推进数字化信息化转型》，《人民日报》2021年6月23日。